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是歡快的,喜歡別人的陪伴。他沒有任何種類的狡詐,而且無法把任何人想成是邪惡的。他能也確實學著更實際點,可是啊,他總是太無私,太不肯出風頭。

和斯金納一樣,弗拉克比維特根斯坦年輕得多——他20出頭,維特根斯坦52歲。不能說和弗拉克的友誼是對斯金納的愛的某種替代,但這是真的:一起工作的18個月裡,弗拉克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裡起到的作用類似於斯金納在劍橋起到的作用。即他給了維特根斯坦某種人的接觸:和弗朗西斯一樣,他也是那種只要在場就有安撫效果的人。

在後來寫給弗拉克的許多信裡,維特根斯坦對蓋斯醫院的提及帶著暖意,也許還帶著某種傷感的元素:

我很遺憾地聽到蓋斯醫院的氛圍正在變糟。很難想像。[1949年6月8日]

我想知道你寫的是什麼工作新聞。我料想你說的不是他們正在納菲爾德樓前豎起一座我的巨大雕像。是嗎?當然,石頭的紀念物不可能真正顯出我是個多麼出色的人。[1950年12月15日]

弗拉克告訴維特根斯坦,蓋斯醫院為他建的一切雕像都被推倒了,顯然是在回應維特根斯坦信裡的後一個說法。「聽到[這個]我很高興,」維特根斯坦在下一封信裡寫道,「只要不是以無禮的方式推倒的!」

蓋斯醫院的醫療職員裡,除了約翰·賴爾,唯一贏得維特根斯坦信任和友誼的人似乎是巴茲爾·裡弗——一個對哲學感興趣的年輕醫生(當時30歲出頭)。他從雷吉·沃特菲爾德那兒聽說飯桌上的新成員(裡弗此前覺得此人在醫院醫師中間顯得有趣且很突兀)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便決定試著去結識。於是他開始在吃飯時靠維特根斯坦坐,最終兩人生出了友誼。不過他們的話題幾乎很少轉到哲學上,而是集中在藝術、建築或音樂上,或者是維特根斯坦認識的人,甚或是對飯桌上的某些醫學談話的弗洛伊德式解釋。後來,話題逐漸集中到裡弗自己的工作上,維特根斯坦對之產生了濃厚興趣。

裡弗和同事格蘭特醫生一起在蓋斯醫院醫學研究會的臨床研究部工作。「空襲」早期,轟炸摧毀了這個部的實驗室,格蘭特和裡弗沒法從事原來的研究,便開始研究當時蓋斯醫院接收的大量空襲傷亡人員。他們的目標是熟悉「創傷性休克(woundshock)」——這種病不僅會在戰爭傷亡人員中出現,在任何劇烈外傷的情況下也會出現。

格蘭特和裡弗的最初問題是:儘管對科學文獻作了詳細研究,似乎並沒找到在臨床上確定「創傷性休克」的滿意方法。有些作者根據血濃稠[236](血液中的紅細胞濃度高得反常,人們認為原因是血漿從血液漏到了組織里)的出現識別這種病,另一些作者視之為一種低血壓、白斑病(skinpallor)和高脈搏的綜合症。因此,在研究的很早期格蘭特就建議應當摒棄「創傷性休克」這個概念,不用這一術語,更詳細地觀察受害人。1941年1月——維特根斯坦到蓋斯醫院前10個月——格蘭特在一份創傷性休克所需觀察的備忘錄裡勾勒了他對這一概念的異議:

近來的空襲傷亡經驗表明,儘管做過那麼多工作,尤其上次戰爭時做過很多工作,但對外傷性或創傷性休克的治療我們知道得還很少。首先,在實踐中「休克」的診斷方法有很大差異。我們還不能預知情況,我們常常對治療有懷疑。此外,由於缺乏診斷的共同基礎,我們不可能評估實際採用的各種治療方法的療效。

因此,有很好的根據認為:最好避免診斷「休克」,而代之以一種對病人的狀態,進展,以及所施治療的精確和完全的記錄。

我覺得,維特根斯坦之所以認為這種處理此問題的極端進路有趣和重要,其原因是很清楚的。格蘭特處理「休克」問題的方式明顯類似於海因裡希·赫茲處理物理學裡「力」的問題的方式。赫茲在《力學原理》裡提出,不應直接給出「力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應這樣處理這問題:不用「力」當基本概念,重述牛頓物理學。終其一生,維特根斯坦把赫茲對此問題的解答視作應如何驅除哲學混亂的完美模型,並頻繁引用——視之為他自己在哲學上的目標——赫茲《力學原理》序言中的這句話:

祛除這些棘手的矛盾之後,就不用回答力之本質的問題;我們的心智不再苦惱,停止問非法的問題。

有意呼應這句話,維特根斯坦寫道:

在我做哲學的方式中,哲學的全部目標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赫茲)。

可以說,格蘭特提出避免診斷「休克」,其全部目標也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但格蘭特的進路未受到普遍的——尤其是軍隊的——歡迎。軍隊輸血部的惠特白上校在一封寫給醫學研究會的信裡如此回應格蘭特的報告:

相當多的導言,其中的一些討論專為抨擊「休克」這個詞。我並未覺得這一點需要如此重的強調。

拋棄上次戰爭中的發現,這麼做並無根據。那些人不是傻瓜……他們至少確立了這個基本事實:血壓的降低是觀察到的一個很穩定的症狀。格蘭特拋棄了上次戰爭時全部寶貴的醫學研究會文獻,因為他們的記錄沒達到他的細節標準。

正如維特根斯坦在和裡弗討論這一專案時意識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構想出的創傷性休克理論,其主要問題不是細節標準不夠,而是用一個不可用的概念運作。他最感興趣的正是「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裡弗記得,他們寫一份年度報告時,維特根斯坦建議把「休克」這個詞顛倒過來印,以強調其不可用。)

鑑於維特根斯坦對這專案表現出的興趣,裡弗把他介紹給了格蘭特醫生,格蘭特立即注意到他對這項研究提出的許多問題和建議的敏銳和切題。1942年對倫敦的猛烈轟炸漸漸停止,這一轟炸曾為格蘭特的小組供給了穩定的研究材料。因此,這個部門開始到別的地方尋覓適合他們觀察的受害人。有兩次他們去了轟炸機指揮部,觀察了許多例在空襲中受傷的機上人員。但推進研究需要更穩定的傷員來源,於是部門準備搬去紐卡斯爾的皇家維多利亞診所,那家醫院的病房接收了大量危重傷員。部門正計劃這次搬遷時,維特根斯坦告訴裡弗他願意跟著部門到紐卡斯爾去。

1942年11月部門搬到了紐卡斯爾。但格蘭特的技術員拒絕前往,格蘭特想起了維特根斯坦對這個專案的興趣,提出把這個職位給他。1943年春天弗拉克已離開蓋斯醫院加入了軍隊,那兒大概沒什麼別的東西令維特根斯坦留戀了。1943年4月,格蘭特寫信對倫敦醫學研究會辦公室的赫拉爾德醫生說:

我跟你說過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教授於4月29日加入部門當實驗助理,試用期一個月。如我和你商量過的,付給他4鎊的週薪。

當藥房勤雜工時他每週只掙28先令,所以收入大大提高了。一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格蘭特再次寫信給赫拉爾德肯定了這一安排,說「他證明自己很有用。」

從體力勞動到協助研究部的更關乎腦力的工作,這種變化無疑是維特根斯坦歡迎的,不只是因為他發覺自己有點對付不了勤雜工工作對體力的要求。就在離開蓋斯醫院前,5月17日他寫信對赫特談到思考的價值。「我猜想,」他寫道,「多思考一點,比你現在可能的思考多一點,對你有益處——我希望你的家庭沒妨礙你思考?!如果有人妨礙你,那他那樣做很愚蠢。」赫特此時已離開了沃爾沃斯[237]加入了軍隊。他寫信跟維特根斯坦說過自己和上級的一些問題。「我猜想,」維特根斯坦回覆,「那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內在的。」

我是指,他們也許未給予你應得的體面對待——但你有一種不可靠的傾向。即,你往往是忽冷忽熱忽溫;如果人們有時忽視你的熱情期,把你當作一個彷彿只是冷淡和溫吞的人對待,那你不必吃驚。

