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其他方面,維特根斯坦對自己主人的印象不那麼讚許。維特根斯坦取笑他在牆上排放從不讀的書,指責他把書放在那兒只是為了讓教眾看。摩根問維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東西和我信仰的東西之間的差異也許是無限的。」
這句話指的當然不是衛理公會派和基督教的其他形式之間的差異。維特根斯坦不是衛理公會派教徒,同樣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曾評論自己皈依天主教的朋友:「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他們相信的所有事。」其中一人是約裡克·斯麥瑟斯,維特根斯坦寄宿在摩根牧師那兒時,斯麥瑟斯寫信向維特根斯坦宣佈自己的皈依。維特根斯坦非常關切,尤其他認為自己可能因為鼓勵斯麥瑟斯讀克爾凱郭爾而無意中要為這一皈依負部分責任。他給斯麥瑟斯的回信是委婉的:「如果有人告訴我他買了走鋼絲者的全套裝備,在看到他拿它做了什麼之前,我不覺得有什麼。」
在一本筆記本里他澄清了這一比喻的含義:
一個誠實的宗教思考者像一個走鋼絲的人。看上去他幾乎只是在空氣上行走。他的支撐是能想像的最纖細的東西。但確實可能在那之上行走。
雖然維特根斯坦對能完成這平衡之舉的人抱有最大的欽佩,但不認為自己是其中一員。例如,他不能使自己相信傳聞裡的奇蹟的字面之真:
一個奇蹟彷彿是上帝作出的一個手勢。就像一個人安靜地坐著、然後作出一個動人的手勢,上帝令世界平滑地運轉,然後令一個象徵性的事件、一個來自自然的手勢伴隨聖人的言辭。這是個例子:某個聖人說話時,他周圍的樹彷彿出於敬畏而屈身鞠躬——那麼,我相信這種事發生了嗎?我不相信。
對於我而言,相信這種意義上的奇蹟的唯一可能,是一個事件以某種特別的方式觸動我。於是我會說(例如):「不可能看到那些樹而不覺得它們是在回應那些言辭。」就像我會說「不可能看到這隻狗的臉而看不到他正警覺著、全神貫注於主人正在做的事。」我能想像,僅僅敘述聖人的言詞和生活,就能使某些人相信樹鞠躬的故事。但我沒感到這種觸動。
他向摩根承認自己信仰上帝,但他的信仰並非採取認同任一具體學說之真的形式,而是採納了一種對待生活的宗教態度。他曾這樣向德魯利表述這一點:「我不是一個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從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個問題。」
摩根家隔壁住著克萊門特一家,維特根斯坦很快和他們交上了朋友——他對馬爾科姆說自己發覺在斯旺西比在英格蘭更容易與人相處,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特別喜歡克萊門特夫人,她邀請他每週和她家人一起吃星期天午餐。「她不是個天使嗎?」一次星期天午餐時,他對她丈夫說到她。「她是嗎?」克萊門特先生回答。「見鬼去吧,哥們兒!她當然是!」維特根斯坦吼道。事實上,克萊門特夫人深深打動了他,結果他更希望寄宿在她的屋子裡而不是摩根那兒。在那之前克萊門特家沒收過房客,也不太想收;但在壓力之下,他們同意維特根斯坦搬進來。隨後3年維特根斯坦和克萊門特一家都維持著聯絡,在劍橋的最後幾年裡他也在放假時到他們家做客。
克萊門特夫婦有兩個女兒,瓊,11歲,芭芭拉,9歲;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幾乎被當作家庭成員。他們覺得「維特根斯坦」這名字有點兒拗口,全都叫他「維基」[244],但維特根斯坦明確地只允許他們這樣叫。不尋常地,維特根斯坦在克萊門特家時和全家人一起吃飯。他也加入到這一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尤其喜歡和女孩們一起玩「嚕逗」[245]和「蛇與梯子」[246]——有一次,玩「蛇與梯子」時維特根斯坦特別投入,連續玩了兩個多小時之後,女孩們不得不懇求(不情願的)他別非玩完不可了。
