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不是
“革命”的主要物件，尤其像我這種沒有名位也從不掌權的人，一般只不過陪著挨鬥罷
了。這裡所記的是一個“陪鬥者”的經歷，僅僅是這場“大革命”裡的小小一個側面。
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
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
一風狂雨驟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陰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對默存說：“我今
天‘揪出來了’，你呢？”
他說：“還沒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後他也“揪出來了”。
我問默存：“你是怎麼‘揪出來’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貼了我幾張大字報。”
我倒記得很清楚。當時還沒有一張控訴我的大字報，不過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
會前群眾傳看一份檔案，傳到我近旁就跳過了我，好像沒有我這個人。再一次大會上，
忽有人提出：“楊季康，她是什麼人？”並沒有人為我下定義，因為正在檢討另一“老
先生”。會後，我們西方文學組的組秘書尷尬著臉對我說：“以後開會，你不用參加
了。”我就這樣給“揪出來了”。
“揪出來”的算什麼東西呢，還“妾身未分明”。革命群眾天天開大會。我門同組
“揪出來”的一夥，坐在空落落的辦公室裡待罪。辦公室的四壁貼滿了紅紅綠綠的“語
錄”條，有一張上說：拿槍的敵人消滅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一位同夥正坐在這
條語錄的對面。他好像阿q照見了自己癲痢頭上的瘡疤，氣呼呼地換了一個坐位。好在
屋裡空位子多的是，我們是有自由隨便就坐，不必面對不愛看的現實。
有一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我們在冷冷清清的辦公室裡正把這個檔案
細細研究，竊竊私議，忽被召去開大會。我們滿以為按這個指示的精神，革命群眾該請
我們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不料大會上群眾憤怒地控訴我們種種罪行，並公佈今後的待
遇：一，不發工資，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份
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三，組成勞動隊，行動聽指揮，並由“監管小組”監
管。
我回家問默存“你們怎麼樣？”當然，學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們倆的遭遇也相仿
佛。他的專職是掃院子，我的專職是掃女廁。我們草草吃過晚飯，就像小學生做手工那
樣，認真製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
黑底白字。我給默存找出一塊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
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
自掛在胸前，互相鑑賞。我們都好像阿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阿麗思的名言：
“curiouserandcuriouser！”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學部沒有大會堂供全體開會，只有一個大蓆棚。有一天大雨驟
冷，忽有不知何處闖來造反的紅衛兵，把各所“揪出來”的人都召到大蓆棚裡，押上臺
去“示眾”，還給我們都帶上報紙做成的尖頂高帽。在群眾憤怒的呵罵聲中，我方知我
們這一大群“示眾”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見同夥帽子上都標著名目，如“黑
幫”、“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
等。我直在猜測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散會我給推推揉揉趕下臺，可是我早已脫下自己的
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來是個“資產階級學者”，自幸級別不高。尖頂高帽都需繳還。
帽子上的名目經過規範化，我就升級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默存一樣。
我和同夥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湯雞，不料從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
凌戲侮，稱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
這就是所謂“怪頭”。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他的“學士頭”改為“和尚
頭”，抹掉了那個“十”字，聽說他的一個同夥因為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
不但不為他理髮，還給他扣上字紙簍子，命他戴著回家。
我的同夥沒遭這個惡作劇，可是宿舍大院裡立刻有人響應了。有一晚，同宿舍的
“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裡挨鬥，有人用束腰的皮帶向我們猛抽。默存背上給抹上
唾沫、鼻涕和漿糊，滲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頭髮給剪去一截。鬥完又勒令我們脫去鞋
襪，排成一隊，大家傴著腰，後人扶住前人的背，繞著院子裡的圓形花欄跑圈兒；誰停
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發號施令的是一個“極左大娘”——一個老革命職工的夫
人；執行者是一群十幾歲的男女孩子。我們在笑罵聲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識到自
