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末維特根斯坦到維也納與瑪格麗特和家人一起過聖誕節,沒多久,瑪格麗特宣佈不再想親吻他;這時維特根斯坦本該覺察到一種暗示:瑪格麗特對於他倆的關係有一點矛盾心理,對於嫁給他心懷疑慮。她解釋說,她對他的感覺不是適宜親吻的那種。維特根斯坦沒抓住這暗示。在日記本里,他沒有停下來想想她的感覺,而是耽於自己的感覺。他承認自己覺得這事痛苦,但同時並不為此感到不快樂。因為,真正說來一切都取決於他的精神狀態,而非肉體慾望的滿足。「如果精神不拋棄我,那麼實際發生的任何事就都不是骯髒和卑下的。」「不過,」他又說,「如果不想摔下去,我就必須使勁掂著腳尖站立。」在他看來,問題不是贏得她,而是戰勝自己的慾望。「我是一頭野獸,而且還不為此而不快樂」,他在聖誕節那天寫道。「我面臨著變得更加膚淺的危險。願上帝阻止這個!」

他生出了寫一部自傳的念頭,視之為避免——也許是揭露——這一傾向的一種手段。這兒,又一次地一切都取決於精神。12月28日他寫道:

寫出關於自己的真相的精神具有最多種多樣的形式;從最得體的到最不得體的。相應地,寫出它是很值得做的或者很錯誤的。確實,在能夠寫出的真正自傳當中具有最高到最低的一切等級。例如,我不能在一個比我生存的層面更高的層面上寫我的自傳。僅僅寫出自傳,我並不就必然提高了自己;我那麼做,甚至可能使自己比起初更骯髒。內心的某種東西鼓動我寫自傳;事實上,我願意有一天把自己的生活清楚地鋪展開,以便把它清楚地擺在我、也擺在其他人面前。無論如何,與其說是為了讓我的生活接受拷問,不如說是為了得到清晰和真相。

隨後的兩三年,他繼續寫下一些筆記,嘗試揭露有關自己的「赤裸裸的真相」,思索值得去寫的自傳的性質,但這一計劃沒有任何結果。

幾乎可以肯定,與他可能寫的自傳更為相似的是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而非(例如)羅素的《自傳》。也就是說,其寫作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行動。他認為,《懺悔錄》可能是「曾寫出的最嚴肅的書」。他尤其喜愛引用第一卷的一個段落:「但悲哀降臨到對你保持沉默的人身上!因為最有語言天賦的人也找不到言辭描述你」[165],但維特根斯坦跟德魯利談這段話時喜歡把它改成:「而悲哀落到對你什麼也不說的人身上,正因為喋喋不休的人說了許多胡話。」

與魏斯曼和石裡克討論時,他甚至把這段話翻譯得更自由:「什麼,你這個豬玀,你不想說胡話!去說胡話吧,不要緊!」就算這些自由的翻譯未能說出奧古斯丁想說的意思,但肯定說出了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應當終止喋喋不休的人說的胡話,但那不意味著自己應當拒絕說胡話。一如既往地,一切取決於行事的精神。

他對魏斯曼和石裡克重申了自己的倫理講座的大體思路:倫理學是一種說出不能說的東西的努力,一種對語言界限的衝撞。「我認為,終止一切倫理的空話是絕對重要的——直覺知識是否存在,價值是否

存在,善是否可定義。」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看到,說胡話的傾向指示著[166]某種東西。他說,他能想像海德格爾——例如——想用畏和存在說什麼(在這種句子裡:「這樣一種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67]),他也同情克爾凱郭爾說的「理性受到自身的悖論激情的激勵時,衝撞上去的這未知之物」。[168]

聖奧古斯丁、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人們想不到,在跟維也納小組的談話裡能聽到有人提及這些名字——除了當辱罵的物件。例如,邏輯實證主義者常常用海德格爾的著作舉例,說明他們稱為形而上學胡話的東西——他們打算判定為哲學廢料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在劍橋時,維也納小組已成了一個自覺聚攏的小組;把他們聯合到一起的是一種反形而上學的姿態,他們搞出了一個類似宣言的東西,這一姿態便是宣言的基礎;宣言出版時用的標題是idie/iiwissenschaftliche/iiweltauffassung/i:ider/iiwiener/iikreis/i(「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小組」)。這本書的準備和出版也是為了向公認的小組首領石裡克致敬,那一年,為了跟維也納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石裡克拒絕了一個柏林的工作機會。聽到這個計劃,維特根斯坦寫信向魏斯曼表達自己的異議:

正因為石裡克不是普通人,人們應該為了他而謹慎行事,不要因為他們的「好意」,讓自負把他和他領導的維也納學派弄到荒謬的地步。我說「自負」的意思是指任何自滿的姿態。「拒斥形而上學!」彷彿那是什麼新東西!維也納學派獲得的成就,應該顯示出來,而不是說說的……大師應該因其著作而得名。

除了勾勒出小組學說的主旨,宣言還通報魏斯曼將出一本題為《邏輯、語言、哲學》(ilogik/i,isprache/i,iphilosophie/i)的書,那時他們說這書是對《邏輯哲學論》思想的一種介紹。儘管對宣言抱有疑慮,維特根斯坦還是同意合作寫這本書;他定期與魏斯曼會面,解釋自己的想法。

討論在石裡克的家裡進行。魏斯曼對維特根斯坦說的話作了相當完整的記錄,部分是為了他計劃寫的書,部分是為了使維也納小組的其他成員(維特根斯坦不肯見他們)瞭解維特根斯坦的最新思想。於是,在哲學會議等場合,那些成員在自己的論文裡引用維特根斯坦的想法。這樣維特根斯坦就建立起了一種聲譽:奧地利哲學辯論中的一個有影響但有點影影綽綽的貢獻者。某些奧地利哲學家甚至猜測,這個常常聽說但從未見過的「維特根斯坦博士」不過是石裡克憑空捏造的產物:一個虛構的實為小組拜符的神話人物。

1929年,石裡克和魏斯曼——更不用說小組的其他成員——都未察覺到,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正在多麼快和多麼徹底地脫離《邏輯哲學論》。隨後幾年裡魏斯曼的書的構思被迫經歷了根本改變:起初打算講解《邏輯哲學論》的思想,然後,先是變為概述維特根斯坦對那些思想的修正,最後變為陳述維特根斯坦的全新思想。這本書獲得其最終樣貌時,維特根斯坦卻取消了合作;它從未出版。[169]

聖誕假期跟石裡克和魏斯曼討論時,維特根斯坦勾勒了寫出《邏輯哲學論》後自己觀點的幾種改變。他向他們解釋,他相信《邏輯哲學論》對基本命題的闡述是錯誤的,必須丟掉——要一起丟掉的還有他對邏輯推導的早期觀點:

……那時我認為一切推導都基於重言式的形式。那時我沒有看到推導也有這種形式:這人身高兩米,因此他不是身高三米。

「我的構想的錯誤,」他告訴他們,「是我相信,不用考慮命題的內部聯絡就能確定邏輯常項的句法。」然而,他現在認識到邏輯常項的規則只構成了「一種那時我還毫無認識的、更全面的句法」的一部分。他現在的哲學任務在於描述這一更復雜的句法,弄清楚「內在聯絡」在推導中的作用。

至於如何完成這一任務,他那時的想法則流動不居,每一週、甚至每一天都有變化。那些談話的一個特點是,維特根斯坦的評論很頻繁地以這樣的話開頭:「我過去相信……」「我必須糾正我的解釋……」「我過去以這種方式提出這問題是錯的……」這指的不是他在《邏輯哲學論》裡採取的立場,而是他在那一年、也許在那一週的較早時候表述的觀點。

他舉了這「句法」及其建立的內在聯絡的一個例子;設想有人說:「這兒有一個圓。它長三釐米,寬兩釐米。」他說,我們對此只能回答:「是嗎!那麼你的圓是指什麼?」換句話說,我們用語詞「圓」指的東西,排除了一個長大於寬的圓的可能性。這些規則是由句法提供的,或者,維特根斯坦也說,是由我們語言的「語法」提供的;在這個例子裡,「語法」在「某種東西是圓」和「這東西只有一個半徑」之間建立了「內在聯絡」。

幾何詞彙的句法先天地(apriori)禁止了這種圓的存在,就像我們的顏色詞的句法排除了同時是紅色和藍色的東西的可能性。由於這些不同的語法建立的內在聯絡,我們就能作出《邏輯哲學論》的重言式分析未能捕捉到的那些推導,因為每一種語法構成了一個系統:

我曾寫過[tlp2.1512],「一個命題像尺子一樣對準了實在……」現在我更願說,一個命題系統像尺子一樣對準了實在。我這話的意思如下。如果我用一把尺子對準一個空間物體,那麼同時,我就把所有的刻度線都對準了它。

若我們量出一個物體長10英寸,我們就能立刻推匯出它不是長11英寸,等等。

在描述這些命題系統的句法時,維特根斯坦正近乎——照拉姆塞的說法——勾勒出某些「空間、時間和物質的必然性質」。那麼,他是在某種意義上做物理學嗎?他回答,不,物理學關心的是確定事態的真或假;他關心的是區分意義和無意義。「這個圓長三釐米,寬兩釐米」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他關心的空間、時間和物質的性質,不是物理研究的問題,而是——照他此時喜歡的說法——一種現象學分析。「物理學,」他說,「不產生一種對現象學事態之結構的描述。在現象學裡,問題總是關乎可能性、即意義,而非關乎真假。」

在石裡克聽來,這種說法帶有一種不舒服的康德式聲調。聽起來幾乎像是,維特根斯坦正在嘗試按《純粹理性批判》的調子描述「表象結構」的一般和必然的特性,而且正走在通往胡塞爾的路上。心裡想著胡塞爾的現象學,他問維特根斯坦:「對於一個相信現象學陳述是先天綜合判斷的哲學家,我們能給出什麼回答呢?」對此維特根斯坦謎一般地回答:「我將回答,確實可能造出某些句子,但我無法將其與一個思想聯絡起來。」[170]在一段此時寫的論述裡他表達的更清楚一點:他的這個觀點——確實有無法用重言式替換的語法規則(例如算術等式)——「解釋了——我相信——康德堅稱7+5=12不是分析命題而是先天綜合命題時想說的意思」。換句話說,他的回答是我們熟悉的那種:他的考察顯示了康德和康德主義者試圖說的東西。

雖然維特根斯坦的新思索裡的康德式口吻令石裡克和(從而)維也納小組的其他成員感到不安,但他們對之的注意相對來說很少。跟他們的思考中的經驗主義主旨更為相宜的,是維特根斯坦在這些談話裡表述的另一點。這就是:如果一個命題有意義,如果它有所說,那麼我們必須知道這命題為真時的某些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具備某些確立命題之真假的方法。維也納小組稱之為「維特根斯坦的證實原則」,小組成員如此熱情地接納了它,乃至於從此它就被視為邏輯實證主義的本質。在英語世界裡,a.j.艾耶爾的《語言、真理和邏輯》對之作出了最著名和最響亮的陳述(這書名受到了魏斯曼的《邏輯、語言、哲學》的啟發——若「啟發」一詞恰當的話);此書出版於1936年,是艾耶爾在維也納列席了數次小組聚會後寫出的。

這一原則被表達在這個口號裡:命題的意義是其證實方式;對此,維特根斯坦向石裡克和魏斯曼解釋如下:

如果我說,例如,「那邊的櫥櫃上有一本書」,我如何著手證實它呢?若我掃它一眼,或者我從不同側面看它,或者我用手拿起它、觸控它、開啟它、翻閱書頁,等等,這是否充分呢?這兒有兩種觀念。其中一種說,不管我如何著手,我將永不能完全證實這個命題。彷彿是說,一個命題總是留著一個開著的後門。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們永不能肯定我們沒有弄錯。

另一種觀念,即我願持有的觀念,說,「不,如果我永不能完全證實一個命題的意義,那麼我也就不能用這個命題意謂任何東西。那麼這命題就不能表示任何東西,無論是什麼。」

為了確定命題的意義,我就得知道一種很特定的做法:知道何時這命題算被證實了。

後來,維特根斯坦否認自己曾打算把這一原則當作一種意義理論的基礎,並拉開自己和邏輯實證主義者對這一原則的教條式應用的距離。他在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次聚會上說:

有一時我常說,為了弄清一個句子是如何使用的,這是一個好路子: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們怎樣試圖證實那樣一個斷言?」但那只是弄清語詞或句子之使用的諸多方法的一種。例如,另一個對自己常常很有用的問題是:「這個詞是如何學會的?」「我們如何著手教一個孩子用這個詞?」但有些人把這個尋求證實的提議弄成一個教條——彷彿我在發展一種意義理論。

20世紀30年代初,當斯陶特問他對證實的看法時,維特根斯坦講了如下的比喻;看上去其中的要點是,發現沒有證實某個句子的任何方法,是認識到了關乎這個句子的某種重要的東西,但這不意味著這個句子裡沒有任何可理解的東西:

想像有一個鎮子,裡面的警察需要得到每個居民的資訊,例如,年齡,從哪兒來,做什麼工作。儲存著一份這種資訊的記錄,它有某種用處。有時警察詢問一個居民時,發現此人不做任何工作。警察把這事記在記錄裡,因為這也是有關此人的一條有用資訊!

