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十一章第二次到來/h2「唔,上帝到了。我在5點15分的火車上接到了他。」
在一封落款日為1929年1月18日,寫給莉迪亞·洛普科娃的信裡,凱恩斯就是這樣宣佈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的。剛回英格蘭幾小時,維特根斯坦已經告訴凱恩斯,自己計劃「永遠呆在劍橋」:
期間我們喝過了茶,現在我退到書房給你寫信。我明白,疲勞將是摧毀性的。我一定不能讓他每天跟我談話超過二三小時。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這種經驗是古怪的,幾乎是怪誕的——回到一所這些年間多數地方沒有變化的大學,但歲月卻在他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種如此根本的轉變——還有,一些1913年他與之道別的人前來問候他。他在日記裡寫道,「就像時間倒流了」。「我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但無論結果是什麼:「會有一點結果!如果還有時間」:
此刻我無休無止地遊蕩,但不知道圍繞著哪個平衡點。
維特根斯坦一到,凱恩斯就組織人馬歡迎他重回「使徒」圈子。維特根斯坦回英格蘭的第二天,凱恩斯舉辦了一次「使徒」的特別晚餐會,慶祝他歸來。出席的有理查德·佈雷斯韋特、弗蘭克·拉姆塞、喬治·賴蘭茨、喬治·湯姆森、阿列斯特·沃森、安東尼·布朗特和朱利安·貝爾——劍橋知識界這一代的精華。會上把維特根斯坦選為榮譽會員(用「使徒」的話講:「天使」);這是一種姿態,表示社團原諒了1912年他對他們的態度。在隨後的一次聚會上他們正式向他「宣佈,將在適當的時候收回驅逐他的成命」。
社團的這種空前的謙卑,原因是維特根斯坦不在時成了劍橋精英中間的一個近乎傳奇的人物,而且《邏輯哲學論》也成了時下知識圈討論的中心話題。
但若「使徒」希望將這位「上帝」據為己有,他們就要失望了。維特根斯坦出席了幾次他們的聚會;在凱恩斯位於戈登廣場的房子舉辦的幾次宴會上,他也接觸了布魯姆斯伯裡圈子——可認為它是「使徒」的倫敦分支——的幾位成員。然而,布魯姆斯伯裡和「使徒」的英格蘭特有的、自覺「有教養」的唯美主義與維特根斯坦的嚴酷的苦行意識和有時不留情面的誠實,兩者之間沒幾分共同土壤。雙方都感到震驚。倫納德·伍爾夫回憶,有一次午餐時維特根斯坦對待莉迪亞·凱恩斯的「不人道的粗魯」把他嚇壞了。另一次午餐,他們當著女士的面坦然討論性,維特根斯坦嚇著了,走了出去。布魯姆斯伯裡的氣氛明顯使他不自在。弗朗西絲·帕特里齊說,自己身處其中的貝爾們、斯特雷奇們和斯蒂芬們與維特根斯坦形成了對照——維特根斯坦似乎不能或不願與異性會員討論嚴肅的問題:「在男女混雜的人群裡,他的談話常常極端瑣細,搪塞進無聊的笑話,伴以冷淡的微笑。」
維特根斯坦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有可能在凱恩斯的某次聚會上見過面;即便真是這樣,看上去兩人都沒給對方留下什麼印象。弗吉尼亞·伍爾夫去世後,維特根斯坦與洛什·里斯討論過出身對她的影響。他說,她在那麼一個家庭里長大——在那裡,人的價值的衡量在於是否擅長某種寫作,或擅長藝術、音樂、科學或政治;因此她從未問過自己還存不存在其他「成就」。這看法可能基於個人的接觸,但同樣可能基於道聽途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日記裡沒提到過維特根斯坦,信件裡也只有幾處附帶提到他。有一次是在一封寫給克萊夫·貝爾的信裡,寫信的時間是維特根斯坦到劍橋幾個月後;她是在談貝爾的兒子朱利安時提到他的:
……梅納德說朱利安無疑是國王學院最重要的本科生,甚至可能當上理事,看來他完全打動了梅納德,還有他的詩——順便說一句,朱利安說,他跟梅納德談過維特根斯坦的毛病,但被駁了回去。
這一筆是有趣的,只是由於這個緣故:即將發表在安東尼·布朗特的學生雜誌《冒險》上的一篇冗長的德萊頓風格[140]的諷刺詩正是朱利安·貝爾所寫;那是布魯姆斯伯裡式的機智評點,談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專橫好辯作風裡的——有人開始這麼看——未開化的野蠻的東西。
貝爾在這首詩裡試圖為布魯姆斯伯裡的信條「價值可在心智那兒認識和找到」辯護,反駁《邏輯哲學論》的觀點:那種陳述是無意義的。貝爾主張,維特根斯坦肯定違反了自己的規則:
而他說出無意義的話,無數的陳述那麼做,
他恆常打破自己立誓的沉默:
日日夜夜談論倫理和審美,
稱事物好或壞,錯或對。
維特根斯坦不只談論自己堅稱必須對之保持沉默的東西;他主宰了一切這種討論:
……誰曾在哪個議題上,見到過
路德維希忍住不頒佈法則?