他也對兩個女孩的教育抱有積極的興趣。姐姐瓊當時正參加當地語法學校的考試。成績公佈的那天,維特根斯坦回到家時發現她在哭。她得知自己沒過關。維特根斯坦斷定這是不可能的。「見鬼去吧!」他說。「我們會了解的!」維特根斯坦衝到瓊的學校,瓊和她母親焦慮地跟在後面,他去見那個說瓊沒過的老師。「你說她沒過,我很震驚,」他對老師說,「我可以負責地告訴你,她一定過了。」他幾乎脅迫著老師查核記錄,她發現確實有一個錯誤——每個人都大鬆了一口氣——瓊拿到了通過考試的足夠分數。維特根斯坦斥責那老師是「無能的傻瓜」,不過,雖然他的判斷和瓊的能力都得到了印證,克萊門特夫人卻羞於再在學校露面。
除了自願承擔的家庭責任和幾乎每天同里斯出門散步,維特根斯坦在斯旺西的時間主要用於寫作。他帶在身邊的有《哲學研究》1938年版的打字稿,在蓋斯醫院工作時寫滿的筆記本和硬皮賬簿;他開始寫這本書的一個修訂本,希望來年秋天自己必須回劍橋時能把它交給出版社。
在斯旺西的頭兩個月裡,他的工作焦點在數學哲學上。他拾起了在蓋斯醫院記的那本他名之為「數學和邏輯」的筆記本上的工作。在這本筆記中他主要關注「遵行規則」這個概念。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結尾是對於牽涉這一概念的混亂的論述,第二部分的開頭則試圖拆解這些混亂,為數學哲學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然而,他死後出版的重寫過的《哲學研究》版本里,對遵行規則的討論是用於為心理哲學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這一變化是在1944年春夏月份的斯旺西發生的。
兩件前後只差幾個月的事,說明了在斯旺西時維特根斯坦的興趣轉移得多麼迅速和根本。第一件事發生在他搬到那兒不久:約翰·維茲德姆為維特根斯坦寫了一個簡短的傳記性段落,打算收入一本人物傳略辭典。出版前維茲德姆把那段話寄給維特根斯坦過目。維特根斯坦只作了一處修改;他在那段話後面加了一句:「維特根斯坦的主要貢獻在於數學哲學。」兩三個月之後,維特根斯坦正在寫那組後來稱作「私有語言論證」的論述時,里斯問他:「你論數學的工作怎麼樣了?」維特根斯坦揮了揮手回答:「哦,別人可以做那個。」
當然,在數學哲學和心理哲學之間反覆切換,拿一個領域的問題當類比,說明另一個領域中的要點,這是維特根斯坦1930年代早期以來在講座、筆記和談話裡一直做的事。批駁「私有語言是可能的」這個觀念的興趣也不是1944年新起的:早在1932年他就在講座裡討論過。1944年的轉變的重要之處在於,這次轉變是永久的:維特根斯坦再也沒有回到把自己對數學的論述安排成一種可出版的形式的努力上,另一方面,他盡其餘生都在調整、再調整以及修訂自己的心理哲學思想。此外,這一似乎永久的轉變到來時,正是他完成自己書裡的數學哲學部分的願望顯得最急切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轉變的線索在於維特根斯坦對他的書的想法的變化,尤其是他認識到,他對遵行規則的論述不應只是對數學的討論的先期工作,而應該是對數學和心理概念兩者的考察的序曲。儘管對里斯說「別人可以做那個」,儘管從未回到論數學的工作上,但維特根斯坦仍舊認為自己對數學的論述屬於《哲學研究》。因此,1945年寫的此書序言仍然把「數學基礎」列為此書關心的主題之一;遲至1949年,他在一本筆記本里寫道:
我想把我的《哲學研究》裡對數學的考察稱為「數學的開端」。[247]
所以,應該首先並主要把這一轉變視為維特根斯坦的構想——對自己的遵行規則論述的力量的構想——的轉變。現在它們引向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方向,認識到這一點後,維特根斯坦更傾向於沿著引向心理概念考察的思路前進。雖然活得不夠長,未折回腳步沿著叉路的另一支前進,但他沒有放棄這個想法:它在那兒,要沿著它前行。因此《哲學研究》的最後一段論述——「有可能對數學進行某種探索,它同我們對心理學的探索完全類似」——和他對里斯說的話是契合的。雖然他沒有挖出他的書第一部分的全部蘊涵,但這事仍可能由別人做完。
和里斯談話時維特根斯坦曾說,只有改變了自己的哲學立場,進而去發展某種新東西時,他才感到真正有活力。對此他給出了一個例子:他覺得那是自己的哲學邏輯[248]的一個重要改變,涉及的是他對「語法」命題和「實質」命題之間關係的看法。他說以前他認為這一區分是固定的。但現在,他認為兩者的界線是流動和容許改變的。真正說來這像是個著重點的變化,而非觀點的變化,因為即便在《哲學研究》1938年版本里他也不認為這一區分是固定的。但他也沒特別強調其流動性。正是這一強調支配著他1944年夏天的工作程式。