動身去紐卡斯爾前,維特根斯坦在斯旺西和洛什·里斯一起呆了一陣。在那兒他又拾起了上一個夏天關於弗洛伊德的談話。又一次,他感興趣的是「夢的符號構成了一種語言」這個想法——即這個事實:我們自然地認為夢意謂著某事,即便我們不知道意味著什麼。與此類似,他跟里斯談起莫斯科大教堂的5個尖頂:「每一個尖頂上有一種不同的弧形。人們強烈感覺到,這些不同的形狀和排列必定意味著某事。」他正討論的問題是弗洛伊德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使我們能解釋夢。他強調,人們想要的不是解析而是闡釋[238]。因此,一種夢的科學理論,也許使(比如說)我們能預測,在對我們描述了夢之後,做夢者將被引得回憶起特定的事——但這種理論甚至都沒觸及問題。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意思的,恰是因為它沒有給出這樣一種科學處理。令我們對夢感到困惑的,不是夢的因果,而是夢的意義。我們想要這樣一種闡釋:它「改變了面相」,改變了我們由之看待夢的意象的面相,從而使夢的意象變得有意義。弗洛伊德「夢是願望的滿足」的說法是重要的,因為它「指向了人們想要的那類解釋」,但這說法太一般化了。有些夢明顯是願望的滿足——「例如成人的春夢」。但奇怪的是,那卻正是弗洛伊德忽視的一種夢:

弗洛伊德很一般化地給出了我們所稱的性的解釋。但有趣的是,在他給出的所有夢的記錄裡,直接的性夢例子一個也沒有。可這種夢就像下雨一樣常見。

這一點又聯絡到弗洛伊德為所有夢提供一個單一模式的決心:對他來說,夢必須全都是慾念的表達,而不是(例如)恐懼的表達。和哲學理論家一樣,弗洛伊德受到科學方法和「對一般性的渴求」的引誘。不只有一種夢的型別,也不只有一種解釋夢中符號的方式。夢的符號確實意味著某事——「顯然和語言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為了理解它們,需要的不是某種夢的一般理論,而是一種多方面的技巧,類似於(比如說)理解一段音樂時牽扯到的技巧。

4月份,維特根斯坦離開斯旺西到紐卡斯爾加入格蘭特的研究部。部門成員——巴茲爾·裡弗、格蘭特醫生和格蘭特的秘書海倫·安德魯斯小姐——都寄宿在布蘭德林公園的同一棟房子裡,從那一帶到醫院走路即可。那棟房子屬於某個莫法特夫人。安德魯斯小姐回憶維特根斯坦的到來:

莫法特夫人那兒有一個空房間,所以他過來加入我們。那時候我們已住定,適應了不尋常的環境,但w教授並未輕鬆地融入。我們合看一份《曼徹斯特衛報》,不太說話時,他帶著歡快和聊天的情緒下樓吃早飯來了。晚上我們放鬆時,他不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而是喜歡在臥室吃。莫法特夫人嘟嘟囔囔地把他的飯放在一個盤子裡,他下樓來取。(我覺得這做法對格蘭特醫生是無禮的。)

我們有一個煤爐火很旺的起居室,他從沒在那兒和我們共度過一個夜晚。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電影院,但是第二天問起時,他從不記得電影裡的任何事情。他只是去放鬆。

維特根斯坦來了不久,由於莫法特夫人身體不佳,部門成員不得不離開布蘭德林公園的房子。他們都找了各自的住處,但安德魯斯小姐回憶,「w教授很難找到住的地方,因為他有外國口音,看上去有點衣衫破舊,而且說他是個教授,多數女房東很自然地起了疑心。」

維特根斯坦每天晚上去看一場電影,說明他在紐卡斯爾的工作多麼艱苦,以及他多麼嚴肅地對待這工作。這令人回想起他對德魯利說的話:

你覺得哲學夠難了,但我可以告訴你,跟當一個好建築師的困難相比這算不了什麼。在維也納為我姐姐造房子時,每天收工時我是如此精疲力竭,每天晚上唯一能做的是看一部「片子」。