無論到誰那裡,都大聲把我們喝止,
打斷我們的話,結結巴巴說起他的句子;
永不停息的爭辯,刺耳、惱怒和喧鬧,
他當然正確,為他的正確而驕傲,
這毛病常見,是人多少有這股味,
但維特根斯坦大談人文,自詡全對。
這首詩是一封寫給使徒同僚理查德·佈雷斯韋特的使徒書信[141],表達了「使徒」的許多年輕唯美主義者——「這些朱利安·貝爾們」,維特根斯坦輕蔑地稱呼他們——的看法;他們讀了大為開心。這首詩發表時法妮亞·帕斯卡爾說:「最友善的人也會心一笑;它釋放了累積起的緊張、怨恨,甚至恐懼。因為從未有人能在維特根斯坦面前扭轉局勢,以牙還牙地報以顏色。」
若說維特根斯坦並未完全不理睬「使徒」,那主要因為弗蘭克·拉姆塞是其成員。
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的第一年裡,拉姆塞不只是在哲學討論上最有價值的夥伴,也是最親密的朋友。抵達後的頭兩週,他和拉姆塞一家住在其莫蒂默路的家裡。拉姆塞的妻子萊迪絲很快成了一個親密朋友,一個紅顏知己——一個「終於成功軟化了野蠻獵人之兇猛」(凱恩斯的說法)的女人。她具備一種能使他放鬆下來、贏得他信任的強健幽默感和樸實的誠實。和她單獨相處時,他覺得能聊聊自己對瑪格麗特的愛,但從弗朗西絲·帕特里齊寫給丈夫拉爾夫的一封信裡看,他的信心並不牢固:
我們老是見到維特根斯坦;他向萊迪絲透露,他正在愛一位維也納女士,但他覺得婚姻是神聖的,不能輕易談論。
這裡令人吃驚的,不是他不能輕易談論婚姻,而是他竟然談論婚姻。此時,他定期而頻繁地寫信給瑪格麗特,有時每天都寫;但直到約兩年後她才意識到他打算娶自己當妻子,那時她就急匆匆打了退堂鼓。雖然他的關心取悅了她,他的人格力量也令她懾服,但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瑪格麗特未看到自己期望的丈夫的品質。他過於嚴峻,過於苛求(我們不妨猜想,還有一點過於猶太了)。此外,表明自己的意圖時,他同時也表明了,他心裡想的是一種柏拉圖式的、不生孩子的婚姻——那種事不是她要的。
在劍橋的頭兩個學期,維特根斯坦的正式身份是攻讀博士學位的「高階學生」,比他年輕十七歲的拉姆塞是他的導師。實際上,他和拉姆塞平等地見面,在相似或相關的問題上做工作,指望對方能給出批評、引導和啟發。他們一週見面幾次,每次討論幾個小時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本質。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說這些見面是「愉快的討論」:「它們當中有好玩的東西,我認為進行得挺不錯。」他還寫道,它們當中有某種近乎性愛的東西:
沒有比這使我更愉快的了:有人把我的思想從我嘴裡取走,然後,可以說,把它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喜歡獨自在知識的田野上行走」,他又說。
拉姆塞在這些討論裡的作用和別的導師類似:對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提出反對。在《哲學研究》的前言裡,維特根斯坦說拉姆塞的批評幫助他——「我幾乎無法估量其程度」——認識到《邏輯哲學論》的錯誤。不過,在當時的一則日記裡他的觀點沒這麼慷慨:
好的反對幫助人前進,淺薄的反對——即便是有效的——則是乏味的。拉姆塞的反對屬於這一種。他的反對沒有抓住問題的根子(問題的生命在於此),而是那麼地外在,什麼——即便是真的錯誤——也無法矯正。好的反對直接指向解答;至於淺薄的反對,必須首先加以克服,然後就可丟在一邊。就像一棵樹在樹幹的結上打個彎,以便繼續生長。
【一棵樹的畫】
