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7月31日寫給石裡克的信裡,維特根斯坦說那年夏天自己可能不去奧地利:

我想9月初去趟俄國,或者留在那兒,或者兩週後回英格蘭。如果回去的話,我將在英格蘭做什麼還完全不確定,但可能不繼續做哲學。

1935年的整個夏天,他都在為迫近的俄國之行作準備。他經常見他那些去過俄國或可能向他提供那裡情況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可能他也希望他們向他介紹能幫他和斯金納在那兒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里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羅·斯拉法和喬治·湯姆森。他們的印象是,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定居,當體力勞動者,或可能從事醫學,總之要放棄哲學。一次,跟喬治·湯姆森在三一學院的理事之家裡見面時,他解釋說,既然要放棄哲學工作,就得決定自己的筆記本該怎麼辦。是把它們留在某處,還是銷燬之?他詳細地跟湯姆森談自己的哲學,表達對其價值的懷疑。只是在湯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銷燬自己的筆記本,而是把它們存放在學院圖書館裡。

當時的劍橋,想到蘇聯那兒尋求——正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大規模失業問題的威脅的——西歐國家的某種代替品的不只是維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對劍橋本科生而言,正是馬克思主義成為這所大學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時候,也正是許多學生和教師抱著朝聖的精神造訪蘇聯的時候。正是在那時,安東尼·布朗特和邁克爾·斯特雷特作了他們有名的俄國之行,此行導致了所謂「劍橋間諜幫(cambridgespy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時,莫里斯·多博、大衛·海登-蓋斯特和約翰·庫恩福德幾年前建立的劍橋共產主義小組擴張開來,吸納了劍橋的多數智性精英,包括許多「使徒」的年輕成員。

儘管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那些構成劍橋共產黨核心的學生覺得他同情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海登-蓋斯特、庫恩福德、莫里斯·庫恩福斯等)聽他的課。不過,維特根斯坦想到俄國去的理由是很不同的。他對西歐國家之衰落的感覺,始終是斯賓格勒式的,而非馬克思式的;而且,如我們此前談過的,很可能凱恩斯在《俄羅斯一瞥》中描繪的蘇聯生活景象極度吸引著他——凱恩斯的描述把馬克思主義輕看為一種經濟理論,但把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視為一種新宗教而喝彩,這種新宗教裡有的不是超自然的信仰,而是深深抱持的宗教態度。

也許是因為這一點,維特根斯坦覺得凱恩斯大概能理解自己。「我確定,你部分地理解我想去俄國的理由,」7月6日他寫信給凱恩斯,「我承認它們部分是糟糕的、甚至是孩子氣的理由,但這也是事實:在這一切之後有深刻的、甚至是好的理由。」實際上凱恩斯不贊同維特根斯坦的計劃;儘管如此,他盡其所能地幫助維特根斯坦打消蘇聯官方的疑心。維特根斯坦曾在俄國大使館見過一位名叫維諾格拉多夫的官員;他告訴凱恩斯,此人「在我們談話時極端謹慎……他當然和任何人一樣,知道推薦信能幫助我,但很清楚在這事上他絲毫不會幫我。」凱恩斯直接找了上層——這是他的典型做法——把寫給駐倫敦俄國大使伊萬·麥斯基的介紹信給了維特根斯坦:「請允許我斗膽向您介紹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博士……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還是]我的一個很老和很親密的朋友……如果你能為他做點什麼,我將極為感激。」他又說:「我必須讓他自己告訴你他想去俄國的理由。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對於他相信俄國新政權代表著的生活方式,抱有強烈的同情。」

在和麥斯基會面時,維特根斯坦很費勁地表現得可敬而且恭敬。凱恩斯告誡過他,雖然麥斯基是個共產主義者,但那不意味著他不希望被稱作「閣下」,也不意味著,他對儀式和禮貌的水準的尊重比任何別的高階布林喬亞官員更少。這建議維特根斯坦聽進去了。這次會面是他一生中難得一次系領帶,而且儘可能多地使用「閣下」這個措辭。實際上他後來告訴吉爾伯特·帕蒂森,自己如此渴望表現出對大使的尊重,結果出了個大洋相,他在擦鞋墊上擦鞋——在出房間的路上。會面後維特根斯坦對凱恩斯報告說,麥斯基:「毫無疑問對我很好,最後,他答應寄給我一些住在俄國的人的地址,那些人可能給我有用的資訊。他不覺得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准是全然無望的,雖然也不覺得那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在俄國大使館的——並不鼓舞人心的——會面之外,維特根斯坦也嘗試通過英蘇文化關係協會(scr)[204]來聯絡。scr建立於1924年,是(實際上現在也是[205])一個致力於增進英國和蘇聯之間的文化聯絡的組織。它組織講座、討論和展覽,出版自己的雜誌《盎格魯-蘇維埃期刊》;20世紀30年代,這份刊物的每一期都刊載了一則蘇聯旅遊公司「蘇聯國際旅行社」[206]組織的俄國遊廣告(「一生的體驗,在蘇聯」等)。因為其目標(不像兄弟組織「蘇聯友誼協會」)的文化性勝於政治性,scr把許多非共產黨人——如查爾斯·特里維謙、還有凱恩斯本人——算作自己的成員。不過,到1935年,把持它和友誼協會的幾乎是同一批人(海登-蓋斯特、帕特·斯隆等)。8月19日維特根斯坦到scr的辦公室見副主席希爾達·布朗寧小姐。第二天他向吉爾伯特·帕蒂森描述:

和b小姐的會談進行得比我指望的好。至少我得到了一條有用資訊——若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准,唯一機會是以遊客身份前往,然後跟官員談;為了達到這目的,我能做的只有努力獲得介紹信。b小姐還告訴我,她會為我提供兩封寫給兩個地方的這樣的信。總體上這比什麼都沒有強。不過也沒有搞定任何事,我還在一樣的黑暗裡——不僅不知道他們會允許我做什麼,也不知道我想做什麼。這是可恥的,但我的確每兩個小時就改變心意。我看到了,在根子上我是個完全的蠢貨,感覺爛到了根子上。

確定有介紹信的兩個地方是北方學會和國家少數民族學會。它們都是教育機構,宗旨是提高蘇聯少數民族的文化程度。雖然認為這「比什麼都沒有強」,但維特根斯坦不太想做教師工作。不過,正如凱恩斯告訴過他的,只有收到某個蘇聯組織的邀請,他才有可能獲得在蘇聯定居的批准:「如果你是個可能對他們有用的合格技術員,」凱恩斯對他寫道,「那麼也許不難。不過,若沒有這類證書——醫學證書也很好——則是困難的。」維特根斯坦終其一生抱有當醫生的願望,他考慮了這種可能:帶著去俄國行醫的意圖在英格蘭學醫;他甚至讓凱恩斯承諾資助自己的醫學訓練。但他真正想要的,是獲准在俄國作為體力勞動者定居。不過,他越來越明白,他極不可能從某個蘇聯組織那兒獲得這種事的邀請。若有一種蘇聯不短缺的東西,那就是無技能的勞力。

9月7日動身前往列寧格勒時,維特根斯坦設法搞到的所有東西是希爾達·布朗寧的介紹信和幾個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吉爾伯特·帕蒂森到倫敦黑斯碼頭為他送行,弗朗西斯則病得太重,去不了了。但他們明白,此去他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弗朗西斯找工作。同一條船上有喬治·薩克斯醫生,他回憶,進餐時他和妻子坐在維特根斯坦對面。靠維特根斯坦坐的是個美籍希臘人,是個東正教牧師。維特根斯坦的樣子沮喪而出神,坐在那兒盯著空處,不跟任何人說話,直到有一天他向神父介紹自己,舉著手叫出:「維特根斯坦!」對此牧師報了自己的名字作回應。旅程的剩餘時間他沉默著。

9月12日他到了列寧格勒,隨後的兩週,他的口袋日記本里寫滿了許多人的名字和地址——他聯絡那些人,爭取獲得一個僱傭許諾。在列寧格勒,除了北方學會他還拜訪了大學哲學教授塔吉亞娜·高恩斯坦女士,她答應讓他在列寧格勒大學開一門哲學課。在莫斯科他見了數理邏輯教授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和她建立起了一段他回英格蘭後很久還通過信件延續的友誼。她的談吐直率吸引了他。第一次見他時她驚呼:「什麼,是那個維特根斯坦?」在一次關於哲學的談話裡她很直接地告訴他:「你應該多讀一點黑格爾。」從他們的哲學討論中亞諾夫斯卡婭教授獲得了這樣的(肯定是錯誤的)印象:維特根斯坦對辯證唯物主義和蘇聯哲學思想的進展有興趣。顯然,是通過亞諾夫斯卡婭,才先許給了維特根斯坦一個喀山大學的哲學教席,再許給了他一個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師崗位。

在莫斯科,維特根斯坦也同帕特·斯隆見了二三次;這位英國共產主義者當時在做蘇聯貿易聯盟的組織者(1938年的書《俄羅斯的真相》回憶了斯隆這段時期的生活)。看起來,這些見面的中心議題很可能是維特根斯坦仍存的找到體力崗位的希望。如果是這樣,那麼他顯然不成功。喬治·薩克斯回憶,在莫斯科「我們[他和他妻子]聽說維特根斯坦想去集體農場工作,但俄國人告訴他,他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貢獻,他應該回劍橋去」。

9月17日,還在莫斯科的時候,維特根斯坦收到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極力要求他儘可能長地留在俄國,直到找到工作。「我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那裡的事物,」他寫道,「但我覺得自己彷彿已和你在一起。」從這封信裡看,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正計劃在下個學年——大概是在他們去蘇聯定居之前——為出版《棕皮書》做準備工作。這是有理由的,因為即將到來的1935—1936學年,既是斯金納三年期研究生的最後一年,也是維特根斯坦五年期的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對於我們下一年要做的工作,我考慮了很多,」弗朗西斯告訴他,「我覺得,你去年用的方法的宗旨是如此之好。」

