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固然有種種，而中國地理條件之區域性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的特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先從地理條件之區域性的獨立性來看。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極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條件較好的天然區域，這些區域的土壤、氣候和物產，可以造成若干個並立的經濟、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形勢正是各地封建勢力分疆割據的有利的客觀條件1。漢初，劉濞為首的叛亂，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2，這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物質力量無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在東漢末年預見到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慮到江東「國險而民附」、「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3，這些地理條件的。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日甚一日，這與安史之亂後中央集權的衰弱有很大的關係，但因地理條件而造成的各地經濟、政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原因。中唐時期的政治家、史學家杜佑論天下形勢說：巴蜀之地，「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揚州，「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荊楚之地，「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1。杜佑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從地理條件和歷史經驗來說明政治統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見解是很深刻的。在歷史上持續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縣制的爭論，也同地理條件與政治統治局面的關係相關聯著。從主張郡縣制的人來說，他們反對分封制，就包含了從地理條件上考慮問題的因素。西漢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認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2。這句話明顯地考慮到封國地域範圍的廣狹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與封建割據的關係。唐人李百藥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勢必要造成「紀綱弛紊」的局面3。柳宗元認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是其衰微喪亡的主要原因4。他們也是把地理條件作為立論的根據之一。至於南北朝的對峙，五代、十國的割據，以至宋、遼、西夏和宋、金的並立，都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條件的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物質因素。

再從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來看。我們認識中國地理條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僅僅從地理條件之區域性的獨立性來看，僅僅認識到這種獨立性對於造成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政治局面有很大的關係，還是很不夠的。我們還應該考察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考察這種統一性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這同樣是很重要的。中國地理條件，由於天然特點而自成一個自1參見鄧拓：《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第5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2版。2《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3《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1分別見《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2《新書·藩強》。

3《全唐文》卷一四三。

4《柳河東集》卷三。

然地區。這個自然地區的環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東與南濱海；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是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在這個自然地區裡，任何區域性地區的特點、區域性地區與區域性地區之間的差異及其產生的種種社會結果，一般地說，都不能不受到這個整體所具有的統一性的約束。中國地理條件的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這個影響至少表現在：第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歷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內向性，這是因為一則四出受阻，一則為大河流域的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漢唐而下，有所謂「絲綢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業也有發展：但這對歷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產生多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1，至元朝，「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2，直到後來的明、清兩代，其政治統一的局面，都是對這一地域範圍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政治活動的內向性，從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史的發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馬克思所說，亞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執行公共工程的職能。在中國歷史上，從傳說中的統治人物開始，直到歷代封建朝廷，都與執行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相關聯。水利事業的發達和封建專制的強化，這兩種表面看來完全不同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絡。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總論》引《荒政要覽》說：「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矣」1。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這種聯絡。我們從《二十四史》有關名史的《溝洫志》、《河渠志》、《食貨志》以及《地理志》關於水利事業的記載中，可以大致看出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在機構設施、具體措置和社會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見，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影響於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它有維繫國家統一的一面。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不只一次地出現過分裂割據狀態，但統一畢竟是主要的趨勢，這與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有極大的關係。

中國地理條件之區域性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在具體的表現上是很複雜的。如割據政權的建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地理條件，即必須有地方上的經濟條件作基礎。而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建立的割據政權，在利用地區經濟條件方面的情況是有差別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情況是開發，一種情況是濫用。從總的方面來看，南方的割據政權大多注意於開發，北方的割據政權則濫用多於開發。這是因為：第一，北方的割據大多表現為政治上的混亂、紛爭，極容易造成對自然富源的濫用；南方的割據，比之於北方的混亂和紛爭來說，顯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對自然富源作合理的開發。第二，由於北方開發較早，北方割據政權可以濫用這些已經開發出來的經濟成果；南方開發較晚，南方割據政權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於開發。從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的割據，還有南宋和金的割據，大致可以看出這種差別。再如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與地理條件的關係，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奪取和佔據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如漢、唐都以佔據關中地區作為統一全國的第一步。二是統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並不是豐腴的地區，但由於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了重要1《通典·州郡典》一。

2《元史·地理志》一。

1《農政全書》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的運輸渠道，從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生產資源，因而也能使統一得以存在和發展，如唐代後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條件影響到歷史上政治統治局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

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係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別和交往也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歷史，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論述。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係。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至於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1。杜佑在這裡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別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於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佈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別顯得更為突出。一般地說，漢族居住的地區宜於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於牧業。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於農業。這對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別，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程式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游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南方民族，往往侷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於聯絡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