這一點上的另一跡象是,在蓋斯醫院時他的數學哲學評論寫滿了三本筆記本,但在紐卡斯爾他完全沒寫哲學。他並未讓自己只限於擔負技術員的職責,而是抱著強烈和積極的興趣思考這項研究背後的東西。雖然格蘭特和裡弗兩人都和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想法並受益,而且鼓勵他對他們工作的興趣,但他們有時發覺,他對研究的投入有點太強烈了。安德魯斯小姐記得,因為部門的工作太艱苦,格蘭特有時提議他們都休息一天,一起沿著哈德良牆[239]散步。她注意到維特根斯坦從未受邀參加這種集體散步,她問格蘭特為什麼把他漏掉了。她得知,若他一起來的話,將毀掉散步的宗旨,因為他「總是在談工作」。

雖然他未受邀請參加「休息日」散步,但格蘭特和裡弗都記得曾多次陪維特根斯坦沿著羅馬牆散步。通常談的是他們的研究,但特別地,維特根斯坦和裡弗常常談更多個人事務。例如,他和裡弗談自己的幼年,提到自己直到4歲才開口說話。他對裡弗說了一則童年記憶,這則記憶他也跟德魯利說過,顯然對他有很大的意義。他說,他家盥洗室裡的一些牆粉從牆上掉下來了,他總是在那圖案裡看到一隻鴨子,但那嚇壞他了:他覺得那看上去是波希在《聖安東尼的誘惑》裡畫的怪物。

裡弗不時向維特根斯坦討教哲學,但維特根斯坦很典型地勸阻他這方面的興趣。他對裡弗強調,和裡弗自己的醫學專業不同,哲學是絕對無用的,除非你被驅使著去做,否則從事哲學毫無意義。「你在醫學中做著得體的工作,」他告訴裡弗,「滿足於此吧。」「反正,」他又調侃一句,「你太笨了。」不過,有趣的是40年後裡弗說維特根斯坦在兩個重要的方面影響了他的思考:首先,謹記事物是它們之所是;其次,尋找啟發性的對比,從而理解它們如何是其所是。

這兩個想法都是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中心要點。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想過用巴特勒主教[240]的話「一切東西都是其所是,而不是別的。」當《哲學研究》的題句。啟發性的對比的重要性,不僅位於維特根斯坦的核心概念「端賴於看出聯絡的理解」的心臟之處,也被維特根斯坦視為刻畫了自己對哲學的全部貢獻。和他幫格蘭特和裡弗澄清「休克」觀念時做的工作一樣,維特根斯坦和裡弗的談話表明,在討論哲學之外還有更多的施加某種哲學影響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對思考和理解方式的傳授,不是說出其特色是什麼,而是顯出如何能用之澄清觀念。

格蘭特和裡弗都回憶說,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對體現在部門最終報告導言裡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份報告頗有意味地未在主標題裡用「休克」這個詞,而是以《創傷對人的一般效應之觀察》為題。論證的主要思路與格蘭特在1941年1月的最初備忘錄相同,但用了更加強烈的措辭表達「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對休克的診斷似乎更依賴於作出診斷的具體人的個人看法,而非依賴於一般接受的標準。除非熟悉那些看法,否則,被叫到病床邊時,我們不知道會看到什麼。單憑這個名詞並未說明,病人顯出了什麼體徵和症狀,病得如何,或需要何種治療。我們能找到的診斷的唯一共同基礎是病人似乎病了。因此,我們被引著丟棄了「休克」這個詞,丟棄了其各種各樣的定義。此後,我們未發覺這個詞在創傷研究中有任何價值;它倒是阻礙了無偏見的觀察,引起了誤解。

無論這段話是不是維特根斯坦寫的,它都產生了一種他希望自己的哲學工作產生的效果——結束掉許多誤導性的研究思路。醫學研究會的1939—1945年報告說,這項工作是在格蘭特領導下做的:

[它]對於以下做法的價值提出了重大懷疑:如此這般地解決「休克」問題,彷彿創傷性「休克」是一個臨床和病理上的單一實體。結果,戰爭初委員會啟動的幾條研究路線被放棄了。

事實上,它的影響是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後期數學哲學工作中希求的影響——陽光對於土豆芽之生長的影響。

格蘭特和裡弗的研究目標主要不是反對在診斷創傷效應時使用「休克」這個詞,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研究發展出的診斷和治療之外找出別的更富成效的診斷和治療。為此,他們需要詳細地觀察創傷的效應。在工作的這個實踐方面,維特根斯坦的角色是切割冷凍的組織切片、染色,以便檢測出比如說脂肪的存在。他顯然做得很好。

