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維特根斯坦當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開始了,此時他還不大知道研究員到期之後自己要做什麼。也許到俄國去——也許和羅蘭德·赫特一樣到「普通人」中間找個工作;也許如斯金納願望的那樣,專心準備《棕皮書》的出版。看上去,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不會繼續在劍橋教書。

他最後一年講座的中心議題是「感覺與料和私有經驗」。在這門課裡,他努力與哲學家受到的一種誘惑作戰:哲學家傾向於認為,當我們有所經驗(看到某種東西、感覺到疼等等)時,某個東西是我們經驗的主要內容,即感覺與料。不過,他舉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學家,而是取自日常對話。引用文獻時,他引用的不是哲學著作,不是哲學期刊《心智》,而是「史特里特和史密斯[209]」的《偵探故事雜誌》。

有一次講座,他先讀了「史特里特和史密斯」裡的一個段落;敘述者——一個偵探——午夜獨自呆在船的甲板上,萬籟俱寂,只聽見船上時鐘的滴答聲。偵探自個兒沉思:「時鐘是一種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在班上說,這種混亂出現在「一個傻偵探故事裡」時,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現在「一個傻哲學家」嘴裡時多得多:

這兒你也許會說「顯然時鐘根本不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種情形下你突然覺得它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後你清醒了過來,說它當然不令人困惑——這就是解決一個哲學問題的方式。

這兒時鐘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因為他說「它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時鐘令人困惑,因為他引入了一種他當時看不到的、像是一種精怪的實體。

這事與我們對感覺與料的談論之間的聯絡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對某種我們會稱為「不可感知物」的東西的引入。彷彿是,椅子或桌子沒什麼不可感知的地方,飛逝的個人經驗則有。

維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課上反覆出現一個主題,即他想跟哲學家對著幹,支援我們對世界的日常感覺。哲學家就時間或精神狀態提出普通人沒有的懷疑,但這不是因為哲學家比常人更有洞見,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洞見更少;他屈服於誤解的誘惑,非哲學家則不:

我們有這種感覺:普通人談到「善」、「數」等等,但並不真的理解自己說的話。我看到了「感覺」當中的某種古怪的東西,而普通人談論「感覺」,彷彿其中毫無古怪之處。我們該說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談什麼呢,還是說他們不知道?

你可以兩者都說。假設人們在下棋。當我瀏覽規則、細細核查時,看到了古怪的問題。但史密斯和布朗毫無困難地下著棋。他們理解這遊戲嗎?唔,他們玩它。

讀這段話時,我們聯想到,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哲學家身份的疑慮,他對「看出古怪問題」的厭倦,他想去玩遊戲而非細查其規則的願望。他再次考慮接受醫生訓練。那時德魯利正在都柏林準備第一次醫學學士考試;維特根斯坦寫信請德魯利諮詢自己到那兒上醫科學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訓費用預計由凱恩斯負擔。他向德魯利提出,他倆一起當精神病醫生,一起行醫。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在醫學的這一分支裡可能具備特殊的天賦,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興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當生日禮物寄給德魯利;他告訴德魯利,第一次讀這書時他對自己說:「總算有了一個言之有物的心理學家。」

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會是一個好精神病醫生,看上去,這種感覺的根據是,他相信他那種風格的哲學工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需要某種相似的才能。當然,這不是說它們是同一種技術。有人把他的哲學方法封為「治療的實證主義」、把它比作心理分析時,他的反應是憤怒的。例如,a.j.艾耶爾發表在《傾聽者》[210]上的一篇文章作出這一比較時,維特根斯坦寄給艾耶爾一封措辭強烈的指責信。不過,維特根斯坦

傾向於在自己和弗洛伊德的工作之間看出某種聯絡。他曾對里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並多次用甚為相似的措辭概括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全是卓越的比喻」,他在一次談弗洛伊德著作的講座裡說;至於他自己對哲學的貢獻:「我發明的是新的比喻。」看上去,他希望貢獻給精神病學的是這麼一種能力:通過構造啟發性的比喻和隱喻而獲得概觀。

不過,隨著這一年的流逝,接受醫生訓練或找其他型別工作的興趣減弱了,他的興趣轉向寫完自己的書。那年年末,他的研究員職位快到期時,維特根斯坦跟許多自己喜歡的學生談到自己未來的可能性。這些人裡的最新一個是研究生洛什·里斯。1935年9月里斯到劍橋在摩爾門下學習,此前則在愛丁堡、哥廷根和因斯布魯克學習哲學。起初,看到維特根斯坦學生的做派後他不想上維特根斯坦的課;但1936年2月他克服了疑慮,聽了那一年餘下的所有講座。他成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一直延續到維特根斯坦去世。1936年6月,維特根斯坦請里斯喝茶,討論自己該嘗試找某種工作,還是該獨自到某地寫自己的書。他告訴里斯:「我還有一點錢。只要那錢還能維持,我就能自個生活和工作。」

後一種想法佔了上風;那年6月,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到都柏林看德魯利,他沒跟德魯利提接受精神病醫生訓練的事。莫里茨·石裡克的死訊也許令他下定了決心。維特根斯坦在都柏林聽說石裡克被謀殺了——一個狂性大發的學生在維也納大學的臺階上槍殺了他。這個學生後來成了納粹黨成員,因此有傳言說謀殺帶有政治動機,儘管從證據上看,這個學生對石裡克抱有一種更為個人的忌恨:石裡克否決了他的博士論文。聽到這訊息,維特根斯坦立刻寫信給弗里德里希·魏斯曼:

