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1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1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歷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歷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歷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歷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係，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3這說明他對於都城在國史編纂內容上的重視。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歷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著重於地理條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樸曾上書言當世事，並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xt/pgn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裡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199900041_0104_0朱樸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採納。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樸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於社會的動亂、政治的腐敗，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樸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著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裡引證了朱樸的遷都議，認為：「其論‘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這也是贊成他的「隨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係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係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係作總的考察。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歷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於汴京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係；（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採唐人朱樸之議，移都南陽。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並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歷代「建邦設都」的歷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於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討歷史上「建邦1《元和郡縣圖志·序》。

2徐元文：《歷代宅京記》序。

3《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歷代宅京記》，就歷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他指陳了秦佔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內，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於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禎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主張1，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他窮究於地理而著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致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敘「輿地山川總論」。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它從地脈（山脈分佈）、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別）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別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內地而後邊疆，並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係、貿易關係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域性和部分、內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係。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1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關於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製度、佔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併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1，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勳田、僧田等情況2。關於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於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於江南的賦役之重。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3又引證王象恆《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1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2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別是江南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3；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的地步了4。關於水利，作者徵引大量歷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著重臚列歷代水利，有的著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於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於江南水利論述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