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格洛克爾綱領的追隨者的改革熱情並未觸動維特根斯坦,但進入教師行業時他卻帶著一套更理想化的目標,而且,對於在鄉村窮人中間生活和工作,他有一種相當浪漫的、托爾斯泰式的觀念。
遵循著自己的一般倫理世界觀,他尋求的不是改善他們的外部條件,而是「內在地」改進他們。他想教他們數學,發展他們的智力;想讓他們見識德語裡的偉大經典,拓展他們的文化意識;想和他們一起讀《聖經》,提升他們的靈魂。使他們擺脫貧困不是他的目標;他也不把教育視為一種令他們憑之過上城裡「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讓智性成就的價值自身打動他們——就像日後他反過來讓體力工作的內在價值打動劍橋本科生一樣。
無論在奧地利鄉下還是在劍橋大學,他的教學裡浮現出的理想是羅斯金式[117]的誠實苦幹理想,再加以精巧的智力、深刻的文化感受和虔誠的嚴肅;收入貧乏,但內在生活豐富。
在貧困的鄉村地區工作對他有重要意義。然而,照師範學校畢業生的慣例,他被派往森梅嶺附近馬里亞-舒爾茨的一所學校履行一年的教學試用期;這是維也納南部鄉下的一個舒適和相對繁榮的小鎮子,是有名的朝聖地。在簡短察看了這地方後他認定不行。他對吃驚的校長說,他注意到鎮子裡有一個帶噴泉的公園:「那不屬於我,我要一個純農村的崗位。」校長建議,那樣的話他應當去特拉騰巴赫:鎮子旁邊的山的另一頭的一個村子。維特根斯坦立刻動身步行了90分鐘,很高興地找到了正合他想像的那種地方。
特拉騰巴赫小而貧窮。有工作的村民要麼受僱於當地的紡織廠,要麼受僱於毗鄰的農場。這些村民的生活是艱難的,尤其在20世紀20年代的貧困歲月裡。但這地方(至少起初)迷住了維特根斯坦。到達後不久他寫信給羅素;此時羅素在中國,剛剛開始在北京大學的一年訪問講學;維特根斯坦得意地把地址寫成「特拉騰巴赫的lw老師」,陶醉於自己的新崗位之隱僻:
我要在一個名為特拉騰巴赫的小村子裡當小學教師。它在山裡,維也納向南約四小時的路程。這一定是特拉騰巴赫的教師第一次和一個北京的教授通訊。
一個月後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甚至更熱烈。他說特拉騰巴赫是「一個美麗的小地方」,報告自己「快樂地在學校工作」。但加上了暗暗的一筆,「我特別需要它,否則地獄的所有魔鬼將從我內部掙脫出來。」
最初幾個月他寫給亨澤爾的信帶著相似的歡快情緒。他給學生讀的書靠亨澤爾供應,他還寫信要求訂多冊同一本書,如格林童話、《格利佛遊記》、萊辛的寓言和托爾斯泰的傳奇文學。亨澤爾週末定期來看他,阿爾費德·索格倫、莫里茨·勒厄(維特根斯坦家的攝影師)和米夏埃爾·德羅比爾也一樣。不過,這些訪客勢必會突出維特根斯坦和村民(包括同事)之間已然明顯的差別,沒多久他就成了傳聞和猜測的主角。一次,同事格奧爾格·貝爾格撞見維特根斯坦和亨澤爾在學校辦公室坐著。維特根斯坦直接問他村子裡在說自己什麼。貝爾格躊躇著,但在逼迫之下告訴維特根斯坦:「村民當你是個有錢的男爵」。
貝爾格沒有明說,但維特根斯坦肯定被視作一個古怪的貴族。「fremd」(奇怪)是村民描述他時最常用的詞。他們問,為什麼這樣一個有錢有文化的人要選擇在窮人中生活,尤其是,他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現出的認同這麼少,而且顯然更喜歡優雅的維也納朋友的陪伴?為什麼他要過這樣貧乏的日子?
