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沃特斯認為,維特根斯坦不得不離開研究部,是因為受邀「回到劍橋教授席」,但維特根斯坦卻決心若有可能就不回劍橋。他想在重新履行教授職責之前寫完他的書,就達成這一目標而言,他覺得斯旺西是個好得多的地方。去年12月份,得知格蘭特和裡弗新一年要離開紐卡斯爾之後,他產生了到斯旺西去的想法。正如在一封寫給馬爾科姆的信裡說的,他想和某個能與之討論哲學的人在一起,里斯是顯而易見的選擇。「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里斯,」他寫道,「我相信你在我的課上見過他。他是摩爾的學生,是個出色的人,也有真正的哲學天分。」

不過,離開紐卡斯爾前一週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許不能在斯旺西長期工作。他向里斯解釋說,他能免於教授職責而獲假,是因為在做「重要的」戰爭工作:

如果(例如)我離開這兒,另找一個工作,比如說在一家醫院裡,我就得告訴總理事會,請他們批准新工作。現在,如果我下週去劍橋,他們就會想知道我正在做什麼,我就得告訴他們我想做幾個月的哲學。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會說:如果你想做哲學,那麼你就不是在做戰爭工作,你就得在劍橋做哲學。

……我幾乎肯定我現在無法在劍橋工作!我希望能到斯旺西去。

結果維特根斯坦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在劍橋呆了幾周之後,他獲准休假,到斯旺西寫他的書。1944年3月他離開劍橋,來年秋天前都不用回來。

可以同里斯天天討論,並非斯旺西的唯一吸引力。維特根斯坦喜愛威爾士海岸,也許更重要的是,他發覺斯旺西的人比劍橋的人更與自己投合。「天氣是惡劣的,」1945年他告訴馬爾科姆,「但我很高興自己不在劍橋。」

我在這兒認識了很多我喜歡的人。看起來,我在這兒比在英格蘭更容易與人相處。我想要微笑的時候多多了,比如,走在街上時,或看見孩子時,等等。

通過報紙上的一則廣告,里斯為他找到了住處:朗蘭灣海岸旁的某個曼恩夫人的家。這個地方如此完美,乃至曼恩夫人寫信向維特根斯坦說明自己改變了心意,決定不能收他當房客時,他拒絕接受,不顧一切地堅持搬了進去。1944年春天他都住在她那裡,結果她也確實是個好女房東,在他的健康狀況週期性變糟的時候很好地照顧了他。

搬到曼恩夫人那兒後不久,他和羅蘭德·赫特有過一陣通訊,這些通訊大概體現了法妮亞·帕斯卡爾寫下這段話時的心中所想:若你想自殺或改變信仰,維特根斯坦是最好的諮詢者;但若關乎的是更日常的焦慮和恐懼,那他可能是危險的:「他的救治可能太過激烈,太過外科手術化。他會搞得像對付你的原罪。」

當時赫特服役於皇家軍醫團,不滿意自己的職位。他希望獲得一紙調令,到實驗室或手術室工作。深感沮喪的他寫信向維特根斯坦抱怨自己的情況。雖然維特根斯坦總是鼓勵任何取得醫學職位的願望,但他把赫特的問題視作靈魂的問題而非關乎其職業的問題。「我對你的信沒有好印象,」3月17日他寫信給赫特,「雖然我很難說出是什麼錯了。」

我覺得好像你正變得越來越懶散。我不是為此而責怪你,我也無權那樣做。但我在思忖該對之做點什麼。找心理學家——除非他是個很非凡的人——不會帶給你多少益處。

無論如何,他傾向於懷疑是否赫特到手術室就能幹好:「在那兒你要相當迅速和機敏,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樣。」但,「我覺得一件事是明顯的:你肯定不能在一個羞辱或洩氣的職位上繼續呆下去。」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核心問題是儲存赫特的自尊。如果不能得到調令,如果不願意做好手頭的工作(不管是什麼工作),那他應該申請調往靠近前線的部門,無論他能在前線找到什麼職位。維特根斯坦告訴他,在那兒「你起碼在過某種生活」:

我自己只有極少的勇氣,比你少得多;但我發現,每當我在長久的掙扎之後鼓起勇氣做某事時,總是在事後感到自由得多、快樂得多。

「我知道你有一個家庭,」他預見到這一建議的明智性將遭遇到的最顯見質疑,「但如果你對自己沒用處,你對你的家庭也不會有任何用處。」如果赫特的妻子洛蒂現在看不到這一點,「有一天她會看到的」。

和維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向朋友提出的其他建議一樣,這個建議很明顯基於他自己的大戰[242]經驗。例如,動身參加「d日」行動[243]前,莫里斯·德魯利到斯旺西向維特根斯坦告別,維特根斯坦留給他這句話:

