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打定主意，什麼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乾脆說：“沒有。”他又要筆記本。我隨手打
開抽屜，拿到兩本舊筆記，就交給他。他說：“我記得你不止兩本。”的確不止兩本，
可是當時我只拿到兩本。我說：“沒有了”。那位年輕人也許本性溫和，也許有袒護之
意，並不追問，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剛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疊整齊的筆記本，
原來交出去的那兩本是因為記得太亂，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處。
我經常失眠，有時精神不振，聽報告總專心做筆記，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兩本是
倦極亂記的，我不便補交，乾脆把沒交的一疊筆記銷燬了事，這件事就置之腦後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眾開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樓”了。我是
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從“牛棚”“下樓”，還得做一番檢討。我認真做完檢討，滿以
為群眾提些意見就能通過，不料他們向我質問“四個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
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哪裡跳出來四個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筆記本開啟，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認出“四個大妖精”原來是“四個大躍進”，想不到怎麼會
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我腦筋裡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記本上，前後共有四次
“四個大躍進”，只第二次寫成“四個大妖精”。我只自幸沒把糧、棉、煤、鐵畫成實
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腳，畫成跳舞的妖精。這也可見我確在悉心聽講，忙著記錄，
只一念淘氣，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可是嚴肅的革命群眾對“淘氣”是不能理
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長了一百張嘴，也不能為自己辯白，有人甚至把公認
為反動的“潛意識論”也搬來應用，說我下意識裡蔑視那位做報告的首長。假如他們
“無限上綱”——也不必“無限”，只要稍為再往上提提，說我蔑視的是“大妖精”，
也許就把我嚇倒了。可是做報告的首長正是我敬佩而愛戴的，從我的上意識到下意識，
絕沒有蔑視的影蹤。他們強加於我的“下意識”，我可以很誠實地一口否認。
我只好再作檢討。一個革命派的“頭頭”命我把檢討稿先讓他過目。我自以為檢討
得很好，他卻認為“很不夠”。他說：“你該知道，你筆記上寫這種話，等於寫反動標
語。”我抗議說：“那是我的私人筆記。假如上面有反動標語，張貼有罪。”他不答理，
我不服氣，不肯重作檢討，自己解放了自己。不過我這件不可饒恕的罪行，並沒有不了
了之。後來我又為這事兩次受到嚴厲的批評；假如要追究的話，至今還是個未了的案件。
我說四個妖精都由堂吉訶德招來，並不是胡賴，而是事實。我是個死心眼兒，每次
訂了工作計劃就一定要求落實。我訂計劃的時候，精打細算，自以為很“留有餘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個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
個工作日，我覺得太少了，還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個工作日，真是
難之又難，簡直辦不到。因為面對書本，埋頭工作，就導致不問政治，脫離實際。即使
沒有“運動”的時候，也有無數的學習會、討論會、報告會等等，佔去不少時日，或把
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麼較大的運動，工作往往全部停頓。我們哪一年
沒有或大或小的“運動”呢？
政治學習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應該認真學習，積極發言。可是我認為學習
和開會耗費時間太多，耽誤了業務工作。學習會上我聽到長篇精彩的“發言”，心裡敬
佩，卻學不來，也不努力學。我只求“以勤補拙”；拙於言辭，就勤以工作吧。這就推