這兩種命題的區分位於維特根斯坦全部哲學的心臟:在心理學、數學、美學,甚至宗教的思考裡,他對自己不贊同的人的核心批評是:他們混淆了語法命題和實質命題,把應當被恰如其分地視為語法(在維特根斯坦給這個詞的相當古怪的意義上)革新的東西說成一種發現。
因此,照他的看法弗洛伊德並未發現無意識,而是弗洛伊德把「無意識思想」和「無意識動機」這樣的語詞引入了我們的心理描述的語法。類似地,格奧爾格·康托爾並未發現無限數目的無限集合的存在;他引入了「無限」這個詞的一個新意思,從而現在能有意義地談論各種無限的層級了。對於這樣的革新,要提出的問題不是「新發現的」實體存在與否,而是那革新對我們詞彙表的新增和引入我們語法的變化是否有用。(維特根斯坦自己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是有用的,康托爾的是無用的。)
維特根斯坦對語法命題作了各種刻畫——「自明的命題」,「概念-形成的命題[249]」,等等——但一種最重要的刻畫是說它是規則。在強調語法/實質之區分的流動性時,他把注意力引到這個事實上:概念-形成——因此還有規定哪些話有意義哪些話沒意義的規則的確立——不(像他在《邏輯哲學論》裡認為的那樣)是由邏輯形式的不可變的法則固定下來的,而是始終與一種習俗、一種實踐相連。因此,不同的習俗或實踐將預設跟我們覺得有用的概念不同的概念。從而,這又牽涉到接受跟我們事實上採用的規則不同的規則(來決定哪些話有意義哪些話沒意義)。
對語法命題的關切位於維特根斯坦數學哲學的中心地帶,因為他想表明,數學的「無情」不在於數學真理的確定知識,而在於「數學命題是語法性的」。「2+2=4」的確定性在於:我們不當它是一個描述,而當它是一條規則。
在就數學哲學寫的最後論述裡——以及和里斯的談話裡——維特根斯坦越來越關心遵行規則和習俗(customs)之間的聯絡:
「遵行規則」這個概念的應用以一種習俗為前提。因此說這話是無意義的:世上只有一次有人遵行一條規則(或一個路標;玩一個遊戲,說一句話,或理解一句話;諸如此類)。
這是一個非常一般性的要點,從這一論述所在的筆記本里——寫於1944年——根本看不出維特根斯坦想的是數學。這一要點和維特根斯坦反對私有語言可能性的論證之間的聯絡是明顯的:
我可以今天給出一條新的規則,它從未被應用過,可是人們理解了它。但如果從未有任何規則被實際應用過,還可能有那種事嗎?
而如果現在有人說:「有一個想像中的應用是不是足夠了?」答案是:不。
照此說來,如此這般重構這書像是完全自然的:論遵行規則的章節不是引向數學哲學,而是引向反對私有語言可能性的論證。在那個夏天做的工作中,維特根斯坦把《哲學研究》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篇幅擴充到了以前長度的大約兩倍,加進了現在被視為此書核心部分的內容:論遵行規則的章節(出版本的189—242節),和論「經驗的私有性」的章節(243—421節的所謂「私有語言論證」)。
8月,他開始進行一次像要把書最後調整好的嘗試,打算在自己秋天離開斯旺西之前做完這事。他告訴赫特,到那時「我有可能再去幹一種戰爭工作。」在一封稍後的9月3日的信裡他寫道:「我還不知道10月初我得離開時要做什麼,我希望事態代替我的手作出決定。」隨著同盟國在法國迅速推進,俄國人向波蘭進擊,此時戰爭明顯很快將以德國的戰敗而告終。維特根斯坦沒有在這件事裡看到任何喜悅的理由。「我很肯定,」他告訴赫特,「這次戰爭後的和平比戰爭本身更可怕。」
無論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戰爭工作,還是因為休假不能延長,離開斯旺西后,維特根斯坦被迫返回劍橋。他勉強地回去了,原因並不是他的書仍未寫完。離開斯旺西前他準備好了一份他認為可出版的部分的打字稿。(這一稿與最後版本的前421節差不多相符。)他已經丟掉了把此前他認為這本書裡的最重要(論數學哲學的)部分調整到滿意的希望,一個仍存的希望是寫完他的「第一卷」:對心理概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