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特塔爾的事情攤牌後,維特根斯坦1926年最自然的做法,是順應凱恩斯的好客之情回到英格蘭。但實際上他過了一年多才再次聯絡凱恩斯。那時他解釋說,推遲寫信是想等自己從碰上的大麻煩裡擺脫出來。

雖然料到自己要離開奧特塔爾,放棄教師職業,但離開的方式把他徹底擊垮了。審查是很大的羞辱,尤其是,在遭到施暴的指控而為自己辯護時,他覺得對於自己在教室所施體罰的程度有必要說謊。這事留給他的道德挫敗感糾纏了他10年以上,而且,如我們將看到的,最終的結果是他採用激烈的措施清除自己的負罪感。

在這種狀態下他無法考慮回英格蘭。暫時他也不覺得自己能回維也納。他考慮的是徹底退出世間的麻煩。放棄教學後不久他拜訪了一家修道院,探問自己當修士的可能性。一生的各個時期他都有過這想法,多半是在很絕望的時候。這一次,一個明顯很會看人的修道院長對他說,他不會找到自己期望的東西,而且無論如何,領他到修道院的動機是教會無法歡迎的。作為替代,他在胡特多夫的教會醫療團找了個園藝工的活兒;這地方就在維也納旁邊,他在花園的工具棚裡住了3個月。和6年前一樣,事實證明幹園藝活兒是一種有效的治療;夏季結束時他覺得自己能回維也納面對社會了。

他還在當園藝工時,1926年6月3日,已病了一陣子的母親在林蔭街自己家裡去世了;於是赫爾米勒成了公認的家庭主腦。這一點是否令維特根斯坦較容易回維也納,或者,母親的死是否對他有任何影響——這些都沒法說。但引人注意的是,從此他對家人的態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14年時,家裡的聖誕慶典曾令他那般滿心懼怕,令他生出了那般迷惘;現在他卻對之欣然期盼。我們看到,此後的每個聖誕節,直到1938年(那年的合併使他不可能離開英格蘭),他都熱情地參與活動——把禮物分給侄女和侄子,加入喜慶的歌唱和宴飲;沒有跡象表明那麼做時他犧牲了對自己的忠實。

於是,1926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回到維也納,像是標誌著他和家庭的疏離的結束,這種疏離至少得回溯到1913年他父親去世時。一回來他就得到了一個有點治療作用的工作,和園藝工不同,這一工作把和別人一起幹活的責任強加給他,有助於把他帶回社會。而且,他還因此有機會把自己在建築美學上堅持的觀點付諸實踐。姐姐格蕾特和保爾·伊格爾曼邀請他與伊格爾曼合作,一起設計和建造格蕾特的新房子。

伊格爾曼已經為維特根斯坦家做了一點事。他為家族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的房子做了翻新,為保爾·維特根斯坦在林蔭街建造了一間陳列瓷器收藏的屋子。1925年末,格蕾特提出由他擔任一棟新城區房子的建築師;她在維也納的一個最不時髦地區庫德曼街買了一塊地,此地屬於維也納的第三區,房子就要建在那兒(維特根斯坦上過的教師培訓學校旁邊)。維特根斯坦很快對這一專案生出了興趣,在奧特塔爾的最後一年,只要回維也納,他都跟格蕾特和伊格爾曼進行深入和熱情的討論,結果伊格爾曼覺得維特根斯坦比自己更理解格蕾特的心意。

維特根斯坦教書的最後一學期,伊格爾曼草擬了原始方案;維特根斯坦離開奧特塔爾後,看上去把他請進這個專案裡合作是很自然的事。伊格爾曼說,自那以後「建築師是他而不是我,雖然平面圖在他進入專案前已經弄好了,但我覺得最後的成果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

