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時間就寫信給我,如果你願屈尊那樣做。

過了一年多凱恩斯才回信。「凱恩斯寫信給我了嗎?」1921年3月27日維特根斯坦問奧格登,「如果有,請告訴他信沒寄到。」他甚至再次把自己的普希貝格地址給了奧格登——儘管先前已給過兩次——以防凱恩斯的信寄錯了地方。

能夠把維特根斯坦勸回英格蘭(最終也做到了)的是凱恩斯。同時,維繫著維特根斯坦和劍橋之間的聯絡的是凱恩斯的一個朋友,一個「使徒」成員和國王學院中人:弗蘭克·拉姆塞。

《邏輯哲學論》出版的頭一年,拉姆塞無疑是研究它的劍橋人中感覺最敏銳的。他仍是一個本科生(1923年還只有19歲),但受命為哲學刊物《心智》寫一篇維特根斯坦著作的書評。直到今天這篇書評仍是對此書的最可靠講解之一,也是最透徹的批評之一。書評的開頭帶有羅素的氣息:

這是一本最重要的書,包含範圍廣泛的題目上的原創思想,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系統;無論這系統是否如作者聲稱的那樣對於解決所處理的問題是必須的,它都格外重要,值得所有哲學家予以注意。

但拉姆塞接著對羅素「導言」包含的一些誤解提出了異議——例如,羅素錯誤地認為,維特根斯坦談的是一種「邏輯上完美的語言」的可能性——並就書的主線給出了一個更完整和更可靠的講解。

維特根斯坦從奧格登那兒聽說拉姆塞打算1923年暑假去維也納,於是寫信給拉姆塞本人,邀請他來普希貝格。拉姆塞懷著謝意接受了,並於9月17日抵達;他不太知道此行會怎樣。他呆了約兩星期,維特根斯坦每天花5個小時——從下午2點教完書到晚上7點——和拉姆塞一起一行行地細讀《邏輯哲學論》。「這極富啟發,」拉姆塞寫信給奧格登,「他像是享受這事,我們一小時前進約一頁。」

他很有興趣,雖然他說他的心智已不再靈巧,再也不能寫另一本書。他從8點到12點或1點在村學校教書。他非常窮,似乎過著沉悶的日子,在這兒只有一個朋友,他的多數同事認為他有點瘋。

如此細緻地細讀此書時,維特根斯坦對原文作了一點糾正和改變,它們體現在後來的版本里。維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都覺得這是重要的:拉姆塞要在每一個細節上徹底理解此書。維特根斯坦唯恐拉姆塞回英格蘭後把什麼都忘了——就像1914年摩爾去挪威時似乎發生的那樣。「那很可怕,」拉姆塞寫信給他母親,「當他說‘那個清楚了嗎’,我說‘沒有’,他說‘該死,重來一次很恐怖’。」

拉姆塞打算把維特根斯坦的著述當作一種關於更高等數學的理論的基礎。他倆搞完全書時他寫道,「我要從他那兒榨出更多的想法,用於我將來進一步發展此書的努力」:

他說他自己什麼也不會再做,不是因為他煩了,而是因為他的心智不再靈巧了。他說沒人能在哲學上做多過5年或10年的工作。(他的書花了7年。)而他肯定羅素再也做不出任何更重要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似乎支援拉姆塞的計劃,至少贊同要有某種東西佔據羅素《數學原理》的位置。他留給拉姆塞的印象是,他覺得羅素正籌劃《數學原理》新版本的事「有一點討厭」:「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向羅[126]表明了,那麼做是錯的,一個新版本是沒用的。必須得徹底重起爐灶。」

拉姆塞有點擔心維特根斯坦此時的生活條件:

他非常窮,起碼他過得很節約。他有一個石灰粉刷的小房間,裡面有一張床,臉盆架,小桌子和一張硬椅子,也就放得下這些東西了。我昨晚和他一起吃晚餐,那是相當難吃的粗麵包、黃油和可可。

不過維特根斯坦的年輕外表和強健活力打動了他。「解釋自己的哲學時他很興奮,作出有力的手勢,但又迷人地一笑,從而減緩了緊張氣氛。」他傾向於認為維特根斯坦「誇大了自己的言辭之神啟[127]」,但他毫不懷疑維特根斯坦的天才:

他極棒。我過去認為摩爾是個極棒的人,但跟w比比!