儘管十分尊重對方,但拉姆塞和維特根斯坦在智性和脾性上有著很大的差異。拉姆塞是個數學家,對自己學科的邏輯基礎不滿意,想在可靠的原則之上重建數學。維特根斯坦沒興趣重建數學;他的興趣在於拔除生出數學中的混淆的哲學根子。因此,當拉姆塞指望從維特根斯坦那裡獲得啟發,維特根斯坦指望從拉姆塞那裡得到批評時,兩人的受挫就不可避免了。有一次拉姆塞直截了當地告訴維特根斯坦:「我不喜歡你論證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則在一段我已引用過的話裡這樣說拉姆塞:他是一個「布林喬亞思想家」,真正的哲學思索干擾了他,「直到他將其結果(如果有的話)推到一旁,宣佈那無關緊要」。
一位深刻影響了維特根斯坦思想進展的「非布林喬亞」思想家是皮耶羅·斯拉法,這種影響始於他回到劍橋的頭一年。斯拉法是一位傑出的義大利經濟學家(持有一種寬泛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也是獄中的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安東尼奧尼·葛蘭西的密友。因為公開抨擊墨索里尼的政策,斯拉法在祖國的職位岌岌可危;凱恩斯便請他到國王學院工作,劍橋為他特別設了一個經濟學講師職位。經凱恩斯介紹認識後,他和維特根斯坦就成了親密的朋友,維特根斯坦每週至少安排一次與他見面討論。對於跟斯拉法的見面,他的評價甚至超過跟拉姆塞的見面。在《哲學研究》的前言裡他談到斯拉法的批評:「這本書裡多數有意義的想法都受惠於他的這種激發。」
這是個很強的宣告,而且——考慮到他倆的智性領域差別很大——也令人費解。但正是因為不涉及細節(或者說因為斯拉法不是哲學家或數學家),斯拉法的批評才是富於意義的。與拉姆塞不同,斯拉法有能力迫使維特根斯坦作出修正——不是修正這一點或那一點,而是修正整個視角。有一件軼事說明了這一點,這件事維特根斯坦對馬爾科姆和馮·賴特都說過,此後廣為流傳。那是一次談話;維特根斯坦堅持命題及其描述的東西必須有同樣的「邏輯形式」(或「語法」,視故事的版本而定)。面對這一想法,斯拉法做了個那不勒斯人的手勢——用指尖掃過下巴,問:「這個的邏輯形式是什麼?」照這故事的說法,維特根斯坦因此不再堅持《邏輯哲學論》的這一思想:命題必須是其描述的現實的「影像」。
這軼事的重要性,不在於解釋了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放棄意義的影像論(它並沒解釋),而在於它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了斯拉法是怎樣使維特根斯坦從新鮮的視角重新看待事物的。維特根斯坦告訴許多朋友,與斯拉法的討論令他覺得自己像一棵砍掉了所有樹枝的樹。這個隱喻是精心挑選的:把死的樹枝砍掉,新的、更健壯的樹枝就能長出來(而拉姆塞的反對則讓死木頭留在那兒,迫使樹扭曲自身繞過它)。
維特根斯坦曾對洛什·里斯談到,自己從跟斯拉法的談話裡獲得的最重要東西是一種看待哲學問題的「人類學」方式。這一評論有點解釋了,為什麼維特根斯坦認為斯拉法對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影響。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工作和《邏輯哲學論》的最顯著區別之一是其「人類學」進路。即,《邏輯哲學論》處理語言時,把語言與其使用的環境隔絕開;《哲學研究》則反覆強調給予語言表達以意義的「生活之流」的重要性:描述一種「語言遊戲」時,不能不提到其中的行為,以及做語言遊戲的「部落」的生活形式。如果這一視角轉變來自於斯拉法,那麼斯拉法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影響確實有著最根本的重要性。不過,就算是這樣,這種影響還得再過幾年才結出果實,因為維特根斯坦哲學方法的這個「人類學」特點要到1931年左右才漸漸顯露。