最終方案的落款日是1926年11月13日,簽章是:「建築師p.伊格爾曼和l.維特根斯坦」。雖然從未受過建築訓練,也只參與過這一次建築工作,但有跡象表明,維特根斯坦開始嚴肅對待這一任命,而且在建築上看到了一種新的天命,一種重塑自己的新方式。維也納的城市名錄上好多年都把他列為職業建築師;這一時期他的信紙頁首是:「維也納3區公園路18號,建築師保爾·伊格爾曼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不過,也許這只是他對自己個人獨立的又一次宣告——堅持自己的狀態是自由職業者,否認為姐姐做建築工作僅僅是掛個名。

在房子的設計上,他的職責主要涉及的是窗戶、門、窗栓和暖氣裝置。乍一看這工作有點邊緣,但並非如此;因為恰恰是這些細節成就了這棟房子的特殊之美,否則它將是相當平凡、甚至醜陋的。它完全沒有外部裝飾,所以外表生硬;這種生硬之所以得以緩和,全是因為維特根斯坦所設計部分的優雅比例和一絲不苟的實施。

因此細節就是一切,維特根斯坦以近乎狂熱的嚴格監督其建造。一個鎖匠問:「告訴我,工程師先生,這兒那兒的一毫米對你真這麼要緊嗎?」維特根斯坦沒等他說完就吼道:「是的!」維特根斯坦和負責建造他設計的高玻璃門的工程公司進行討論時,前來磋商的工程師對於按維特根斯坦的標準履行委託感到絕望,崩潰地哭了。看上去簡單的暖氣裝置花了一年時間才交付,因為奧地利沒人能造維特根斯坦想的那種東西。各部分的鑄件從國外購得,甚至到那時,整批的東西還被認為不能用而遭拒。但赫爾米勒·維特根斯坦回憶:

或許,在把比例搞到完全正確這事上,路德維希絕不留情的最有力證據是,就在幾乎要開始清掃整棟房子的時候,他把一個大得幾乎算是個禮堂的房間的天花板抬高了三釐米。

1928年末格蕾特搬進了這棟房子。據赫爾米勒說,房子對格蕾特就像手套一樣合身;它是格蕾特的個性的延伸,「自從童年以來,圍繞她的一切都必須是原創和雄偉的」。不過赫爾米勒自己有所保留:

……即便我非常讚賞這棟房子,我始終知道自己既不想、也不能住在裡面。確實,它看上去更像是神的居所,而不是我這樣的小凡人的居所,起初我甚至不得不克服一種微弱的內心敵意——對我稱之為「邏輯房子」的敵意,對這種完美性和紀念碑性的敵意。

很容易理解這種輕微的憎惡。這房子的設計很少考慮普通凡人的舒適。它標誌性的清晰、嚴密和精確的品質,確實是我們對邏輯系統的期望,而非對居所的期望。在設計房子內部時維特根斯坦在家居舒適方面作的讓步格外少。地毯、枝形吊燈和簾幕被嚴格地擯棄。地板是黑色的磨光石頭,牆和天花板塗著亮赭色,窗戶的金屬、門把手和暖氣裝置未上漆,屋子的照明用無罩的電燈泡。

這棟房子——在它身上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和錢——有一段不幸的歷史,其原因部分是這種生硬的紀念碑性,部分是奧地利自身的糟糕命運。格蕾特入住不到一年,1929年的大崩盤[135](雖然這事一點兒也談不上令她窮困)迫使她解僱了照設計意圖運作這房子所需的職員,她改在廚房而非大廳待客。九年後,在合併之後,她逃離納粹到紐約生活;房子空了,只剩一個傭人照管。1945年俄國人佔領維也納後這棟房子成了俄國士兵的兵營和馬匹的馬廄。1947年格蕾特搬了回來,在那兒住到1958年去世,從此房子成了她兒子托馬斯·斯通巴羅的產業。和赫爾米勒一樣,對於這房子是否適合居住,斯通巴羅也有所保留;房子空了許多年,直到1971年斯通巴羅最後賣給了一個準備將其拆除的開發商。它逃脫了被拆除的命運,只是因為維也納陸標委員會發起了一個運動,宣佈它是一處民族遺蹟;現在它倖存了下來,是保加利亞駐維也納大使館文化部所在地,但內部經過了大範圍的改造,以適合新的用途。如果維特根斯坦看見它現在的樣子——房間的間隔被敲掉,構成l形狀的房間,牆和暖氣裝置刷成白色,大廳鑲了木板,鋪了地毯,等等——他極有可能情願他們已將其拆除。

