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你。我渴望有你和我在一起。夜晚很棒,星星的樣子特別美。我渴望能用和你在一起時的感受方式感受一切。[1934年3月25日]
我渴望和你一起在任何室外的空間裡。我常常想你,我們的散步多麼棒啊。我極期待我們下週的出遊。昨天我收到了你的非常可愛的復活節卡片。我覺得,另一張卡片上的街邊房子的樣子非常美。我願和你一起看著它們。[1934年4月4日]
在他的信裡,斯金納還強調了維特根斯坦在自己身邊的道德必要性,彷彿缺少維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會落入魔鬼手裡。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寫於1934年7月24日的信,那是斯金納在布倫和維特根斯坦揮別後的第二天。信的開頭寫了,那次告別是多麼「美好和甜蜜」——如今說這話是慣例了;隨後他寫了,剛在布倫落單他就如何成了罪惡的人。他去了一家賭場,輸了十法郎;然後,儘管下了最大的決心,還是禁不住回到賭場,這次贏了五十法郎。因為覺得自己噁心,他發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蘭,但就要出發時再次陷進了賭場。此時他失了魂:
我又開始玩了,玩得很謹慎,很剋制自己。然後我輸了一點點,我忽然失去了剋制和謹慎,玩得越來越魯莽。我很狂熱地興奮起來,不能控制自己。我總共輸了約150法郎。先是輸掉了身上帶的全部法國錢,約80法郎;又把一張10先令換成了法國錢,全輸了;又兌換了所有散碎英國銀幣,全輸了。然後我在約5點鐘時離開了賭場。走進新鮮空氣時,我突然感到,開始賭博後,我的行為多麼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熱切地要贏錢,這顯得可怕。我突然認識到,自己陷入了一種多麼卑劣汙穢的墮落狀態。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動和身體的興奮。在一種悲慘的心境裡,我在街上走了一陣。我覺得我理解了為什麼賭徒常常自殺,因為墮落的感覺是如此壞。我感覺到一種最糟的低階趣味(philistine)。我感到我在毀滅自己。然後我回了旅館,把自己渾身上下洗遍了。
斯金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對自己道德墮落的描繪帶有一種古怪的不可信的聲調,但他試圖達到的效果肯定類似於那些他知道維特根斯坦讚賞的俄國小說。他的故事提到那種絕望的想自殺的內疚,看上去鐵定指向宗教拯救的必要性。實際上,他進一步描述:洗過手之後,他找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一起去過的布倫的教堂。在教堂裡:「我想了你的很多事。我覺得教堂安慰了我,雖然我幾乎根本不能看它一眼。」他又加上:「我感到,如果給你寫信卻不說這事,我就是個可怕的無賴,徹底配不上你的愛。」
幾周後的8月11日,宗教主題重新出現;斯金納在信裡引用了《安娜·卡列寧娜》的一個段落,幾近自殺的列文說:「不知道我是什麼,我就不能活。」這個段落的結尾是:「但列文沒有上吊,或飲彈自盡,而是活著,掙扎著活下去。」「讀到這最後一句時,」斯金納的這話應和了維特根斯坦本人說過的許多話,「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讀某種恐怖的東西。」
突然我像是理解了正讀的一切是什麼意思。我繼續讀下面的章節:全部像是寫著巨大的真理。我覺得自己彷彿在讀《聖經》的章節。我沒有全部理解,但我感到那是宗教。我非常想告訴你這個。
此時斯金納和維特根斯坦已開始一起上俄語課,為他倆即將到來的蘇聯之行作準備。他們的老師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成員羅伊·帕斯卡爾的妻子法妮亞·帕斯卡爾。談到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的動機時,帕斯卡爾夫人評論道:「照我看,相比於任何政治或社會的事務,他對俄國的感情始終更關乎托爾斯泰的道德教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見。」斯金納的信的語氣和內容看來印證了這話。可是,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想造訪的地方,打算在那裡找工作的地方,不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國;它是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俄國。他倆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或訊息如此不靈通,竟看不出兩者的差別。