我走上了“白專道路”。
“白專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過這條道路的都會知道，這條路不好走。而翻譯
工作又是沒有彈性的，好比小工鋪路，一小時鋪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時就欠多少平方米
——除非胡亂塞責，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額多幹；如果工作順利，就
是說，原文不太艱難，我也超額多幹。超額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虧欠可以彌補。
攢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攢下的，開一個無聊的會就耗盡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
攢“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計劃完成。便在運動高潮，工作停頓的時候，我還偷工夫
一點一滴的攢。《堂吉訶德》的譯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積聚而成。我深悔一心為堂吉
訶德攢“私蓄”，卻沒為自己積儲些多餘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虛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
每夜躺著想這想那，卻懵懵懂懂，一點沒想到有妖精鑽入筆記。我把這點疏失歸罪於堂
吉訶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會嗔怪的。
我曾想盡辦法，要把堂吉訶德救出來。我向沒收“黑稿子”的“頭頭”們要求暫時
發還我的“黑稿子”，讓我按著“黑稿子”，檢查自己的“黑思想”。他們並不駁斥我，
只說，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廁，費不了多少時間，
同夥還沒掃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覺得單獨一人傻坐在辦公室裡不大安全，所以自願
在群眾的辦公室外面掃掃窗臺，抹抹玻璃，藉此消磨時光。從堂吉訶德被俘後，我就想
藉此尋找他的蹤跡。可是我這位英雄和古代小說裡的美人一樣，“侯門一入深似海”，
我每間屋子都張望過了；沒見到他的影子。
過年以後，有一次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裡
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忙抱起放在一隻凳上，
又驚又喜地告訴同夥：“我的稿子在這裡呢！”我打算冒險把稿子偷走。出門就是樓梯，
下樓就沒人看守；抱著一個大紙包大模大樣在樓梯上走也不像做賊，樓下的女廁雖然不
是我打掃的，究竟是個女廁，我可以把稿子暫時寄放，然後抱回家去。當然會有重重險
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監視我們的是個老幹部。我等他一轉背，就把稿子搶在手裡，
可是剛舉步，未及出門，我同夥一個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錯誤牽累他嗎？那可怪
不到他呀；他該是出於對我的愛護吧？他指著我大喝一聲：“楊季康，你要幹什麼？”
監視的幹部轉過身來，詫異地看著我。我生氣說：“這是我的稿子！”那位幹部才明白
我的用意。他倒並不責問，只軟哄說：“是你的稿子。可是現在你不能拿走，將來到了
時候，會還給你。”我說：“扔在廢紙堆裡就丟了”。我沒留底稿，丟了就沒了！”我
不記得當時還說了什麼“大話”，因為我覺得這是吃了公家的飯乾的工作，不是個人的
事。他答應好好兒保藏，隨我放在哪裡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書櫃裡，又怕佔了太好的
位置，別人需要那塊地方，會把稿子扔出來。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謹謹慎慎放在書櫃
頂上，嘆口氣，硬硬心，撇下不顧。
軍工宣隊進駐學部以後，“牛鬼蛇神”多半恢復人身，重又加入群眾隊伍，和他們
一起學習。我請學習小組的組長向工人師傅要求發還我的譯稿，因為我自知人微言輕，
而他們也不懂得沒收稿子的緣由。組長說：“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問。”我得耐心等
待機會。工人師傅們一下班就興沖沖地打球，打完球又忙著監督我們學習，機會真不易
得。幾個月來，我先後三次鑽得空子，三次向他們請求。他們嘴裡答應，顯然是置之不
理。直到下放幹校的前夕，原先的組秘書當了我們組的學習組長。我晚上學習的時候，
遞了一個條子給他。第二天早上，他問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親自去找來，交給我說：
