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說我已做出的東西是好的,而是它現在近乎我能做到的最好了。我覺得,寫完後應把它公之於世。
在準備這份打字稿的幾個月裡,他日益為「這個時代的黑暗」而感到壓抑。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的野蠻和不人道的場景具有以前不可想像的規模。2月份,英國和美國空軍發動的德累斯頓轟炸幾乎完全毀滅那個城市,殺死了13萬平民。4月份,柏林陷落到盟軍手裡,維也納陷落到俄國人手裡,雙方都有駭人的傷亡。5月7日德國投降前不久,盟軍在貝爾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發現的腐爛屍堆的照片被公佈了。5月14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赫特:「過去6個月比以前的日子更令人作嘔。我希望能離開這個國家一段時間,像我過去在挪威時那樣到某個地方獨處。」他說劍橋「令我心神不安!」
7月份英國大選時他把票投給了勞動黨,他強烈敦促自己的朋友也這麼做。他覺得搞掉丘吉爾是重要的。照他對馬爾科姆的說法,他相信「這次和平只是休戰」:
徹底撲滅這場戰爭的「侵略者」後,這個世界將成為一個更好的生活場所,因為未來的戰爭當然只能由那些「侵略者」發起——這種託詞臭氣沖天,實際上它許諾了一種恐怖的未來。
所以,日本最終在8月份投降時,斯旺西街上的慶祝絲毫沒有振奮他的精神。「我們有了兩個對日作戰勝利日[253]」,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覺得聒噪比真正的喜悅多很多。」在戰爭的結果裡他只看得見陰鬱。赫特復員時,維特根斯坦寫信祝他有「許多運氣」——「我真正的意思是:忍受正到來的一切的力量。」他告訴赫特,自己近來已感覺到不適:「部分因為我的一個腎有毛病,部分因為,讀到的盟軍在德國和日本的獸行令我感覺噁心。」
德國和奧地利長期的食物短缺,英軍不「優待」自己征服的敵人的政策,而且——在此之間——媒體號召為戰爭懲罰德國人,此種背景之下,維特根斯坦高興地在《新聞記事報》(inews/iichronicle/i)上讀到一篇維克多·格朗茲的文章;格朗茲提倡終止「國際事務上的自以為是」,提倡下決心養活德國人:「不是因為若不這麼做我們自己將遭難,而只因為養活飢餓的鄰居是正確的」。他對里斯評論了格朗茲的文章,然後里斯把格朗茲較早的小冊子《布痕瓦爾德的真正含義》借給了他。格朗茲聲稱自己是「一個信仰基督教倫理的猶太人」,他攻擊媒體對布痕瓦爾德的恐怖的反應,指出,要求所有德國人負責是錯誤的。他進而攻擊了「集體罪惡」這個概念本身,說這個概念倒退到了《舊約》,基督的榜樣本該帶我們掙脫了《舊約》。
格朗茲號召用人道的態度對待德國人,這一號召顯露出的力量和虛弱都強烈地觸動了維特根斯坦。9月4日他寫信給格朗茲,讚揚《新聞記事報》上的文章。他寫道,他「高興地看到,有人在顯眼的場合公開把惡行稱作惡行」。至於那本布痕瓦爾德小冊子,他對格朗茲說:
我深深同情你對日報和bbc之殘忍、低劣和粗俗的嚴厲批評。(我們電影院的新聞影片則更加惡毒——若還有可能更加惡毒的話。)正是因為我強烈地同情你對此邪惡的態度,我認為我應當對你的抨擊提出一種在我看來的嚴肅批評。
他說,由於用次要的論點裝飾其批評,格朗茲削弱了批評的衝擊力,「這些次要論點即便不是虛弱和可疑的,也把讀者的注意力帶離了主要議題,從而使抨擊無甚效果」。如果格朗茲想要人們「在日報和廣播的喧囂之下」聽到自己的聲音,就應該緊抓要點:
如果你真想要人們除掉汙穢,別跟他們說生命價值和幸福這種哲學問題。如果說這種話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引起學術的閒談。