己的腳底多麼柔嫩。等我們能直起身子，院子裡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並不欣賞這
種表演。我們的鞋襪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腳上樓回家。
那位“極左大娘”還直在大院裡大聲恫嚇：“你們這種人！當心！把你們一家家掃
地出門！大樓我們來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欄上偵察，不時發出警告：“x門x
號！誰在撕紙？”“x門x號！誰在燒東西？”一會兒又叫人快到大樓後邊去看看，
“誰家煙筒冒煙呢！”夜漸深，她還不睡，卻老在喝問：“x門x號！這會兒幹嗎還亮著
燈？”
第二天清晨，我們一夥都給趕往樓前平房的各處院子裡去掃地並清除垃圾。這是前
夕不知誰下的命令。我去掃地的幾處，一般都很體諒。有的說，院子已經掃過了，有的
象徵性地留著小撮垃圾給我們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卻狠，口口聲聲罵“你們這種人”，
命我爬進鐵絲網攔著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掃帚掃不到的臭蛋殼和爛果皮。押我的一
個大姑娘拿一條楊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認識她。我回頭說：“你爸
爸也是我們一樣的人。”因為我分明看見他和我們一起在蓆棚裡登臺示眾的。那姑娘立
起一對眼珠子說：“他和你們不一樣！”隨手就猛抽一鞭。原來她爸爸投靠了什麼有權
力的人，確實和我們不一樣了。那位姑娘的積極也是理所當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樓裡的“牛鬼蛇
神”去訓話，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掃大院、清除垃圾，還附帶一連串的禁令：不許
喝牛奶，不許吃魚、吃肉、吃雞蛋，只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當時已經有許多禁令，
也不知是誰制定的，如不準戴草帽，不準撐陽傘，不準穿皮鞋等等。我們這群“牛鬼蛇
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
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
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話”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
那個時候，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哪裡，人民又是誰。
“極左大娘”不許我家阿姨在我家幹活，因為她不肯寫大字報罵我。可是她又不準
阿姨走，因為家有阿姨，隨便什麼人隨時可開啟門進來搜查。默存的皮鞋領帶都給闖來
的紅衛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機。阿姨撤謊說是公家的，沒讓拿。我教阿姨推說我們機
關不准我家請阿姨，“極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關住了大門。阿姨臨走對我說：
“你現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壞來了——不過，還是好人多。”這當然是她的經驗之談，她
是吃過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嗎？多的是什麼樣的好人呢？——“究竟還是壞人少”，
這樣說倒是不錯的。
“掃地出門”很多地方實行了；至少，造反派隨時可闖來搜查。家家都有“罪證”
得銷燬。宿舍裡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裡。不料衝到底
層，把馬桶堵塞了。住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痺大意，忙把
馬桶裡的紙片撈出漂淨，敬獻革命群眾。這就引起宿舍裡又一次“揪鬥”。我回家較晚，
進院看見大樓前的臺階上站滿了人，大院裡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
匠的愛人，她一見我就偷偷向我擺手。我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看見平房
裡的張大媽對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我了，提著名字喝
住，我只好走上臺階，站在默存旁邊。
我們都是陪鬥。那個用楊柳枝鞭我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斗的
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我
們隊裡。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倖免剃頭。我不願長他人志氣，
求那姑娘開恩，我由她剃光了半個頭。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
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上班。我沒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
不能躲在家裡。默存急得直說“怎麼辦？”我持強說：“兵來將當，火來水擋；總有辦
法。”我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我女兒幾年前剪下兩
條大辮子，我用手帕包著藏在櫃裡，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我找出一隻掉了耳朵
的小鍋做楦子，用默存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我想不
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漿糊膠水都沒有。我費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頂假髮，
