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時,他為自己未寫完書而灰心,也一點兒不為即將再次履行授課職責而熱心。

過去6年羅素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此時也回到了劍橋。他逐漸忍受不了美國的生活了,因為美國社會里更保守的元素對他廣泛宣揚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觀點作出了反應,煽起了針對他的歇斯底里和義憤;他感激地接受了劍橋的邀請,到三一學院更安靜平和的環境裡教5年書。但是,等到了劍橋他卻發現自己在英格蘭學術哲學家裡已過時了,現在摩爾和維特根斯坦在這兒的影響力比羅素大得多。他隨身帶回了《西方哲學史》手稿,這本書雖然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許多年裡都是羅素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沒有提高他作為哲學家的聲譽。

維特根斯坦保持著對羅素智性之敏銳的欽佩,但厭惡羅素20世紀20年代以來出版的通俗著作。「羅素的書應該用兩種顏色裝訂,」他曾對德魯利說:

……寫數理邏輯的書用紅色——每個哲學學生都應該讀;寫倫理和政治的書用藍色——任何人都不得讀。

維特根斯坦認為,羅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羅素不會再拼命做哲學了」,他笑著對馬爾科姆說。但馬爾科姆回憶,20世紀40年代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很少同時到道德科學俱樂部,而他倆都到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討論時對羅素恭恭敬敬,我從未見過他對別人那樣。」

羅素則在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工作裡看不出任何優點。「早期的維特根斯坦,」他說,「沉溺於激情熱烈的思考,深刻地意識到我和他一樣覺得重要的難題,並具有真正的哲學天才(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相反,後期的維特根斯坦似乎已漸漸倦於嚴肅的思考,發明了一種使這種活動不必要的學說。

因此,1944年秋天(在14年的分離之後)兩人的重逢沒什麼熱情也就不令人吃驚了。「我見過羅素了」,維特根斯坦回來大約一星期後寫信給里斯;他「不知怎麼給了我一種壞的印象」。在那之後,他和自己從前的老師很少有、或毫無瓜葛。

在哲學上受到孤立引起了羅素的個人不滿,因此(但不完全是這個原因),羅素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輕蔑加重了。他首要關心的哲學問題不再被認為是根本的。部分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影響,知識論已然從屬於對意義的分析。因此,1948年《人類的知識:其範圍和限度》——羅素把這一著作視為對自己哲學立場的一次重大陳述——出版時,收穫的是冷冷的淡漠。因此,羅素把最大的輕蔑送給了維特根斯坦的弟子:

在時髦過一陣之後,發現人們認為自己已是古董,這不是一種全然愉快的經驗。很難優雅地接受這種經驗。年老的萊布尼茲聽到人們對貝克萊的讚揚時評論道:「那個愛爾蘭的年輕人質疑物體的實在,看上去他既未足夠地說清自己的觀點,也未給出充分的論證。我懷疑他希望因為他的悖論而聞名。」在許多英國哲學家的眼裡維特根斯坦已取代了我,但我不能對他作完全一樣的評論。他希望藉以聞名的不是悖論,而是對悖論的彬彬有禮的逃避。他是個非常奇特的人,我懷疑他的信徒是否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摩爾並未遭受同樣的折磨,不過,雖說他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還是友好的,但到1944年時他太年邁體弱了,沒法全心全意地歡迎和維特根斯坦進行頻繁冗長的哲學討論的艱苦前景。因此他的妻子把維特根斯坦的來訪時間限制在一個半小時之內,維特根斯坦對此很不高興。「摩爾一如既往地友好,」他對里斯說:

我不能見他太長時間,摩爾太太會打斷我們。她後來告訴我,摩爾的身體其實不像看上去那麼好,絕對不能長時間談話。我有很好的理由認為這話總的來說是胡扯。摩爾有時出現古怪的昏眩,但那不過是老年人的正常現象。就他的年齡而言他顯然是健康的。但摩爾夫人不喜歡他見我。也許她擔心我批評那本寫他的書,還對他的精神有一般性的壞影響。