寫到人們對待布痕瓦爾德之恐怖的錯誤態度時,你只希望(例如)說服在《舊約》和《新約》的事情上贊同你的人嗎?即便他們贊同,你冗長的引文也使他們的注意力偏移出主要論點之外了。如果他們不贊同——有龐大數量的可能被你的論證重重撼動的人是不贊同的——他們會覺得,整篇文章由於這一切冗長的廢話而聽上去不靠譜。考慮到他們不願高興地放棄他們此前的觀點,就更加如此了。
現在我要停筆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我不自己寫文章,卻來批評你,我的回答是,就寫出得體和有效的報紙文章而言,我缺乏知識、熟練的表達和必要的時間。事實上,給一個具備你這樣觀點和能力的人寫這一封批評信,是最接近我無力幹成的事——即我自己寫一篇好文章——的做法。
這封信展現了維特根斯坦對駁斥藝術的良好理解。大約一年後,他向洛什·里斯重述了自己給格朗茲的建議裡的大體要點。里斯寫了一篇文章批駁吉爾伯特·賴爾對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熱情評論,在那本書裡,波普爾用同一支畫筆給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上色,指責他們全都是極權主義的提倡者。維特根斯坦告訴里斯,自己贊同里斯文章的傾向,但批評里斯擺了太多姿勢,沒打出足夠多的直拳:
駁斥或扔雞蛋的藝術,如你頗瞭解的,和比如說拳擊這種活兒一樣有著高度的技巧……我很高興你對賴爾扔雞蛋——但把你的臉直對著他,好好扔雞蛋!困難是:不要弄出多餘的聲音或姿勢,這傷不到那個人,只傷到你自己。
然而,格朗茲對維特根斯坦的建議抱以輕蔑的冷淡。他的回信(寫給「l.維爾特根斯坦先生」[254])簡短而排斥:「感謝你的信,我確定你的意思說得很明白。」對這次挫折,維特根斯坦欣然待之。「唔,真荒唐!」他笑了笑對里斯說,把格朗茲的簡訊扔進了火裡。
儘管擔憂歐洲的未來,儘管相信很快就會有另一場甚至更恐怖的戰爭,但1945年夏末維特根斯坦到斯旺西享受了一次假期。或照他對馬爾科姆的說法,至少「享受不呆在劍橋」。
「我的書正逐漸接近其最終模樣」,他在夏末對馬爾科姆說:
……而如果你是個好孩子、到劍橋來,我就給你讀它。你可能對它感到失望。而真相是:它甚是討厭。(就算再努力一百年,我也不能從根本上改進之。)不過我不為此而煩惱。
最後兩句話並不真實;他的書沒達到他要求的水準,其實他為此而煩惱,也認為能改進它。正是出於這兩個原因,這書直到他去世都未出版。
他懼怕回劍橋再行教授職責,懇求馬爾科姆快點來英格蘭,「在我下決心辭去荒謬的哲學教授工作前。這是一種活著的死。」
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的最後版本是在1945—1946年的米迦勒節學期和四旬齋學期里弄好的。他從當年夏天口述的打字稿裡挑出大約400節論述,加到1944年在斯旺西寫完的作品裡,作出重新調整和重新編號之後,就得到了構成這著作的現在模樣的693個編號段落。
因此,粗略地說這本書的進展分為三個可辨識的階段:1—188節是1938年版本的第一部分;189—421節是1944年加進去的;421—693節是1945—1946年加進去的擴充部分,這一部分又是從1931—1945年的手稿裡編輯出來的。
維特根斯坦在序言裡很好地描述了這一複雜的拼貼物:
我數次嘗試把我的成果熔鑄為這樣一個整體,然而都失敗了;這時我看出我在這點上永不會成功。我看出我能夠寫出的最好的東西始終不過是些哲學札記;當我違背它們的自然趨向而試圖進一步強迫它們進入單一方向的時候,我的思想馬上就變成了跛子——而這當然同這本書的性質本身有關係。這種探索迫使我們穿行在一片廣闊的思想領地之上,在各個方向上縱橫交錯地穿行——這本書裡的哲學札記就像是在這些漫長而錯綜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風景速寫。
我當時一次次從不同的方向重新論及同樣的要點,或幾乎同樣的要點,畫出新的圖畫。這些圖畫裡不知有多少畫得很糟,或顯不出特徵,帶有一個拙劣畫家的所有缺陷。把這樣的圖畫篩掉以後,還留下一些勉強可用的;這些圖畫須得加以排列,時常還須剪削,以使它們能夠為觀者提供一幅風景畫——所以這本書其實只是本畫集。