除了斯拉法和拉姆塞,維特根斯坦與劍橋的學院教師們沒什麼相干。頭幾個星期之後,他和凱恩斯的關係主要限於事務性的;雖然凱恩斯成了——無論何時維特根斯坦需要跟官方搞什麼事情——無可估價的支援者,但不是親密的朋友。我們猜想,凱恩斯十分高興扮演這種角色;當維特根斯坦的朋友所要求的時間和精力,比他能夠或願意花費的更多。
維特根斯坦最初回劍橋時,摩爾碰巧在同一列倫敦駛來的火車上;他倆的友誼——維特根斯坦1914年給摩爾寫了那封野蠻的信後破裂的友誼——立即恢復了。此時摩爾是劍橋的哲學教授,他擔起了為維特根斯坦能工作下去安排津貼的責任;不過除此之外他倆的友誼是私人性質的,而非哲學上的。雖然維特根斯坦讚賞摩爾的措辭的準確性,偶爾借之找到說清某個具體問題所需的準確用詞,但他幾乎不當摩爾是個原創性哲學家。「摩爾?」——他曾說——「從他身上能看出,一個絕無才智的人能走多遠。」
類似地,儘管維特根斯坦與此時上了年紀的邏輯學家約翰遜——他以前的劍橋時代裡的另一個人物——在智性上有距離,但他倆也保持著真摯的友誼。維特根斯坦讚賞鋼琴家約翰遜更甚於邏輯學家約翰遜;他經常參加約翰遜星期天下午的「居家」[142]聽其彈奏。在約翰遜這方面,雖說喜歡和欣賞維特根斯坦,但他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迴歸是「劍橋的災難」。他說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完全沒能力進行討論的人」。
維特根斯坦快要過40歲生日了,但他的朋友圈子裡主要是劍橋的年輕一代——參加道德科學俱樂部的本科生(不屬「使徒」一脈的那些)。據法妮亞·帕斯卡爾說,構成這一學生哲學團體的「英格蘭中產階級的兒子們」身上具備了當維特根斯坦弟子所需的兩個特點:孩子般的單純和第一流的大腦。這麼說或許是對的;但我認為另一種說法也同樣是對的,即維特根斯坦就是發覺自己和更年輕一代有更多的共同點。在某種意義上他自己非常年輕。他甚至看上去也年輕,他40歲了,人們卻常常誤會他是本科生。但還不止於此:他具有年輕人的智性上的新鮮和柔軟。他告訴德魯利,「心智的僵硬比身體早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他仍是個青年。即,在他的精神態度中,已然固執的部分很少。回劍橋時他準備全面修訂自己迄今得到的一切結論——他願意考慮的不只是新的思考方式,甚至還有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和本科生一樣未定型,還沒有固定在某種具體的生活模式裡。
不少聽說過維特根斯坦是《邏輯哲學論》作者的人,想像他是個年長威嚴的日耳曼學者;對於在道德科學俱樂部遇到的那個如年輕人般好鬥、活躍的人物,他們並無準備。例如,柏歐斯後來是維特根斯坦的朋友和欽佩者圈子裡的一員,他回憶道:
我第一次遇到維特根斯坦是在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次聚會上,那次我念了一篇論「道德判斷的本性」的文章。那次聚會來了相當多的人,有些人蹲坐在地毯上。人群裡有一個人我們全都不認識(當然,除了摩爾教授和另一個大概也在的資深會員)。我念完論文後,那個陌生人提出了一些問題和異議;他說話時的那種直率風格(但絕不刻薄),以後大家逐漸知道就是維特根斯坦的風格。後來,我知道了自己的對話者是誰,認識到自己當時對他提出的問題和異議的應對是多麼自大,於是心裡泛起了一種我從未能擺脫掉的羞恥感。
維特根斯坦徹底主宰了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討論,結果道德哲學教授c.d.布洛德不再出席了。他後來說,他不願意「每週度過那樣的幾小時:在濃厚的菸草氣味裡,維特根斯坦準保在自個搜腸刮肚,信徒們也準保‘露出愚蠢的欽佩模樣,嘖嘖稱讚’」。
