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你受的折磨,被你的魔力捕獲

聽課者看著你,屏息凝神

等待言辭現身——你啞口無言

為了隱匿的囚徒,苦惱、無助

再撥撥火!開啟窗!

關掉窗!——耐心的踱步無效

天花板上亦不見啟示的蹤影

猛衝回去攪動一塊碳

「哦真清楚!絕對清楚!」

緊張的神經繃得更緊,漫向整所學校

我們舉起鉛筆:「哦,我是個該死的笨蛋!

天殺的笨蛋!」——好吧,不論誰更像笨蛋

大師並非不擅教學:入定的眉眼

盯著他,如珍珠般閃光

心隨他跳動。但——想來一場火災嗎?

給他提詞!下一個拋磚的是誰?

再開啟窗,再弄弄火,

(別管炭火了,它早滅了!)

巨大的平靜;一個句子起頭了;

呻吟停止,筆聲沙沙。合唱再度響起。

理查茲的標題是恰當的;維特根斯坦的授課風格——實際上還有他的寫作風格——與他的主題古怪地錯位,彷彿一個詩人遊蕩到對意義理論和數學基礎的分析裡。他自己曾寫道:「我想,我的這話概括了我對哲學的態度:哲學真的應該寫成詩作。」

在課上,維特根斯坦這樣勾勒自己的哲學觀念:「努力擺脫一種具體困惑」,即「對語言的困惑」。它運用的方法是說清我們語言語法的特性:語法告訴我們什麼有意義什麼沒有意義——它「讓我們處理語言而不是別的;它確定自由的限度」。在這個意義上,顏色八面體[173]是語法的一個例子,因為顏色八面體告訴我們,雖然可以談論帶綠色的藍色,但不能談論帶綠色的紅色。因此它指涉的不是真理,而是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幾何也是語法的一部分。「語法是現實的一面鏡子。」

在解釋自己的「語法建立‘內在關係’」這個觀點時,維特根斯坦明確把它跟——奧格登和理查茲在《意義的意義》裡、羅素在《心的分析》裡採納的——意義的因果論作了對照。因果關係是外在的。例如,按羅素的觀點,使用語詞的目的是引起某種感情和(或)心像,「若一個語詞以預想的方式對一般的聽者施加了作用」時,它就被正確使用了。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這種對因果的談論錯失了要點。他在筆記裡用如下比喻歸謬羅素的解釋:「如果我要吃一個蘋果,有人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使我的食慾消失了,那麼我原本想要的就是這一拳。」

學期末時又有了這個問題:如何為維特根斯坦提供工作的必要資金。三一學院去年夏天給的津貼就要花完了;續發這一津貼是否值得?對此學院委員會明顯有疑問。因此,3月9日,摩爾寫信到羅素在彼得斯菲爾德的學校,問他是否願看看維特根斯坦正做的工作,並向學院報告其價值:

……除非委員會真給他津貼,似乎沒有別的辦法確保他得到足夠的收入繼續工作;我擔心他們不大可能這麼做,除非他們得到這一學科的專家給出的有利報告;而你當然是寫這麼一份報告的最勝任的人。

正如摩爾預料的,羅素不很熱情。「我看不出我怎麼能拒絕,」他回答:

同時,既然這涉及與他辯論,你正確地指出這事需要大量工作。我沒見過比在論辯中不贊同他更累人的事情。

隨後的那個週末維特根斯坦到比肯山學校見羅素,努力說明自己正做的工作。「當然在兩天裡我們說不了太多,」維特根斯坦寫信給摩爾,「但他似乎理解了一點。」他計劃復活節假期後再去見羅素,交出一份自己回劍橋以來所做工作的大綱。於是,在維也納的復活節假期,維特根斯坦做了這麼一項工作:向打字員口述從他的手稿裡挑出來的論述。「這是一個有點恐怖的活兒,我覺得做這事很慘」,他向摩爾抱怨。