組織學工作以外,格蘭特還請維特根斯坦協助自己研究奇脈[241],即經常出現在創傷嚴重的病人身上的隨著呼吸變化的脈壓。看上去,在這方面他引入了一種技術創新——發明了一種比他們現有的更好的記錄脈壓的儀器。格蘭特和裡弗都記得這種儀器是一種創新,但都不記得其細節。因此,我們找得到的對這儀器的唯一描述是德魯利給出的,當時他在談自己趁軍中休假到紐卡斯爾看維特根斯坦的日子:

北非戰役結束後,我被調回英格蘭準備參加諾曼底登陸。我有一次離隊休假,到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呆了幾天……他帶我到他在研究部的屋子,給我看他為研究設計的儀器。格蘭特醫生請他研究呼吸(深度和頻率)和脈搏(強度和頻率)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的設計使他能自己當自己的觀測物件,獲得對一個轉鼓的必要追蹤。他對原來的儀器作了幾處改進,結果格蘭特醫生竟說他情願維特根斯坦是生理學家而非哲學家。在向我描述自己迄今得到的成果時,他作了一個典型的評論:「它比你第一眼的感覺複雜許多。」

德魯利的紐卡斯爾之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段有揭示性的談話,顯出維特根斯坦對性的態度的一個有趣變化。看上去,到1943年,維特根斯坦遠不再接受魏寧格的「性和精神不相容」的觀點,而是同情對性行為的這種看法:把性行為視作宗教敬畏的物件。德魯利講到,在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時,兩人趕一班去達勒姆的火車,沿著那兒的河走了走。散步時德魯利對維特根斯坦說起自己在埃及的經歷,尤其是在盧克索見到廟宇的事。他告訴維特根斯坦,雖然看見廟宇是很棒的體驗,但他震驚地發現,一座廟宇的牆上有霍露斯神的浮雕,那神陰莖勃起,正在射精,拿一個碗採集精液。維特根斯坦對這故事的反應有點兒鼓舞人心,他駁斥了德魯利暗含的不讚許:

為什麼在世界裡他們不應該抱著敬畏看待人類種族由之得以延續的行為呢?不是每一種宗教都得有聖奧古斯丁對性的態度。

剛搬到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另一議論的回應甚至含有更輕蔑的坦率。德魯利寫信祝他在新工作上好運,又說希望維特根斯坦交到許多朋友。維特根斯坦回答:

我覺得很明顯你正在變得缺乏思考和愚蠢。你怎麼能想像我可能有「許多朋友」?

雖然說得很刺耳,但這話無疑是真的。維特根斯坦在紐卡斯爾的唯一朋友似乎是巴茲爾·裡弗。他也和格蘭特處得不錯,他倆都對音樂感興趣(格蘭特記得,有一次自己提到不喜歡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的開場,維特根斯坦熱情地表示贊同),但很少有那種感情的溫暖——簡單的人的接觸——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和羅伊·弗拉克分享的那種溫暖。格蘭特過於投入自己的工作,因此做不到這一點。維特根斯坦曾向弗拉克抱怨,劍橋的哲學工作令自己缺乏人與人的接觸;但在紐卡斯爾,正如他寫給諾爾曼·馬爾科姆的信裡流露的,他開始想念自己的劍橋朋友:

我好幾個月份沒有斯麥瑟斯的訊息了。我知道他在牛津,但他不寫信給我。——[凱什米·]路易還在劍橋……里斯還在斯旺西講課……我希望你去看摩爾,希望他身體很健康。[1943年9月11日]

我在這兒感到相當孤獨,也許會想辦法到某個有人和我說話的地方去。比如斯旺西,里斯在那兒做哲學教師。[1943年12月7日]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念從事他自己工作的環境。投進格蘭特和裡弗的工作裡已然不夠了:

我也惋惜,由於外在和內在的原因我不能做哲學,那是唯一給我真正滿足的工作。沒有別的工作真正令我振奮。我現在極忙,全部時間我的心智都被佔據著,但一天結束時我只感到疲勞和難過。