為格蕾特工作期間維特根斯坦被帶回了維也納社會,並且最終被帶回了哲學。建造庫德曼街的房子時,舍伯恩宮的第一層仍由格蕾特一家居住。她的長子托馬斯最近從劍橋回來了,正在維也納大學讀博士。托馬斯在劍橋認識了一個名叫瑪格麗特·雷斯賓格的瑞士女孩,並且邀請她到維也納。維特根斯坦和瑪格麗特展開了一段持續到1931年的關係,他至少曾視這段關係為結婚的序曲。就人們所知,她是他愛過的唯一女人。

瑪格麗特是個活潑的、有藝術氣質的年輕女士,她出身富裕,不喜歡哲學,身上沒什麼虔誠的嚴肅——維特根斯坦的朋友通常的必備條件。她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大概得到了格蕾特的鼓勵,維特根斯坦的某些別的朋友和親戚則感到困惑,說不上高興。她第一次見到維特根斯坦是在建築工地的一次事故之後;維特根斯坦傷了腳,住在格蕾特家裡休養。她是一群年輕人——包括托馬斯·斯通巴羅和索格倫家的兩兄弟塔勒和阿爾費德——裡的一分子,他們聚在他床邊聽他朗讀。他讀了瑞士作家約翰·彼得·赫伯爾的東西;她記道:「又一次,我感覺很自在,為聽見帶有如此深刻理解的朗讀而感動。」阿爾費德·索格倫很不高興地——也許還懷著嫉妒——看見維特根斯坦的注意力投向了她。在一次類似的場合維特根斯坦問自己的聽眾想聽什麼,問題是特別對瑪格麗特問的。「你讀什麼無所謂,」阿爾費德酸溜溜地說,「她不會理解的。」

儘管索格倫不以為然,漸漸地,維特根斯坦和瑪格麗特差不多每天都見面了。在維也納時瑪格麗特讀藝術學校,下了課就到庫德曼街的建築工地找維特根斯坦。然後他倆到電影院看場西部電影,在小餐館吃頓簡單的飯:雞蛋、黃油麵包和一杯牛奶。這可不是她習慣的作風。而且,像她這樣體面時髦的年輕女士,要有某種程度的勇氣,才願意被人瞧見跟穿成那樣的男人出去;維特根斯坦總是穿一件肘部磨壞了的夾克,一件開領的襯衣,肥大的褲子和沉重的靴子。他的年紀還幾乎大她一倍。有時她喜歡跟更年輕時髦的男人在一起,如托馬斯·斯通巴羅和塔勒·索格倫。對此,維特根斯坦既覺得困惑也覺得生氣。「為什麼,」他要她解釋,「你想跟托馬斯·斯通巴羅那種年輕的傢伙出去?」

他們各自的朋友則更加困惑:為什麼維特根斯坦和瑪格麗特想跟對方出去。維特根斯坦的親密朋友中,不能和她融洽相處的不只阿爾費德·索格倫。另一個是保爾·伊格爾曼,而瑪格麗特也不喜歡伊格爾曼。她說,他是「人們不喜歡的那種猶太人」。「人們」大概能容忍維特根斯坦一家,因為他們巨大的財富,他們與維也納社會的融合,也因為他們在宗教上不屬於猶太人,在「種族上」也不完全屬於猶太人。但伊格爾曼明明白白就是太猶太了。維特根斯坦和瑪格麗特的關係逐漸進展的這段時間,他和伊格爾曼的友誼惡化了;愛上她的這段時間,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猶太性的態度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這些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這段關係明顯得到了格蕾特的鼓勵,因為她覺得瑪格麗特的陪伴能產生一種使她弟弟平靜下來、「正常起來」的影響。這也許是真的;事實上,也許正是因為缺乏智性深度,瑪格麗特才能施加這種影響。維特根斯坦明確要她別試圖窺探他內在的思想世界——這個請求她願意滿足,她高興還來不及。