不過,儘管他後來作了這些否認,整個20世紀30年代——在與石裡克和魏斯曼的談話裡,在一份對魏斯曼口述的「論題」裡,在他自己的筆記本里——我們能找到維特根斯坦對這一原則的某些表述,其說法怎麼看都跟維也納小組和艾耶爾的說法一樣教條:「命題的意義是證實它的方式」,「一個命題是如何得到證實的,就是它說的東西……證實不是真的一個標誌,它就是命題的意義」,諸如此類。看起來,我們可以談論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證實主義階段」。但必須在這一前提下:拉開證實原則和石裡克、卡爾納普、艾耶爾等人的邏輯經驗主義的距離,並把證實原則放在維特根斯坦的「現象學的」或「語法的」考察的更康德式的框架裡。

1930年新年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發現弗蘭克·拉姆塞病得很重。拉姆塞患了嚴重的黃疸病,住進了蓋斯醫院,準備做一次手術查明病因。手術後他的情況變得危急,事情很明顯:他要死了。拉姆塞的一位密友弗朗西絲·帕特里齊說,弗蘭克·拉姆塞去世的前一晚她去病房看望,吃驚地發現維特根斯坦坐在與病房相通的一個小房間裡,離弗蘭克的床幾英尺遠:

在一種輕微的、幾乎詼諧的語氣裡,維特根斯坦的友善及他個人的悲傷顯現出來,我自己覺得這種語氣不舒服。弗蘭克做了又一次手術,尚未完全甦醒;萊迪絲還沒吃晚飯,於是我們三人動身找吃的,最後在餐檯找到了香腸卷和雪利酒。然後維特根斯坦走了,萊迪絲和我回到了火爐邊。

拉姆塞死於第二天(1月19日)凌晨3點。他26歲。

接著的那天,維特根斯坦上了他的第一堂課。上學期末,理查德·佈雷斯韋特代表道德科學教研組邀請他開一門課。佈雷斯韋特問他這課的名稱該叫什麼。沉默很久之後維特根斯坦回答:「課的主題將是哲學。課的名稱除了哲學還能叫什麼呢。」在維特根斯坦未來的教學生涯中,這課就一直列在這一獨特的一般性名稱下。

1930年的四月齋學期,他每星期在藝術學院的教室上一小時課;後來,課後還到克萊爾學院的一個房間裡進行兩個小時的討論,房間屬於那位探險家普里斯特利(即後來的雷蒙德·普里斯特利爵士)[171]。再後來,他徹底摒棄了教室的形式,課和討論都在普里斯特利的寓所進行,直到1931年他自己有了三一學院的一套寓所。

人們經常提到他的講課風格,他的風格似乎與其他大學講師的風格都很不一樣:他講課沒有稿子,常常就像是站在聽眾面前出聲地思考。偶爾他停下來,說「稍等,讓我想一想!」,坐下來幾分鐘,盯著自己翹起的手。有時,某個特別勇敢的聽課者提出一個問題,於是隨著對那問題的回應,課又進行了下去。他常咒罵自己的愚蠢,說:「我真是個該死的傻瓜!」或猛地大喊:「這難得像地獄!」上這課的大約十五人,多數是本科生,但也包括一些教師,最引人注目的是摩爾;摩爾坐在屋裡唯一的扶手椅上(其他人坐摺疊帆布椅),抽著菸斗,作大量筆記。維特根斯坦熱情飽滿和節奏錯落的授課給聽過他課的所有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理查茲(他和奧格登合寫了《意義的意義》)在他的詩「走失的詩人」[172]裡作了生動描述:

在非課之課上,我聽見你和他的聲音

帆布椅散落在四處,歪歪扭扭

摩爾蜷在扶手椅裡記下一切

每個靈魂都渴望你的每個詞

你憔悴的美,很少人消受得了很久

嘴唇輕蔑,寬眼睛閃著嘲諷的光

擰緊的眉毛,古板的微笑,生於悲痛的

離塵絕世的獻身於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