“快抱回家去吧！”
落難的堂吉訶德居然碰到這樣一位扶危濟困的騎士！我的感激，遠遠超過了我對許
多人、許多事的惱怒和失望。
四精彩的表演
我不愛表演，也不善表演，雖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戲院的大舞臺，我仍然沒有表
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幫”挨鬥，我們夫婦在陪鬥之列。誰是導演，演出什麼戲，
我全忘了，只記得氣氛很緊張，我卻睏倦異常。我和默存並坐在臺下，我低著頭只顧瞌
睡。臺上的檢討和臺下的呵罵（只是呵罵，並未動武），我都置若罔聞。忽有人大喝：
“楊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臺！”我忙睜目抬頭，覺得嘴裡發苦，知道是心上慌張。
可是一會兒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臺是難免的。
我們夫婦先後都給點名叫上舞臺。登臺就有高帽子戴。我學得訣竅，注意把帽子和
地平線的角度儘量縮小，形成自然低頭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彎成九十度的直
角才行，否則群眾會高喊：“低頭！低頭！”陪斗的不低頭，還會殃及主犯。當然這種
訣竅，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應用。我把帽子往額上一按，緊緊扣住，不使掉
落，眉眼都罩在帽子裡。我就站在舞臺邊上，學馬那樣站著睡覺。誰也不知我這個跑龍
套的正在學馬睡覺。散場前我給人提名叫到麥克風前，自報姓名，自報身份，挨一頓混
罵，就算了事。當初坐在臺下，唯恐上臺；上了臺也就不過如此。我站在臺上陪鬥，不
必表演；如果坐在臺下，想要充當革命群眾，除非我對“犯人”也像他們有同樣的憤怒
才行，不然我就難了。說老實話，我覺得與其罵人，寧可捱罵。因為罵人是自我表演，
捱罵是看人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演——表演他們對我的心意，而無意中流露的真情，
往往是很耐人尋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齣精彩的鬧劇，充當了劇裡的主角。
《幹校六記》的末一章裡，提到這場專為我開的鬥爭會。
群眾審問我：“給錢鍾書通風報信的是誰？”
我說：“是我。”
“打著手電貼小字報的是誰？”
我說：“是我——為的是提供線索，讓同志們據實調查。”
臺下一片怒斥聲。有人說：“誰是你的‘同志’！”
我就乾脆不稱“同志”，改稱“你們”。
聰明的夫婦彼此間總留些空隙，以便劃清界線，免得互相牽累。我卻一口擔保，錢
鍾書的事我都知道。當時群情激憤——包括我自己。有人遞來一面銅鑼和一個槌子，命
我打鑼。我正是火氣沖天，沒個發洩處；當下接過銅鑼和槌子，下死勁大敲幾下，聊以
洩怒。這來可翻了天了。臺下鬧成一片，要驅我到學部大院去遊街。一位中年老幹部不
知從哪裡找來一塊被汙水浸黴發黑的木板，絡上繩子，叫我掛在頸上。木板是滑膩膩的，
掛在脖子上很沉。我戴著高帽，舉著銅鑼，給群眾押著先到稠人廣眾的食堂去繞一週，
然後又在院內各條大道上“遊街”。他們命我走幾步就打兩下鑼，叫一聲“我是資產階
級知識分子！”我想這有何難，就難倒了我？況且知識分子不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嗎？叫又何妨！我暫時充當了《小賴子》裡“叫喊訊息的報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
人，又自報訊息。當時雖然沒人照相攝入鏡頭，我卻能學孫悟空讓“元神”跳在半空中，
觀看自己那副怪模樣，背後還跟著七長八短一隊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場鬧劇實
在是精彩極了，至今回憶，想象中還能見到那個滑稽的隊伍，而我是那個隊伍的首領！
群眾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見了我直想笑。有兩人板起臉來訓我：
誰膽敢抗拒群眾，叫他碰個頭破血流。我很爽氣大度，一口承認抗拒群眾是我不好，可
是我不能將無作有。他們倒還通情達理，並不再強逼我承認默存那樁“莫須有”的罪名。
我心想，你們能逼我“遊街”，卻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說：
“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
五簾子和爐子
秋涼以後，革命群眾把我同組的“牛鬼蛇神”和兩位本所的“黑”領導安頓在樓上
東側一間大屋裡。屋子有兩個朝西的大窗，窗前掛著蘆葦簾子。經過整個夏季的曝曬，
窗簾已陳舊破敗。我們收拾屋子的時候，打算撤下簾子，讓屋子更軒亮些。
“牛鬼蛇神”的稱呼已經不常用；有的稱為“老傢伙”。“老傢伙”的名稱也不常
用，一般稱“老先生”。我在這一夥裡最小——無論年齡、資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