維特根斯坦在這段時間雕刻了一座胸像,模特是瑪格麗特。胸像是在米夏埃爾·德羅比爾的工作室裡做的;它不完全是瑪格麗特的人像,原因是,儘管維特根斯坦的興趣主要在於面容的姿態和表情,但他想捕捉的不是她的實際表情,而是他自己想創造的表情。我們想起了——描述戀愛中的維特根斯坦時我們常常想起這一點——魏寧格在《性與性格》裡的話:

只有在那種愛顧及的不是她的真實屬性,因而能把實際的物理實在替換為一個不同且完全虛構的實在時,對女人的愛才是可能的。

胸像做完後送給了格蕾特,陳列在庫德曼街房子裡——對它這是個合適的家,因為胸像和房子在美學上是一致的。維特根斯坦談到自己對建築的涉足:

……我為格蕾特建造的房子是一種斷然敏感的聽覺和好作風的產物,表達了一種(對文化等等的)偉大理解。但缺少的是:力求爆發開來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136]。所以你可以說它不是健康的。

也可以說他的雕塑缺乏「原初生命」。因此,按維特根斯坦自己的思路,它算不上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因為:「在一切偉大藝術裡面都有一個野性的動物:已馴服了的。」維特根斯坦自己認為這座胸像不過是對德羅比爾作品的澄清。

甚至在——維特根斯坦最有感覺的藝術——音樂中,他主要展現出的也是一種偉大的理解,而非「力求爆發開來的野性生命」。和別人一起演奏音樂時——在維也納的這段時間他經常這樣做——他的興趣是把它弄對,是用他銳利敏感的耳朵迫使演奏同伴達到一種格外精確的表達。甚至可以說,他感興趣的不是創造出、而是重新創造出音樂。演奏時他不是在表達自己和自己的原初生活,而是在表達別人的思想和生活。僅就此而言,他的這話可能說對了:他覺得自己不是創造性的而是生產性的(reproductive)。

儘管維特根斯坦對他人的藝術有興趣而且敏感,但只有在哲學裡他的創造性才能真正被喚醒。只有那時,正如羅素很久以前注意到的,他身上才現出「力求爆發開來的野性生命」。

正是在建造格蕾特的房子時,維特根斯坦被帶回到他能最好地顯現其罕見天才的活動。格蕾特又一次充當了社交催化劑,通過她,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大學的哲學教授莫里茨·石裡克有了接觸。

許多年來石裡克一直想親近維特根斯坦,但都失敗了,格蕾特做成了這件事。1922年,《邏輯哲學論》出版的那一年,石裡克到了維也納;他是維也納讀過這書而且理解其價值的頭一批人之一。1924年夏天,在格蕾特的房子裡見過弗蘭克·拉姆塞後,他寫了一封信給維特根斯坦,把信寄到了普希貝格:

我是你的《邏輯哲學論》的一個景仰者,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想聯絡你。我一次次地拖後對這意圖的兌現,這要歸咎於我的教授職責和其他職責,雖然我到維也納已經快五個學期了。每個冬季學期,我定期與喜歡邏輯和數學基礎的同事一起跟有天賦的學生會面;在這個小組裡你的名字經常被提到,特別是我的數學同事海登馬斯特教授在一次講座上報告了你的工作之後,那次講座給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這兒有許多人——我自己也是一個——相信你的基本想法是重要的和正確的,而且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成為這一事業——使你的觀點獲得更廣泛的瞭解——的一分子。

