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著程式前進，一步高於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後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然後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後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全國性多民族統一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分裂。秦漢以後，出現了魏、蜀、吳的割據。經過西晉暫短的統一，又有五胡十六國之亂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與元之間，又有遼、夏、金與宋的對峙。但每經歷一次曲折，統一的規模就更為盛大，元比隋唐還要恢廓。在曲折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政權，就全國來說，是割據政權。從它們本身來說，也自有其歷史性的意義。在這些政權的統治範圍內，由於先進生產力的影響和統治者謀生存的需要，往往會出現生產力狀況的改善。自三國至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顯明的例證。地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為後來統一局面再度形成後提供了生產發展的一些條件。同時，地方政權往往也能根據本地區的特殊情況，創造和積累了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經驗。隋唐的官制、軍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繼承北朝長期實行的制度。從歷史的某一片斷來看，確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狀態的存在，但從歷史發展的全貌來看，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才是主流。

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幅員之廣大，自然條件的差異，生產狀況的不齊，如果得到適當的協調，則可轉化為發展生產的有利條件。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因自然經濟佔支配地位，交通運輸很不發達，交換經濟只起社會經濟的輔助作用，各民族地區間的物資交流基本上停滯於潛在的階段，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從而加強民族間的團結。但鹽鐵的販運，茶馬、皮毛、藥材的交易，植棉、紡織的推廣，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興修，還是多民族的統一為社會經濟帶來的進步。在經濟制度上，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區，漢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步前進的。在這時候，匈奴還處於奴隸制階段，西南夷還處在氏族社會末期。兩千多年過去了，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們還有封建所有制，奴隸主所有制、原始共產的殘餘以及民族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是多民族在經濟制度方面的表現。但無論如何，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漢族靠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族人民分別通過不同的形式，向社會主義邁進。

在思想上，統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所謂「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無從稽考，但總是詩人心目中很廣大的地方。他這兩句詩，表明了他的天下統一的思想。可能由於詩人對王權崇拜至極，難免有相當多的誇大。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1。南宮适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這所謂「天下」，意味著極為廣大的地區的統一。戰國時期，變亂日亟，人心思治。有人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孟子的話比孔子的話要更明白些，他說的是七國的統一。在戰國時期以後成書的《禹貢》，描畫了九州山川物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引鄒衍大九州之說，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國為赤縣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國還有九州，即如《禹貢》所說的九州。《禹貢》和鄒衍以九州說中國，都是指中國說的，但都還屬於地理概念，與孟子所謂「定於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頌秦功德，把破滅六國的統一，看作空前的大業。漢初，公羊學派藉助經典，把大一統的學說塗上神聖的光彩。此後，歷代皇朝都拿統一的規模作為當時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標。

在分裂的年代裡，割據勢力往往把自己說成是皇朝的正統，把統一作為奮鬥的方向。三國時期，魏地處中原，把自己說成是漢朝的繼續，要恢復全國的統一。蜀以自己姓劉，說自己是漢室宗親，要恢復漢家的舊業。南北朝時期，北朝說南朝是「島夷」，南朝說北朝是「索虜」。他們都自居為中國，要滅掉對方，統一全國。遼、宋、金的相峙時期，這三個朝廷也都自命為中國的主人，都設想由自己統治全中國。

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長期積累下來的政治威望，對少數民族是有吸引力的。這可能在形成傾向統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資治通鑑》卷一零四，晉孝武帝太元七年記載：秦王堅銳意欲取江東，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胡三省注：會，要也。言天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引《通鑑》和胡注，並加按語，說：正朔不歸夷狄，乃當時一般公論，不獨苻融言之。劉聰卒時，太子粲即位，靳準執而殺之，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盡臣節，無為不義。」此又一事也。嗚乎！晉澤實淺，何由得此。更可以楊盛1見《論語·季氏》。

2見《論語·憲問》。

父子之事觀之。《宋書·氐胡傳》：「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為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xt/pgn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199900041_0095_0這裡所舉的事例足以說明，在少數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這對於促進統一是有好處的。

在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之間有和好，有爭吵。和好，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民間的各種往來。爭吵，有時發展為戰爭。因此就有人問，民族關係史是以民族友好為主流，還是以民族鬥爭為主流？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須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鬥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鬥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鬥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第二，在歷史記載中，對於民族友好的記載往往不象記載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那樣引人注目。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即使是暫時性的、自發性的，也可以改變人們對於長期友好的印象。廓清歷史上所籠罩的一些迷霧，揭示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是須下一些苦功的。現在根據我們所接觸的材料看，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係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係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係到的地區上，在牽涉到的方面上，都是這樣。清代的統治者，對少數民族一手拉，一手打。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鬥爭中的聯合，聲勢極為浩大。辛亥革命以後，各族人民的聯合更為顯著。通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大增強了民族間的親密友好。這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主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很大的發展。在歷史上，民族之間曾發生過這樣那樣不愉快的事情，這基本上是由反動統治階級和歷史條件的侷限所造成的。我們撫今追昔，應該特別珍重歷史的主流。

對我國在歷史上的各方面的貢獻，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們研究得很不夠。對於漢族是這樣，對於少數民族更是這樣。比如，火藥、羅盤、造紙、印刷等四大發明，是應該大書特書的。這在有關的歷史書裡也都寫了，但對於它們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人類文化發展上所起的作用，卻很少認真地寫。至於它們後來在西方各國的發展，為什麼會超過中國，這個問題似乎是還沒有認真地研究。又比如，對祖國國土的開發，我國各族人民都有他們各自的功勞，但往往對少數民族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注意得不夠。范文瀾同志說得好：「依據歷史記載，共同開發中國的各民族，一般說來，漢族最先開發了黃河流域的陝甘及中原地區，東夷族最先開發了沿海地區，苗族、瑤族最先開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最先開發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南地區，東胡族最先開發了東北地區，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各族先後開發了蒙古地區，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北各區，黎族最先開發了海南島，高山族最先開發了臺灣。所以按照漢族今天居住地區看來，似乎中國領土上的極大部分都是漢族所開發的，其實，其中不少地區最先開發者，卻是已經消失了的和現實存在並發展的許多民族。事理很顯然，中國之所以成為疆域僅次於蘇聯，人口在全世界各國中居第一位，歷史悠久，延續不絕，在全世界各國中也居第一位的偉大國家，首先必須承認，這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男女勞動人民長期共同創造的成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