害默存整夜沒睡穩（因為他不會幫我，我不要他白陪著）。
我笑說，小時候老羨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
頭。果然，羨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我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
是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恨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
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
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我的黑髮色澤不同——那時候我的頭髮還沒
有花白。
來京串連的革命小將乘車不買票，公共車輛擁擠不堪，上車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
自分頭擠車。我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
乘客低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
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宣告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
她看著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
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我心裡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以後，
我全靠兩條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
我託人買了一隻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擴音心吊膽，望見小孩子就
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
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我們生活上許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牛鬼蛇神”家送煤。
我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
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總盯著我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我：
“你是什麼人？”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以後就和默存交換任務：他買菜，我買煤。我每
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隻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我
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我的。他們明知我是“牛鬼蛇
神”，卻十分照顧。我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我進廠，叫我把錢
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我：“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我說：
“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們聽我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我家送
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我送了一車。我央求他給李健
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
煤廠，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後，聽說“極左大娘”在前院挨鬥了。據說她先前是個私門子，嫁過敵偽小
軍官。傳聞不知真假，反正我們院子裡從此安靜了。有個醜丫頭見了我就釘著臭罵；有
位大娘公然護著我把她訓斥了一頓，我出入大院不再捱罵。
宿舍大院裡的暴風雨暫時過境，風勢和緩下來，不過保不定再來一陣。“一切牛鬼
蛇神”正在遭受“橫掃”，我們得戰戰慄慄地待罪。
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
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
——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
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
以折磨我呢。我只反覆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責望自己做這
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
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
二顛倒過來
派給我的勞動任務很輕，只需收拾小小兩間女廁，這原是文學所小劉的工作。她是
臨時工，領最低的工資——每月十五元。我是婦女裡工資最高的。革命群眾叫我幹小劉
的活兒，小劉卻負起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重任。這就叫“顛倒過來”。
我心上慨嘆：這回我至少可以不“脫離實際”，而能“為人民服務”了。
我看過那兩間汙穢的廁所，也料想我這份工作是相當長期的，決不是三天兩天或十
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
