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保留了斯金納的信件,他的遺物裡找到了這些信;從中我們能重構出一點這段關係的發展歷程。(斯金納死後,維特根斯坦取回了自己寫給他的信,大概燒掉了。)留下來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是1932年12月26日,信的內容是感謝維特根斯坦送來一棵聖誕樹。兩天後斯金納寫道:「我很高興地讀到你想著我。我常常想著你。」

但是,要到1933年的復活節假期,他倆才成為對方的「弗朗西斯」和「路德維希」,斯金納才開始用一種像是——儘管緊張而扭捏——寫給愛人的言辭表達自己的感情。3月25日,在格恩西島度假時,他寫道:

親愛的路德維希:

上星期六我們分開後我經常想著你。我希望自己是以正確的方式想你。我們談到你姐姐給你的那個箱子時,我笑了幾次,你說能看出那不是友善的笑。想起你時有時我露出同樣的笑。我一直知道笑是不對的,因為每次剛笑完我就立刻想忘掉它,但我不知道它是怎麼不友善的。

……我在海峽[198]的一個島上住幾天,這兒有人說法語。我記得,有一次我問你說不說法語,你告訴我,你小時候,一個住在你家的女士教過你,她對你非常好。今天早晨我想到這事,我希望,如果你知道我想起你告訴我的這種事情時有多麼歡喜,你也會高興。

弗朗西斯

我們當然要假定,維特根斯坦覺得這封信體現出的孩子般的簡單——幾乎可說是頭腦簡單——惹人喜愛。無疑,斯金納的信裡一點沒有維特根斯坦很討厭的許多劍橋的學生和老師身上的「聰明」。他不是那種說「哦,真的嗎!」的人。他的信裡也一點沒有自我中心的痕跡。斯金納投到維特根斯坦身上(在他簡短得可悲的一生裡,剩下的時間一直如此),幾乎完全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其他任何事都是第二位的。他姐姐回憶道,自己和母親去三一學院看弗朗西斯時,碰見他衝下樓來,他支開她們說:「我忙著呢。我這兒有維特根斯坦博士。我們在工作。等會兒回來。」

法妮亞·帕斯卡爾曾說,孩子般的天真和第一流的頭腦是當維特根斯坦弟子的先決條件;斯金納是這種特點的最完美例子。他來自於一個浸泡在學術成就價值裡的家庭。父親是切爾西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兩個姐姐都在他之前上了劍橋,第一個學古典學,第二個學數學。他們期待弗朗西斯做一番學術事業——實際上認為那是必然的。要不是維特根斯坦的介入,他幾乎肯定會那麼做。

本科的最後一年裡,斯金納對維特根斯坦的專注如此徹底,1933年夏天他以數學甲等學位畢業並獲得研究生獎學金時,他家人的印象竟是,那是為了繼續跟隨維特根斯坦工作。事實上,三一學院給他這份獎學金是讓他從事數學研究。

這時斯金納已很難忍受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時的漫長暑假。夏末他寫道:「我覺得離你又遠了許多,我渴望再次親近你。」他寄給維特根斯坦一套描繪了他家鄉赫德福德郡萊奇沃思鎮的圖畫明信片。他在卡片正面潦草地寫幾句話,表面上是介紹這個鎮子,實際上更多是流露了斯金納的心境;那些話說明,若維特根斯坦在千里之外,萊奇沃思就是地球上他最不想呆的一個地方。

在一張印著霍華德角的卡片上,他解釋說,「花園城市」萊奇沃思是想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生活在鄉間的埃比尼澤·霍華德爵士建立的。「結果,」他寫道,「是某種不可置信的壓抑和血腥(起碼對我而言)。」在一張印著布洛德衛的卡片上則寫了:「這是通往鎮子和車站的路。路的一邊有一排房子。那些房子總是令我很悲傷。」一張斯拜爾拉工廠的照片上:「這是萊奇沃思最大的工廠……我覺得那花園是很無趣的和死寂的。」最後兩張卡片印的是萊斯大街——「一條非常陰暗和壓抑的街道。人們穿得都不合適,臉上都帶著如此低賤的表情」——和伊斯奇普[199]——「一個荒謬的名字……在那些街道上時,我覺得閒言碎語包圍著自己。」

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給了他逃脫這「死寂的」和「陰暗的」存在的某種出口,而且,最後——他的家人對此很驚愕——令他掙脫了家人的期望。這關係也給了他一種新的期望,對之他熱誠地應從著。研究生的三年裡,他勤奮地跟維特根斯坦一起工作,為發表維特根斯坦的著作而準備;等時候到了,他徹底放棄了學術生活,找了一個維特根斯坦認為更適合他的工作。

維特根斯坦建議自己的朋友和學生離開學術界,因為他相信學術界的大氣太稀薄,不能支援正當的生活。他告訴德魯利,劍橋沒有氧氣。他自己無所謂——他製造自己的氧氣。但對於依賴周圍空氣的人,離開那兒進入一個更健康的環境,就是重要的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職業是醫療行業。他勸瑪格麗特往這個方向發展,而此時她正在伯爾尼接受護士訓練;維特根斯坦對那計劃有很大的個人興趣。他們的關係已失去了浪漫的痕跡,瑪格麗特已愛上了塔勒·索格倫;但維特根斯坦仍然偶爾去一趟伯爾尼,看看瑪格麗特的訓練進行得如何。

現在,1933年夏天,德魯利完成了自己在南威爾士跟失業礦工一起做的專案,決定也接受護士訓練。不過他得知,憑他受過的教育,若接受醫生訓練會更有用。維特根斯坦一知道這事就立刻親自抓了起來。他安排凱恩斯和吉爾伯特·帕蒂森借給德魯利需要的錢,併發了份電報催促德魯利:「馬上來劍橋。」德魯利剛下火車維特根斯坦就宣佈:「現在這件事不用再爭了:一切都定好了,你立即開始當醫科學生。」他後來說,在自己的所有學生裡,他最驕傲和滿意的是自己對德魯利職業的影響。

不止一次,維特根斯坦認真地考慮自己去當醫生,逃離學術哲學的「死寂」。也許他能生產氧氣——但給屍體一個肺有什麼意義呢?當然他清楚,許許多多哲學家想了解他的最新思想,因為1933年時,人們——尤其是在劍橋和維也納——普遍知道,出版《邏輯哲學論》以來他劇烈地改變了立場。他堅決否認自己的新工作是為他們而做的,但還是不能忍受見到自己的氧氣迴圈到他們體內。1933年3月他痛苦地看到,在題為《劍橋大學研究》的集子裡有一篇理查德·佈雷斯韋特的文章,文中勾畫了包括維特根斯坦在內的各哲學家留給他的印象。人們可能認為佈雷斯韋特是在表述維特根斯坦現今的觀點,因此維特根斯坦寫了一封信給《心智》,宣佈對那些歸於他名下的觀點不負任何責任。「可把[佈雷斯韋特的]部分陳述視作對我的觀點的不準確表述」,他寫道,「其他的陳述則明顯與我的觀點衝突。」他如此收尾:

用清楚和連貫的形式呈現我的工作的難度,延緩了我的工作的發表,自然,我更加不能在一封信裡說明我的觀點。所以讀者必須懸置對之的判斷。

同一期《心智》上刊載了佈雷斯韋特的一則懊悔的道歉,不過道歉的最後一句話裡藏著一根刺:「我在多大程度上說錯了維特根斯坦博士的觀點,要等我們全都熱切期盼的那本書出版之後才能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