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學年快到了,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後很難看到他和斯金納分開:他們都在學院有屋子;他們一起散步、交談,無論什麼社會活動(多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許最主要的是,他們一起工作。
學期開始,和上一年一樣維特根斯坦開了兩門課,一門名為「哲學」,另一門是「給數學家講的哲學」。令他頗喪氣的是第二門課竟特別熱門,來了三四十人——對於他想上的那種非正式的課來說,人數過多了。三週或四周後,他的聽眾吃驚地聽見他說,他不能再繼續這樣上課,他提出改為對一小組學生授課,再把授課的內容複製、散發給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後來對羅素的說法——這樣學生就能「帶點東西回家,就算腦子裡沒有手裡總有」。那個精選小組裡有他最喜歡的五個學生——斯金納、路易斯·古德斯坦、s.考克賽特、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和艾麗絲·安布羅斯。筆記的複本用了藍色的紙封面,從此得名「藍皮書」。
無論如何,這都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新方法的首次公開,只此就引發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做出、分發了更多的副本,這本書的讀者面比維特根斯坦期望的寬得多——實際上比他願意的寬得多。例如,20世紀30年代後期這書已傳到許多牛津哲學教師那裡。因此,應該說是《藍皮書》把「語言遊戲」的概念和基於這概念的消解哲學困惑的技術引進了哲學話語。
在許多方面,可把《藍皮書》視作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後續表述的一個早期原型。就像他後來用連貫的形式整理自己著述的所有嘗試一樣(包括《棕皮書》和《哲學研究》),《藍皮書》開頭談的是「哲學迷惑的一大來源」——即我們傾向於被實詞[200]誤導,尋找與之對應的東西。於是我們問:「時間是什麼?」、「意義是什麼?」、「知識是什麼?」、「一個思想是什麼?」、「數是什麼?」等等,並且期待能通過命名某物回答這些問題。設計語言遊戲技術的用意是破除這一傾向:
以後我將一次次地請你們注意我稱為語言遊戲的東西。比起我們對我們高度複雜的日常語言符號的使用,那是更簡單的使用符號的方式。語言遊戲是孩子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形式。研究語言遊戲,就是研究語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語言。如果我們想研究真假問題,研究命題和現實符合與否的問題,研究斷言、假設和疑問的本性,這樣做有利得多:看看語言的原初形式;在原初形式中,那些思考形式出現時不帶有迷惑人的背景——高度複雜的思考過程。我們看這種語言簡單形式時,彷彿是遮蔽了我們的日常語言用法的精神迷霧消散了。我們看見線條清晰、明明白白的行為和反應。
與尋覓對應實詞的實體的傾向相聯絡,人們有這種想法:任一給定的概念都有一個「本質」——歸在某個一般性語詞下的所有東西共有的某種東西。於是,例如在柏拉圖的對話裡,蘇格拉底試圖通過尋覓所有知識個例共有的某種東西,來回答這種哲學問題:「知識是什麼?」(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曾說,可如此概括自己的方法:恰是蘇格拉底方法的反面)。在《藍皮書》裡,維特根斯坦試圖用更具彈性的家族相似概念取代本質概念:
我們傾向於認為,一定有某種東西是(例如)所有遊戲共有的,這一共同屬性是把一般性語詞「遊戲」用到各種遊戲上的理由;可各遊戲構成了一個家族,其成員間具有家族似的相似。某些人有一樣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樣的眉毛,另一些走起路來一樣;這些相似是交疊的。
維特根斯坦說,對本質的尋求是「對一般性的渴求」的一個例子;這渴求的來源是我們浸透在科學方法裡:
哲學家恆常在眼前見到科學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誘著用科學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問題。這一傾向是形而上學的真正來源,並把哲學家領進了徹底的黑暗。