維特根斯坦提到的書是《摩爾的哲學》,這本1942年出版的書是許多傑出哲學家寫的論摩爾哲學各個方面的論文集子,編輯是石裡普。摩爾同意出版這本書,特別為之寫了一篇自傳短文。維特根斯坦強烈不贊同。「我害怕,」聽說這本書後他寫信給摩爾,「你正走在懸崖邊上,我看見在懸崖底下躺著好多死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羅素是其中一個。」書出來的時候摩爾在美國,因此,他倆在1944年秋天的會面是此書出版以來維特根斯坦第一次有機會再提出自己的批評。所以多蘿西·摩爾的焦慮可能是很有根據的。

事實上,維特根斯坦不該為了和摩爾見面的時間規定而單單責怪摩爾夫人。摩爾在美國時中過一次風,醫生要求他絕不可有一點兒興奮或疲勞,他妻子是照此行事。因此她規定,他和哲學上一切朋友的交談不得超過一個半小時。她說,維特根斯坦是他們中唯一怨恨此事的人:「維特根斯坦不明白他多麼精疲力竭——有一次摩爾甚至事先對我說‘別讓他呆太久。’」

然而,維特根斯坦仍舊相信是摩爾夫人強迫摩爾減少和自己的交談。兩年後他告訴馬爾科姆,他認為這是不體面的:「熱愛真理」的摩爾在一次談話達到其適當目的之前被迫中斷。他應該愛談多久就談多久,如果他變得很興奮或疲勞,得了中風死掉——唔,那是一種得體的死法:「死在路上」。

什麼也不應擋在哲學家和對真理的尋求之間。「思考有時候容易,但經常很困難同時令人戰慄」,他寫信給里斯:

但最重要的思考恰恰是不討喜的,即,它威脅要剝奪一個人珍愛的觀念,他因之全然迷惑,生出一種渺小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和其他人畏縮不前,不再思考,或在長久的掙扎後才能令自己思考。我相信你也瞭解這一處境,我祝願你獲得很多勇氣!雖然我自己沒獲得。我們全是病人。

他又想到戰爭之初自己和馬爾科姆的一次爭論,當時馬爾科姆談到英國的「民族性格」。這是一件切題的事——說明思考恰是因為不討喜才確是最重要的。「當時我認為,」他寫信給馬爾科姆:

學習哲學還有什麼用,如果它對你的全部意義,是讓你能夠像是有道理地談論某些深奧的邏輯問題,等等,如果它沒有改進你對日常生活的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沒有令你在對某些危險詞彙的使用上比……記者更謹慎——那種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詞彙。

你看,我知道很難把「確定性」、「或然性」、「感知」等等思考好。但是,真正誠實地思考或試圖思考你的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如果這麼做是可能的話——還要更困難。而麻煩是,思考這些事情不令人戰慄,常常倒徹頭徹尾地令人厭惡。而令人厭惡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馬爾科姆有段時間沒寫信了,也許是想起了1914年自己和羅素的斷交,維特根斯坦開始認為,那是因為馬爾科姆害怕他倆在討論嚴肅的非哲學話題時發生衝突。「也許我完全錯了,」他寫道:

但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能活著再見到彼此,讓我們不要逃避挖掘。如果你不想傷害自己,那麼你就不能得體地思考。我知道這一切,因為我是一個逃避者。