在維特根斯坦這方面,和拉姆塞的討論給他的常規日程帶來的是一種刺激和愉快——雖說很累人——的變化,也是一種同劍橋的可喜聯絡。他告訴拉姆塞自己有可能在學年末離開普希貝格,但還沒想好之後做什麼——也許找個園藝工的活兒,也許到英格蘭找工作。他請拉姆塞查一查,戰前他和羅素一起度過的6學期能否使他有資格拿到學士學位:也許《邏輯哲學論》可以當學士論文。

米迦勒節學期快到了,因此拉姆塞回了劍橋;他和維特根斯坦開始熱情友好地通訊。在最初的一封信里拉姆塞解釋說(他從凱恩斯那兒得知),劍橋學位資格的管理規定已經變了。在那兒住6學期並遞交一篇論文不再可能獲得學士學位。如果維特根斯坦想要學位,就得回劍橋至少再呆一年,然後遞交一篇論文。這樣他有希望獲得博士學位。

凱恩斯想通過拉姆塞給維特根斯坦50鎊的路費,以此誘使他來英格蘭。凱恩斯起初想匿名地給這筆錢,但維特根斯坦直接問拉姆塞時,拉姆塞不得不承認:「50鎊是凱恩斯的」:

他要我別立刻說出來,因為他擔心,相比於一個不知名的來源,你或許較不願意拿他的錢,因為他從未寫信給你。我不理解為什麼他沒寫信,他也沒能解釋,他說自己一定對之有某種「糾結」。他談起你時帶著溫暖的感情,非常想再次見到你。

拉姆塞甚至寫信對維特根斯坦的外甥托馬斯·斯通巴羅(他是在劍橋結識托馬斯的)證明同一件事:「凱恩斯非常想再次見到,他沒能回信似乎是個相反的證據,但與之相比,他給的50鎊是更好的證據。他談到時很有感情。」

這事標誌著一場勸說維特根斯坦的持久戰打響了:先是勸他去英格蘭過一個暑假,然後是勸他放棄教書,到劍橋繼續做哲學工作。拉姆塞盡力消除維特根斯坦對重回離開很久的劍橋社會的恐懼——不在時他大大改變了,而且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一切社會。12月20日拉姆塞寫信說自己完全能理解這恐懼,「但你絕不可給它任何分量」:

我能在劍橋找到寓所,你無須見更多的人,除了你喜歡或覺得能見的人。我能明白跟人一起住很困難,因為你不可避免地要常常和他們在一起,但如果你獨居,你可以逐漸地融入社會。

我不希望你把我這話理解為我認可你的這種恐懼——你會招人厭煩或討厭——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極想見到你;但我只想說,如果你有這種恐懼,那你完全可以不跟任何人一起住而先單獨過。

拉姆塞後來明白這一路的進擊是無用的——維特根斯坦最不想要的就是在英格蘭單獨生活。但無論如何,1924年2月他放棄了勸維特根斯坦到英格蘭過夏天的努力,而是說了自己前往維也納的計劃。

拉姆塞希望自己接受精神分析,這種興趣已有了一段時間。最初是因為他對一個已婚女人的「不快樂的激情」引發的情感騷亂。1924年的四旬齋學期,在經受了消沉之苦後他又有了這個想法。因為這個,再加上想在按計劃跨進自己的學院生涯前暫別劍橋,最終他決定到維也納住6個月。他選擇維也納,不是隻取決於接受精神分析的願望,也受到這事的影響:在那兒能定期見到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工作。

與自己的工作相關,拉姆塞近來在見羅素,幫助羅素寫新版的《數學原理》。羅素把自己想加到新版裡的修訂的手稿交給拉姆塞,請其作評。拉姆塞的批評並未記錄下來。新的導言只是說,「作者們」(指羅素和懷特海,但事實上為修改負責的是羅素一個人)「很大地受惠」於拉姆塞。

然而,對著維特根斯坦,拉姆塞嚴厲批評了那項工作:

你說那毫不重要是完全正確的;它真正做到的不過是,不使用還原公理[128]而聰明地證明數學歸納法。沒有根本上的改變,跟以前是一回事。我感到他太老了:看上去他對每件單獨的事都理解,並說「是的」,但卻對之沒留下印象,3分鐘後又談起他的老路子了。你的所有工作到現在他似乎只接受這個:在該出現名詞的地方放一個形容詞是無意義的,這一點對他的型別論有益。

