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如《平定雲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貴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關於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關隴紀略》等書，種類更多。這些書，在作者的主觀意圖上，都是歌頌清統治者鎮壓民族起義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這些反抗民族壓迫、反抗鎮壓的過程，同時，也不能不反映少數民族的聯合，他們公開打著反清的旗幟以及清軍藉助於帝國主義的軍火以加強其鎮壓的力量。這些情況包含著過去民族糾紛中所沒有出現過的因素，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義。

第二，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在這時期有了重大的改變。過去，在民族糾紛中，少數民族往往被認為是威脅中原政權的力量，現在，他們成為捍衛邊疆的重要力量。因此，當時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對國防的重視，跟民族史地研究聯絡起來。徐松《新疆識略》、張穆《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沈垚《新疆私議》、徐鼐霖《籌邊芻言》等，都是在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把邊疆民族史跟邊防聯絡起來，這是一個進步，它反映了邊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種變化，也意味著民族史撰述的一種近代化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國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視。清末，夏曾佑著《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民族問題在歷史程式中處於很重要的地位。他在書中的第二章第一節論說：「凡國家之成立，必憑二事以為型範。一外族之逼處，二宗教之薰染是也。此蓋為天下萬國所公用之例，無國不然，亦無時不然。此二事明，則國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書所述，亦也發明此二事為宗旨。」下文論到三國兩晉晉南北朝時民族的複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種族複雜之原，由於前後漢兩朝，專以併吞中國四旁之他族為務，北則鮮卑匈奴，西則氐羌，西南則巴賽，幾無不遭漢人之吞噬者。中國以是，得成大國，而其致亂，則亦因之。蓋漢人每於戰勝之後，必虜掠其民，致之內地，漫不加以教養。而縣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積怨既久，遂至思亂。若政府無事，尚有所畏。一旦有烽煙之警，則群思脫羈絆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備之眾，其事比御外尤難。故五胡之亂，垂三百年而後定也。其後河北之地，皆並於北魏。魏人於北邊設六鎮，配漢人以防邊，而自與其大姓居洛陽。久之，則強弱之形，彼此易位，適與兩漢時xt/pgn相反。於是高歡侯景等，稍稍通顯。至隋唐間，天下之健者，無一非漢人矣。此本篇所詳種族之大綱也。而其宗教複雜之原，則與種族相表裡。兩漢所用，純乎六藝耳。至魏晉時，乃尚老莊。其後漸變為天師道。天師道者，源起於三苗之巫風，而假合以外來之教，故尤與南方之漢族為宜。其時江左之大家，如王謝等，莫不奉天師道。而河洛秦雍諸國，其種人本從西北來，天竺佛教早傳於匈奴與西域，至此即隨其種人，以入中國。佛教之高深精密，其過天師道，本不可以數記。且孫恩之亂，假天師道以惑眾。其後士夫，多不喜言天師道。於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達江南。久之，與古之巫風合而為一。而儒家不過為學術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與也。此二者之變幻，自魏晉以後，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認為，民族問題既於政權興替密切相關，又於宗教信仰型別密切相關，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還是前所未有的。這顯然是跟作者所處的時代有關。這是當時國內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學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運動前後十餘年間，王國維對北方民族的歷史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考訂工作，對於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據古籍所記，結合古器物、古文字，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闢的論斷。他是用近代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續考》、《黑車子室韋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韃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一直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特別是這些作品引起了人們對民族史在中國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視。

第四，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國民族史出現。所謂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脫離了政治史的附屬地位，而向一個有豐富內容、有自己體系的獨立學科發展。梁啟超倡之於前，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呂振羽等相繼編寫於後。

梁啟超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這是一篇對中國民族發展相當概括的論述。梁啟超在書中解釋了「民族」一詞的函義，把「民族」跟「宗族」、「國民」區別開來。他論述了中國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國學者的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民族南來說沒有根據，並以《詩經》中的記載來反證《史記》中關於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認為，中國境內有六個民族，中國古代民族可分為八個組。而漢族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體。他這篇文章，有些話說得很有見識，概括能力也很強，但在對各個民族的分別論述和古今民族的演變上錯誤很多。從民族史研究的發展上看，這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

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的書都稱作《中國民族史》。呂振羽的書稱作《中國民族簡史》。四書對於民族的分類，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來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漢、滿、蒙、回、藏，加上了苗，還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在取材上，這四種書基本上根據舊史。呂振羽重視調查材料，而調查到的材料也不多。王桐齡書，實際上只是漢族形成發展史，對於其他民族，也只是就其與漢族有關係的史事說了一些。這書的特點是附表多，關於不同民族間雜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學習等，這些表可供參考。其它三書，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別陳述，不能對國內各民族作綜合的說明。作為書中主要內容的五族歷史，因研究得不夠，說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呂振羽試圖從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上解釋一些問題，並探索各民族的歷史前途。儘管他在具體的史實方面有不少誤解，但從書的總體上看，代表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從鴉片戰爭以來，民族史撰述是沿著近代化的傾向蹣跚前進的。因歷史條件的侷限，這種狀況很難改變。一直到了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各民族得到了解放，為民族史的調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條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樣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現。鴉片戰爭發生後的第三年，即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魏源的《聖武記》成書。魏源特別在序文中提到，本書「告成於海夷就欵江寧之日。」作者備陳清自開國以來軍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對當前軍備的見解。這是一部有愛國思想的書，就針對外國入侵的局勢立論的。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但《聖武記》中大量地頌揚了鎮壓少數民族的勝利，這又反映了滿漢統治階層的大民族主義的立場。

在辛亥革命前後，章炳麟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大民族主義者。他所著《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和《討滿洲檄》1，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當時的革命黨人具有類似思想的，頗不乏人。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他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地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是漢民族之統一。」2後來他提倡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即其中之一。他主張對外要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內要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但他把蒙古人和滿人都看作是歷史上的外國人或被漢人同化了的外國人，認為元、清兩朝的統治是中國亡了兩次國。這些顯然還是大民族主義的論點。

一九四一年，李維漢同志主編的《回回民族問題》出版。這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民族問題的第一部專書。書中講到回族的來源、回族長期被壓迫和鬥爭的歷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蘭教的關係，分析了西北伊斯蘭各個教派的經濟基礎，批判了各種有關回族問題的謬論。這是一部富有創見的書，也是為適應當時革命鬥爭需要的書。這書的名稱雖叫《回回民族問題》，實際上，它對開展民族問題的科學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內，有廣泛的指導意義。

《回回民族問題》出版後八年，呂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國民族簡史》中提出：「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要解決的國內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土地問題，一是民族問題。土地問題，由於二十年來革命實踐的體現，天才領袖的創造，已成了中國最先進人士熟知的科學；民族問題，我們也有著正確的原則、方針，並早已正式提到行動日程上，不過在全國人民，以至最先進人士裡面，大多還不如對於土地問題那樣熟悉。現抗戰勝利結束，進到和平民主事業的鬥爭，國內民族問題，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動日程上，我們應同時展開這個問題的研究工作。

「中國民族問題，從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的用語，是從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譯來的，馬列這個用語的本來意義是‘中華諸民族’或‘中國的民族’。但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卻從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來竊用這個神聖的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