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貢獻。舉例來說：完善的鐵器的製造和風箱的使用，是開始出現於有關南方民族的記錄上。《荀子·議兵篇》說「楚人宛巨鐵鉇，慘如蜂蠆」。《史記·範睢傳》記秦昭王的話，說：「吾鬥楚，鐵劍利而倡優拙。」這是戰國末年的事，楚就是屬於「荊蠻」的民族系統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記吳人干將鑄劍，「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逐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橐就是冶鐵用的風箱，干將、莫邪是古傳說中很有名的兩把利劍。這是春秋末年的事，吳也是屬於「蠻夷」的民族系統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們長期以來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種植和織紡，主要從南方海島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數民族推廣的。《尚書·禹貢》篇說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揚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間的廣大地區。貝就是吉貝、劫貝、古貝的省稱，這原是印度以至馬來半島、中南半島等地對於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稱，後來廣東、福建也使用這個名稱。織貝就是用棉作成的織品。《禹貢》是一篇後起的書，但寫成的時期總也在戰國末年。據此可見南方海島上居住的少數民族用棉之早。後來又有新疆產的棉，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逐漸傳佈到全中國，代替了往日以絲麻作主要服裝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國的建築術，梁思成在《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的結尾，盛讚北京城是「世界絕無僅有的建築傑作的一個整體」，「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時代所沒有，即在現在，用最進步的都市計劃理論配合，仍然是保持著最有利條件的。」應該指出來，最初設計這個偉大傑作的工程師，正是一個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兒丁。這是陳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華化考》裡已經考實了的。近年以來，北京市的建設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築史上的成就還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歷史發展和多民族統一的發展不一定是同步的發展。但到了今天，這二者是同步前進的。

「一」和「多」，是辯證的統一。「一」存在於「多」中。「多」好了，「一」就會更好。反過來說，「多」要團結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歷史上的統治者，對「一」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多」，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發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發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這樣科學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個指頭都各有用處，但把指頭團結成拳頭，作用就會更大。

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儘量克服的難點。這個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現在作這個工作，還只是初步的嘗試，希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援和教益，使這項工作能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提高。

1見范文瀾：《中華民族的發展》，《學習》三卷1期。

第二章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第一節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中國史學家的有關撰述一定的歷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歷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於這方面的撰述。

物產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曆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並從而產生經濟區域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xt/pgn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確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著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產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產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確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著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這可見他關於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域性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別。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於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產、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讚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1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標《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係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佈的關係。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歷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眾」；三河北1《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眾」；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眾」。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係比較具體：關中之地佔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穡」，有的地區則「業多賈」1。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佈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朧認識。司馬遷還看到，關於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財富卻很多，以至佔了全國財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財富來。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誌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它們或記人口的分佈，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著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歷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婁敬建議都長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99900041_0102_0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劉邦徵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於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內。」這是從歷史上來看。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299900041_0102_1xt/pgn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