事實上似乎沒人喜歡新版本。維特根斯坦和拉姆塞認為它對維特根斯坦的批評註意得太少;懷特海認為它太維特根斯坦化了,發表了一篇文章對羅素加進的新想法提出了異議。

3月份拉姆塞去了維也納。他和托馬斯·斯通巴羅同行,路上托馬斯向他介紹了維特根斯坦家的主要情況——維特根斯坦的三個哥哥自殺了,還剩三個姐姐和第四個哥哥,都住在維也納。遇到托馬斯·斯通巴羅後,拉姆塞一定明白了,自己的維特根斯坦「非常窮」的判斷要作些許修正。在巴黎,托馬斯把父親傑羅姆·斯通巴羅引薦給他;他告訴母親,傑羅姆「就是一個富足的美國人的模樣」。

在維也納拉姆塞結識了當時住在舍伯恩宮的瑪格麗特,這時他親眼見到了維特根斯坦家族財富的規模:「她必定是個鉅富。」他受邀於下星期六到府邸參加晚餐聚會:「就我能瞭解的,出席聚會的有維特根斯坦家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有教授們、兒子湯米[129]的朋友,多數是男性。這樣男性佔大多數。」演奏音樂的是一組職業的絃樂四重奏,他們先演奏海頓,然後是貝多芬。拉姆塞更喜歡對海頓的演奏,但得知這就讓自己暴露了——「我倒不在乎,因為遲早我都免不了露餡」。晚餐後他和保爾·維特根斯坦交談——「一個哥哥,是著名的鋼琴家,在戰爭裡失去了一條手臂,現在用一隻手演奏。萊昂內爾曾聽過他的演奏,但不知道他和路德維希有關係」——保爾和赫爾米勒又邀請他外出吃午飯。

見到這一家後,拉姆塞更好地理解到維特根斯坦的境遇實屬自找。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說明,「努力讓他過更舒適的生活,或讓他停止對自己精力和大腦的荒謬浪費」可能沒用:

我現在看清了這一點,只是因為我結識了他的一個姐姐,見到了他的其餘家人。他們非常富有,極其渴望給他錢,或以任何方式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們的一切親近;甚至聖誕禮物或他生病時送去的病號餐都送回。而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不和睦,而是因為他不願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掙的錢,除非是為了某些非常特定的目的,比如再去見你。我認為他教書是要掙錢,只有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掙錢辦法,他才會停止教書。而那得是真的掙錢,他不願接受任何有一點點像是混事的工作。這甚是可惜。

他甚至提出一種心理學解釋的根據:「這似乎是一種極為嚴格的撫養的結果。他的三個哥哥自殺了——他們的父親造就了辛勤工作的他們:曾有一時8個孩子有26個私人教師;而他們的母親對他們沒什麼興趣。」

在維也納的第一週末尾,拉姆塞前往普希貝格同維特根斯坦過了一天。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的精神分析上,沒打算跟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數學基礎工作。不過他像是試著討論了一下,但發現維特根斯坦的反應令人失望。「我覺得維特根斯坦累了,」他寫信給母親,「雖然沒生病;但跟他談工作真的沒用,他聽不進去。如果你提出一個問題,他不會聽你的回答,而是去想一個他自己的問題。而那對他是很艱難的事,像是把過重的東西推上山。」

普希貝格之行後,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強調把維特根斯坦弄出那個惡劣環境——如今他自己體驗過了——的重要性:

……如果他能擺脫他的環境,而且不那麼累,再加上我對他的激勵,他也許能再做一點非常好的工作;他若看出這一點,大概早就去英格蘭了。但我認為,只要他還在這兒教書,他就什麼也做不了,他的思考明顯極費力,彷彿他已消耗殆盡。等他放暑假時,如果我在這兒,我會試著激勵他。

看上去,維特根斯坦相信自己無法充分地用英語講清情況,而若用德語寫信凱恩斯又看不懂,於是請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說明自己對於去英格蘭的態度。拉姆塞解釋說,維特根斯坦對去英格蘭重見老熟人抱有嚴重的疑慮。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跟羅素說話,而且跟摩爾的反目尚未和解;只剩下凱恩斯和哈代了。他非常想再去了解凱恩斯,但要能重續他們過去的親密才行;他不想這樣:到英格蘭去,只是偶爾見見凱恩斯,只維持一種表面的相識。他覺得,戰爭以來自己改變了太多,除非花很多時間和凱恩斯在一起,否則凱恩斯永遠不會理解他。

因此,如果凱恩斯準備請他到鄉下家裡做客,並願意花很多時間再次瞭解他,他才願意去英格蘭。

拉姆塞的解釋結束於一句告誡:

不得不說,我認為那會讓你很難應付和筋疲力盡。雖然我很喜歡他,但我懷疑自己樂於跟他在一起的時間不超過一天或兩天,除非我對他的工作有極大的興趣,他的工作是我們談話的主體。

他又補充,不過,「如果你要他去看你,我將很高興,那很可能把他帶出這種死板。」

凱恩斯暫時沒有答覆這個提議:由他邀請維特根斯坦去鄉間一起過夏天;他大概覺得這事的要求太費事了。不過,他最終——於3月29日、明顯在讀到拉姆塞的信之前——回覆了維特根斯坦上一年的信。他解釋說,長久的耽擱是因為自己想在寫信之前理解《邏輯哲學論》:「可如今我的心思遠不在基礎問題上面,我不可能弄清這種事情」:

我還是不知道該對你的書說什麼,除了感到它肯定是一項格外重要和天才的工作。自寫出以來,它在劍橋的一切基礎性討論裡都佔有主導地位,無論這種事是好是壞。

他寄給維特根斯坦幾本自己近來寫的書,包括《和平的經濟後果》;他催促維特根斯坦來英格蘭,強調:「我將盡力做一切能使你更容易地做進一步工作的事。」

至少在此刻,這最後一句話敲錯了琴鍵。維特根斯坦想要的不是再做哲學工作,而是重建過去的友誼。他到7月份才回信,信一半用英語寫,一半用德語寫;他堅稱什麼也不能使自己回到哲學:

……因為對那類活動,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強烈的內在驅動。我已經說了我確實得說的一切,所以泉水枯竭了。這聽上去古怪,但事情就是這樣。

他告訴凱恩斯,另一方面,若在英格蘭有工作可做,即便是掃大街或擦鞋,「我將很愉快地前往」。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那麼唯一令他值得前往的事,是凱恩斯準備(不止是偶爾地)見他。他說再次見到凱恩斯是好的,但「呆在房間裡,隔一兩天和你喝杯茶,那還不夠好」。出於拉姆塞已略述過的理由,他倆必須努力建立一種親密關係:

我們11年沒見了。我不知道這期間你有沒有變化,但我肯定大大改變了。很遺憾我得說我並不比過去更好,但我不一樣了。因此,如果我們見面,你會發現來見你的人並不真是你想邀請的那個人。毫無疑問,即便我們能設法互相理解,一兩次交談也不足以達到這目的,而我們見面的結果對你將是失望和噁心,對我將是噁心和絕望。

事實上並未出現這樣錯綜的狀況,因為並未發出這樣的邀請。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度過了夏天。

雖然此時顯得相對愉快,但他已經決定,1924年的夏季學期是他在普希貝格的最後一學期。拉姆塞5月份去看他時對母親說,維特根斯坦看上去高興了一點,「他花了幾周時間為孩子們準備一副貓的骨架,像是樂在其中」。「但是,」他寫道,「他對我的工作沒有用處。」

拉姆塞對維特根斯坦的尊重絲毫未減。後來他寫道:

就思考而言,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維特根斯坦都活著(還都住在德國或奧地利——文明的敵國!)。

不過,雖然整個夏天都呆在奧地利,他卻沒怎麼想辦法多見見維特根斯坦。奧格登寫信給他,索取他和維特根斯坦在上一年的討論時對《邏輯哲學論》原文作的修訂,他回信說自己要到9月份、就要回英格蘭時才會再見到維特根斯坦。奧格登要這材料,明顯是為了預備新版本的出版,但此時看來不太可能有那種機會。拉姆塞在信的結尾寫道:「很遺憾賣了這麼少。」

這年夏天拉姆塞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療程,並且在寫自己的學位論文。還在維也納時他就得到訊息,回英格蘭後他將在格外年輕的21歲成為國王學院的理事。動身之前他只去看了一次維特根斯坦。他事先說明:「我不很想討論數學,我最近沒怎麼在做。」

這十有八九是在禮貌地說:只要維特根斯坦繼續「這種對自己精力和大腦的荒謬浪費」,就可能仍然對拉姆塞的工作「沒有用處」。

1924年9月維特根斯坦進了又一所鄉村小學,這回是到特拉騰巴赫旁邊的村子奧特塔爾去;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努力——拓寬奧地利鄉村孩子的眼界,並承受他們的父母和自己的同事的敵對。

