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到湖廣方輿時，作者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199900041_0111_0作者一一分析了這三種不同結論的根據。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條件時，能夠緊緊把握住區域性和全域性的關係，並按照不同的層次來評價它們之間的關係。

以上這些，都顯示了顧祖禹的淵博和卓識。

《讀史方輿紀要》歷來受到人們很高的評價。人們稱讚它「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1《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2《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

1《讀史方輿紀要·浙江方輿紀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鑑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2。說它「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3。認為「非具上下縱橫之識而悠然有所會者，亦何有於是書」4，而其特點則在於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得失成敗之跡」5。這些評論，大多還是比較中肯的。

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有關論點西方學者對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這一問題，也有不少的論述。

近代歐洲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從而具有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desecondat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土壤的性質和地形的特點直接影響著國家的政體和法律的形式。他認為：一個國家土地優良就自然地產生依賴性。鄉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們不很關心他們的自由；他們很忙，只是注意他們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國家常常是「單人統治的政體」，土地不太肥沃的國家常常是「數人統治的政體」；這有時就補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山地、平原、近海三種地形會產生三種不同的政體，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在孟德斯鳩看來，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衛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熱情上有很大的差別，進而造成了他們對政體選擇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鳩還認為，土地腴瘠的不同，對於人們性格的形成、精神的薰陶也會造成很大的差別。他說：「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土地所不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怠惰、貪生怕死。」他還認為，氣候的不同，會影響到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面貌和命運：氣候比較好的地區容易受到別的民族的侵擾，如「波斯、土耳其、俄羅斯和波蘭的最溫暖的地區曾受到大小韃靼人的蹂躪」；而「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等等。1孟德斯鳩從論證「法律和土壤的性質的關係」出發，廣泛地探討了地形、氣候、土壤跟社會發展的關係。他在探討中所得到的一些具體的結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甚至是極其荒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國家的政體的形式，統通歸結為地形、氣候、土壤等地理條件，顯然是片面的。由於孟德斯鳩沒有較多地從物質生產方面來認識地理條件的作用，所以儘管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後世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即片面誇大地理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2《讀史方輿紀要》吳興祚序。

3《讀史方輿紀要》熊開元序。

4重刻《讀史方輿紀要》黃冕跋。

5《讀史方輿紀要》魏禧序。

1以上參見張雁深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279—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版。在孟德斯鳩後的一個多世紀，德國大思想家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精闢地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中明確地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這個概念，他這樣寫道：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絡，就是地理的基礎；假如把自然的聯絡同道德「全體」的普遍性和道德全體的個別行動的個體比較起來，那末，自然的聯絡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xt/pgn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作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型別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型別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