戴斯蒙德·李是維特根斯坦的本科生朋友圈裡的另一位,他把維特根斯坦比作蘇格拉底——喜歡跟年輕人討論,經常讓年輕人說不出話來。他指出,這兩位對拜倒在自己魔力之下的人都有一種近乎催眠的影響。李自己離開劍橋時擺脫了這種魔力;雖然他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但並不真能說他是一個弟子。不過,他的同齡人莫里斯·德魯利成了法妮亞·帕斯卡爾描述的那種年輕弟子的第一個例子,也許也是最完美的例子。
1929年首次遇到維特根斯坦後,德魯利生活裡的幾乎每一個重大決定都是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作出的。他原本打算離開劍橋後當英國聖公會牧師。「千萬別以為我是在嘲笑這事,」維特根斯坦聽說這計劃後說,「但我不能贊同;不,我不能贊同。我擔心那個衣領有一天會磕著你。」這是他們第二次、也可能是第三次碰面。下一次見面時維特根斯坦回到這件事:「想想看吧,德魯利,每週得作一次佈道意味著什麼;你做不了那事。」在神學院呆了一年後德魯利對此表示同意;在維特根斯坦的鼓動下,他找了個「普通人中間」的工作。他從事的是失業救濟的專案,起初在紐卡斯爾,然後在南威爾士;再後來,又是在維特根斯坦的鼓動下他接受了醫生訓練。戰後他專攻精神病學(維特根斯坦建議的醫學分支),從1947年到1976年去世他在都柏林聖帕特里克醫院工作,起初是駐院精神病醫生,後來是高階精神病諮詢師。1973年他的文集《語詞的危險》(thedangerofwords)出版,這本文集討論的是精神病學中的哲學問題;雖然這書很不受重視,但它也許是——就其調子和關切而言——維特根斯坦的學生髮表的東西里最具備真正維特根斯坦精神的作品。「為什麼現在我把這些文章放到一起?」在前言裡他自問自答:
只為了一個理由。這些文字的作者曾有一時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學生。現在眾所周知,維特根斯坦鼓勵學生(至少是他覺得在哲學能力上沒有很大原創性的學生)從哲學學術轉向某一具體職業的學習和實踐。就我而言,他敦促我轉向醫學的學習;不是我不該運用他教給我的東西,而是我絕不該「放棄思考」。因此我躊躇地把這些文章拿出來,例示維特根斯坦對某個人思想的影響:這個人面對的問題,既涉及需要對付的直接實際的困難,也涉及需要深思的較深的哲學困惑。
類似地,去世前不久德魯利出版了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談話記錄,目的是削弱「出於好意的評論者」的影響——那種人「如此這般地評論,彷彿現今很容易把他的著作吸收到那種知識分子語境中去,但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那種語境提出的警告」。這些記錄——也許比其他一切二手資源都更多地——提供了滲透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裡的精神和道德態度的資訊。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引發的一大堆學術文獻並未也不能覆蓋到維特根斯坦的影響裡的一個重要方面,德魯利是第一個、但絕非最後一個體現此點的弟子。可以說,道之傳承,其脈絡之延伸遠超出學術哲學的界限。