親愛的魏斯曼先生,

石裡克的死確實是一樁巨大的不幸。對你和我都是重大的損失。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他妻兒的同情,你知道我真的感到同情。如果有可能的話,請代我聯絡石裡剋夫人或某個孩子,告訴他們我抱著溫暖的同情之心想著他們,但我不知道該寫信對他們說什麼。若你(出於外部的或內部的原因)不能傳這個信,請讓我知道。

致以友愛的同情和問候

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石裡克的死最後徹底終止了這種想法:繼續實施1929年定下的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合作寫一本書的計劃。維特根斯坦老是改變主意,對此魏斯曼感到惱怒,維特根斯坦則不相信魏斯曼理解他;只是由於他們對石裡克共同的尊重,由於石裡克鼓勵他們堅持這項工作,這項工作的完成才有一點點微弱的希望。石裡剋死後魏斯曼決定繞開維特根斯坦自己幹;他簽了份合同,要自己寫完這書,在自己的名下出版。1939年這本書到了長條校樣的階段,但隨後就撤銷了。

與此同時,維特根斯坦決定做自己1913年做過的事——到挪威去;在那兒他可以毫不分心地獨自生活,做完自己的工作。他的這個決定可能是隨著石裡克的去世而作出的,但也可能是出於一個更私人的原因,即他需要避免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友情導致的「分心」,弗朗西斯的三年期研究生和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員職位將同時到期。

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無論維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麼——接受醫生訓練、到俄國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寫維特根斯坦的書——他們都會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這麼想的。不過,維特根斯坦是否曾認真地將弗朗西斯視作哲學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時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語口述時,如口述《藍皮書和棕皮書》時。但在討論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沒有用;對維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癱瘓了,妨礙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貢獻。「有時,」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對他喊,‘說點什麼,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你知道羅丹的名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擺出那個姿勢。」

出於類似的理由,維特根斯坦勸阻弗朗西斯繼續從事學術工作。他斷定「在學術生活中他永不會快樂」,弗朗西斯則一如既往地認可他的斷定。不過弗朗西斯的家人不這麼看,他的許多朋友也不這麼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聖保羅和劍橋兩地的同輩,後來當了萊切斯特大學的數理邏輯教授;古德斯坦認為,若當職業數學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聽到弗朗西斯宣佈自己放棄數學的決定的幾個人之一,他強烈反對,在這個決定裡,他只看到維特根斯坦自己對學術生活的厭惡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響。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親尤其深深厭惡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兒子的影響。到俄國定居的計劃,放棄原本前途光明的學術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為驚恐。他的姐姐普里西拉·特魯斯科特同樣無法置信。「為什麼?」她要求解釋。「為什麼?」

不過,弗朗西斯唯一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也堅決地遵照維特根斯坦的決定去做,即便這意味著,要離開維特根斯坦生活,到一個很少用到他天賦的、令他覺得自己受到剝削的職位上工作。斯金納離開了大學,不是去接受醫生訓練,而是當工廠技工,不是在維特根斯坦身邊,而是自己一個人。接受醫生訓練的想法不現實:他的父母無法負擔、扶持他的醫科學習,而凱恩斯資助醫科訓練的承諾只是對維特根斯坦,並不涵蓋他。弗朗西斯志願加入國際縱隊,投身西班牙內戰,但由於身體殘疾而被刷了下去。(弗朗西斯的健康狀況一直不穩定,他的一條腿是跛的,那是兒時患骨髓炎的結果,他一直遭受這病的復發之苦。)

醫學之外,維特根斯坦的第二職業選擇是技工(所以斯金納的第二選擇也是技工)。這樣,1936年夏天,劍橋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納當兩年期的技工學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時候是做主螺旋槳,那是個重複性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歡,也一點兒不覺得有趣;這個活完全就是他為了維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過法妮亞·帕斯卡爾相信斯金納在工人中間比在自己階層的人中間更快樂。她說,工人較友善、較不做作。這也許是真的,但在工廠的頭幾年,弗朗西斯沒怎麼花時間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過,或是和大學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羅蘭德·赫特和帕斯卡爾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維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維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絕了他。

弗朗西斯沒有魏寧格式的愛的觀念;他不相信愛需要分離、需要某種距離來保持。另一方面,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寧格的看法。在挪威時,他在日記裡寫道,只有離開弗朗西斯時自己才認識到他多麼獨一無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決定去挪威,也許正是為了離開弗朗西斯。

動身去挪威前,維特根斯坦和吉爾伯特·帕蒂森到法國度了次假,兩人乘小汽車一起遊覽了波爾多地區。帕蒂森是相對少有的維特根斯坦與之在一起能放鬆和享樂的人。不過,在帕蒂森這方面,維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過沉重了。相應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樣,他堅持,度假行程中起碼得有幾個晚上,自己要離開維特根斯坦到某個流行的勝地去,在那種地方他可以放縱自己無拘無束地奢華一番——喝酒、進餐和賭博。有一次,維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賭博作樂,顯出自己是這種浪費錢的藝術的新手。他們一起去了魯瓦錫賭場玩輪盤賭,顯然維特根斯坦沒玩過這遊戲。他細心地研究了這種遊戲,然後用懷疑的口吻對帕蒂森說:「我看不出你怎麼能贏!」看來有時核查規則比玩遊戲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