「內在原因」是,維特根斯坦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在哲學中做出好的工作。他常常——反覆地——對裡弗說:「我的腦子已經沒了。」他經常抱著緬懷的渴望談起1913年在挪威的日子:「那時我的心智正火著……但現在它沒了。」「外在原因」是,他在紐卡斯爾所做工作的要求,以及很不如意的住所。他還發覺越來越難以接受跟醫院的低階醫師、醫師持續照面,他們口無遮攔,常常粗鄙地議論病人;為了諒解年輕醫生對職業壓力的反應,他也越來越需要裡弗的幫助。

也許是因為這些挫折——再加上裡弗的妻子和小寶寶到了紐卡斯爾、裡弗的時間更加有限了——甚至維特根斯坦和裡弗的關係也開始惡化。維特根斯坦從來都是個佔有慾強的朋友,他開始要求裡弗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可工作和家庭生活對裡弗的要求限制了他能給的量。他們最終不愉快地分開了。維特根斯坦給裡弗的臨別贈語是:「你並沒有我曾以為的那麼美好。」裡弗則覺得鬆了口氣,不必再給予維特根斯坦要求的情感支援了。

鑑於回到哲學工作的受挫的渴念,以及和裡弗惡化的關係,聽到格蘭特和裡弗要離開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感覺鬆了口氣。此時,他們的研究更強調進一步檢視失血和組織損傷效應的需要,於是有必要接觸比平民生活中可能碰到的更嚴重創傷。因此他們需要到戰場上去進行研究,1943年末,人們準備把他們送去義大利。

格蘭特的繼任者是拜沃特斯醫生,和格蘭特和裡弗一樣,他此前在倫敦對空襲受害人進行觀察。離開前,格蘭特寫信告訴倫敦醫學研究會總部的a.蘭茲巴羅·湯姆森醫生:

維特根斯坦同意在此期間繼續做實驗室助理,但能呆多久取決於他和拜沃特斯相處得如何。

格蘭特力勸湯姆森,即便維特根斯坦決定離開紐卡斯爾,仍要讓他繼續做研究會的職員:

維特根斯坦把實驗室工作當作對抗戰的貢獻,我告訴過你,他是劍橋的哲學教授。如果他決定在裡弗和我走了以後不能繼續幹下去,那麼若不另行用他,似乎令人遺憾……他有第一流的頭腦,他的生理學知識量令人吃驚。討論問題時他是個極棒的人。在實踐方面,他是我們很好的實驗室助理;此外,他還自己設計了儀器和實驗,對人的血壓隨呼吸的變化作出了新的觀測。他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但若有合適的條件,他可以是有益和有激勵作用的同事。我猜戰後他將重返劍橋的教授席位。

1944年1月底,格蘭特和裡弗終於動身去義大利了。如我們所見,拜沃特斯到來之前,維特根斯坦正感覺孤獨和沮喪,雖然繼續細心地履行技師職責,但並不打算交際。拜沃特斯回憶:

他拘謹,相當離群:喝咖啡或喝茶談到哲學話題時,他拒絕被拖入。我對此感到失望,但他一絲不苟和盡職盡責地處理為我準備的肺或其他器官的冷凍切片,對此我感到滿意。在我記憶裡他是個謎一般的、不愛交流的、也許相當消沉的人,他喜歡自己房間裡的摺疊躺椅勝於一切應酬。

只呆了3個星期,拜沃特斯就不得不寫信請總部幫忙找個新技術員:

維特根斯坦教授在這兒為格蘭特醫生做組織學工作……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請他用未來3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寫一篇他自己專業(哲學)的論文。

一週後,2月16日,他寫道:

維特根斯坦教授今天離開了我們:他們請他回到劍橋教授席寫一篇哲學論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這篇論文,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

於是,1944年2月16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紐卡斯爾回到劍橋。拜沃特斯信裡提到一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的」、「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的論文,由此我們有理由假定,「他們」指的不是劍橋大學,而是劍橋大學出版社。

1943年9月維特根斯坦接洽過劍橋大學出版社,建議他們把他的新書《哲學研究》和老書《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他是在那年初和尼古拉斯·巴赫金一起讀《邏輯哲學論》時產生這個想法的。他也對裡弗提過這想法,說自己喜歡這個主意:把對《邏輯哲學論》觀點的駁斥和《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1944年1月14日,劍橋大學出版社確定接受這一提議,這事和拜沃特斯第一封信裡的話是一致的:「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然而,和劍橋大學出版社1938年接受的那個較早計劃一樣,這個計劃從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