最初維特根斯坦寄宿在當地「棕鹿」旅館的一間小屋子裡,但很快發覺樓下傳來的舞曲聲太吵,便搬走了。他在學校廚房給自己弄出了一張床。據貝爾格說(貝爾格很可能是村民講的維特根斯坦故事的一個主要源頭),他在廚房窗戶邊看著星星一坐就是幾小時。
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是個精力充沛、熱情但相當嚴格的學校教師。如他姐姐赫爾米勒所寫,在許多方面他是天生的教師:
他自己對一切都感興趣,他知道如何挑出任何事的最重要方面,並對別人講清楚。我自己有機會看到路德維希多次的教學,他把某些下午的時間花在我的職業學校的男孩子身上。那對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凡的助益。他不僅講授,還試著用提問的方式把男孩們帶向正確的解答。有一次他讓他們發明一種蒸汽引擎,另一次是在黑板上設計一座塔樓,還有一次是畫運動的人形。他喚起的興趣是巨大的。甚至缺乏才能和通常不專心的男孩也拿出了好得驚人的答案,他們熱切地良性地你爭我奪,想得到回答或論證某個問題的機會。
儘管維特根斯坦對「學校改革運動」存有疑慮,但他的教師生涯裡的最大鼓勵和支援卻來自改革者那裡——如普特雷和地區學校檢查官威廉·昆特。他的教學方法和改革運動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僅僅用重複講過的東西來教孩子,而是應該鼓勵孩子自己對問題進行思考、得出結論。這種實踐練習在他的教學裡佔很大分量。教孩子解剖學時,搭起一隻貓的骨架;教天文學時,在夜晚注視天空;教植物學時,在鄉間漫步辨認植物;教建築學時,在去維也納的遠足途中辨認房屋的風格;諸如此類。不管教什麼,維特根斯坦都努力在孩子身上喚起他自己投到一切興趣上的那種好奇和提問精神。
自然地,某些孩子比其他孩子表現更好。維特根斯坦在他教的某些男孩身上取得了尤其好的效果;他把喜歡的學生——多數是男孩——編成優選班,給予課外的額外指導。對於這些孩子,他扮演起了父親式的角色。
然而,對於沒有天賦的孩子,或興趣未被他的熱情激起的孩子,他沒成為父親般和藹的角色,而是成了暴君。因為他強調數學教育,每天早晨頭兩小時都講數學。他相信學代數越早越好,他教的數學程度之高超出了對這個年齡組的要求。他的一些學生——特別是女孩——多年後回想一天的前兩個鐘頭時都伴著驚駭。其中一人,安娜·布倫納,回憶道:
在算術課上,我們學代數的要坐在第一排。一天,我朋友安娜·福爾克爾和我決定什麼也不回答。維特根斯坦問:「你們的答案?」對三乘六這個問題安娜說:「我不知道。」他問我一公里有多少米。我什麼也沒說,捱了一耳光。後來維特根斯坦說:「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到學校最小的班裡找一個知道的人來。」課後維特根斯坦帶我去辦公室,問:「你是不想[做算術],還是不會?」我說:「是的,我想做。」維特根斯坦對我說:「你是個好學生,但至於算術……或者你病了?你頭疼嗎?」然後我撒了謊:「是的!」「那麼,」維特根斯坦說,「請你,布倫納請你,請你原諒我行嗎?」他說這話時伸出手禱告。我立刻感到自己撒謊很丟臉。
正如這敘述表明的,維特根斯坦的方法和格洛克爾改革推薦的方法之間的一個尖銳差別是他使用體罰。另一個數學差的女孩記得,有一天維特根斯坦拽她的頭髮拽得很厲害,事後梳頭時頭髮掉了不少。在前學生的回憶中,有大量在他手上吃到「ohrgeige」(耳光)和「haareziehen」(拽頭髮)的故事。
這種暴行的訊息傳到孩子父母耳朵裡,助長了一股反對他的情緒。並非村民不贊同體罰,也不是這種懲戒方法不常見——儘管格洛克爾建議不體罰。但村民認為,難以管教的男孩如果行為不端可以打他耳光,但不會代數的女孩不該受到同樣的對待。實際上他們不覺得女孩應當學會代數。
無論如何,村民(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傾向於討厭這個貴族氣的、古怪的生客,他的怪異行為有時好玩,有時嚇到他們。「古怪」軼事口耳相傳,結果他成了村裡的某種傳奇人物。例如,一個故事說,有次他找來兩個同事一起演奏莫札特的一部三重奏——他自己吹單簧管,格奧爾格·貝爾格拉中提琴聲部,校長魯佩特·科爾納彈鋼琴聲部。貝爾格回憶:
一次又一次,我們不得不從頭開始,維特根斯坦完全不知疲倦。終於我們得到了一次休息!然後,校長魯佩特·科爾納和我無意中沒動腦子地脫譜奏起了某個舞曲曲調。維特根斯坦的反應很憤怒:「瞎攪和!瞎攪和!」他叫道。然後他理理東西走了。
另一個故事講的是他出席當地天主教會的一次教義問答會。他仔細地聽了牧師向孩子們提的問題——地區主教也在場——他突然清楚地說:「胡話!」
但最驚人的事——也是村民記得最牢的他的故事——是他在當地工廠修好蒸汽引擎的那回,他的做法看上去像是行了個神蹟。這兒的講述人是維特根斯坦一個同事的妻子比切邁爾太太,她就在那家工廠工作。
