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力資源豐富，據初步估計，河流的年總流量達二萬七千多億立方米。各主要河流，又都有通航之利。儲量極為豐富的煤、石油、鐵遍及全國各地。銅、鋁、鎢、銻、鉬、錫、錳、鉛、鋅、汞等礦產，以及油頁岩、磷、硫磺、菱鎂礦、鹽、石膏等，分佈也很廣泛。

中國的地域範圍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地域範圍內的地理條件及其變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地域遼闊，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遠的年代，黃河流域為我國曆史譜寫了豐富的、瑰麗的篇章，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是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些，都和那時黃河流域的地理條件有密切的關係。考古資料表明，我國遠古時期文化發達的地區是黃河流域，西起隴山、東迄泰山這一廣大平原地區，它與渭河下游、黃河中下游之間以及濟水的上中游相連的東西一線。這是仰詔文化遺址和龍山文化遺址分佈最稠密的地區，也是夏、商、西周三個王朝先後興起和立國的地區。在全國範圍之內，遠古遺存能夠與文獻記載的史蹟相銜接，當首推這一地區。這決不是偶然的。從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的面貌來看，從西周到漢代，黃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體上到處呈現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農作物組成的植被相當豐茂，說它是鬱鬱蔥蔥、到處顯現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風光，是並不過分的。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不僅有湖泊，有的湖泊還相當大，在全國的湖泊中也未見得有任何遜色。黃土高原雖然相當高亢，卻也有較為低下的平原，黃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還有相當開闊的河谷。那個時期的湖泊，許多就散佈在這些平原上或開闊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穫、楊紆和昭餘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並非沒有湖泊，加弦蒲藪，就與楊紆、昭餘祁齊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黃河氾濫、決口和改道的種種事故是很少見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濟之間，植被豐富，森林茂盛，氣候溫暖而溼潤，土質疏鬆、肥沃，宜於耕種，是當時農業最發展的地區。這樣的地理條件，比起當時周圍鄰近的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因而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都處於領先地位。1上面說的這種情況，從西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成書的《史記》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盛讚關中的地理條件及其富庶的情況，他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是全國財富最集中的地方。黃河下游的齊、魯一帶，雖比不上關中，但也是比較富庶的：「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鄒、魯一帶，也「頗有桑麻之業」。總之，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都是膏壤千里，氣候溫潤，宜於桑麻。與此相對照的是，當時的淮河以南及廣大的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遠不如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之高。在司馬遷筆下，西楚，「地薄，寡於積聚」；東楚，「其俗類徐、僮」，也比較落後；南楚，「其俗大類西楚」，而「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勞動人手的不足。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以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和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兩相比，可以看出，在西漢和西漢以前，這兩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優於南方的趨勢異常明顯。這與它們當時的地理條件是密切相關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不好；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為，當時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也有其優越於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之處，這應當是沒有疑問的。這種情況，只是由於後來地理條件本身的演變和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才有所改變。改變的結果，並不是二者趨於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舊的不平衡，即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超過了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宋代以後的大量的歷史資料反映了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長的時期裡，人們在研究和說明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條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們今天所處的地理條件同歷史上的地理條件混同起來，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來，關於古代黃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條件的研究，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示。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所造成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當然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這兩大水系的差別；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氣候、物產等不相同的地區，都是存在的。同時，這種不平衡現象不僅表現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總的趨勢的差別，也表現為各地區在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這後一種差別，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正是促進各地區、各生產部門加強聯絡的物質因素。在漢代，關中平原，人民「好稼穡，殖五穀」，以農業為主；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天水、隴西一帶，「畜牧為天下饒」；燕地，「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吳郡，「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等等1，各不相同。顯然，這種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也是和地理條件分不開的。1參見：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載《歷史地理》第三輯；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第174—178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1《史記·貨殖列傳》。

具體說來，生產部門發展的差別，是與一定的地理條件所能提供的產品分不開的，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尤其是這樣。司馬遷給我們提供了認識這個問題的很生動的歷史資料：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199900041_0140_0這裡說的陸地，澤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漢、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陳、夏，齊、魯，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主要是著重指出了地理條件的不同。人們只能根據自身所處的地理條件從事生產和組織生產，其產品自然也因地理條件的差別而有所不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之影響於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還間接地從各地區城市分佈狀況反映出來。城市本身並不是地理條件的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現以及它們在各地區的分佈狀況，卻不能離開一定的地理條件。古代東方的城市多具有軍事堡壘的性質，中國也是如此。所謂「城為保民為之也」2，「城者，所以自守也」3，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城，首先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脫離經濟上的支援。隨著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進一步聚集，日益增長的對手工業和商業的需要，城市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就逐漸顯得突出了。司馬遷論西漢社會經濟，對於都城長安和邯鄲、洛陽，臨菑、陶、睢陽、江陵、壽春、合肥、番禺、南陽等城市作為一方都會的作用，是很重視的1。而《漢書·地理志》記全國各縣治所，除備載其建置沿革、戶口多寡，亦注重記其山川形勢、物產所出，可見城市的興建和發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條件有關係的。從宏觀方面來看，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於西起今雲南境內瀾滄江與四川境內岷江以東、北至黃河河套與灤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即黃河流域中下游、長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經的區域2。歷史上城市分佈的這種狀況，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這一地區的良好的地理條件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發展和分佈的不平衡性，是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的一個表現；人們要認識或改變這種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認真考察各種地理條件因素。

地理條件之區域性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產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和「定於一」的大一統思想3，但政治上統一局面的出現、發展和鞏固，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爭霸和群雄兼併，出現了秦、漢皇朝的統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漢統一後卻又出現了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統一有過於秦、漢，但隋、唐之後再一次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不過分裂並沒有長期存在，最後是元、明、清三朝的統一。造成2《穀梁傳》隱公七年。

3《墨子·七患》。

1參見《史記·貨殖列傳》。

2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附圖21，三聯書店1983年12月第1版。3《詩經·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