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司馬遷還沒有「漢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會意識到這是為一個民族的形成寫歷史，但實際上他做了這個工作。一直到現在，他的工作成果還是我們研究漢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獻。

《史記》論述了不同民族的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於夷夏之別。

司馬遷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是理智的，沒有明顯的狹隘民族思想。《史記》記：「禹興於西羌」1，而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費，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2。又，春秋時，秦以「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3後來秦用商鞅變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史記》記周人歷史說，周在夏殷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文化較高的民族4。而周的先世卻曾「奔戎狄間」，到古公亶父始「貶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麼文化歷史的民族，但它卻是「夏后氏之苗裔」。5《吳太伯世家》說：「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越王勾踐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這些記載所反映的思想，與戰國時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認「用夏變夷」，而不承認夏會「變於夷」。《史記》的這些記載，則是「用夏變夷」者有之，「變於夷」者亦有之。

匈奴問題是漢代尖銳的民族問題。《史記》既反對匈奴對漢邊地的侵擾，也反對漢朝對匈奴牧地的侵奪。在關於河南地的爭奪上，《史記》肯定了匈奴在當地的主權。所以《匈奴列傳》記秦始皇侵佔這塊土地時是說：「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記匈奴冒頓單于時事，是說「悉1《吏記·六國年表·序》。

2《史記·秦本紀》。

3《史記·六國年表·序》。

4《論語·八佾》：「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

5《史記·匈奴列傳》。

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對於漢和匈奴間的戰爭，《史記》並不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漢武帝初年，「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但自王恢設計誆騙匈奴以後，雙方才不斷用兵。《史記》指出，漢家對匈奴用兵為自己帶來很大的困難。《平準書》指陳對匈奴戰爭的嚴重後果，說：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xt/pgn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

《匈奴列傳》對於漢廷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微婉其詞的。所以在列傳的結尾，感慨於《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但以《平準書》和《匈奴列傳》合觀，可見作者對自己的真實思想還是不願掩蓋的。司馬遷死後兩千多年的悠久歲月中，在漢與匈奴的問題上，很少有人能象他這樣看的。

班固的《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繼承《史記》，在民族史方面，對前史或續或補，對創興的新史專立篇目。它們在資料上可說是收集得不少，而見識上要比司馬遷差得多。

《漢書》的《匈奴傳》，有上、下兩卷，收錄了《史記·匈奴列傳》的舊文，增益了李廣利降匈奴以後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漢》和《後漢書》的《南匈奴傳》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對夏、殷以至東漢末年的匈奴歷史具有相當完整的記載。《漢書·西域傳》也分上下兩卷，比較系統地記錄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況，對於道里和戶口的數字也都有所記載。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資料。《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幾乎全是抄錄舊史，而所收文帝賜趙佗書和趙佗所上書，是《史記》所缺略的重要文獻。

《後漢書》的民族史部分，收羅繁富，甚見工力。《西域傳》、《南匈奴傳》接續前史，記錄了匈奴和西域在東漢時期的重大變化。《東夷傳》、《南蠻西南夷傳》好象是因襲舊規，而記載翔實，過於前史。西羌問題是東漢時期比較突出的民族問題，烏桓和鮮卑是這時期新興的民族，而鮮卑對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大有影響。《西羌傳》和《烏桓鮮卑傳》是《後漢書》新創的篇章。陳壽的《三國志》，一向同《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四史」，而陳書民族史部分很簡略，僅有烏丸、鮮卑、東夷傳，但也可與《後漢書》有關部分相參證。

在編寫體例上，《漢書》和《後漢書》都是按地區對多種民族作綜合表述，有時是以一個最佔優勢的民族為主而連帶敘述其他民族的。它們在表述民族史事時，往往穿插著有關的中外關係，使讀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區在中外關係史上的地位。這兩點，都是繼承了《史記》的編纂方法，對後來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響。一直到今天，這兩點還是值得采用的。

在觀點上，《漢書》不贊成漢對南粵、西南夷及朝鮮的用兵，而稱讚漢文帝對趙佗的安撫政策1。這種觀點還反映了班固對這些民族的鄙視態度，但比起他對待匈奴的態度來，還是溫和的。他說，匈奴是「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闢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2。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實的。這種對少數民族極為惡劣的態度，是很不妥當的。《後漢書》對兩漢時期民族關係的發展，指陳形勢，立論相當概括。在這一點上，《南匈奴傳·論》和《烏桓鮮卑傳·論》都表現了作者的史才。但《後漢書》忽視民族間的歷史友誼，而強調少數民族對中原皇朝的威脅。這種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是遠遠落後於司馬遷的。

《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成就不同，均為中國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研究的線索和撰寫的方法，在中國民族史的研究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重新組合的歷史記錄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民族重新組合的時期。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又一時期。關於這兩個時期的歷史記錄，在數量上的豐富是遠遠超過前代的。

三國時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鮮卑人等入居內地，跟漢人雜居。民族矛盾的機會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條件也增多了。此後，經歷了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戰亂、南北朝的對抗、北朝的分裂，經歷了北方民族的興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響下所起的變化，經歷了南詔的興起和吐蕃的強大。在長時期的歷史性的變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漢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數民族得到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國封建化過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組合的基礎上建立了興盛的皇朝。它們的朝廷上有來自少數民族的臣僚，它們的後宮坐著出身少數民族的皇后。

五代時，在五個小朝廷中，就有三個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佔有燕雲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號稱統一，實際上並沒有統一起來。在北宋時，契丹繼續強大起來，女真也強大起來，蒙古更強大起來。在蒙古族佔統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們，因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斷有大大小小的組合。在蔥嶺以西的許多民族的成員，也有不少人進入中國，日子久了，變成中國人。這時，居住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稱為「契丹」，實際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來的契丹人，還有別的少數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長江以南的人是稱為「漢人」，實際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漢人」的名稱，在當時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見若干不同民族間的區別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趨向淡薄了。據記載，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時包含幾個不同的民族成份。蒙古人當時在政治上是第1《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

2《漢書·匈奴傳·贊》。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賣給回回人、漢人為奴的。當然，這些蒙古人就可能變成回回人或漢人。安西王阿難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難答信奉伊斯蘭教，這些人大量地成為穆斯林，後來可能都成為回族人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大時代，其深度和廣度超過隋唐。在一定範圍內，元代的民族重新組合還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其後雖有滿族的入關，變動並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