引擎宕機時我在辦公室,廠子不得不停產了。那時候我們全靠蒸汽。然後許多工程師來了,他們搞不定。回到家我告訴了丈夫廠裡的事,我丈夫又在學校辦公室說了這事,維特根斯坦老師對他說:「我能去看看嗎,你能讓他們允許我去看看嗎?」然後我丈夫對廠長說了,廠長說行,他可以直接去……然後他和我丈夫就來了,他徑直走進引擎房,到處走走,什麼也沒說,只是到處看看。他就說:「能找四個男人來嗎?」廠長說:行,就來了四個人,兩個鎖匠,兩個別的人。每個人都要拿個錘子,然後維特根斯坦給每個人分派一個序號和一個不同的位置。我記得,他們得依次敲打自己的那個點:1、4、3、2……
就這樣他們修好了機器的毛病。
因為這個「奇蹟」,他們送維特根斯坦一點亞麻布作酬勞;他起初拒絕,後來代表學校的窮孩子接受了。
但村民對這一奇蹟的感激未勝過漸漸增長的對他的「古怪」的猜疑;整個秋季學期他和他們的關係一直在惡化。這一學期,他姐姐赫爾米勒一直留心地、像母親似的注意著他新職業的進展。她得通過亨澤爾間接地做——維特根斯坦歡迎維也納朋友的來訪,卻給他的家人嚴格的指令,不得去看他或給他任何幫助。食物包裹被原封不動地退回,信件則不予回覆。
亨澤爾做到了讓赫爾米勒放心: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學期雖有點壓力,但過得相當好。12月13日她寫信給他,帶著明顯的寬慰:
我真的很感激你友好的信。首先它令我放心,路德維希在特拉騰巴赫人和他們好奇的目光中間挺過來了;他那時候的信令人對他很有信心,加上他簡潔的寫法,這就雙重可靠了。其次我非常欣賞你談我弟弟的每句話,雖然實際上那跟我自己想的沒什麼不同。你說的當然是對的,雖然有一個聖人弟弟並不容易;英國有句話:「我情願是活的狗,也不願是死的哲學家」,我要在後面加上:我(常常)情願我弟弟是個快樂的人,也不願他是個不快樂的聖人。
諷刺的是,這封信之後僅僅幾星期的1921年1月2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伊格爾曼痛斥自己未選擇天上的事業:
我很遺憾聖誕節沒去看你。我忽然有一種相當可笑的想法——你想躲著我——理由是:我已在道德上死了一年以上!你可以由此自己判斷我過得好不好。也許我是今日根本不稀奇的案例中的一個:我有一個任務,卻沒去做,如今這失敗在毀壞我的生活。我本該用我的生活做點正面的事,本該成為天空中的一顆星。但我還是困在地面上,而現在我正漸漸消失。我的生活已真的變得沒意義,只包含微不足道的情節。我周圍的人沒有注意到這個,也不會理解;但我知道我有一種根本缺陷。就為我感到高興吧,若你不理解我這兒寫的話。
結果伊格爾曼不理解。他回信說,如果維特根斯坦感到自己有個未完成的任務要做,為什麼現在不去做呢——或至少在未來準備好的時候去做呢?而且,他談到一種根本缺陷,這肯定不對;如他們以前討論過的,沒人會如此迷失竟致處境不可挽回。但這次伊格爾曼的信敲錯了琴鍵。「我此刻不能在一封信裡分析自己的狀態,」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他,「我不認為——順便說一句——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話……對我來說,近期你不適宜來看我。眼下我們很難知道如何與對方相處。」
至少暫時,亨澤爾取代了伊格爾曼,成了維特根斯坦希望理解自己內在生活的人。亨澤爾在其維特根斯坦回憶錄裡寫道:「當教師時,一天晚上他有種感覺:他被召喚了,但他拒絕了。」這也許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對伊格爾曼提到的任務;履行這一任務將把他帶到天空,但若忽略之,就要被判處仍困於地面。[118]
或更具體地說,困在特拉騰巴赫。1921年的春季和夏季學期,維特根斯坦起初對特拉騰巴赫的喜悅之情漸漸轉為厭惡——他以超常的要求教育農村孩子的努力遭到父母、孩子自己(覺得自己達不到維特根斯坦高要求的孩子)和同事愈來愈多的誤解和抵制。
3月份他收到羅素對他9月份寫的熱情的信的回覆。「我驚訝你這麼喜歡當小學教師,」羅素寫道,「還有你和孩子們相處得這麼好。」
這是個誠實的工作,也許就是真正的誠實;今日的每個人都參與某種形式的欺騙,你卻得以避免。
羅素自己情緒不錯;他喜愛北京,公開跟多拉·布萊克「有罪地」生活在一起,由於這事不時引發的對(英國)傳統道德的冒犯,他頗感快活。「我喜歡中國和中國人」,他告訴維特根斯坦:
他們懶惰、脾氣好、愛笑,很像好孩子——他們待我非常親切友好——所有國家都攻擊他們,說一定不能讓他們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他們被迫發展陸軍和海軍,挖煤,鑄鐵,但他們想做的是寫詩畫畫(很美的畫),還有弄奇怪的音樂,優雅但幾乎聽不見,用帶綠流蘇的多絃樂器演奏。布萊克小姐和我住在一間建在院子周圍的中國房子裡,寄給你一張我在研究室門口的照片。我的學生全是布林什維克,因為那是風尚。他們吃驚地看到我本人不是那麼布林什維克。他們的程度不夠學數理邏輯。我教給他們心理學、哲學、政治和愛因斯坦。我偶爾晚上帶他們聚會,他們在院子裡放爆竹。比起上課他們更喜歡這個。
維特根斯坦立刻告訴羅素,自己先前對特拉騰巴赫的著迷已讓位於對其居民的厭惡。「很遺憾你發覺自己的鄰居這樣討厭,」羅素回答,「我不認為任何地方的人性平均水平會高到哪裡去,我敢說無論在哪裡,你都會發覺你的鄰居可憎。」不,維特根斯坦堅持,「這兒的人比任何別的地方的人都沒用和不負責任得多。」羅素未被說服:
很遺憾你覺得特拉騰巴赫的人這樣難相處。但我不肯相信他們比其餘人類更糟:我的邏輯本能反對這想法。
「你是對的,」最後維特根斯坦讓步了,「特拉騰巴赫的人並不唯獨比其餘人類更糟。」
但特拉騰巴赫是奧地利的一個格外不重要的地方,戰爭以來,奧地利人沉淪到可悲的低處,令人沮喪地沒法說。就是這樣的。
羅素告訴過維特根斯坦,他把《邏輯哲學論》的手稿留給了英格蘭的一個朋友多蘿西·瑞因齊,她是「一個好數學家和一個數理邏輯學生」,他交代她試著將書付印。「我決心要出版你的手稿,」他肯定地說,「我不在時若沒做到,一回去我就著手處理。」
除了這個鼓舞人心的訊息,1921年夏季學期期間維特根斯坦生活裡的一個亮點是他和一名學生的關係;這個男孩來自村裡一個最窮的人家,名叫卡爾·格魯貝爾。格魯貝爾是個有天賦的男孩,很適應維特根斯坦的方法。和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學生一樣,他起初覺得代數很難。「我不能領會,」他日後回憶,「怎麼能用字母表的字母來計算。」不過,吃了維特根斯坦一記耳光後他開始發奮:「不久我是班上代數最好的。」夏季學期末,他該離開學校,去當地工廠幹活了。維特根斯坦決心盡一切努力繼續這男孩的教育。7月5日他寫信向亨澤爾說明格魯貝爾的情況,徵詢建議。他父母不能負擔他上寄宿學校的費用,那該怎麼辦呢?能為他在維也納的某個中學裡找到一個免費或便宜的座位嗎?「我的看法是,」他寫道,「若他不能進一步發展自己,將是一大憾事。」亨澤爾在回信裡建議考慮一下卡拉桑茨協會——維也納的一個接受貧困學生的機構。但這時維特根斯坦已決定自己教這男孩,即便他退學了;亨澤爾則要當他的臨時考官,測試他,看他是否滿足了進入維也納某家高階中學所需的標準。
暑假維特根斯坦和阿爾費德·索格倫去挪威旅行。這是1914年以來他首次去那兒,此行期間他終於見到了他不在時為他建造的房屋。他們帶著很少的錢出發,途中不得不在漢堡的一家救世軍宿舍過了一夜。如他在一封信裡對亨澤爾說明的,這是一次工作度假:「我在一個木匠工場那樣的地方從一大早幹到傍晚,我和阿爾費德做板條箱。這樣我給自己賺了一堆錢。」儘管如此,他在辛苦工作裡尋求的報酬仍然是內心的平靜。「我覺得這次旅行很好」,他告訴亨澤爾。
回到特拉騰巴赫不久,維特根斯坦從羅素那兒得知自己的書終於要出版。羅素和多拉·布萊克8月份從中國回來了,布萊克已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回到英格蘭的頭兩個月裡,羅素奔忙安排,確保自己的孩子是合法的。在中國他曾破釜沉舟,寫信向三一學院辭去給他的講師職位(「因為,」他後來說,「我正公開有罪地生活」),並著手和妻子艾麗斯離婚。但一位可能的伯爵繼承人即將誕生時,他被迫走向體面。9月21日他從艾麗斯那兒拿到了離婚判決,6天后同多拉結婚;寶寶約翰·康拉德,即未來的羅素伯爵四世,出生於11月16日。
採取必要措施保證兒子可繼承自己的頭銜之後,羅素能夠把注意力轉到安排出版維特根斯坦的書上來了。通過朋友奧格登,他敲定了,這本書將列在一套單行本叢書裡用英語出版;這是「柯甘·保羅」[119]策劃的一套書,名為「心理學、哲學和科學方法國際叢書」,奧格登最近當上了這套書的編輯。他們還是把此書視作一個財務負擔,不過是個可以容忍的負擔。「他們做這事扔掉的錢不會少於50鎊,所以能讓他們接下這書我很滿意,」11月5日奧格登寫信給羅素,「當然,如果很快發行第二版,印刷費用猛降,他們會賺回成本。」
羅素還在中國的時候,他朋友多蘿西·瑞因齊已搞定了一家德語期刊,使他們接受了此書;這家期刊叫做《自然哲學年鑑》(iannalen/iider/iinaturphilosophie/i),編輯是威廉·奧斯特瓦爾德;這件事獨立於上述羅素和出版商的協商。羅素知道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導言的德語譯文的觀感,所以他把導言留給瑞因齊小姐時,是要她找英語出版商。然而,在遭到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拒絕後,瑞因齊小姐——她(無疑正確地)認為這麼做是唯一的成功機會——接觸了三家德語期刊的編輯。只有奧斯特瓦爾德給了她肯定的答覆,而且也只是因為有羅素的導言。「在別的情況下我都會拒收這篇文章」,2月21日奧斯特瓦爾德寫信給她:
但我對伯特蘭·羅素先生抱有極高的尊重,既因為他的研究,也因為他的為人,所以我很高興在我的自然哲學年鑑上發表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尤其歡迎伯特蘭·羅素先生的導言。
11月5日羅素已收到奧斯特瓦爾德的校樣,也得到了奧格登的承諾——書在「柯甘·保羅」的叢書裡出;他寫信告訴維特根斯坦這些事。他說奧斯特瓦爾德會出版他的導言:「我很遺憾,恐怕你不喜歡這樣,但從他的信裡你會看到,這沒法避免。」
羅素用一種可能嚇到了維特根斯坦的措辭說:「至於我,我現在和布萊克小姐結婚了,若干天后會有一個孩子降生。」
我們買下了這所房子[倫敦悉尼街31號],從劍橋把你的傢俱搬了過來,我們非常喜歡它們。孩子可能會出生在你的床上。
