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注：「此確鬥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嗚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開運三年：「契丹入汴，帝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範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這些注1，實質上表述了他對當時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這種感情是正當的，與一般的狹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誌、紀事本末的發展1參看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時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誌和紀事本末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漢書·地理志》和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都著錄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剛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縣一級的行政區劃，其職責是「主蠻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漢志》和《續漢志》還著錄有夜郎、臨羌、大夏、旄牛等地方，雖未稱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誌中著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從兩漢書開始的。後來的紀傳體史書，有地誌者，多循此例著錄，也都沒有作出具體說明。常璩《華陽國志》、樊綽《蠻書》對西南民族的記載，為學者所重，而內容和體例都不同於一般的地方誌，且後繼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時期，地方誌的修撰數量漸多，明清時期更趨繁盛。明修甘肅、寧夏、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廣西等省地誌，現存者約八十餘種，其間，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檢尋。明田汝城著《炎檄紀聞》，是關於廣西、雲南、貴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論及民族糾紛時，說這些糾紛「皆起於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建議之軫憂。」此書作者當然是站在統治階級方面說話的，但也有相當平實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誌，鉅製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圖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廣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雲南通志》三十卷，《雲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數民族關聯較多的地誌，《陝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肅通志》有五十卷，《湖廣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廳、縣的志書記有少數民族史蹟者，一時尚難詳悉。

紀事本末作為一種記事的體裁，先秦已經有了。以紀事本末作為某種史書的著述體裁，則是開始於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袁書中已有了關於少數民族的一些書目。以密切關係少數民族的一次事變或一次戰爭為記述物件，並以紀事本末的史體勒成專書的，是在明清時期才多起來的。明神宗時，李化龍奉朝命徵播州，約經六個年頭才把戰事結束。播州地居貴州、四川、湖廣之間，是苗民聚居地區。事後，李化龍撰《平播全書》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楊寅秋撰《平播錄》五卷。此外，馬文升的《西征石城記》、《撫安東夷記》，王軾的《平蠻錄》，也都是用紀事本末體寫的書。清代官修有關少數民族的紀事本末書，較明為盛，亦多鉅製。舉大家所知的書，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準噶爾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鴉片戰爭後，清代官修民族地方誌和民族史事紀事本末書仍在繼續。但因時代變了，書的形式雖不變，而意義不同了。

明清時期，封建制已處在衰老的過程中，但還有相當大的能量。它藉助於國家機器來阻礙新生力量的發展，企圖延續這個制度的生命。新的社會生產力已經出現，但還沒有具備突破封建制生產關係的力量。明清統治者對待少數民族都有一套相當穩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傳》在說到統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時，一要「額以賦役，聽我驅使」，就是要達到使人民群眾完糧、納稅、當兵、當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濟」，以「得其死力而不足為患」。所謂「恩」，是「假我爵祿，寵之名號」，實行對民族上層的收買。「威」，是對敢於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鎮壓。這一政策在清代對其他民族地區也同樣照辦，不過清代的作法要更具體些。它有一個分別對待的辦法，對滿蒙關係、滿藏關係、滿漢關係、滿回關係，都有區別對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時期所修官書，基本上都是歌功頌德的的作品，而地方誌則有較多的知識性的記載。但地方誌數量相當大，而且又是地域性、專題性的資料彙編，經過去偽存真的選擇，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還是具有相當豐富的史料價值。《明實錄》、《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經摘錄整理，並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檔案數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長時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參考。

在民族觀點方面，自明初以來數百年間，以民族歧視為特點的大民族主義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漢族主義和少數民族的大民族主義。當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的時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獨特的表現。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濃的人。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1亡國，是指朝代的興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權的毀滅，這裡實際上是指明亡清興。他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這是統治階層內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於劉聰、石勒的晉朝諸臣，「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是無恥敗類。這實際上也是他隱晦其辭地譴責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貴的前朝官僚、文人。顧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對清對漢族的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但顧炎武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少數民族的優點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說：「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2他列舉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紇的風俗以證其說。他所謂「外國」，按當時的用語，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數民族說的。

黃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與反對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還跟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密切結合。他的名著《原君》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xt/pgn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11《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2《日知錄》卷二九，《外國風俗》。

99900041_0026_0從民族思想的角度看，這是作者以史論的形式譴責民族壓迫的罪惡。他所指責封建專制下的種種罪惡活動，無不可理解為作者在指責清初統治者的罪惡。作者批評「小儒」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職者藉口的虛偽可笑。黃宗羲、顧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後人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傾向鴉片戰爭前夜和戰後百餘年間，中國民族史撰述上出現了近代化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聯合反清反封建壓迫的歷史。鴉片戰爭以後，官修地方誌和紀事本末體的書，數量還是很多的，甚至還超過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