事實上,馬爾科姆通訊的中斷和維特根斯坦回想起的爭吵毫無關係,也毫不牽涉他以為馬爾科姆生出的這種感覺——他倆不會「在很嚴肅的事情上眼光一致」。這事和馬爾科姆的美國海軍軍官工作更有關係,由於這工作,到1945年5月他才能回維特根斯坦的信,並承認自己對「民族性格」的議論是愚蠢的。不幸的是,回信寄到維特根斯坦手裡之前馬爾科姆就到了英國。船抵達南安普敦後馬爾科姆獲假去劍橋看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顯然把他的不回信視為一個訊號:他確實是個「逃避者」,不願深入挖掘。馬爾科姆到惠韋爾庭院時維特根斯坦甚至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冷冷地點頭示意,請他坐下來吃晚飯:蛋粉。「我們在沉默中坐了很長時間,」馬爾科姆回憶,「他始終冷淡和嚴峻。我們根本沒觸及到對方。」

這次見面後的第二天維特根斯坦收到了馬爾科姆的信,立刻寫了一封溫暖、和解的回信:「如果在見你之前收到這信,我本會更容易地和你接觸。」他建議從此以後他倆以教名相稱。不過,倘若維特根斯坦沒收到這封馬爾科姆承認自己對「民族性格」的議論之愚蠢和承認「深入挖掘」之必要的信,他倆的友誼似乎很有可能終結。

戰爭的最後一年,努力寫完他的書時,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呈現給課上領悟不了的聽眾時,維特根斯坦都感覺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別人的——膚淺和遲鈍作鬥爭,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則都從屬於這一斗爭。「這場戰爭,」他寫信給赫特,「我相信,對我們所有人都有一種壞影響。(它似乎也在緩慢地殺死我,雖然我的身體很好。)」

在這一斗爭中他視作同盟的少數人之一是里斯。里斯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談自己在斯旺西對著不感興趣的學生教授邏輯時的挫敗感,維特根斯坦的回應是同情和鼓勵的:

我很遺憾聽說你工作的壓抑環境。請不要屈服或絕望!我知道事情顯出的壓抑多麼巨大;當然我是第一個想逃走的人,但我希望你振作起來。我記不清我曾給過你什麼教邏輯的建議。無論如何,你的學生全都半睡半醒,你卻想在教邏輯中獲得哪怕一點兒成功,沒有什麼比這事更困難的了。(我聽見過佈雷斯韋特在我的課上打鼾。)請死死頂住!——我祝你有一箇中等聰明的和醒著的學生給予你的勞作一點甜蜜!

……我重複一遍;請死死頂住!抱怨吧,詛咒吧,但繼續前進。學生是笨的,但他們從中得到了點東西。

他對自己的學生不滿意。「我的課極度糟糕,」他寫信給里斯,「我目前為止有六個學生,沒一個是真正好的。」

但不滿的一個大得多的來源是他的書仍遠未寫完。他告訴里斯:「我毫無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寫完我的書。」他心中因此生出了一種渺小感,閱讀別人的書又加劇了這種感覺:

近來我在讀很多書;一本摩門教史,紐曼的兩本書。閱讀的主要效果是,我更甚地感覺到自己的渺小。雖然我的這種意識只是像睡著的人意識到沒吵醒他的周圍的聲音。

他的講座處理的是上一個夏天他在斯旺西關注的心理哲學問題。他考慮過用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學原理》當教材——主要用來示範他想與之作戰的概念混淆——但就像他對里斯說的,「你是對的;我沒拿詹姆士當教材,就談我腦子裡的東西(或自己滿嘴胡說[250])」。事實上,他在課上做的是細細思索他當時正寫的《哲學研究》章節涉及的問題。

問題的核心是,斷言精神過程存在的人和否定精神過程存在的人之間的爭論。這兩種事維特根斯坦都不想做;他想表明這一爭論的兩方都依賴一種錯誤的類比:

關於精神過程和狀態的哲學問題和關於行為主義的哲學問題是如何產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過注意的一步。我們談論過程和狀態,卻任由它們的本性不明不白。我們覺得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對之知道更多。但這恰恰使我們陷入了一種特定的看待問題的方式。學會更好地瞭解一種過程,這事意味著什麼——對此我們有一種明確的觀念。(魔術的決定性動作已經做出,正是那個我們以為完全無辜的動作。)——現在,使我們理解我們思想的那個類比摔成了碎片。於是我們必須否定發生在尚未勘察的介質中的尚未得到理解的過程。現在看上去我們彷彿否定了精神過程。而我們自然不想否定它們。