一旦發生陷入肉搏戰的情況,你必須就站在一邊,任由自己被屠殺。

「我覺得,」德魯利寫道,「上次戰爭時他曾給過自己這個建議。」與此類似,諾爾曼·馬爾科姆應募加入美國海軍時,維特根斯坦把哥特弗裡德·凱勒的小說《哈特勞布》(ihadlaub/i)的一個「骯髒印本」(大概是二手的,有點汙損)寄給他。維特根斯坦寫道,它不太乾淨的好處「是你在引擎室裡讀也不會把它弄得更髒」。他顯然把馬爾科姆的工作想像成在一艘類似於哥普拉納的蒸汽船上的體力活。彷彿戰爭給了他一個機會:通過他的年輕朋友,由別人代替他再經歷一次1914—1918年的強烈的、改變自我的事件。

人們感到,如果處於赫特的境地,維特根斯坦將毫不猶豫地申請調往前線——就像他1915年做的那樣。

不過他給赫特的建議還基於一種更一般的態度。「我認為,」他告訴赫特,「你必須停止爬行,重新開始行走。」

順便說一句,當我談到勇氣,我的意思不是跟你的上級大吵大鬧;尤其那樣做完全無用、只是嘴上發洩的時候,不該那麼做。我的意思是:找一副擔子,努力挑起來。我知道我無權說這話。我自己不很善於挑起擔子。但這仍是我想說的全部了;等哪天我能見到你時再說。

從赫特的回信裡看不出他打算接受這個建議,他說自己最近找了個心理學家。「我希望知道更多的軍事事務」,維特根斯坦的回信帶有不耐煩的嘲諷味:

我不能理解,比如說,一個心理學家和你在軍中的病症有什麼關係。在心智上你肯定毫無問題!(或者就是有問題,那個心理學家也不會知道。)

他再次勾勒了自己此前的建議。如果赫特不能獲得調令,那麼他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真正做得好的工作;把它做得好到這種程度:你做它的時候不失去你的自尊。」

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用自己具備的各種手段得到一個更好或更適合的工作,這是個動腦子的事。但如果那些手段失敗了,那就到了這種時刻:總是抱怨和責怪不再有意義,應當去安定下來。你就像這麼一個人:他搬進一個房間,說「哦,這只是暫時住住的」,就不拆開他的箱子。此刻沒問題——暫時。但如果他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或下不了決心冒險徹底搬去(例如)另一個鎮子,那麼他就應該拆開箱子安定下來,無論那房間好不好。因為什麼都勝過生活在等待狀態中。

「戰爭將會結束,」他堅持說,「最重要的是戰爭結束時你將是何種人。也就是說:戰爭結束時,你應當是一個人。而若你現在不鍛鍊自己,你將不是。」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當責怪無益時停止責怪。在我看來,你應當要麼申請調往靠近前線的某個地方、就冒次險,要麼,如果你不想那樣做,就在你身處的地方坐下來,不想挪動的事,只想做好你現在有的工作。

「我將對你完全坦率,」他給出了另一個建議,這建議說明他也許在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到赫特的情況上去,「我要說,我認為不住在你的家庭夠得到的地方對你更好。」

當然,你的家庭是一種慰藉,但也可能具有一種使人軟化的效果。慮及某些疼痛,你會想讓皮膚更硬,不是更軟。我是指,我有這樣一個想法(也許錯得該死),你的家庭使你更難或不可能安定下來做好你的工作而不左顧右盼。還有,你也許應該朝你的內心多瞧一眼,但若身處家庭之中,這一點也許也是不可能的。若你把這封信給洛蒂看而她激烈地反對我,我會說:或許她若不反對就不是個好妻子,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你說的話就不是對的!

赫特仍然渴望得到調令,他寫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已見過指揮官,很快還要再見一次。「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回信,「你交替生活在無根據的希望和絕望中……此時在調令的問題上糾纏指揮官,我覺得很傻。你遭拒以來事情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你寫道:「這一切措施已經或將會使我在這兒的位置更滿意,或者起碼好很多。」這全是胡話,讀這些話我真覺得噁心。能使你更滿意事態的措施,是一個得在你內部採取的措施。(但我不想說,遠離你的家庭沒有助益。)

有關這件事的交流在6月份結束了,最後一句話是維特根斯坦說的。「我祝你好運和耐心!」他最後寫道,「還有別再找心理學家。」

這時維特根斯坦已搬出了曼恩夫人的房子,搬進了衛理公會派教長韋恩福德·摩根牧師的家。他第一次拜訪那房子時,摩根夫人如熱心的女主人那樣問他想不想來點茶,想不想來點這個或那個。她丈夫在另一個房間向她叫道:「別問;給他。」這句話極深地打動了維特根斯坦,他在許多場合對朋友複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