個小拖把，還帶些去汙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兒，放在廁所裡。不出十天，
我把兩個斑剝陸離的瓷坑、一個垢汙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廁所的門窗板壁都擦洗得煥然
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製成，鏟刮掉多年積汙，雖有破缺，仍然雪白鋥亮。
三年後，潘家洵太太告訴我：“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鏈上都沒一點
灰塵。”這當然是過獎了。不過我確還勤快，不是為了榮譽或“熱愛勞動”，我只是怕
髒怕臭，而且也沒有別的事可做。
小劉告訴我，去汙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
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尊重自己的下屬，好像覺得手
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嫉之心，對我非常欣
賞。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
劉的威風。文學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間屋裡，不像我們分散幾個辦公室，也沒有
專人監視。我很想看看默存一夥的處境。一次，我估計他們已經掃完院子，就藉故去找
小劉。我找到三樓一間悶熱的大辦公室，看見默存和他同夥的“牛鬼蛇神”都在那裡。
他們把大大小小的書桌拼成馬蹄形，大夥兒挨挨擠擠地圍坐成一圈。上首一張小桌是監
管大員小劉的。她端坐桌前，滿面嚴肅。我先在門外偷偷和室內熟人打過招呼，然後就
進去問小劉要收拾廁所的東西。她立即離席陪我出來，找了東西給我。
幾年以後，我從幹校回來，偶在一個小衚衕裡看見小劉和一個女伴推著一輛泔水車
迎面而來。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卻假裝不見，和女伴交頭接耳，目不斜視，只顧推車前
去。那女伴頻頻回頭，看了我幾眼。小劉想必告訴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那時候常有紅衛兵闖來“造反”。據何其芳同志講，
他一次被外地來的紅衛兵抓住，問他是幹什麼的——他揪出較早，身上還不掛牌子。他
自稱是掃院子的。
“掃院子的怎麼戴眼鏡兒？”
說從小近視，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將湊近前去，悄悄說了不少仰慕的
話。其芳同志後來對默存偷偷兒講了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誰來仰慕我。我第一次給外
來的紅衛兵抓住，就老老實實按身上掛的牌子報了姓名，然後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絕
改造；二、走白專道路；三、寫文章放毒。那個紅衛兵覺得我這個小鬼不足道，不再和
我多說。可是我怕人揪住問罪，下次看見外來的紅衛兵之流，就躲入女廁。真沒想到女
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充罪犯的避難所。
我多年失眠，卻不肯服安眠藥，怕上癮；學做氣功，又像王安石“坐禪”實不虧人，
坐定了就想出許多事來，要坐著不想是艱苦的奮鬥。我這番改行掃廁所，頭腦無需清醒，
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著想到該做什麼事，就起來做。好在我的臥室在書房西邊，默存
睡在書房東邊的套間裡，我行動輕，不打攪他。該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緊的是銷燬
“罪證”，因為毫無問題的字紙都會成為嚴重的罪證。例如我和小妹妹楊必的家信，滿
紙胡說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們姊妹瞭解，又常用家裡慣用的切口。家信不足為外人道，
可是外人看來，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別的密碼。又如我還藏著一本《牙牌神
數》，這不是迷信嗎？家信之類是捨不得撕毀，《神數》之類是沒放在心上。我每晚想
到什麼該毀掉的，就打著手電，赤腳到各處去搜出來。可是“毀屍滅跡”大非易事。少
量的紙灰可以澆溼了拌入爐灰，傾入垃圾；燒的時候也不致冒煙。大疊的紙卻不便焚燒，
怕冒煙。紙灰也不能傾入垃圾，因為準有人會檢查，垃圾裡有紙灰就露餡了。我女兒為
爸爸買了他愛吃的糖，總把包糖的紙一一剝去，免得給人從垃圾裡撿出來。我常把字紙
撕碎，浸在水裡揉爛，然後拌在爐灰裡。這也只能少量。留著會生麻煩的字紙真不少。
我發現我們上下班隨身帶的手提袋從不檢查，就大包大包帶入廁所，塞在髒紙簍裡，然
後倒入焚化髒紙的爐裡燒掉。我只可惜銷燬的全是平白無辜的東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
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務，收拾廁所就為我大開方便之門了。
我們“牛鬼蛇神”勞動完畢，無非寫交代，做檢討，或學習。我藉此可以扶頭瞌睡，
或胡思亂想，或背誦些喜愛的詩詞。我夜來抄寫了藏在衣袋裡，背不出的時候就上廁所
去翻開讀讀。所以我儘量把廁所收拾得沒有臭味，不時地開窗流通空氣，又把瓷坑抹拭
得乾乾淨淨，尤其是擋在坑前的那個瓷片（我稱為“照牆”）。這樣呢，我隨時可以進
去坐坐，雖然只像猴子坐釘，也可以休息一會兒。
一次我們這夥“牛鬼蛇神”搬運了一大堆煤塊，餘下些煤末子，就對上水，做成小
方煤塊。一個小女孩在旁觀看。我逗她說：“瞧，我們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
樂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邊跟隨不捨。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願意，我
也不大舍得。過兩天，我在廁所裡打掃，聽見這個小女孩在問人：“她是幹什麼的？”
有人回答說：“掃廁所的。”從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麼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見她