即便是現在,這本畫集裡仍有他不滿意的速寫,他並未試圖出版這最終的調整版。不過,此後的餘生中他稱這份打字稿為「我的書」,和許多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學生一段段細讀,以便他去世時起碼還有幾個不是完全不理解他的書的人。
他相信人們——尤其學院哲學家——將在根本上誤解他的書,無疑這是他生前未出版此書的另一原因。他在序言的一個重寫版裡聲稱:「我把此書公之於世時並非沒有猶豫」:
它將落入這樣一群人的手裡:其中的多數人我不願想像我的書落入其手。但願它很快——這是我對之的祈願——被哲學記者完全遺忘,以便留給更好的一類讀者。
在其學術生涯裡,維特根斯坦一直保持著對職業哲學的敵意和對劍橋的不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重建」的歲月裡,這敵意和不悅似乎開始與一種預言人性終結的末日眼光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的復活節期間,他重續了同卡爾·布立吞的交情;布立吞原是他的學生,現在是斯旺西大學的哲學教師。一天下午,沿著海岸長途散步時維特根斯坦告訴布立吞,他開始相信人們正在策劃一場新的戰爭,原子武器將終結一切:「他們真要這麼幹,他們真要這麼幹。」
把這一末日預言式的焦慮聯絡到他對職業哲學的敵意上的,是他對我們時代裡的科學力量的憎惡,這種力量一方面慫恿了哲學家「對一般性的渴求」,另一方面造出了原子彈。在一個奇特的意義上他甚至歡迎原子彈——倘若只有對之的恐懼才能減少一點社會對科學進步的敬重。和布立吞交談的差不多同一時期,他寫道:
現在公眾體驗到的、或至少表達出的對原子彈的歇斯底里恐懼,說明人們終於發明了某種真正有益的東西。這一驚恐至少留給人這種印象:原子彈是一劑真正有效的苦藥。我禁不住想:如果這裡沒有某種好處,非利士人就不會大喊大叫。但或許這也是一個孩子氣的想法。因為真正說來,我的意思不過是原子彈給出了一種終結和毀滅邪惡——我們的可惡的肥皂水科學——的前景。而這肯定不是一種令人不悅的想法。
「真正預言世界末日的觀點,」他寫道,「是事物並不重複自身。」終結確實會到來:
這並不荒謬——(例如)相信「科學技術的時代是人性終結的開始」;相信「偉大進步的觀念是一種幻覺」,還有,相信「最終能認識真理的觀念也是幻覺」;相信「科學知識裡毫無善的和值得希求的東西,人類追尋科學知識時是在落進一個陷阱」。這一點絕不是明顯的:事情不是那樣子。
無論是哪種情況,科學進步都會走到盡頭。但對他來說,最悲觀的看法是預見科學和技術的勝利:
科學和工業,及其進步,將顯出它們是現代世界裡最持久的東西。也許,現在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對科學和工業就要崩潰的任何推測都只是個夢想;也許科學和工業將一統世界,儘管它們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無限的痛苦——我指把世界壓減為一個單一的單元,儘管在這單元裡和平是最無家可歸的東西。
因為科學和工業確實決定了戰爭,或者看上去是這樣。
因此,「這個時代的黑暗」可直接歸於對虛假的科學偶像的崇拜,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自己的工作瞄準的正是這一崇拜。於是,他之「夢想」科學和工業的崩潰,是在期待一個他那一型別的思考得到更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時代。這就聯絡到他對德魯利說的話:「此刻的這個時代不需要我這一型別的思考,我必須如此強力地逆潮流而遊。也許一百年後人們才真的需要我正寫的東西。」可是,如果「他們」真要這麼幹[255],如果末日預言的觀點不荒謬,那麼,那種時候也許永遠不會到來。永遠不會有一個需要他那一型別思考的時代。