他催促維特根斯坦來英格蘭,他提出,作為對傢俱的再次補償,由他來支付路費:「你的東西比我付的更值錢,隨便什麼時候你想要,我會付你更多。我買它們的時候不知道我得到的值這麼多。」在後來的一封信裡,他算出自己還欠維特根斯坦200鎊:「我不認為,喬利低估了你的物品的價值我就有理由坑你。」
11月28日維特根斯坦回信:「我必須承認,看到我的東西就要付印我感到高興」,「即便奧斯特瓦爾德是個純混子」。
只要他不加篡改!你會讀校樣嗎?若是,請看好他,照我寫的一字不差地印刷。他完全有可能為了適應自己的口味而改動這作品——例如,混進他的愚蠢拼寫。我最高興的是全部東西都在英格蘭出版。
羅素顯然沒什麼時間細讀校樣;無論如何,在他收到校樣之前書已經開印了。因此校樣未加校正。奧斯特瓦爾德倒完全談不上為適應自己的口味而改動作品——顯然他對自己正出版的作品的意義毫無興趣也毫不關心——他就按打字稿一字不差地印刷了。於是人們發現,例如——在許多較普通的誤印之外——本該是羅素邏輯的符號的地方,現在是打字機上的符號:「!」代表謝費爾豎線[120];「/」代表否定符號(偶爾也代表謝費爾豎線);大寫字母c代表實質蘊涵。
在出版的每一個階段奧斯特瓦爾德都沒諮詢過維特根斯坦,也沒寄給他任何印本。羅素告訴他書終於印出來了時,他不得不寫信請亨澤爾到維也納書店搜覓一本《自然哲學年鑑》。亨澤爾沒找到;要等到第二年4月奧格登寄來一本時,維特根斯坦才終於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印刷的。他嚇呆了。他告訴伊格爾曼自己視之為一個「盜版」;直到1922年英語本發行後他才認為自己的作品真正出版了。
12月6日羅素再次寫信給奧格登,把維特根斯坦11月28日的信轉寄給他,於是出版英語本的工程啟動了:
附上的維特根斯坦的信給出了進行此事所需的所有授權,這樣,你就可以告訴出版商沒問題了……w.理智地處理了整件事情,我大鬆了口氣。
1921年—1922年的冬季月份,照著奧斯特瓦爾德版的一個抽印本,弗蘭克·拉姆塞把此書譯成了英語;當時拉姆塞18歲,是國王學院的本科生、奧格登的朋友,人們已認為他是大有前途的數學家。
3月末維特根斯坦收到了拉姆塞的譯文和一張疑問表,疑問表裡就奧格登和拉姆塞兩人都不解的幾處地方詢問他的意見。在某些地方,他們的疑惑是奧斯特瓦爾德德文本草率的印刷造成的;其他地方則是由於他們沒有很好地理解維特根斯坦想說的意思。因為尚未看到奧斯特瓦爾德的本子,維特根斯坦不可能弄得清哪個是哪個。事實上,他現在疑心奧斯特瓦爾德根本沒印出——或不會印出——自己的書。
因此校正譯文的任務漫長而困難,但到4月23日,維特根斯坦已弄完了一份詳細的評註和意見表,並寄給了奧格登。大體上,他的意見的出發點是想把英語儘量弄得自然,令拉姆塞譯文的直譯風格鬆弛下來。他被迫要做的不只是定義具體的德語詞和片語;還不得不解釋他想用它們說什麼意思,然後找一種抓到相同意思和語氣的英語表達。這樣,在某種程度上英語版不僅是德語版的翻譯,還是維特根斯坦思想的一次重新闡述。
奧格登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談的是標題。奧斯特瓦爾德出版時用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德語標題logisch-philosophischeabhandlung,若逐字翻譯,結果是相當彆扭的「logico-philosophicaltreatise」[121]。羅素提出「philosophicallogic」[122]待選,摩爾——有意仿效斯賓諾莎的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123]——提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124]」,覺得這譯法「明顯而且理想」。當然這標題不會令公眾覺得容易進入此書,奧格登對此有點擔憂。「若說什麼標題更好賣,」他告訴羅素,「philosophicallogic更好,只要它給人的印象符合書的內容。」
這事是維特根斯坦敲定的。「我認為拉丁語標題比現在的標題更好」,他告訴奧格登:
雖然「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還不理想,但有點接近正確的意思了,而「philosophiclogic」是錯的。事實上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沒有philosophiclogic這種東西。(除非你說,既然整本書是無意義的,標題也一樣可以是無意義的。)
奧格登仔細考慮了維特根斯坦給出的意見和評註(他和維特根斯坦的通訊體現出他是作者能期望的最細緻和寬厚的編輯),據此修訂了文本。5月份英語版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