維特根斯坦對這一傾向的迴避——他完全拒絕作出任何一般性結論——也許是他的工作難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說,若不指出其寓意,常常很難看出他的論述想說什麼。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門課的開頭說明的:「我們要說的話是容易懂的,但要知道我們為什麼說那話非常難。」
1933年聖誕假期,斯金納隔幾天就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說自己多麼想他,多麼頻繁地想起他,多麼渴望再見到他。他深情地回憶自己和維特根斯坦揮別時的每個瞬間:
收起向你揮動的手帕後,我沿著福克斯通走,上了8.28的火車回倫敦。我想起你,我們說再見時是多美妙啊……我很愛為你送行。我很思念你,想了很多你的事。
愛著的,
弗朗西斯
在林蔭街的家庭聖誕聚會上,瑪格麗特(她仍作為格蕾特的客人在維也納過聖誕)宣佈自己和塔勒·索格倫訂婚,這事引起了一陣轟動。在格蕾特的鼓勵下,也是做給不同意的父親看,瑪格麗特把訂婚期定得極短,和塔勒於新年夜結婚。她父親至少遠在瑞士,還算安全。維特根斯坦則不是。她在回憶結婚那天時寫道:
路德維希在星期天早晨,我的婚禮前一小時來看我時,我的絕望到達了天頂。「你正在上一艘船,海洋將是狂暴的,請一直拽著我以便不翻船,」他對我說。直到那一刻我才認識到他的深深依戀,(也許還有)他對這份依戀的大瞞騙。多年來,我就像他手裡的軟灰泥,他已把我塑成一種更好的存在。他像一個撒瑪利亞人,給墮落的人新的生命。
很難相信直到那天她才意識到維特根斯坦多麼依戀她。不過,她覺得他對她生活的涉入有一種根本上屬於倫理的目的,這是維特根斯坦許多段友情的特點。照法妮亞·帕斯卡爾的說法,「他作法召出一個更好的你的幻影」。瑪格麗特選擇同別人結婚,部分也是因為她不想承受這種道德壓力。
1934年的大部分時間,維特根斯坦繼續做著三項彼此不同但相關的工作,都是試圖解決他寫給《心智》的信裡談的問題——「用清楚和連貫的形式」呈現他的哲學方法。在劍橋,口述《藍皮書》之外,他還對《大打字稿》作大量修訂——「悠哉遊哉地幹」,照他對羅素的說法。(這「悠哉遊哉」的結果編進了《哲學語法》的第一部分)。在維也納,他繼續跟魏斯曼合作,進行那項出版一本書的計劃(雖然帶著日益增加的不情願和不斷增長的疑慮)。1934年復活節假期,這一計劃有了新動向:他現在提議,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得是共同作者,維特根斯坦提供原始材料、掌控形式和結構,魏斯曼負責用清楚連貫的形式寫出來。也就是說,交給魏斯曼的是這一工作中維特根斯坦自己眼裡的最困難部分。
每作出一種新的安排,魏斯曼的地位就顯得更糟。8月份他向石裡克抱怨跟維特根斯坦合寫書的難處:
他有一種很高的天賦:總是如初次相見般看待事物。但我認為,這說明了跟他合作是多麼難,他總是聽從當下的靈感,推翻他此前擬訂的東西……只見結構被一點點推翻,一切漸漸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結果令人感到,如何把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無所謂,因為最終沒什麼東西照原樣留下來。
不僅在工作中,在生活裡維特根斯坦也慣於聽從當下的靈感。1934年,儘管當時牽扯在兩項準備出版書的計劃裡(在維也納是《邏輯、語言、哲學》,在英格蘭是《哲學語法》),他卻生出了一個念頭:徹底放棄學術生活,和斯金納一起到俄國生活,在那兒他倆都要找個體力活。斯金納的家人對此自然擔憂,但就斯金納自己而言,這想法卻具備無可估量的優點:每時每刻都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他逐漸把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視為近乎必須;離開了維特根斯坦,一切事物的模樣和感覺都不一樣了。「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他在復活節假期寫道,「我能深刻地感受一切。」這是他的信的一個恆常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