最晚。同夥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後沒事人兒一般，滿不在意，不免詫怪。其實，我
捱整的遭數比他們多（因為我一寫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說，下筆就露餡兒，流露出
“人道主義”、“人性論”等資產階級觀點）。他們自己就整過我。況且他們是紅專家，
至少也是粉紅專家，或外紅裡白專家，我卻“白”而不“專”，也稱不上“家”。這回
他們和我成了“一丘之貉”，當然委屈了他們，榮幸的是我。我們既然同是淪落人，有
一位老先生慨然說：“咱們是難友了。”
陳翔鶴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難友發了一點小牢騷，立即受到他領導好一頓訓斥，因此
他警告默存：“當心啊，難友會賣友。”我為此也常有戒心。不過我既然和難友風雨同
舟，出於“共濟”的精神，我還是大膽獻計說：“別撤簾子。”他們問“為什麼？”我
說：“革命群眾進我們屋來，得經過那兩個朝西的大窗。隔著簾子，外面看不見裡面，
裡面卻看得見外面，我們可以早作準備。”他們觀察實驗了一番，證明我說的果然不錯。
那兩個大破簾子就一直掛著，沒有撤下。
一位難友曾說：“一天最關鍵的時刻是下午四時。傳我們去訓話或問話往往在四點
以前，散會後群眾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點沒事，那一天就平安過去了。”他的觀察果
然精確。不過自從我們搬入那間大屋，革命群眾忙於打派仗，已不大理會我們。我們只
要識趣，不招他們就沒事。我們屋裡有幾隻桌子的抽屜是鎖著的，一次幾個革命群眾洶
洶然闖進來，砸開鎖，抄走了一些檔案。我們都假裝不見，等他們走了才抬頭吐氣。砸
鎖、抄東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見。我們有簾子隱蔽著，又沒有專人監督，實在很自由。如
果不需寫交代或做檢查，可以專心學習馬列經典，也不妨傳閱小報，我抽屜裡還藏著自
己愛讀的書。革命群眾如有事要找我們，等他們進屋，準發現我們一個個都規規矩矩地
伏案學習呢。
那間屋子裡沒有暖氣片，所以給我們裝了一隻大火爐。我們自己去拾木柴，揀樹枝。
我和文學所的木工老李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鋸子，大家輪著學鋸木頭。我
們做過些小煤餅子，又搬運些煤塊，輪流著生火和封火；封滅了明天重生，檢查之類的
草稿正可用來生火。學部的暖氣並不全天供暖，我們的爐子卻整日熊熊旺盛。兩位領導
都回家吃飯，我們幾個“老先生”各帶一盒飯，先後在爐子上烤熱了吃，比飯堂裡排隊
買飯方便得多。我們飯後各據一隅，拼上幾隻椅子權當臥榻，疊幾本書權當枕頭，胡亂
休息一會兒。起來了大家一起說說閒話，講講家常，雖然不深談，也發點議論，談些問
題。有時大家懊悔，當初該學理科，不該學文學，有時我們分不清什麼是“大是非”，
什麼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時某人出門買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
人相輕”；又說是：“同行必妒”。我們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
簾子的蔽護和爐子的溫暖，實在是難而又難的難友啊！
六披著狼皮的羊
我們剛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檢討交“監管小組”審閱。第一次的審閱最認真，
每份發回的檢討都有批語。我得的批語是“你這頭披著羊皮的狼！”同夥所得的批語都
一樣嚴厲。我們詫怪說：“誰這麼厲害呀？”不久我們發現了那位審閱者，都偷偷端詳
了他幾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來是個謹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綽號的慣例，
把他本人的話做了他的名字，稱為“披著羊皮的狼”，可是我總顛倒說成“披著狼皮的
羊”，也許我覺得他只是披著狼皮的羊。
探險不必像堂吉訶德那樣走遍世界。在我們當時的處境，隨時隨地都有險可探。我
對革命群眾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監管小組“探險”。
一次我們宿舍大院裡要求家家戶戶的玻璃窗上都用硃紅油漆寫上語錄。我們大樓的
玻璃窗只能朝外開，我家又在三樓，不能站在窗外寫；所以得在玻璃內面，按照又笨又
複雜的方式，填畫成反寫的楷書，外面看來就成正文。我為這項任務向監管小組請一天
假。那位監管員毫不為難，一口答應。我不按規格，用左手寫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
工作，“偷得‘勞’生‘半’日閒”獨在家裡整理並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監管員又輕
