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都已工作，該每月各出一半工資，償還她撫養的費用。這位小姐筆頭很健，狀子寫

得頭頭是道。還說自己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如何處處受壓。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將工

資之半，津貼姐姐的生活。我仔細看了法院的判決和原告的狀子，真想不到會有這等奇

事。我問順姐：

“你的孩子是她撫養的嗎？”

順姐說，大小姐當大學生時期，每年要花家裡多少多少錢；畢業後以至結婚後，月

月要家裡貼多少多少錢，她哪裡撫養過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錢，她弟弟妹妹就沒份嗎？

至於順姐欠的債，確是欠了。她頂缸當地主婆，勞累過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脫掉地主

的帽子，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當時丈夫已經去世，她帶了小女兒，投奔太太和大小姐。

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動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花了不少錢——這就是她欠的債，天天在償

還。

順姐敘事交代不清，代名詞所指不明，事情發生的先後也沒個次序，得耐心聽，還

得費很多時間。經我提綱摯領地盤問，知道她在地主家當丫頭時，十四歲就懷孕了。地

主家承認她懷的是他們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給順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給順姐的

媽，把她買下來。順姐是個“沒工錢、白吃飯的”。她為主人家生兒育女，貼身伺候主

人主婦，也下地勞動。主人家從沒給過工資，也沒有節賞，也沒有月例錢，只為她做過

一身綈料的衣褲。（這大約是生了兒子以後吧？）她吃飯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

候，添湯添飯，熱天還打扇。她是個三十元賣掉終身的女奴。我算算她歷年該得的最低

工資，治病的費用即使還大幾倍，還債還綽有餘裕。她一天幫三家，賺的錢（除了我為

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開銷。撫育她兒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嗎？

看來，大小姐準料定順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來；叫她眼看兒女還債，少不得多拿

出些錢來補貼兒女。順姐愁的是，二經法院判決，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樣，

老得還債了。

我問順姐，“你說的事都有憑有據嗎？”

她說：“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麼名目，她歷歷如數

家珍。

我說：“順姐，我給你寫個狀子，向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怎麼樣？我也能寫狀子。”

她快活得像翻譯文章裡常說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瞭然。擺出了這些事

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

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

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

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罵順姐：“我們好好一

個家！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家來。你算掙

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

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家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家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

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

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

“么么”。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家鄉，順姐的

“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

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家給她乾的。所以我越叫

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

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麼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

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

可奈何。我陪鬥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

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

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

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

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只剪短了我的頭髮。順姐為我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撣去頭髮楂子，一面

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

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

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只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家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

“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裡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

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

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家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

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

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家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

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

我下幹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家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

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

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

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家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幹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

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

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

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

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髮全都灰白了，

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腳踏車推著到我家。她當著兒女們沒多

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家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只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

置買了傢俱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家裡人。沒多久，“姐

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

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幹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只是她舊

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

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傢俱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

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

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麼倒翻下去了

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只是個丫頭，當地人都

知道的。這個地主家有一名轎伕、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

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

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

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

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

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只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

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只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

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

的劣跡；我也看到村裡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

病癒又在我家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

日，街道查戶口，她只好聞風躲避。她嘆氣說：“人家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

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家，每天到我家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

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家的大小

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

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傢俱。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

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家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

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

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傢俱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

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只為理直氣壯，

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瞭解和同情。順姐轉

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家，足有糧食

可吃。到“四人幫”下臺，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

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

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

人家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家，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

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

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

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么么”。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

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乾的？”

“北陽臺上，泡菜罈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

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癒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

地血。這時她家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

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

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餚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只我一人了。

也許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只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