這個活兒的成果是那份如今以《哲學評論》之名出版的打字稿。通常把它視作一項「過渡性的」工作——過渡性指在《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之間——也許它是唯一一項能不致混淆地如此稱呼的工作。它確實代表了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發展裡的那個過渡性階段,在這個階段裡他力求用康德式的「現象學分析」方案——也就是他在與石裡克和魏斯曼的討論裡勾勒的方案——取代《邏輯哲學論》的意義理論。我們將看到,這個方案很快被拋棄了——一起拋棄的還有對「證實原則是意義的標準」的堅持。事實就是這樣,《哲學評論》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實證主義的,同時也是最現象學的。《哲學評論》想用維也納小組採用的工具達成的目標,與維也納小組自己的目標截然相反。

4月末從維也納回來後,維特根斯坦去了趟羅素在康沃爾的家,把稿子拿給他看。在羅素這方面,這時候並不方便。他的妻子多拉有了7個月的身孕,孩子是另一個男人的(美國記者格里芬·巴里);他的女兒凱特患了水痘;他的兒子約翰染上了麻疹。他的婚姻在彼此的不忠裡走向破裂,他拼命辛苦工作,寫通俗的報刊文章,寫講稿和炮製賺錢的書,以負擔他極耗錢財的教育改革試驗。此時他身上的壓力如此之大,比肯山學校的同事們真認為他快精神錯亂了。

維特根斯坦在這樣不安的環境裡呆了一天半;之後,身陷麻煩的羅素在一封寫給摩爾的信裡相當不耐煩地嘗試概括維特根斯坦的工作:

不幸的是,我病了,因而無法以我希望的速度弄明白它。不過,我認為,和他交談的過程中,我對他在做什麼有了相當不錯的理解。他在獨特的意義上使用「空間」和「語法」,這些詞多少是互相聯絡著的。他主張,如果說「這是紅的」是有意義的,那麼說「這是響亮的」就不能是有意義的。有一個顏色的「空間」和另一個聲音的「空間」。看上去這些「空間」是在康德的意義上先天給出的,即便也許不完全是那樣,至少也是某種差別不很大的東西。弄混「空間」導致語法錯誤。然後他就無限性寫了許多話,這些話始終有變成布勞威爾的說法的危險;每當這一危險變得明顯時,就必須驟然剎住。他的理論肯定是重要的,肯定是非常原創性的。它們是不是對,我不知道:我衷心地希望不是,因為它們把數學和邏輯弄得幾乎不可思議地困難。

「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封信是否可能滿足委員會的要求?」他請求摩爾,「我這麼問的原因是,我此刻有太多事情要做,而詳盡地讀維特根斯坦的東西所牽扯的精力幾乎超出了我能面對的。不過,如果你認為那真是必要的,我將繼續進行此事。」摩爾不覺得那是必要的,雖然——對羅素是不幸的——他不認為這封信能當給委員會的報告。於是羅素重新寫了信,用他的話說,新的信用了「委員會能夠看懂的更莊重的語言」;然後,這封信成了對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報告,而維特根斯坦正當地獲得了100鎊的津貼。「我發覺,只有健康狀況良好時我才能理解維特根斯坦,」羅素對摩爾解釋道,「此刻我的狀況不是那樣。」

羅素此時有那麼一長串麻煩,因此,他把考察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這件辛苦事應對到這麼好的程度,頗令人驚訝。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對羅素的困境的嚴厲批評者。他憎恨羅素的通俗作品:《征服幸福》是「催吐劑」;《我相信什麼》「絕對不是一種‘無害的東西’」。在劍橋的一次討論時,有人想維護羅素對(在《婚姻和道德》中表述的)婚姻、性和「自由的愛」的看法,維特根斯坦回答: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去過了最糟糕的地方,那我無權評判他,但如果他告訴我,使得他能夠去那兒的是他較高的智慧,那我就知道他是個騙子。

4月25日,回到劍橋的那天,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記錄了自己更剋制的愛情生活的進展狀況:

復活節假期後回到了劍橋。在維也納經常和瑪格麗特在一起。復活節的禮拜天和她在新森林犁地人街。有三個小時,我們互相吻了很多回,那非常好。

復活節學期後,維特根斯坦回維也納跟家人和瑪格麗特一起過夏天。他住在霍赫海特的家族產業裡,但不是住大房子;他更喜歡樵夫的小屋,那兒有他的工作所需的平和、安靜和無礙的環境。他收到三一學院的支援他度過夏天的50鎊津貼;不過他寫信對摩爾說:「我的生活現在非常經濟,事實上,只要我在這兒,就不可能花任何錢。」這時期的工作中他很少允許自己休息,一種休息是寫廢話給吉爾伯特·帕蒂森:

親愛的吉爾(老畜生),

你有一個野心勃勃的目標;當然你有;否則你就只是一個有著老鼠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的流浪者。你不滿足於呆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想要生活之外的更多東西。為了你自己的和依靠(或將依靠)你的人的利益,你配得上一個更好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你也許會問,我怎麼能把自己抬高到錢拿少了的人的行列之外??為了思考這些和其他問題,我退回到上述地址之所在,一個離維也納約三小時路程的鄉村。我購買了一個新的大寫作本,其商標已裝入信封,我正在做大量工作。我還裝入一張我最近拍的照片。我的頭頂裁掉了,我做哲學不需要它。我發現,佩爾曼式記憶法[174]是組織思想的最有用的方法。靠著那些小灰本子,就有可能「卡片式地索引」[175]我的頭腦。

夏季初,維特根斯坦去石裡克在維也納的家中跟石裡克和魏斯曼見面,主要是為了準備一個魏斯曼要作的演講;魏斯曼要在即將到來的9月份於柯尼斯堡舉行的「精確科學的知識理論」會議上作這個演講,題為「數學的本性:維特根斯坦的立場」;它是一個涵蓋了數學基礎領域主要學派的系列演講中的第四講(系列中的其他幾講是:卡爾納普論邏輯主義,海廷加論直覺主義,馮·諾依曼論形式主義)。這一演講的中心要點是,把證實原則應用到數學上而形成了如下基本規則:「數學概念的意義是其使用的模式,數學命題的意義是其證實的方法。」結果,因為哥德爾著名的不完全性證明在那兒的釋出,魏斯曼的演講和會議的一切其他聲音都黯然失色了。[176]

這個夏天,維特根斯坦還向魏斯曼口述了一串「論題」,大概是計劃合寫的書的預備工作。這些論題很大程度上是《邏輯哲學論》學說的重述,但還包含了許多對證實的「闡釋」。這兒,證實原則是以其最一般和最直接的形式陳述的:「命題的意義是它被證實的方式」;他如此闡釋了證實原則:

一個命題說的東西,不能比通過其證實方法確立的更多。如果我說「我的朋友生氣了」,並藉助於他表現出某種特定的可覺察行為而確立了這一點,那麼我的意思只是,他表現出了那個行為。如果我這話想說的意思比這更多,我不能確定那額外的東西在於什麼。一個命題只說它確實說了的東西,沒說任何超出那之外的東西。

幾乎剛剛寫完這些論題,維特根斯坦就不滿意其表述了,他認為它們也包含了《邏輯哲學論》的錯誤教條。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正在發展出一種根本不含任何論題的對哲學的觀念。這其實已隱含在《邏輯哲學論》對哲學的評論裡,尤其是在命題6.53中:

哲學的正確方法真正說來是這樣的:什麼也不說,除了能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命題——即某種與哲學毫無關係的東西——然後,只要其他人想說形而上學的東西,就向他指出,他未能給予他的命題裡的某些符號以意義。雖然其他人也許不滿意——他不會覺得我們在教給他哲學——但這一方法是唯一嚴格正確的方法。

然而,《邏輯哲學論》自身——它的編號命題——出了名地未能遵守這一方法。堅稱這些命題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題,而是「冒牌命題」[177]或「闡說」,是對這一核心困難之點的明顯無法令人滿意的遁詞。而且,顯然魏斯曼編輯的論題面臨著類似的困難。哲學上的清晰必須由異於陳述學說的其他方式闡明。1930年,正當魏斯曼準備自己對維特根斯坦「論題」的引介時,維特根斯坦寫道:「如果有人試圖在哲學中提出論題,那麼永遠不可能對之進行爭辯,因為每個人都將贊同它們。」

維特根斯坦開始認為,哲學家不應教授學說和發展理論,而應指出一種達到清晰的技術,一種達到清晰的方法。對這一認識及其含意的闡明,把他帶到了——照他對德魯利的說法——「一個真正安穩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對的,」他告訴德魯利,「我的父親是個生意人,我也是個生意人:我想要我的哲學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頓好。」維特根斯坦哲學的「過渡階段」隨之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