石裡克在信裡提出去普希貝格拜訪維特根斯坦。實際上此時維特根斯坦已搬到了奧特塔爾,但最終他在奧特塔爾收到了這封信;在回信裡他表示歡迎石裡克來訪。石裡克很快寫了回信,再次表達前往的意願;但直到15個月後的1926年4月,他才終於在幾個自己挑選的學生的陪伴下去了趟奧特塔爾。石裡克的妻子談到丈夫踏上此行時的心情:「他幾乎是帶著可怕的敬畏,向我說明維特根斯坦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那時他彷彿準備去聖地朝拜。」等到了奧特塔爾,朝聖者們得知維特根斯坦已辭去了職位不再教書,深為失望。

因此,1927年2月,石裡克收到格蕾特邀請他去一次宴會見維特根斯坦的信時大喜過望。「又一次,」石裡剋夫人說,「我饒有興致地看見了朝聖者的敬畏神態。」此時石裡克已把自己的一些著作寄給了維特根斯坦,並提出請維特根斯坦加入自己和另一些人的邏輯討論。格蕾特在邀請信裡代表維特根斯坦答覆了這一提議。她告訴石裡克:

他要我向你轉達他最溫暖的致意,並且請你原諒,他感到自己完全不能既專注於眼下的工作,又專注於邏輯問題;眼下的工作需要他的全部能量。他肯定不能跟一群人會面。他覺得,如果是單獨跟您——親愛的石裡克教授——見面,他將能討論那種問題。他認為,到那時就能弄清,目前的他是否還能在那一方面對你有一點用。

石裡克的妻子回憶道,他見了維特根斯坦,「回來後心醉神迷,不怎麼說話,而我覺得我不該發問」。第二天維特根斯坦告訴伊格爾曼:「我們都認為對方一定瘋了。」之後不久,維特根斯坦和石裡克開始定期見面討論。據伊格爾曼:「維特根斯坦發現石裡克是個傑出的、有理解力的討論夥伴,鑑於他欣賞石裡克很有教養的人格,就更加如此了。」但無法說服維特根斯坦出席石裡克的「小組」的聚會;那是一群哲學家和數學家,把他們結合到一起的是他們在哲學問題上的實證主義進路,以及他們的科學世界觀;他們星期四晚上會面,討論數學和科學的基礎,後來演變成維也納小組。維特根斯坦告訴石裡克,他只能與「讓他舒坦」(holdshishand)的人談話。

儘管如此,1927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已定期和一群人在星期一晚上會面;這些人裡,除了他自己和石裡克,還有幾個從石裡克的小組中細心挑選出的人。他們是弗里德里希·魏斯曼、魯道爾夫·卡爾納普和赫爾伯特·費格爾。會面的成功依賴石裡克對情況的機敏掌控。卡爾納普回憶:

第一次會面前,石裡克急切地告誡我們,不要發起我們小組裡習慣的那種討論,因為維特根斯坦無論如何都不想要那種東西。石裡克說,最好的辦法是讓維特根斯坦說,然後很小心地只要求他給出必要的解釋。

為了說服維特根斯坦出席聚會,石裡克不得不向他保證,討論不必是關於哲學的;他可以談自己想談的隨便什麼事。有時候,出乎聽眾的意料,維特根斯坦轉身背對他們讀起詩來。他特別讀了羅賓德拉納·泰戈爾的詩——彷彿是在向他們強調,如以前他對馮·費克爾解釋過的,他在《邏輯哲學論》裡沒有說出的比說出的更重要;泰戈爾是當時在維也納很時興的印度詩人,他的詩表達了一種與石裡克小組成員的態度直接對立的神秘態度。很快卡爾納普、費格爾和魏斯曼就明白了,《邏輯哲學論》的作者不是他們期待的實證主義者。「以前」,卡爾納普寫道:

我們在小組裡讀維特根斯坦的書時,我錯誤地認為他對形而上學的態度與我們類似。對他書裡的有關神秘之物的話,我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因為他在這一塊的感情和思想跟我分歧太大。只有和他本人的接觸才幫助我更清楚地看到他在這一點上的態度。

