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二十一章戰時工作/h2戰爭的頭兩年,維特根斯坦談話裡反覆出現的一個話題是無法在學術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喪。他發覺在戰爭時期教哲學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對抗戰作出貢獻。通過和牛津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的友誼,他的機會來了。吉爾伯特的兄弟約翰·賴爾是劍橋的醫學欽定教授(regiusprofessor),1940年回到蓋斯醫院幫助預備「空襲」[231]。1941年9月,維特根斯坦寫信給約翰·賴爾,要求去蓋斯醫院見他。賴爾請他吃午飯,他立刻給賴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寫信給妻子,「他穿一件開領綠襯衫,面孔相當有吸引力。」

我對此很有興趣:當了多年的三一學院教師,他遠未染上別人那樣的習氣,相反那地方的死氣壓倒了他。他對我說:「我覺得如果留在劍橋我會慢慢死掉。我寧可找個快速死掉的機會。」所以他想到一家醫院做某種卑微的體力勞動,當作他的戰時工作;若有必要他願辭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點兒也不想別人議論這事。他想到一個空襲地區工作。工作部準備讓他當雜活工,歸那個幹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覺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數人很不同,如果從事任何運用智力的戰時工作,將是愚蠢的選擇。我今晚寫信告訴了他這個職位的事,但沒試圖刻意說服他。

有一天我一定會帶著他還有一兩個加拿大人來見你。

維特根斯坦顯然不需要刻意的說服,那封信之後大約一個星期他就開始去蓋斯醫院上班了。但不是當雜活工,而是藥房勤務工。

維特根斯坦的職業從劍橋哲學教授變成蓋斯醫院的藥房勤務工,這事他不想讓人議論,約翰·賴爾也尊重他的這個願望;看起來,賴爾沒對蓋斯醫院的任何職員說過新來的勤務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有一件事印證了他的謹慎:直到1958年馬爾科姆的回憶錄出版後,賴爾的好朋友、戰時內部刊物《蓋斯報》的編輯(因此總在搜尋有趣的故事)漢弗萊·歐斯蒙德才知道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呆過。很幸運賴爾保持了沉默,如果《蓋斯報》刊出一篇「著名哲學家在蓋斯醫院」,無疑維特根斯坦會作出極度憤怒的反應。

在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和醫療職工一起在納菲爾德樓吃住。(這事就足以使他區別於醫院的其他勤務工,因為非醫療職工通常住在醫院地界之外,吃飯也是和醫生分開的。)到納菲爾德樓後不久,他在晚餐時受到了醫院的血液病學者沃特菲爾德醫生的熱情歡迎。沃特菲爾德在劍橋呆過,出席過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被認出來後維特根斯坦臉色刷白,說:「好上帝,別告訴任何人我是誰!」但是,不管是通過沃特菲爾德還是通過別的訊息源——儘管《蓋斯報》一直沒抓到這個故事——許多蓋斯醫院的職員完全知道維特根斯坦是誰。知道他是誰的人都稱他「維特根斯坦教授」。

維特根斯坦的勤務工工作是把藥品從藥房分送到病房裡,據約翰·賴爾的妻子米麗亞姆說,他在病房裡建議病人別吃那些藥。他在藥房的上司是伊澤德先生。後來有人問伊澤德是否記得維特根斯坦當過勤務工,他回答:「是的,記得很清楚。他來這兒工作,在這兒工作了三週之後,他就講解起該如何運作這地方。你看,他是慣於思考的人。」很快他被調到製造實驗室當製藥技師,在實驗室,他的一個職責是為皮膚病科準備拉薩爾軟膏[232]。德魯利到蓋斯醫院看維特根斯坦時一個職員告訴他,以前沒人做出過品質那麼高的拉薩爾軟膏。

到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需要一個朋友。弗朗西斯死了,柯克又去了博內茅斯,他正極其孤獨。他需要某種情感觸控。「出自你心的一個詞,」1941年8月20日他寫信對羅蘭德·赫特說,「比出自你頭腦的三頁紙對我更有意義!」11月27日:「我不能寫弗朗西斯,你寫的他雖然在一個意義上是真實的,但出於某種原因,與我對他的想法不合拍。」他對赫特講自己在藥房的工作,他一星期掙28先令,工作很艱苦。「我希望我的身體能頂住。我的靈魂非常疲倦,根本不在一個好狀態;我是指,根本不是它應該是的樣子。」「也許,」他加上,「如果我們再見到對方,會對我們有某種幫助。」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他和赫特真要見面,見的時間要足夠長,這樣的見面才有意義。在隨後的信裡他強調了在星期天見面的重要性,那是他唯一不在醫院工作的一天:

不過,如果你不能在某個星期天來,就只好在工作日了。那樣的話,來晚甚至半個小時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把事情弄糟,這真是很不幸!

