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淪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夢裡，或將睡未睡、

將醒未醒的時候，常會聽到沉重的軍靴腳步聲。我們驚恐地悄悄說：“捉人！”說不定

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朋友間常談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門路的人就教我們，一旦遭到這類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營救；受訊時第一不牽累旁人，同時也不能撒謊。回答問題要爽快，不能遲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則招致敵人猜疑。謊話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說的儘量巧妙地隱瞞。

那時默存正在寫《談藝錄》。我看著稿子上塗改修補著細細密密的字，又夾入許多

紙條，多半是毛邊紙上用毛筆寫的。我想這部零亂的稿子雖是學術著作，卻經不起敵人

粗暴的翻檢，常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一天上午九十點鐘，默存已到到學校上課。我女兒圓圓幼年多

病，不上學，由我啟蒙，這時正在臥房裡做功課。我們的臥房是個亭子間，在半樓梯。

樓下挨廚房的桌上放著砧板，攤著待我揀挑的菜——我正兼任女傭，又在教女兒功課。

忽聽得打門聲，我就去應門；一看二位來客，覺得他們是日本人（其實一個是日本人，

一個是朝鮮人，上海人稱為“高麗棒子”）；我忙請他們進來，請他們坐，同時三腳兩

步逃上半樓梯的亭子間，把一包《談藝錄》的稿子藏在我認為最妥善的地方，隨即斟了

兩杯茶送下去——倒茶是為藏稿子。

他們問：“這裡姓什麼？”

“姓錢。”

“姓錢？還有呢？”

“沒有了。”

“沒有別家？只你們一家？”

“只我們一家。”

他們反覆盤問了幾遍，相信我個是撒謊，就用日語交談，我聽個懂。

“有電話嗎？”

我告訴他們電話在半樓梯（我們臥房的門口）。我就站在桌子旁邊揀菜。

叔父在三樓，聽日本人用日本話打電話，就下樓來，他走到我身邊，悄聲說：

“他們是找你。我看見小本子上寫的是楊絳。你還是躲一躲吧。”

我不願意躲，因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閱歷有識見的人，他叫

我躲，我還是聽話。由後門出去，走幾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訴叔父“我在五

號”，立即從後門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歲，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帶著個女傭住一間底層的大房間，

我從小喜歡她，時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見了我很高興，說她恰恰有幾個好菜，留我吃

飯。她怕我家裡有事，建議提早吃飯。我和她說說笑笑閒聊著等吃飯。飯菜有炒蝦仁、

海參、蹄筋之類。主人殷勤勸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飯。我怕嚇著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過一向和她說笑，心上直掛念著該怎麼辦。

飯後，她叫我幫她繞毛線。我一面繞，一面閒閒地說起：家裡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繞完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驚說：“啊呀！你怎麼沒事人兒似的呀？”

我說：“不要緊的，我怕嚇了你。”

正說著，九弟（默存的堂弟）跑來了。他說：“日本人不肯走，他們說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帶走。”

“我知道這是叔父傳話，忙說：‘我馬上回來。你在大門口附近等著宣哥（默存），

叫他別回家，到陳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機靈可靠，託他的事準辦到。”

我想：溜出門這半天了，怎麼交代呢。一眼忽見一籃十幾個大雞蛋，就問主人借來

用用，我提著籃子，繞到自己家大門口去敲門。我婆婆來開門。她嚇得正連聲嚷氣，見

了我惶急說：“你怎麼來了？”我偷偷兒對她擺手，一面大步往裡走，一面大聲說：

“我給你買來了新鮮大雞蛋！又大又新鮮！”說著已經上樓，到了亭子間門口。只見圓

圓還坐在小書桌橫頭，一動不動，一聲不響。櫃子和書桌抽屜裡的東西部倒翻在書桌上、

床上和櫃子上。那“高麗棒子”回身指著我大聲喝問：“楊絳是誰？”

我說：“是我啊。”

“那你為什麼說姓錢？”

“我嫁在錢家，當然姓錢啊！”

我裝出恍然大悟的樣兒說：“原來你們是找我呀？咳！你們怎麼不早說？”我把籃

子放在床上，抱歉說：“我婆婆有胃病，我給她去買幾個雞蛋——啊呀，真對不起你們

兩位了，耽擱了你們這麼多時間。好了，我回來了，我就跟你們走。”

日本人拿出一張名片給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貝當路日本憲兵司令部。

我說：“好吧，我跟你們一起去！”

日本人說：“這會兒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點，你來找我。”

我問：“怎麼找呢？”

“你拿著這個名片就行。”他帶著“高麗棒子”下樓。我跟下去，把他們送出大門。

據家裡人講，我剛溜走，那兩個客人就下樓找“剛才的婦女”。他們從電話裡得知

楊絳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見，當然得追究。我婆婆說“剛才的婦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歲，相貌服裝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們隨即到我屋裡去搜查，一面

追問圓圓，要她交代媽媽哪裡去了。圓圓那時八歲，很乖，隨那兩人嚇唬也罷，哄騙也

罷，她本無表情，百問不一答。

日本人出門之後，家裡才擺上飯來。我婆婆已嚇得食不下咽。我卻已吃了一餐好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