對於實證主義者,清晰與科學方法是攜手並肩的;這本他們視作哲學之精確和清晰的典範的書,其作者卻在性情和方法上都如此決然地非科學,認識到這一點後卡爾納普尤其震驚:

他對人和問題——甚至對理論問題——的觀點和態度,更像一個創造性的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幾乎可以說,像一個宗教先知或預言家。當他開始闡述對某些哲學問題的看法時,我們常常感覺到那一刻他身上的內在掙扎;他掙扎著,要在強烈和痛苦的緊張之下穿透黑暗到達光亮,甚至在他最富表情的臉上就看得見那種緊張。當他的答案終於出來——有時是在冗長費勁的努力之後——他的陳述擺在我們面前,就像一件新創作出的藝術品,一句神聖的啟示。我並不是說他獨斷地斷言他的觀點……而是他留給我們這種印象:洞見彷彿經由一種神啟降臨到他身上;於是我們不禁感到,對之的任何鎮定理性的評論或分析都是一種褻瀆。

卡爾納普回憶道,小組成員認為通過質疑和反對進行的討論是測試一種想法的最好方式;與此相反,維特根斯坦「只要經由啟示得到了洞見,就絲毫不容忍他人的批評式的考查」:

有時我有這種印象:科學家的審慎理性的、不動情的態度,以及任何帶有「啟蒙」味的想法,都是維特根斯坦討厭的東西。

儘管在性情和關切上有這樣的分歧,維特根斯坦和石裡克小組的成員仍然能就哲學問題進行許多有益的討論;他們的一個關注點是弗蘭克·拉姆塞近來的一篇文章提供的,這篇文章叫「數學基礎」,是拉姆塞1925年11月對倫敦數學學會作的一篇演講,已經發表在學會的《學報》上。

這篇文章標誌著拉姆塞打響了自己的戰役:用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工作重建弗雷格和羅素的數學基礎之邏輯進路的信譽。在1930年26歲上去世之前,拉姆塞首要和持久的目標都是修補羅素《數學原理》的理論漏洞,從而重新建立邏輯主義思想學派的優勢,並把荷蘭數學家j.布勞威爾領導的日益有影響力的直覺主義學派提出的更極端思路扼殺在搖籃裡。寬泛地說,分歧在於,羅素想表明能把一切數學還原為邏輯,從而為純數學家認可的一切定理提供一個嚴密的邏輯基礎;布勞威爾——從對數學和邏輯兩者的根本上不同的觀念出發——想這樣來重建數學:只有能在他的系統裡得到證明的定理才是可接受的。其餘則當作不可證的東西丟棄,其中包括很多地位牢固的定理。

拉姆塞想用《邏輯哲學論》的命題理論說明,數學由(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重言式構成,從而數學命題無非是邏輯命題。這不是維特根斯坦本人的觀點。他在《邏輯哲學論》裡區分了邏輯和數學命題:只有前者是重言式;後者是「等式」(tlp6.22)。

因此拉姆塞的目標是,表明等式是重言式。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種同一性定義;這定義用一個特別定義的函項q(ix/i,iy/i)代替表示式ix=y/i,實質上是想斷言:ix=y/i要麼是一個重言式(如果ix/i和iy/i有相同的值),要麼是一個矛盾式(如果ix/i和iy/i有不同的值)。在這定義之上建立起一種函項理論,拉姆塞希望用這理論證明數學的重言式性質。「只有這樣,」他認為,「我們才能保護它[數學]免於布勞威爾和外爾的布林什維克威脅。」

拉姆塞把這篇論文寄給了石裡克一份,通過石裡克,維特根斯坦注意到了它。(因為他們在1925年夏天的爭吵,拉姆塞沒把論文寄給維特根斯坦本人。)顯然維特根斯坦很詳盡地讀了這篇論文。1927年7月2日他寫信給拉姆塞,詳細批評了拉姆塞的同一性定義,並表達了這一觀點:所有這種理論(宣稱同一性表示式要麼是重言式要麼是矛盾式的理論)都不成立。