易請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爐壞了，得修理。這個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
不準，叫我下班後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應了。我只費了不到半天工夫，自己修好了；
又偷得勞生半日閒。過些時候，我向那位“披著狼皮的羊”請假看病。他並不盤問我看
什麼病，很和善地點頭答應。我不過小小不舒服，沒上醫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
清閒。我漸漸發現，監管小組裡個個都是“披著狼皮的羊”。
秋涼以前，我們都在辦公室裡作息。樓上只有女廁有自來水。樓上辦公室裡寫大字
報的同志，如要洗筆，總帶些歉意，很客氣地請我代洗。飯後辦公室人多嘈雜，我沒個
休息處。革命群眾中有個女同志頗有膽量，請我到她屋裡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談，也不
表示任何態度，但每天讓我在她屋裡睡午覺。有一次我指上紮了個刺，就走進革命群眾
的辦公室，伸出一個指頭說“紮了個刺”。有一位女同志很盡心地為我找了一枚針，耐
心在光亮處把刺挑出來。其實紮了個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說，我這來仍是存心“探
險”。我漸次發現，我們所裡的革命群眾，都是些披著狼皮的羊。
我們當了“牛鬼蛇神”最怕節日，因為每逢過節放假，革命群眾必定派下許多“課
外作業”。我們得報告假日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又得寫心得體會。放假前還得領
受一頓訓話，記著些禁令（如不準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個新戰鬥團體的頭頭放假
前對我們的訓話不同一般。我們大家都承認過一項大罪：“拒絕改造”。他說，“你們
該實事求是呀，你們難道有誰拒絕改造了嗎？‘拒絕改造’和‘沒改造好’難道是一回
事嗎？”我聽了大為安慰，驚奇地望著他，滿懷感激。我自從失去人身，難得聽到“革
命群眾”說這等有人性的語言。
我“下樓”以後，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沒人來管我。有一次，革命群眾每人發一枚
紀念章和一部毛選。我厚著臉去討，居然得了一份。我是為了試探自己的身份，有個曾
經狠狠捱整的革命派對我說，“我們受的罪比你們受的厲害多了，我還捱了打呢。”不
錯呀，砸抽屜、抄檔案的事我還如在目前。不久後，得勢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們一
個個受審問，受逼供，流著眼淚委屈認罪。這使我想到上山下鄉後的紅衛兵，我在幹校
時見到兩個。他們住一間破屋，每日揀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類當飯吃，沒有工作，
也沒人管，也沒有一本書，不知長年累月是怎麼過的。我做“過街老鼠”的日子，他們
如餓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幾何時，他們不僅脫去了狼皮，連身上的羊毛也在嚴冬季節
給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頭，債有主”；我們老傢伙也罷，革命小將也罷，誰也不是
誰的敵人。反正我對革命的“後生”不再怕懼。
在北京建築地道的時期，攤派每戶做磚，一人做一百塊，得自己到城牆邊去挖取泥
土，然後借公家的模子製造，曬乾了交公。那時默存已下幹校，女兒在工廠勞動，我一
人得做磚三百塊。這可難倒了我，千思萬想，沒個辦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監管我的小將
求救。我說：“咱倆換工，你給我做三百塊磚，我給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
應。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磚，卻說我“這麼大年紀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還欠著
那套毛衣。
幹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繩子纏捆，因為由卡車運送，行李多，車輛小，壓擠得
厲害。可是我不復像下幹校的時候那樣，事事得自己動手，總有當初“揪出”我們的革
命群眾為我纏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們會關心地問我：
“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嗎？”或預先對我說好：“我們給你捆”。默存同樣也有人代勞。
我們由幹校帶回家的行李，纏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開繩索，發現一隻大木箱的蓋已經