實際上,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最親密的本科生朋友是個對哲學毫無興趣的人。1929年復活節假期後,吉爾伯託·帕蒂森在維也納的回程火車上遇到了維特根斯坦;十年多的歲月裡,兩人保持著親切的、與哲學毫無關係的交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亂歲月裡,維特根斯坦開始疑心帕蒂森抱有強硬好戰的戰爭態度,那時這段交情才終止。帕蒂森是(事實上仍然是)一個和藹、機智和很善於處世的人,完全不像帕斯卡爾描述的那種單純和極害羞的弟子。完成了劍橋學業(以最少的學術努力和熱心)後,他當了倫敦金融城[143]的一名註冊會計師,過上了他的階層、教養和教育為他準備的那種舒適生活。和他在一起時維特根斯坦能肆意滿足自己的一種口味;弗朗西絲·帕特里齊說這種口味是瑣細和無聊的幽默,而維特根斯坦自己就稱之為「廢話」。[144]他說,跟某個人「大說廢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需求。
在劍橋時帕蒂森和維特根斯坦一起讀《塔特勒》[145]這樣的雜誌,他們很高興這種雜誌提供了豐富的「廢話」,特別喜歡慣常登在這類刊物上的可笑廣告。他們也是「滿意消費者來信」的貪婪讀者,那種信通常出現在伯頓之家、「名品裁衣店」的櫥窗裡,逛街買維特根斯坦的衣服時,他倆誇張地注意那些櫥窗。(或許,在多數人眼裡維特根斯坦總是穿著同樣的東西——開領襯衫、灰法蘭絨褲子和厚鞋子;實際上它們是一絲不苟地挑選出來的。)
帕蒂森離開劍橋後,只要維特根斯坦路經倫敦(來回維也納的路上常常經過),他倆就見面,舉行維特根斯坦所稱的「儀式」。這包括去「里昂」[146]喝茶,隨後前往萊切斯特廣場的一家大電影院看場電影。到倫敦前,維特根斯坦會寄一張卡片給帕蒂森,告訴他自己要來了,以便帕蒂森作出必要的安排——在《夜標》[147]上找一家正上映一部「好」電影的電影院。對維特根斯坦來說那意味著一部美國電影,西部電影尤佳,後來則是音樂劇或浪漫喜劇,但總歸是一部絕無藝術性或知性面目的電影。不必說的是,這個儀式的位次高於帕蒂森的金融城工作。「我希望你在辦公室別太多事,」一次帕蒂森拿工作壓力說事後維特根斯坦寫道,「記住,即便俾斯麥也可被替代。」
維特根斯坦和帕蒂森的通訊裡幾乎全都是「廢話」。幾乎每封信裡他都要用一用英語形容詞「bloody」[148];出於某種原因,他在這個詞裡看到了無窮無盡的樂趣。他的信以「親愛的老blood[149]」起首,以「你bloodily的」或「你inbloodiness的」[150]結尾。帕蒂森寄去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稱之為自己的「畫作」;對此,維特根斯坦用誇張的嚴肅口吻表示欣賞:「不看簽名我就能知道這是帕蒂森之作。裡頭有一種此前從未用畫筆表達過的bloodiness。」在回信裡維特根斯坦寄去「肖像」,即從報紙的自強課程廣告上裁下的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照片。「我最近的照片,」放進一張這種圖片後他宣佈,「上一張只表達出慈父的親切感;這一張表達出了勝利感。」
通訊裡始終包含著一種對廣告商語言的溫和嘲弄,這風格里的荒誕性是這麼簡單得來的:把那種語言用得彷彿是朋友之間寫信的正常形式。帕蒂森寄給維特根斯坦一張(真是)自己的照片,在背後寫:「反面是我們的一種47/6號[151]套裝的樣照。」「不知怎的,」維特根斯坦在另一封信的結尾寫道,「人們本能地感到,雙塔牌第83號精品襪是真正男人的襪子。它是品位之襪——考究,時尚,舒適。」在另一封信的附言裡他寫道:
不日,我們將慷慨地向你贈送著名頭油格羅斯妥拉的免費樣品,願你的頭髮永遠保持光鮮紳士特有的光澤。
維特根斯坦寫給帕蒂森的信裡含有的某些玩笑確實無聊得驚人。寫一個以「1」結尾的地址時,他畫了個箭頭指著「」,寫道:「這不是指‘廁所’。」[152]他在一張都柏林基督教會教堂的明信片背後寫道:「如果我沒記錯,這個教堂至少部分是由諾曼底人建的。當然,那是很久以前建的,現在我的記憶力可不比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