維特根斯坦自己——如1919年羅素驚愕地發現的——根本沒參與把數學奠基在邏輯之上的事業。實際上他認為這項事業走錯了路。「擺脫這一切麻煩的辦法」,他告訴拉姆塞,「是看出:無論是‘q(ix/i,iy/i)’——儘管這是個很有趣的函項——還是任何其他命題函項,都不能代替‘ix=y/i’。」

拉姆塞兩次答覆了維特根斯坦的反對意見——一次通過石裡克,第二次直接對維特根斯坦。他的辯護要旨是,他打算提出的不是一個同一性定義,而只是個替代函項,這函項經過如此這般的定義之後,在他的理論內部起到同一性陳述的作用,而且給出他想要的邏輯結果。

這一交流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是維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間差異的一種寫照,而且它也說明了,維特根斯坦說拉姆塞是個「布林喬亞」思想家時,他的意思可能是什麼。維特根斯坦的反對意見想直插問題的心臟,他想論證,拉姆塞重建羅素式數學基礎的整個計劃在哲學上走錯了路;而拉姆塞的答覆只關心邏輯和數學問題:自己的函項是否能完成設定的任務。因此,照維特根斯坦的話說,拉姆塞在如下意義上是「布林喬亞的」:

……他的思考,目標是整頓某一具體共同體的事務。他不思索政府的本質——或起碼不喜歡這麼做——而是思索如何能把這個政府合理地組織起來。這政府也許不是唯一的可能性,這種想法一方面令他不安,一方面令他討厭。他想盡可能快地伏下身子思索基礎——這一政府的基礎。這是他擅長的,也是他真正感興趣的;而真正的哲學思索干擾了他,直到他將其結果(如果有的話)推到一旁,宣佈那無關緊要。

當然,這個政治隱喻是在影射拉姆塞提到的布勞威爾的「布林什維克威脅」;有人可能會想,維特根斯坦用這個隱喻,是把「真正的哲學思索」和布林什維克等同了起來。不是這樣的。維特根斯坦沒興趣組織這個政府(羅素的邏輯主義)的事務,但也沒興趣用另一個政府(布勞威爾的直覺主義)取而代之。「哲學家不是任何思想共同體的公民,」他寫道,「所以哲學家才是哲學家。」

可能是因為和拉姆塞的這次交流,維特根斯坦終於寫信給凱恩斯了。這是他停止教書以來第一次寫信給凱恩斯(「我不再能忍受熱水瓶」,他解釋說)。他感謝凱恩斯惠寄的書《俄羅斯一瞥》,並告訴凱恩斯,他希望自己正建造的房子在那年(1927年)11月完工,到那時他願意去一趟英格蘭,「如果那裡還有人想見我的話」。

「關於你的書,」維特根斯坦寫道,「我忘了說我喜歡它。它說明你知道天空和大地(等等)之間有更多的東西。」

這一奇怪的理由——他為什麼喜歡一部考察蘇聯的書——通過以下事實得到了解釋:凱恩斯強調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作為一種新宗教,而非作為一種經濟上的創新而獲得讚美的。他認為列寧主義的經濟方面不值得理會,認為那是「一種把一本廢棄的經濟教科書樹為超越一切批評的聖經的學說,而我知道那本教科書不只在科學上是錯誤的,而且對現代世界也無益處或用處」。但他對伴隨這學說的宗教熱情印象深刻:

……在這個沒有宗教的時代,對於任何這種宗教——真正新的、不只是舊宗教之重演的、又證明了自身鼓動力的宗教——許多人必定對之感到強烈動情的好奇;尤其這一新事物出自歐洲家族的美麗和愚蠢的最小兒子俄國,頭上有頭髮,比西方的禿頂哥哥離大地和天空都更近——他晚生了兩個世紀,能夠在失去年輕的天才或沉溺於舒適和習慣之前撿起家族其他人的中年覺醒。我同情到蘇聯那兒尋覓好東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