仍有個問題。維特根斯坦準備列印稿時寫了一系列增補論述,除了一處例外,這些論述未收進最終文本。維特根斯坦為增補論述編了號,例外的是第72條,維特根斯坦想讓它當命題4.0141;它是對前一條論述的細化,談的是兩種關係的比較:語言和世界之間的描繪關係,以及音樂主題、留聲機唱片和樂譜之間的關係。但是,奧斯特瓦爾德版的命題4.0141讀上去相當古怪:「(sieheergänzungnr.72)[125]」。顯然,他要麼弄丟了增補表,要麼從未拿到;而且他大概覺得這一句不比書中的其他命題更不可解。於是就要留待奧格登質詢拉姆塞的譯文了:「(見增補第72條)」。「這是什麼?」奧格登問,「大概有什麼錯誤吧。」
維特根斯坦在回信裡解釋了增補的事,並把自己打算放進書裡的那一條的譯文給了奧格登。奧格登由此想到了一種頗具誘惑的可能性:也許還有更多的增補來闡釋和擴充這本畢竟相當困難——和簡短——的書。
維特根斯坦拒絕再寄。「想都別想印出它們,」他告訴奧格登,「增補恰恰是絕不可印出的東西。此外它們真的完全不包含任何闡釋,它們比我的其餘命題更加不清晰。」
至於這書的簡短,我對此極為遺憾;但我能做什麼?如果你像擠檸檬一樣擠我,你不會從我這兒得到任何別的東西。讓你印出增補不會有任何助益。這就像是你去找工匠訂一張桌子,他把桌子做得太短了,現在要拿刨花和鋸屑和其他垃圾跟桌子一起賣給你,以補償桌子之短。(與其印出增補使書更肥厚,不如留一打白紙給讀者,他買了書卻讀不懂時,就有地方咒罵了。)
6月份書準備付印了,奧格登寄給維特根斯坦一份要他簽署的宣告,把這本書的所有出版權授予「柯甘·保羅」,「作為對此的酬謝:他們以‘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的標題將其列入‘心理學和哲學國際叢書’,用德語和英語出版」。按這份合同的條款,他們不為這書的版權付給維特根斯坦一分錢,維特根斯坦也無權得到銷售版稅。1933年他們打算重印時,維特根斯坦試圖勸說「柯甘·保羅」付給自己版稅,但他們未予回應,因此他把自己以後的作品給了其他出版商。但這時候,他更關心的不是報酬,而是確保大衛的母親埃倫·品生特拿到一個贈本。出版的最後階段他在寫給奧格登的每一封信裡都請對方留心品生特夫人,保證她拿到一本。
7月份校樣好了,維特根斯坦作了適當修訂,8月的第一個星期寄了回去。看來,出版商想印出維特根斯坦的一點生平細節,寫這書時的罕見環境,他們提到卡西諾修道院的戰俘營,諸如此類。維特根斯坦對此的回應帶著尖利的輕蔑,「至於你提到的義大利修道院等事,」8月4日他寫信給奧格登,「你高興怎樣就怎樣。」
……只是我一輩子也看不出這有什麼意思。為什麼一般評論者要知道我的年齡?這就像是說:你不能從一個年輕小夥子那裡期待更多,尤其他寫書時身處奧地利前線想必有的那種噪音中間?如果我知道一般評論者相信占星術,我將建議把我的出生日期和時間印在書封面上,以便他畫出我的天宮圖。(1889年4月26日下午6點。)
書出版時維特根斯坦已離開了特拉騰巴赫。早在10月23日,他就暗示羅素這是他在那兒的最後一年,「因為我在這兒連跟其他教師都處不好」;自那以來,他在特拉騰巴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難。他決心,至少要拓寬較有能力的學生的眼界;他給卡爾·格魯貝爾開的小班規模增加了,收進了新班級裡的某些較好的學生。包括恩默裡希·科德霍爾德和奧斯卡·福克斯。三人的父母都抵制他。他想帶福克斯到維也納看場戲劇時,遭到了拒絕,福克斯的母親不希望把她的男孩交給「那個瘋狂的傢伙」。他向科德霍爾德的父親提出,科德霍爾德有能力上維也納的語法學校也應該去上,得到的回答是想都不要想;他們需要這男孩幫忙照料農田。但他最大的失望是最有天賦的學生卡爾·格魯貝爾。每天放學後,從4點到7點半,維特根斯坦帶領格魯貝爾進行高強度的學習,主要學拉丁語、數學、地理和歷史。亨澤爾不時過來測試格魯貝爾的長進,特別測試拉丁語——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最沒資格教的一門課。他們的計劃是支援格魯貝爾在維也納讀完語法學校。上學時格魯貝爾將和赫爾米勒住,但這裡有一個困難:「我會覺得那是種羞辱」,格魯貝爾日後解釋道:
我不想乞求施捨,否則我會覺得自己在接受救濟。我去那兒時將是個「窮孩子」,將不得不為每一片面包說謝謝您。
也許因為這個,或者,也許僅僅因為疲憊不堪——在當地工廠幹活的同時還每天努力學習三個半小時,得到的卻只是家人的阻攔——格魯貝爾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不想繼續上課。1921年2月16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亨澤爾:「今天格魯貝爾到我這兒拿點書回去,我和他談了。結果他沒有熱情繼續他的學習……當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處,即,他不知道自己正邁出的這一步是多麼糟。但他要怎麼才知道。可憐!可憐!」
「我希望你不用在小學教學上幹得這樣辛苦,」2月7日羅素寫信給他,「那一定很乏味。」維特根斯坦回信說,自己近來確實感覺很沮喪,但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討厭小學教學:「相反!」
但這片國土上的人如此全然徹底地不可救藥,在這兒當教師是艱難的。在這地方,沒有一個我可與之交流一個有意義的詞的靈魂。上帝知道我怎樣才能更長地經受這個!