「你在哲學上的目標是什麼?」在這一段落後他立即自問自答:「向蒼蠅示出飛離捕蠅瓶之路。」他用威廉·詹姆士的教科書展示人們在掉入這一特別的捕蠅瓶時被引得說出的那種話。

例如,在討論「自我」[251]概念時,詹姆士描述自己努力內省地掃視自己的「諸自我的自我」[252]時發生了什麼。他記錄,在這種內省的嘗試裡,他意識到最多的是頭部運動。所以他的結論是:

……仔細檢視時,我發現「諸自我的自我」主要由頭部或頭部和喉嚨之間的這些獨特運動構成。

據維特根斯坦說,這事表明的「不是‘自我’這個詞(當它指‘個人’、‘人’、‘他自己’、‘我自己’時)的意義,也不是對這類東西的分析,而是哲學家對自己說‘自我’這個詞並努力分析其意義時的注意力狀態。」他又說,「由此能學到許多」。

他用聖奧古斯丁示範他想與之作戰的混亂的語言圖畫,他用羅素示範數學哲學中的混亂,與此類似,維特根斯坦用詹姆士給出心理哲學中的混亂的例子,但這些都不意味著他對之缺少尊重。他對馬爾科姆說,他從奧古斯丁的引文開始《哲學研究》,是因為「若一個這麼偉大的心智持有這一觀念,那麼這觀念必定是重要的」,與此類似,他在心理學評論裡引用詹姆士,也正是因為他對詹姆士抱有很高的尊重。他堅持要德魯利去讀的書只有很少幾本,其中就有詹姆士的《宗教經驗種種》。德魯利說自己已讀過了:「我一直喜愛讀威廉·詹姆士的任何作品。他真是個非凡的人(heissuchahumanperson)。」是的,維特根斯坦回答:「正是這一點把他造就為好哲學家;他是個真正的人。」

在斯旺西過聖誕假期時,很快寫完書的前景顯得光明起來了,回到三一學院,維特根斯坦自信出版近在眼前。此書序言最後一版的落款是「劍橋,1945年1月」。

在這篇序言裡,他說這本書是「我在過去16年裡從事哲學研究積澱下來的思想」(即自他1929年回劍橋以來),他這樣說自己的論述:

我今把這些札記公諸於世,心存疑慮。儘管這本書相當簡陋,而這個時代又黑暗不祥,但這本書竟有幸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可能性委實不大。

顯然,「疑慮」戰勝了出版的意願。維特根斯坦未把打字稿交給出版社,而是用這一年的剩餘時間寫一份這稿子的擴充——把他的研究可觀地擴充套件到了心理概念。

為了這一擴充,他從1931年以來寫的稿冊裡挑選論述。1945年的四旬齋學期和復活節學期他一直為此工作,夏天時,他已準備向打字員口述挑選出的論述了。6月13日他寫信給里斯:

學期結束了,我想起了斯旺西。復活節之後我工作得相當好。我現在正口述點東西,一些論述,我想把其中一部分收進我的第一卷(如果會有這東西的話)。口述的事要再花約1個月或6周時間。在那之後我可以離開劍橋。

兩週後他有點洩氣。他告訴馬爾科姆自己的工作「做得慢死了。希望下個秋天能準備好可出版的一卷;但多半做不到。我是個糟透了的工人!」

事實上,為了口述自己的論述他在劍橋呆到8月份。他並未把得到的打字稿視為此書的最終版本,而是視之為這麼個東西:可從中——連同上一年在斯旺西搞出的打字稿——彙編出一個最終版本。不過現在他自信一個可出版的版本已近在眼前。「聖誕節時我也許就出版它了」,他告訴馬爾科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