維特根斯坦的政治預感使他更靠近左派,但因為他把對科學的崇拜視為最大的惡,他和馬克思主義保持著一點距離。在翻看馬克斯·伊斯特曼的《馬克思主義:它是科學嗎?》時(他在里斯的書架上拿了這本書),對於伊斯特曼的這個觀點——如果馬克思主義想有助於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學一點——他評論道:
事實上沒有比科學更保守的東西了。科學奠定鐵軌。而對科學家來說很重要的是,他們的工作要沿著那鐵軌行進。
他和共產主義者一樣極討厭英國正統的自滿,他想看到某種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絕我們時代的科學世界觀,而不是支援它。
無論如何他自認是個哲學家,這就限制了他能融入某個黨派的程度——不留情面地追尋真理的人將欣然拋棄自己形成的無論什麼「珍視的觀念」。此時,里斯覺得自己應該加入(托洛斯基主義的)革命共產黨,因為,照他對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越來越覺得自己贊同他們對當前社會的分析和批判的主要之點,贊同他們的目標。」維特根斯坦不乏同情,但試圖勸阻里斯,理由是忠實黨員的職責和哲學家的職責不相容。他堅持說,做哲學時你得時刻準備著改變自己行進的方向,如果作為哲學家在思考,就不能有差別地對待共產主義觀念和別的觀念。
諷刺的是,他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最強烈、對左派的同情最頂峰之時,卻失去了和自己最尊重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進行討論的機會。1946年5月皮耶羅·斯拉法斷定自己不再想和維特根斯坦交談,說自己不再能把時間和注意力放到維特根斯坦希望討論的事情上去。這是對維特根斯坦的重重一擊。他懇求斯拉法繼續他倆每週的談話,即便不碰哲學話題也行。「我什麼都可以談,」他對斯拉法說。「是的,」斯拉法回答,「但用的是你的方式。」
無論這事是不是一個促進因素,1946年夏季學期期間,維特根斯坦越來越經常地考慮辭去自己的教席,離開劍橋。回斯旺西過暑假時,他對劍橋和學術哲學的厭惡到了頂峰。里斯不在,於是卡爾·布立吞就得面對這股厭惡的怒氣:
7月的一天……維特根斯坦打電話給我,說他的朋友走了,希望我帶他出去。可是,總的看來他很有敵意。《心智》期刊剛剛發表了兩篇論「治療性的實證主義」的文章,(我後來發現)這事很令他生氣和心煩。因為我去了心智協會和亞里士多德學會的聯合討論會——那個哲學家的年度大集會——他對我也很生氣:他把那看作一個輕浮的跡象,一個懷有秘而不宣的利益的跡象。他叱責職業哲學家,悲嘆英格蘭的哲學狀況,他問:「一個人單獨能幹什麼?」我告訴他下一次大集會將於1947年在劍橋舉行,我將宣讀一篇論文,他說:「很好,在我看來,這就像是你告訴我明年夏天劍橋有一場淋巴腺鼠疫,我很高興知道,我肯定呆在倫敦。」(他的確那樣做了。)
那天,後來維特根斯坦在布立吞的家裡喝茶。他的情緒較溫和一點了,他談到自己喜歡斯旺西(與討厭倫敦和劍橋相對照)。他告訴布立吞他也喜歡英格蘭北部,他回憶,有一次在紐卡斯爾他問公交車售票員到某家電影院在哪兒下車。售票員立刻說那家電影院正在放一部爛片,他應該去另一家。這引起了公交車上的一場火熱爭論:維特根斯坦應該看哪部片子,為什麼。他告訴布立吞他喜歡這個;這是那種會在奧地利發生的事情。
這最後的對比有所揭示,它或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當時如此猛烈地攻擊他所謂的「瓦解和腐爛著的英格蘭文明」。簡單地說:他在懷念維也納。「合併」前夕以來他都沒去過維也納[256],自那時起,他和奧地利的家人和朋友極少有接觸。
當教授是夠糟的了,當英格蘭的教授最終變得不可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