由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敵意,大概在帕斯卡爾的眼裡他是個「舊時代保守分子」。但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其他朋友有著很不同的印象。例如喬治·湯姆森,他在20世紀30年代很熟悉維特根斯坦;他談到維特根斯坦在那些年裡「不斷增長的政治意識」,並說,雖然他和維特根斯坦不常討論政治,但維特根斯坦的言論「足以說明他了解時事。他明白失業和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以及不斷增長的戰爭危險。」至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湯姆森加上:「他在理論上反對它,但在實踐上支援它。」這話跟維特根斯坦曾對羅蘭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納的密友,1934年認識維特根斯坦)講的一句話是合拍的:「在心上[201],我是個共產主義者。」也應該記住,維特根斯坦這一時期的許多朋友,特別是他憑之獲知蘇聯訊息的朋友,是馬克思主義者。除喬治·湯姆森之外,還有皮耶羅·斯拉法——在政治問題上維特根斯坦重視他的意見勝過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里斯·多博。無疑,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劇變中,維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階級和失業者這邊的,他擁護的——寬泛地說——是左派。
不過這一點仍是事實:俄國對維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點兒也不涉及作為政治和經濟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蘇聯正在過的那種生活。在1934年夏天維特根斯坦、斯金納和莫里斯·德魯利的一次談話裡,這一點顯露了出來;當時他們在愛爾蘭西海岸康尼馬拉德魯利兄弟的農舍那裡過暑假。他們到那兒時,德魯利準備了一頓相當精美的飯:烤雞,接著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異議,堅持住在康尼馬拉時他們早飯只吃麥片粥、午飯只吃蔬菜、晚飯只吃一個煮雞蛋。話題轉向俄國時,斯金納宣佈自己想做點「猛烈的」事,維特根斯坦覺得斯金納的這種思考方式是危險的。「我認為,」德魯利說,「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著糖蜜。」維特根斯坦高興了。「哦,這是個出色的說法:我完全理解這話的意思。不,我們不想揣著糖蜜。」
大概,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俄國的體力勞動者生活是無糖蜜生活的範例。第二年,為了叫斯金納領略一下這種滋味,他安排斯金納和羅蘭德·赫特冬天去一個農場工作六週。2月的一個冷天,維特根斯坦自己早上6點過去幫著幹活。
1934—1935年,維特根斯坦口述了我們現在所稱的《棕皮書》。和《藍皮書》不同,這不是為了替代一門課,而是維特根斯坦——出於自己的目的——表述工作成果的一次嘗試。《棕皮書》是向斯金納和艾麗絲·安布羅斯口述的,他們每週4天、每天2到4個小時和維特根斯坦坐在一起。《棕皮書》分為兩個部分,大致對應於方法及其應用。第一部分介紹語言遊戲的方法,讀上去幾乎像教科書。一個介紹性段落描述了聖奧古斯丁對「孩子如何學習說話」的解釋,在此之後,這本書包括了72個編了號的「練習」,許多練習邀請讀者思考,例如:
想像一個人,他的語言裡沒有「書在抽屜裡」或「水在杯子裡」這種形式的句子,在我們說這類話的地方,他們說,「書可以從抽屜裡取出來」,「水可以從杯子裡取出來」。[第100頁]