羅素曾寫過自己如何「喜歡中國勝過歐洲甚多」:「人們更文明——我一直希望回到那兒」。是的,維特根斯坦回覆,「我很可以相信你覺得中國比英格蘭更舒適,雖然英格蘭無疑比這裡好一千倍。」
在他和奧格登的通訊裡也有一點跡象:為了至少能跟幾個聊得來的人在一起,他已經開始期待到英格蘭去。他的信裡頻繁地問起劍橋的老朋友,請奧格登轉達他的問候——特別是對約翰遜和凱恩斯。
整個夏季學期,他都帶著很大的期待和樂趣盼望著計議中的和羅素的見面;羅素打算來歐洲大陸,跟兄弟和妻子住在他們在瑞士的家裡。最初的計劃是維特根斯坦到那兒加入羅素一家,但又改成在因斯布魯克見面過一夜。安排此事的通訊,語氣是溫暖友善的,絲毫未顯出即將曝露的兩人的分歧。他們交換對歐洲的險惡形勢的看法,說多麼盼望見到對方,維特根斯坦熱情地問起羅素的妻子和寶寶(「小男孩很可愛,」羅素回答,「起初他看上去和康德一模一樣,但現在看著更像個寶寶了。」)
然而,結果兩人對這次見面都大為失望,事實上這是他倆最後一次作為朋友相見。據多拉·羅素說,是「那時的環境」造就了這次「麻煩的見面」。那時奧地利的通貨膨脹達到了頂點,還有:「整個地方滿是盜屍鬼和禿鷲,得益於廉價貨幣的旅遊者享受著奧地利人買單的大好時光」。
我們全都晃在街上想找到入住的房間;由於他國家的狀態,還有他無法施予好客之禮,維特根斯坦痛感驕傲被刺傷了。
最後他們要了個單間,羅素一家睡床,維特根斯坦睡在沙發上。「但旅館有一個坐著挺舒服的陽臺,伯蒂談怎麼把維特根斯坦弄到英格蘭。」她極力否認他倆這回吵架了:「維特根斯坦永遠不容易相處,但我覺得分歧肯定都是關於他們的哲學思想。」
不過羅素本人記得分歧是宗教上的。他說,維特根斯坦「為了我不是基督教徒而非常難受」,而且那時維特根斯坦「處於他神秘熱情的頂點」。他「極熱誠地要我相信,善比聰明更好」,但卻(羅素似乎在這兒看出一個有趣的悖論)「懼怕黃蜂,而且,因為蟲子他不能在我們找到的因斯布魯克寓所再過一夜」。
後來的日子裡羅素留給人的印象是,他倆在因斯布魯克見面過後,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太過邪惡,不可與之來往,於是斷絕了一切聯絡。羅素喜歡人們認為他是邪惡的,這也無疑是這次會面在他記憶裡留下的最鮮活一面。維特根斯坦確實不贊成他的性觀念,在因斯布魯克見面之前曾建議羅素讀讀萊辛的《神學文選》(羅素沒有聽從這建議),試圖把羅素往宗教默想的方向領。但在因斯布魯克的見面之後維特根斯坦並未故意不和羅素有任何聯絡;見面後的幾個月裡他至少寫了兩封信給羅素,兩封信的開頭都是:「我很長時間沒聽到你的訊息了。」
那麼,這就暗示了,斷絕通訊的是羅素。也許真相是,他覺得維特根斯坦的宗教熱誠太煩人,受不了。因為,如果維特根斯坦處於「他神秘熱情的頂點」是真實的,那麼同樣真實的是,羅素正處於他的無神論者的刻薄的頂點。奧特琳激起的「宗教本質」和「神秘主義和邏輯」式的超驗主義已離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對基督教的猛烈反對,而他——以他現在的著名公共演說家和流行作家的身份——從不錯過一次表達這種反對立場的機會。
還有一個相關的、也許更深的差別(伊格爾曼甚為注重這種差別):想改善世界和只求改善自己之間的差別。又一次,不僅維特根斯坦變得更內省和更個人主義了,羅素也變得更非如此了。戰爭把他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令他相信急需改變統治世界的方式;相比於把世界建成一個更安全所在的公共關切,他把個人道德的問題列為次要的。伊格爾曼說過一個故事,說明這一差別在其最赤裸裸的形式裡是怎樣的;故事說的肯定是因斯布魯克的那次見面:
當20世紀20年代羅素想建立或加入一個「世界和平自由組織」或類似的組織時,維特根斯坦嚴厲地斥責他,結果羅素對他說:「唔,我猜想你寧可建立一個世界戰爭奴役組織」。對此,維特根斯坦激烈地表示同意:「是的,寧可那樣,寧可那樣!」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很有可能是羅素認為維特根斯坦太邪惡,不可與之交往。因為,對於他的餘生作為奠基其上的倫理觀點,不會有比這更徹底的批判了。
無論如何,羅素沒有再嘗試聯絡維特根斯坦,也沒有再嘗試勸說他來英格蘭。若維特根斯坦想擺脫奧地利農民的「可憎和低等」,那不會是通過他過去在劍橋的老師。
維特根斯坦在特拉騰巴赫當小學教師的那段日子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對這一差事的投入。他的高期望和他強制學生的嚴厲方式為難和驚嚇了每個人,除了少數學生;他激起了父母們的敵意,甚至未能和自己的同事處好。而且,正如羅素迫使他承認的,特拉騰巴赫的人並無獨特的邪惡之處——在別的地方他遇到的反應很可能是一樣的。
有一些跡象表明,如果能找到某種更好的事做,他本會徹底放棄學校教學。他既跟羅素談到回英格蘭的事,也跟伊格爾曼討論「逃去俄國」的可能性。在這兩個地方他會做什麼,他不知道。一定不是哲學——他在自己的書裡說了他對那個要說的一切。