買了大捆的蔥抱不動，只好拖著走。我要幫她，她卻別轉了臉不要我幫。我不知該慨嘆
小孩子家也勢利，還是該讚歎小孩子家也會堅持不與壞人與伍，因為她懂得掃廁所是最
低賤的事，那時候掃廁所是懲罰，受這種懲罰的當然不是好人；至於區別好人壞人，原
不是什麼簡單的事。
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人，卻享到些向所未識的自由。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人，有
一套習慣的文明禮貌，雖然常常受到“多禮”的譴責，卻屢戒不改。例如見了認識的人，
總含笑招呼一下，儘管自己心上不高興，或明知別人不喜歡我，也不能見了人不理睬。
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就樂得放肆，看見我不喜歡的人乾脆待著臉理都不理，甚至
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決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
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可是到廁所來的人，平時和我不熟的也相當禮貌。那裡是揹人的地方，平時相熟的
都會悄悄慰問一聲：“你還行嗎？”或“頂得住嗎？”或關切我身體如何，或問我生活
有沒有問題。我那頂假髮已經幾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髮的，會湊近細看說：“不
知道的就看不出來。”有人會使勁“咳！”一聲表示憤慨。有一個平時也並不很熟的年
輕人對我做了個富有同情的鬼臉，我不禁和她相視而笑了。事過境遷，群眾有時還談起
我收拾廁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許多人的關心和慰問，尤其那個可愛的鬼臉。
三一位騎士和四個妖精
“我變成“牛鬼蛇神”之後，革命群眾俘虜了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並活捉了我
筆下的“四個大妖精”。堂吉訶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騎士，儘管做了俘虜，也決不肯損害
我。四個大妖精卻調皮搗蛋，造成了我的彌天大罪。不過仔細想來，妖精還是騎士招來
的。“罪證”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終夜睜著兩眼尋尋覓覓，竟沒有發現諾大四個妖
精，及早判處他們火刑。
我剃成陰陽頭的前夕，出版社的一個造反派到學部來造反，召我們外文所的牛鬼蛇
神晚飯後到大蓆棚挨鬥。（默存他們一夥挨鬥是另一天，他們許多人都罰跪了。）我回
家吃完晚飯出門，正值暴雨。我撐著雨傘，穿上高統膠鞋，好不容易擠上公共汽車；下
車的時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潑下來，街上已積水成河。我趕到蓆棚，衣褲溼
了大半，膠鞋裡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經遲到，不知哪兒來的高帽子和硬紙大牌子都等
著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後舉起雙手，想把牌子掛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兩臂高
不過帽子。旁邊“革命群眾”的一員靜靜地看著，指點說：“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
我經他提醒，幾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話先掛牌子，然後戴上高帽。我不過是陪
鬥，主犯是誰我也不清楚，覺得捱罵的不是我，反正我低頭站在臺邊上就是了。揪鬥完
畢，革命小將下了一道命令：“把你們的黑稿子都交出來！”
“黑稿子？”什麼是“黑稿子”呢？據我同夥告訴我，我翻譯的《吉爾·布拉斯》
“誨淫誨盜”，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訶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訶德是地主，
桑丘是農民，書上沒有美化地主，歪曲農民嗎？巨人怪獸，不都是迷信嗎？想起造反派
咄咄逼人的威勢，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這部稿子遭殃，還是請革命群眾來判定黑白，
料想他們總不至於把這部稿子也說成“黑稿子”。
《堂吉訶德》原著第一、第二兩部各四冊，共八冊，我剛譯完第六冊的一半。我每
次謄清了譯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紙很厚，我準備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這一大疊稿子
重得很，我用牛皮紙包好，用麻繩捆上，再用紅筆大字寫上“《堂吉訶德》譯稿”。我
抱著這個沉重的大包擠上車，擠下車，還得走一段路。雨後泥濘，路不好走，我好不容
易抱進辦公室去交給組秘書。我看準他為人憨厚，從來不“左得可怕”。我說明譯稿只
此一份，沒留底稿，並說，不知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說“就是嘛！”顯然
他不贊成沒收。可是我背後另一個聲音說：“交給小c。”小c原是通訊員，按“顛倒過
來”的原則，他是很有地位的負責人。原來那時候革命群眾已經分裂為兩派了，小c那
一派顯然認為《堂吉訶德》是“黑稿子、該沒收”。小c接過稿子抱著要走，組秘書鄭
重叮囑說，“可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這一份，得好好兒保管。”小c不答，拿著稿
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氣，眼睜睜看著堂吉訶德做了俘虜。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
天，早上交出《堂吉訶德》譯稿，晚上給剃成“陰陽頭”。
不久以後，一個星期日，不知哪個革命團體派人來我家沒收尚未發表的創作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