「基本上,」他在另一封信裡解釋,「像我們這樣的人,匆忙見面不是好方案。有可能的話我們應該悠閒地在一起。」當赫特對商議中的見面顯出一點猶豫時,維特根斯坦告訴他,他們試圖見面前要等三個月:

既然如你所寫,你發覺自己很難說想見我,為什麼你要見我?我想見想見我的人;如果有一天沒人想見我(那一天也許很快就要來了),我覺得我什麼人都不會見。

他害怕自己的身體不能應付藥房勤務工的活,這是切實的。他現在52歲了,開始顯(而且感覺)老了。「5點左右幹完活,」他告訴赫特,「我非常累,常常幾乎動不了。」不過,如果說他的身體是虛弱的,那麼他的精神在弗朗西斯死後則幾乎崩潰了。他和巴布魯克一家一起過聖誕節——弗朗西斯公寓樓下的伊斯特路的雜貨店是他們家的。那是個悲傷的場合。新年夜他寫信給赫特:

總體上,我感覺孤獨,害怕未來的歲月!……我希望你有一點快樂,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

1942年新年,約翰·賴爾兌現了向妻子許下的承諾,把維特根斯坦帶回蘇塞克斯的家裡見她。幸運地是,他們的兒子、當時14歲的安東尼在日記裡記了那個週末。他的第一印象不是完全正面的:

7點30分,爸爸和又一個叫做winkenstein[233](是這麼拼的?)的奧地利(?)教授到了。爸爸很累。wink極為生疏——他英語說得不太好,一直在說「我的意思是」,還一直在想說「不可容忍」時說「它的‘可容忍’」[234]。

第二天末,安東尼把維特根斯坦名字的拼得更對一點了,但父親的新朋友仍遠未贏得他的心:

早晨,爸爸、瑪格麗特、山羊們、廷克和我一起散步。結霜了,但是個晴天。witkinstein的早晨是和安置居民戶[235]一起過的。他認為我們對他們極殘酷。

下午我們在爭論中度過——他是個十分討厭的人,每次你說什麼,他都說「不不,那不是要點。」那可能不是他的要點,但那是我們的要點。聽他說話太累人。喝完茶,我帶他四處看看,他懇求我友好地對待那些可憐的小孩——他走得太遠了走到了另一極端——媽媽想要他們做好公民,他想要他們快樂。

賴爾家在蘇塞克斯租了一個農場,「可憐的小孩」是安置戶——兩個來自朴茨茅斯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賴爾夫人接納了他們,這是政治態度的體現。他們加入了她組織的一群為俄國紅十字會織手套的孩子們。雖然她很好地照顧孩子們,但顯然在他們中間施行嚴格的紀律。約翰·賴爾在家時,或家裡有客人時,賴爾一家在一定程度上跟安置戶保持著某種距離——例如在分開的房間吃飯。維特根斯坦在那兒的時候堅持和孩子一起吃飯,從而體現出他對他們的支援和同情。

很容易看出維特根斯坦為什麼喜歡和尊敬約翰·賴爾。和維特根斯坦一樣,賴爾不自在地應付著劍橋的學術生活,顯然,他也和維特根斯坦一樣更喜歡在一家遭空襲的醫院裡工作的危險而非劍橋的「死氣」。在劍橋時他在政治上是活躍的,1940年選舉時,他作為左翼獨立候選人參選。1938年以後他積極地把猶太醫生營救出奧地利和德國(大概因此安東尼·賴爾才說維特根斯坦是「又一個奧地利教授」)。

「空襲」期間供職蓋斯醫院的許多職員都帶著溫暖和感激之情回憶起賴爾的親切。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年輕人,不像賴爾,他們沒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戰爭的經驗。漢弗萊·歐斯蒙德的記憶是典型的——猛烈轟炸時在蓋斯醫院工作的危險,賴爾在幫助職員應付那種危險時帶給人的鼓舞:

數十發火彈朝醫院扔下來,起碼有一打爆炸或沒爆炸的炸彈扔到了醫院的房屋上……在轟炸和接收許多傷亡者的壓力之下,留在蓋斯醫院的不多職員互相非常熟悉……我常常在蓋斯醫院的屋頂上警戒轟炸……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閒談喝茶……我們常在納菲爾德樓的地下室宿營。賴爾是個智慧和聰明的人,對於和我一樣討厭遭到轟炸的人來說,他在第一次世紀大戰的戰壕裡鍛煉出的鎮定是一種很大的支援。

4月份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接受了一次手術,摘掉了困擾他多年的膽結石。出於對英國醫生的不信任(他傾向於相信,若得到恰當的醫治,拉姆塞和斯金納的死都可避免),他堅持在手術時保持清醒。他拒絕全身麻醉,要了塊鏡子放在手術室裡,這樣就能看到發生了什麼。為了幫助他度過這一場肯定很痛苦的折磨,手術時約翰·賴爾全程坐在他身旁,握著他的手。

除了賴爾,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的新朋友更多是技師而非醫生。其中一人是內奧米·威爾金森——她是個放射線技師,賴爾的堂表親。威爾金森小姐經常在醫院裡組織唱機音樂會,維特根斯坦是音樂會的常客。他對唱片的選擇深感興趣,經常很不滿意曲單。由於對音樂的共同興趣,他和威爾金森小姐成了朋友;和他的許多朋友一樣,她也被邀請到里昂咖啡館喝茶。一次喝茶時她問,他覺得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哲學。對此他考慮了很久才回答:「兩個——其中一個是吉爾伯特·賴爾。」不幸地是他沒說第二個是誰。而且,也許選吉爾伯特·賴爾也只是說明了,五十多歲的他仍未完全丟掉童年的好禮貌——傾向於說他覺得能取悅別人的話。

在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夢裡,內奧米·威爾金森的唱機音樂會也許是元素之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記下了這個夢:

今晚我夢見:我的姐姐格蕾特送給路易瑟·波麗策爾一樣禮物:一個包。在夢裡我看見那個包,或者不如說只看到它的鋼鎖,鎖非常大,方形的,做工很好。它看上去像一把人們有時在博物館裡見到的那種複雜的老扣鎖。在這把鎖裡,別的東西之外,有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鑰匙眼裡傳出「你的格蕾特贈」這幾個詞或類似的話。我琢磨著,這裝置的機制得是什麼樣的,是不是一種唱機,唱片能用哪種材料做,有沒有可能是用鋼做的。

維特根斯坦自己未給出對此夢的解釋,但是,考慮到他那時很注意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此前用過鎖的隱喻來描述弗洛伊德的核心觀念,以及格蕾特是他家人中跟弗洛伊德聯絡最密切的,我認為,可以說這個夢是關於夢的解析的。夢似乎說了點什麼,對弗洛伊德著作的熟練運用將使我們能(彷彿是通過弗洛伊德理論的鑰匙孔)聽到夢說的東西,但夢說的東西背後的機制和夢的符號由以建構的材料(無意識)是錯綜複雜的:太複雜了,無法通過弗洛伊德相當粗糙的跟19世紀機械學的類比來理解。

無論如何,這是維特根斯坦1942年夏天跟里斯的談話的中心論題。他到斯旺西和里斯在一起,部分是為了在膽結石手術後復原;他倆沿著南威爾士海岸線散步,維特根斯坦極喜愛這事。里斯是那時很少的一個還活著的維特根斯坦重視的哲學討論夥伴,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他的哲學工作主要集中在數學哲學上,可他和里斯的談話涉及的卻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解釋的性質。

他強調,是有一個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夢中的意象當作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一種夢的語言,即便做夢者不理解那些符號。我們和解夢者討論夢、並接受其解釋時,這一點可以顯現出來。與此類似,當我們畫了看上去無意義的塗鴉,然後一個分析者問我們問題、追索關聯,我們可能達到一種自己為什麼那麼畫的解釋:「然後我們可以認為那塗鴉是一種寫作、在使用一種語言,雖然沒人理解它」。但是,劃清這種解釋和科學給出的解釋之間的界限,對維特根斯坦是重要的。夢或塗鴉的解釋並非通過應用法則來進行,「實際上沒有任何這樣的法則,這一點在我看來是重要的」。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神話學的共同之處比它和科學的共同之處更多;例如,弗洛伊德未給出這個觀點——焦慮總是重複我們出生時感到的焦慮——的任何證據;不過「這是個具有顯著吸引力的想法」:

它具有神話解釋具有的那種吸引力,神話解釋說,這一切都是在重複以前發生過的事。真的接受或採納這說法時,人們覺得某種東西更清楚和更容易了。

於是,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給出的闡釋是同一血統的。它們提供的不是因果的、機械的理論,而是:

……某種人們傾向於接受並使他們更容易照某些方式行事的東西:使他們覺得某些行為和思考的方式更為自然。他們放棄了一種思考方式,採納了另一種。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時維特根斯坦對里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一個「弟子」或「追隨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注意力集中在數學哲學上。那時期他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在嘗試改進他在挪威的最後幾個月裡寫的論述,從而改進《哲學研究》裡基於那些論述的章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談數學的論述寫滿了三本筆記本。這些論述和由之編輯出的稿子現已出版:構成了《數學基礎評論》的第四、五、六、七部分。

就其一般要點而言,這些論述和他在此主題上的較早著述是一致的,但其中對數理邏輯的攻擊使用了更挖苦的措辭。這也許是他最具攻擊性的著述。

羅素在「數學和形而上學家」這篇文章裡給出了維特根斯坦的攻擊目標的最完美概括。「現代數學的首要勝利之一,」羅素寫道,「在於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

一切純數學——算術、分析和幾何——都是通過原始邏輯概念的組合而漸次構成的,其命題匯出於一般邏輯公理,比如三段論和其他推導規則……因此,形式邏輯學科已表明自己和數學是同一的。

他進而討論無窮小、無限和連續的問題:

在我們的時代,三個人——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不只提出了這三個問題,還徹底解決了它們。對於熟悉數學的人來說,那些解答是如此清楚,再未留下絲毫的懷疑或困難。這可能是我們的時代值得誇耀的最偉大成就。

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既攻擊這兒勾勒出的對數學的觀念,也攻擊這兒顯露出的對待數學的態度。「為什麼我要費神找出數學是什麼?」在一本蓋斯醫院時期記的筆記本上他問:

因為我們有一門數學,有一種對之的特別觀念,彷彿是一種關於其地位和功能的理想,——而這需要清楚地找出來。

我的任務不是從內部攻擊羅素的邏輯,而是從外部。

那就是說:不是在數學上攻擊它——否則我就是在做數學了——而是攻擊它的地位,它的職責(office)。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形式邏輯並未表明自己和數學同一;說它已然如此:「幾乎像是有人說製作櫃子在於黏合」。數理邏輯也沒向我們最終表明數學是什麼。而是「完全扭曲了數學家和哲學家的思考」。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的工作遠不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成就,就其與其他數學的關係而言,它們是「一種癌變,像是從正常人體中漫無目的和毫無意義地生長出來」。

為了表明邏輯和數學是不同的技術,為了表明數理邏輯的成果並無羅素歸諸其上的重要性(在對無限、連續和無窮小這些概念的理解上),維特根斯坦試用了許多手法;例如,他努力表明,康托爾、戴德金和魏爾斯特拉斯給出的定義並未澄清數學和日常生活裡實際使用的無限、連續和無窮小,而是歪曲了這些概念。

不過,他攻擊的重點在於,努力表明數學裡典型的證明方法和邏輯裡用的證明方法並不類似。邏輯裡的證明是一系列意在確立結論之真的命題。維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與此不同,數學裡的證明是一系列意在確立某一技術之有用的圖畫(pictures)。

例如,他認為沒有理由不把這幅圖畫:

視作乘法交換律——即:(a×b)=(b×a)——的一個證明。因為某人可以先如此再那般地看待這幅圖畫,從而看出(5×4)等於(4×5),從而再把交換原則應用到其他一切情況。

這兒絲毫未涉及命題或結論,因此不出現這個問題:若交換律為真,它是關於什麼為真。如果把這種圖畫、而非邏輯公理系統當範例,那麼,就根本沒有理由認為數理邏輯學家已如羅素說的那樣「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在他們的「數學基礎」工作裡,他們不過是畫了一種不同的圖畫,發明了一種不同的技術。