想像一個部落,其語言裡有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已做了這事」,另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能做這事」;不過,只有在能用前一種表達的地方,才能用後一種表達。[第103頁]
想像拿人類和動物當閱讀機器;假定,為了當閱讀機器,需要對他們進行一種特別的訓練。[第120頁]
這本書難讀,因為他很少言明為什麼要想像這各種各樣的情景。維特根斯坦只是領著讀者考慮一系列越來越複雜的語言遊戲,偶爾停下來,對正在描述的遊戲的各種特性作一番評論。真的明言這些評論的要點時,他聲稱那是為了封住可能引起哲學迷惑的思考。彷彿是,他打算拿這本書當一門意在把一切潛在的哲學化思考扼殺在萌芽狀態裡的課程的課本。於是,這本書首先引入了一種只包含4個名詞——「方石」、「磚」、「石板」和「柱石」——的語言,這種語言用於一種建築「遊戲」(一個建築工人喊「磚」,另一個拿給他一塊磚)。在隨後的遊戲中,這種原語言得到了補充,先加進數字,然後是專有名詞,語詞「這兒」和「那兒」,提問和回答,最後是顏色詞。到此為止,他只得出了一種哲學寓意:要理解這種種語言是如何使用的,不必預設心像(mentalimage)的存在;無論有沒有那種像,所有的遊戲都能玩。此處他未言明的目的是,他想鬆開這一觀念的束縛:心像是任何有意義的語言使用的固有伴隨物。
直到領著我們看了另一系列的語言遊戲——先是引入了無窮序列的概念,然後引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維特根斯坦才明確提到這一切和哲學問題有什麼關係。他描述了一系列語言遊戲,在這些語言遊戲裡,分辨一天裡的一時和另一時的方法多多少少是原始的;然後他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語言對照,我們的語言允許構造這樣的問題:「當現在成為過去,它去了哪裡,過去在哪裡?」「這兒,」他說,「有著哲學迷惑的一個最富饒來源。」對於把《棕皮書》當哲學著作研讀的讀者而言,讀到這個書的前30頁唯一提及哲學的陳述,頗鬆了口氣。他說,之所以提出那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符號體系誤導我們採用了特定的類比(在這個例子中,是過去的事情和一個事物之間的類比,是說「某事發生了」和說「某個事物到了我這裡」之間的類比[202])。與此類似:「我們傾向於說,‘現在’和‘6點鐘’都指向時間裡的點。對語詞的這種使用引起了一種困惑,人們可能用如下問題表達這種困惑:‘什麼是「現在」?’——它是時間裡的一個瞬間,但既不能說它是‘我說話的那一瞬’,也不能說它是‘時鐘敲響的那一瞬’,等等等等。」這兒涉及的其實就是聖奧古斯丁的時間問題,此時,維特根斯坦終於說出了他的做法的要旨:
我們的回答是:語詞「現在」的功能完全不同於時間指示詞的功能——如果我們去看這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使用裡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這一點;但若我們不看整個語言遊戲,只看前言後語,只看用到語詞的語句,那麼這一點就晦暗不明瞭。
沒有跡象表明維特根斯坦考慮出版《棕皮書》。1935年7月31日他寫信給石裡克,說它是一份展示了「我認為的處理全部事情的正當方式」的文獻。或許,既然他當時正計劃徹底離開哲學到俄國幹體力活,這本書就體現了一種嘗試:表述出他這7年的哲學工作成果,使別人(也許是魏斯曼)也能利用之。
不過,若別人試圖忠實地轉述他的思想,他幾乎不可能對其結果感到滿意。一次次地,別人試圖轉述他的想法,一次次他憤怒回應;如果用了他的想法的人未說明他們的借用,他就指控他們剽竊;如果他們說明了,他就指控他們說錯了。在口述《棕皮書》的時期,艾麗絲·安布羅斯碰上了他的這種怒火。她計劃在《心智》上發表一篇題為「數學裡的有限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陳述了她認為的維特根斯坦在這問題上的觀點。為了這篇文章,維特根斯坦極煩惱,竭力勸她別發表。她和摩爾——摩爾當時是這本刊物的編輯——拒絕屈服於他的壓力,然後他就遽然終止了和她的一切聯絡。不過,在上述提到的那封寫給石裡克的信裡,他責怪的不是她,而是鼓勵她發表此文的學術界人士。他認為,主要的過錯是學術哲學家的好奇,他們想在他覺得能發表自己的成果之前知道他的新工作是幹什麼的。雖然不願明珠暗投,但他也決意不給他們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