脫落，全靠纏捆得好，箱裡的東西就像是裝在完好的箱子裡一樣。
我在幹校屬菜園班，有時也跟著大隊到麥田或豆田去鋤草，隊長分配工作說：“男
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兩行——楊季康，管一行。”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幹農活
有一手。有兩個能手對我說：“你一行也別管，跟我們來，我們留幾根‘毛毛’給你
鋤。”他們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陣風似的掃往前去。我跟在後面，鋤他們特意留給我的
幾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許還以為我是勞模呢。
默存同樣有人照顧。我還沒下幹校的時候，他來信說，熱水瓶砸了，借用別人的，
不勝戰戰兢兢。不久有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來找我，說他就要下幹校，願為“錢先生”
帶熱水瓶和其他東西。他說：“不論什麼東西，你交給我就行，我自有辦法。”熱水瓶，
還有裝滿藥水的瓶，還有許多不便郵寄的東西，他都要求我交給他帶走。默存來信說，
吃到了年輕人特為他做的蔥燒鯽魚和油爆蝦，在北京沒吃過這等美味。幹校搬到明港後，
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氣冷了，我一次去看他，發現整個大窗的每條縫縫都
糊得紋絲不透，而且乾淨整齊，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我每想到
他們對默存的情誼，心上暖融融地感激。
我們從牛棚下樓後，房子分掉一半。幹校回來，強鄰難與相處，不得已只好逃亡。
我不敢回屋取東西，怕吃了眼前虧還說不清楚。可是總有人為我保鏢，幫我拿東西。我
們在一間辦公室裡住了三年。那間房，用我們無錫土話，叫做“坑缸連井灶”；用北方
俗語，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聽來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裡的生活，給我們
留下無窮回味。文學所和外文所的年輕人出於同情，為我們把那間堆滿什物的辦公室騰
出來，打掃了屋子；擦洗了門窗，門上配好鑰匙，窗上掛好窗簾，還給拉上一條掛毛巾
的鐵絲。默存病喘，暖氣片供暖不足，他們給裝上爐子，並從煤廠拉來一車、一車又一
車的煤餅子，疊在廊下；還裝上特製的風斗，免中煤氣。默存的筆記本還鎖在原先的家
裡，塵上堆積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費了兩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兩天沒好生吃飯，
卻飽餐塵土。默存寫《管錐編》經常要核對原書。不論中文外文書籍，他要什麼書，書
就應聲而來。如果是文學所和外文所都沒有的書，有人會到北大圖書館或北京圖書館去
借。如果沒有這種種幫忙，《管錐編》不知還得延遲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們“流亡”期間，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輸氧四小時才搶救出險。他因大腦皮層
缺氧，反應失常，手腳口舌都不靈便，狀如中風，將近一年才回復正常。醫生囑咐我，
千萬別讓他感冒。這卻很難擔保。我每開一次大會，必定傳染很重的感冒。我們又同住
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我怕傳染他，只好拼命吃藥；一次用藥過重，暈得不能起床。大會
總是不該缺席的會，我不能為了怕感冒而請假。我同所的年輕人常“替我帶一隻耳朵”
去聽著，就是說，為我詳細做筆記，供我閱讀，我就偷偷賴掉好些大會和小會，不但免
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時間。我如果沒有他們幫忙，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也不知得拖延
多久才能譯完。關注和照顧我們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間“披著狼皮的羊。”
七烏雲的金邊
接西方成語：“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銀邊”。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經過
不同程度的摧殘和折磨，彼此間加深了一點了解，孳生了一點同情和友情，就該算是那
一片烏雲的銀邊或竟是金邊吧？——因為烏雲愈是厚密，銀色會變為金色。
常言“彩雲易散”，烏雲也何嘗能永遠佔領天空。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
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