結果,1922年9月他進了一所和特拉騰巴赫同屬一個地區的新學校,這次是一所中學,位於一個名為哈斯巴赫的村子裡。他這樣做時不抱什麼大希望。在那兒開始工作前他對伊格爾曼說,自己已經「對那兒的新環境(教師、教區牧師等等)有了很不如意的印象」。他說,這些人「根本不是人類,而是可惡的蟲豸」。也許他曾想過中學教師較容易相處,但事實上發現自己根本受不了他們對「專門學問」的自詡,不久就希望回到某所小學。他呆了一個月不到。
11月他進了普希貝格的一所小學;這是席尼山區裡的一個舒適的村子,現在是熱門的滑雪勝地。又一次,他發覺很難從四周的人身上辨出一點點人性;他告訴羅素,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四分之一的動物和四分之三的人。
到普希貝格不久,他終於收到了印好了的《邏輯哲學論》。11月15日他寫信給奧格登:「它們看上去很棒。我希望其內容有其外表一半好。」他想知道約翰遜——約翰遜論邏輯的三卷本作品中的前兩卷最近也出版了——會不會買它:「我願意知道他對之的想法。如果你見到他,請轉達我的愛。」
自然,在普希貝格沒有他能與之討論哲學的人,但他至少找到了能與之分享他的音樂熱情的人:魯道爾夫·科德爾,一個在學校教鋼琴的很有才能的鋼琴家。聽到科德爾彈奏「月光」奏鳴曲,維特根斯坦走進音樂室介紹了自己。自那以後他倆幾乎每天下午都見面,一起演奏單簧管和鋼琴二重奏——布拉姆斯和拉博的單簧管奏鳴曲,以及布拉姆斯和莫札特的單簧管五重奏的改編曲。
後來,當地的煤礦工人、村唱詩班成員海因裡希·波斯特爾加入了他們的音樂會。波斯特爾成了維特根斯坦的好朋友,也算得上是受他照顧;後來維特根斯坦家僱波斯特爾當門房和看管人。維特根斯坦送給他幾本自己鍾愛的書——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概要》和赫伯爾的《百寶箱》——並試圖用自己的道德教訓打動他。一次波斯特爾講到自己希望改善世界,維特根斯坦回答:「改善你自己,那是你為改善世界能做的唯一的事。」
科德爾和波斯特爾之外,在普希貝格的職工和村民裡維特根斯坦幾乎沒交什麼朋友。和在特拉騰巴赫時一樣,他的教學既把幾個學生引向了他們原本到不了的高度,也因為令他們家裡的活計受損而引起了父母的對抗。
維特根斯坦艱難地教著小學生的同時,在學術圈子裡《邏輯哲學論》正引起許多目光的關注。1922年數學家漢斯·哈恩在維也納大學開了個討論班討論這本書,稍後這本書也引起了莫里茨·石裡克領頭的一群哲學家的注意——這群人將演變成著名的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小組。在劍橋,《邏輯哲學論》也成了一群人數不多但有影響力的教師和學生的討論焦點。劍橋對此書的第一次公開討論大概是:1923年1月,理查德·佈雷斯韋特在道德科學俱樂部作了題為「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闡述的邏輯」的演講。
暫時,劍橋唯一與維特根斯坦有聯絡的仍是奧格登;3月份他把自己新出版的書寄給維特根斯坦,書名是《意義的意義》,是他和詩人、文學批評家理查茲合寫的。奧格登認為這書是對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處理的意義問題的一種因果式解決。維特根斯坦認為它並不相干。「我認為我應該坦白地對你說,」他寫道,「我相信你沒有抓到問題——例如——我在我書裡處理的問題(無論我有沒有給出正確的解決)。」在4月7日寫給羅素的信裡他進一步說:
前不久我收到了《意義的意義》。這書一定也寄給你了。它不是一本糟透了的書嗎?!哲學不是那樣簡單的!由此看出寫一本厚書是多麼容易。最糟的是小波斯蓋特(postgateli…)教授寫的導言。我沒怎麼讀到過這麼傻的東西。
這是他倆在因斯布魯克的不愉快會面以來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第二封信,他急切地等待回信。「有時間寫信給我,」他懇求,「你一切還好嗎,你的孩子如何了,他是否已在順利地學習邏輯了?」
羅素像是沒有回信。維特根斯坦對奧格登作品的斷然駁斥可能惹到了他,他自己在那本書裡沒看出什麼可批評的。在許多方面那只是重述了他自己在《心的分析》裡說過的話。不久後維特根斯坦吃驚地在《國家》(ithe/iination/i)上讀到一篇羅素對此書的正面書評,羅素說它「毫無疑問地重要」。他從弗蘭克·拉姆塞那兒得知,羅素「並不真的認為《意義的意義》是重要的,想通過推進其銷路來幫助奧格登」——這種解釋肯定加深了維特根斯坦的不滿,而且印證了他愈來愈牢固的看法:羅素不再嚴肅。20世紀30年代,曾有一兩次維特根斯坦想引起羅素對自己那時做的哲學工作的興趣(並不成功),但再也沒有如朋友般熱情地對待羅素。
維特根斯坦愈來愈孤立了(「我很慚愧的是,」他寫信給伊格爾曼,「我必須坦然承認,我能與之交談的人在不斷減少。」),這樣的他需要朋友。通過奧格登,凱恩斯把「歐洲的重建」寄給維特根斯坦——此文以《曼徹斯特衛報》增刊的形式發表——他試圖直接寫信向凱恩斯表示感謝。「我更願意私下得到你的訊息,」他告訴凱恩斯,「談談你過得如何,等等。」
或者,你太忙了沒空寫信?我想你不見得那樣。你見得到約翰遜嗎?若你見到他,請轉達我的愛。我也很願意聽他說話(不是談我的書,而是談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