但是,強調圖畫在數學中的作用,意圖不只在於摧毀對這一學科的某一具體觀念。還在於用一種對數學推理的觀念——一種強調「看出聯絡」的作用的觀念——取而代之。為了從上述圖畫出發掌握交換律,我們需要把這個:

和這個看作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能「看出聯絡」,這個證明就不使我們確信任何東西。於是,對這個證明的理解,是構成維特根斯坦世界觀基礎的那種理解的一個好例子(就算是個初步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哲學論述一樣,數學證明應當被視作「綜觀之呈現」,此種呈現的目的是生出「端賴於看出聯絡的那種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雖然聽上去挺古怪——純數學裡的證明類似於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給出的解釋。維特根斯坦的關切從數學轉向心理學,這件事的線索也許是:他發覺弗洛伊德的「模式(patterns)」比數學家的「圖畫」更有意思。

我們猜想,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進某種模式,那將是維特根斯坦的一種慰藉。

「對於我生活的未來,我不再感到任何希望,」他在1942年4月1日寫道:

彷彿在我面前除了一段活著的死之外,什麼也沒有。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任何未來,除了一種死寂的未來。沒有朋友,沒有快活。

幾天後:

現在威脅著我的徹底孤立的恐懼令我很遭罪。我看不出自己怎麼能忍受這生活。在我眼裡它是這樣的生活:每天我不得不恐懼那隻帶給我乏味悲哀的夜晚。

在蓋斯醫院他感到必須讓自己忙碌著。「如果你不能在靜止中找到快樂,」他告訴自己,「就在奔跑中找到它!」

但要是我太累了跑不動了呢?「在垮掉之前不要說崩潰。」

像一個騎腳踏車的人一樣,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著踏板向前。

「我的不快樂很複雜」,他在5月份寫道,「難以描述。但主要的東西很可能還是孤獨。」

斯金納死後柯克回博內茅斯了,就像對待斯金納那樣,維特根斯坦開始為了收不到柯克的信而焦急。5月27日他記下:

雖然一週前我向他要訊息,但十天都沒再聽到k的事情了。我覺得他也許已跟我斷交了。一個悲劇性的念頭!

事實上,柯克在博內茅斯結了婚,從事著一份成功的機械工程職業,而且他再沒見過維特根斯坦。但就柯克而言,沒有什麼要「斷」的。他從未想過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意義上是同性戀,或他們的關係有任何超出師生關係的東西。

在同一則日記裡——彷彿是承認了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寫道:「我遭了許多罪,但明顯我沒有能力從我的生活中學習。我仍然就像許多年前那樣遭罪。我並未更強或更明智。」

蓋斯醫院藥房的年輕同事羅伊·弗拉克的友誼給了他一點安慰——這絕望的孤獨的某種緩和。我們可以推想,維特根斯坦喜愛弗拉克主要是因為他的熱誠和快活的好脾氣。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自己有時著急或躁動,羅伊就對他說,「穩住,教授。」這一點他喜歡。

弗拉克造訪維特根斯坦在納菲爾德樓三樓的房間。和他在劍橋的屋子一樣,那個屋子完全無裝飾;弗拉克吃驚地沒看見任何哲學書,只看見一堆堆整齊的偵探雜誌。當時弗拉克在學一門函授課程:現代語言;他經常坐在維特根斯坦的房間裡閱讀,維特根斯坦則十分安靜地坐著。那種時候,維特根斯坦為自己每隔一個週末在劍橋作的講座做準備。其他的週末維特根斯坦和弗拉克外出散步,或到動物園,或到哈克尼的維多利亞公園,他們在公園的湖上划船。

和許多很瞭解維特根斯坦的人一樣,弗拉克記得維特根斯坦高超的口哨功夫。他回憶,維特根斯坦能用口哨吹交響樂的整段樂章,保留節目是布拉姆斯的「聖安東尼變奏曲」,若別人吹錯了維特根斯坦就制止他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應該怎樣——藥房同事並不喜歡這種事。

弗拉克的背景和斯金納太不同了。斯金納在萊奇沃思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里長大,在公立學校和劍橋接受教育;弗拉克則住在東倫敦哈克尼路的救濟房裡,15歲就開始工作。但他們的個人品質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的。法妮亞·帕斯卡爾對斯金納的描述同樣可以用到弗拉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