我感覺,一切都絕對的簡單,但全都充滿光亮。我感到,繼續寫這本書,寫成一本能出版的書,是很好的事。我感到這方法如此有價值。我很希望我們能繼續做下去。我們將做到最好。

「我願再次說,」他加上,「我希望,如果你覺得還有機會了解到更多東西,那你就要在莫斯科逗留更久的時間,比你預定的行程更久。這對我倆都很有意義。」

顯然,維特根斯坦看不到延長自己逗留的理由。他此行的作用只是印證了人們在他動身前告訴他的:如果進入蘇聯當教師,那麼他是受歡迎的;如果想當集體農場的工人,那麼不會受歡迎。離開前的那個星期天,他寫了張明信片請帕蒂森到倫敦接自己:

我親愛的吉爾伯特!

明天晚上我將離開莫斯科(我正在拿破崙1812年到過的屋子裡)。後天我的船從列寧格勒啟航,我只能希望海神見到我時發善心。我的船預期於[9月]29日星期天到倫敦。請你來碼頭接我,或在我的宮殿(通常稱作「河岸宮殿[207]」)給我留個信,好嗎?我確實盼望再次見到你的那張舊的和該死的臉。願永遠血腥。

路德維希

另:如果讀信的是審查員,也適用!

回到英格蘭後維特根斯坦極少談到自己的俄國之行。他請弗朗西斯把一份紀錄送給法妮亞·帕斯卡爾,在這份紀錄裡,他對法妮婭談到自己和亞諾夫斯卡婭女士的會面,許給他的喀山的學術職位,結尾是這麼句話:「他尚未決定自己的未來。」這份紀錄一點也沒談維特根斯坦對蘇聯的印象——絲毫未提是否喜歡他之所見。在這一點上,除了一兩句孤立的議論外,他一直保持徹底的沉默。他向朋友解釋,他的沉默是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羅素則允許自己的名字(在《布林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出版之後)——被用於支援反蘇宣傳。

這意味著,假如他公開自己對蘇聯的印象,那麼他描繪的將是一幅不帶恭維的畫面。一條有關他的態度的重要線索也許在他對吉爾伯特·帕蒂森說的話裡:在俄國生活就像在軍隊裡當列兵。他告訴帕蒂森,「我們這種教養的人」在那兒生活是困難的,因為連存活下去都必須具備那種程度的低劣的不誠實。如果維特根斯坦覺得俄國的生活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哥普拉納的經歷相比,那麼,這次簡短之行後他表現出如此少的去那兒定居的傾向,也許就不令人驚訝了。

儘管如此,他反覆表達過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他相信,由於普通蘇聯公民的物質條件正在改善,這個政權是強大的,不太可能垮臺。他讚許地說起俄國的教育系統,說從未見過有人如此渴望學習,如此專注於教給他們的東西。不過,他同情斯大林政權的最重要理由也許是俄國只有很少的失業。「重要的事情,」他曾對洛什·里斯說,「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國生活的軍事化管理時——有人指出,工人雖然就業了,但沒有離職或換工作的自由——維特根斯坦不覺得有什麼。「專制,」他聳了聳肩,對里斯說,「並不使我感到憤慨。」不過,「‘官僚統治’正在俄國造成階級差異」的說法倒引起了他的憤慨:「如果有什麼能摧毀我對俄國政權的同情,那就是階級差異的增長。」

從俄國回來後的兩年裡,維特根斯坦漫不經心地把玩著這個想法:去兌現那個許給他的莫斯科的教師職位。這段時間他繼續跟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通訊;去挪威時,他安排法妮亞·帕斯卡爾把胰島素寄給患有糖尿病的亞諾夫斯卡婭。遲至1937年6月,他還在一封寫給伊格爾曼的信裡談到:「也許我該去俄國」。不過,這之後不久,俄國人收回了給他職位的許諾,因為(據皮耶羅·斯拉法說)這個時候所有在俄國的德國人(包括奧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儘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審秀[208]之後,即便在1939年俄國和西方的關係惡化、納粹-蘇聯協定簽訂之後,維特根斯坦仍繼續表達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結果他的一些劍橋學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義者」。這個標籤當然是胡說。不過,在多數人只看到斯大林統治的暴政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強調了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以及在應付這些問題時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魯利斷言,英格蘭和法國合力也不能擊敗希特勒的德國;它們需要俄國的支援。他告訴德魯利:「人們控訴斯大林背叛了俄國革命。但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脅著俄國的危險。」他立即又說,彷彿這兩者有所關聯:「我看著一張英國內閣的照片,對自己說,‘好多富有的老人’。」這一評論令人想起凱恩斯對俄國的刻畫:「歐洲家族的美麗和愚蠢的最小兒子俄國,頭上有頭髮,比起西方的禿頂哥哥,離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認為,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氣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這個願望有很大關係: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歐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脫開干係。

這當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願望的另一種體現。和1915年的奧地利官方一樣,蘇聯官方知道他當軍官比當列兵對他們更有用;維特根斯坦自己也認識到,他並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誠實」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