考慮到特拉騰巴赫的經歷,他選擇回到魏克舍爾山區或許有點令人驚訝。但還存留著一點希望:他和同事能處得更好。起碼赫爾米勒這樣覺得。維特根斯坦搬到奧特塔爾後,她幾乎立刻就寫信問亨澤爾是否打算去看她弟弟。「自然地,」她說,「我將非常高興,如果有人告訴我路德維希在那兒過得如何,我指和學校的關係如何」:

我認為不可能沒有摩擦,因為他的教學綱領和別的教師如此不同,但至少我們可以希望,摩擦的結果不是他被碾為塵土。

奧特塔爾的校長是約瑟夫·普特雷,維特根斯坦在特拉騰巴赫時曾待之如友。普特雷是個社會主義者,是格洛克爾的學校改革運動的熱情倡導者,在頭兩年的教學中維特根斯坦經常向他徵詢建議。

當然普特雷和他也有觀點上的差異,特別是關於宗教在教育裡的角色。普特雷不贊成在學校祈禱,而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學生每天都祈禱。一次普特雷說,他反對天主教信仰的嘴上儀式,認為那毫無意義;維特根斯坦回答:「人們互相親吻;那也是用嘴做的。」

儘管和普特雷有交情,但不到一個月維特根斯坦就明白了,在奧特塔爾不比在特拉騰巴赫更容易。「在這兒過得不太好」,10月份他寫信給亨澤爾,「現在我的教學生涯也許要結束了。」

這對我太難了。不是一股而是一打力量在反對我,而我算什麼?

不過,正是在奧特塔爾的時候,維特根斯坦作出了一個貢獻;有理由認為,這是他對奧地利教育改革作出的最持久貢獻——而且這一貢獻也完全符合格洛克爾綱領的原則。這就是他的《民校學生詞典》(wörterbuchfürvolksschulen),一本小學用的拼寫詞典。出版這麼一本書的願望似乎源於這件事:他請亨澤爾打聽學校用的詞典的價格。在前述那封寫給亨澤爾的信裡他說:

我從沒想過詞典貴得如此嚇人。我覺得,如果我活得夠長,我會編一本小學用的小詞典。我覺得這是個急迫的需求。

官方很明白對這樣一本詞典的需求。當時只有兩種詞典可用,都是為教學生拼寫而設計的。一本太大太貴,不適合維特根斯坦任教的那種鄉村學校裡的孩子用。另一本太小,編得很糟,收進了孩子很可能從來不用的許多外國詞,又忽略了孩子常會拼錯的許多詞。在普希貝格,維特根斯坦帶領學生編出自己的詞典,從而克服了這一困難。在德語課上,還有天氣不允許出門的體育課上,維特根斯坦在黑板上寫單詞,學生抄在自己的單詞紙上。然後把單詞紙縫在一起,訂上紙板封面,就得到了做成的詞典。

在待出版的詞典的序言裡,維特根斯坦在談到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時說:

在實踐層面工作的人能理解這項工作的困難。因為,結果應該是每個學生收穫一本乾淨的——和(若竟可能的話)正確的——詞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教師不得不控制學生寫下的幾乎每一個詞。(舉例是不夠的。我甚至不想談紀律上的要求。)

雖然談到這種方法取得的驚人的拼寫進步(「正確拼寫的良心被喚醒了!」),但他顯然不希望反覆做這種明顯勞心勞力的差事。在他看來,對於他,也對於其他處境相同的教師,《詞典》是一種更實際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和《邏輯哲學論》形成對照的是,詞典的出版很快就成了,沒一點大的問題。1924年11月,維特根斯坦聯絡了自己以前在師範學院的校長拉茨克博士,告知他這個計劃。拉茨克聯絡了維也納的霍爾德-皮希納-滕普斯基出版社,出版社於11月13日寫信對維特根斯坦說願意出版詞典。1924年聖誕節假期期間手稿交給了出版社,第二年2月維特根斯坦收到了校樣。

維特根斯坦所寫序言的落款日是1925年4月22日。在序言裡,他說明了對這樣一本詞典的需求,以及他對選詞和編排的考慮。他說明,這些考慮依據他自己的教師經驗。「沒有什麼詞是太普通而不用選進的,」他說,「我曾見過,寫wo時多加了一個表示長母音的‘h’,寫was時寫成‘ss’。」從序言裡清楚地看出,維特根斯坦想讓自己的詞典專門滿足奧地利鄉村小學的需要。於是他略去了一些完全沒問題的德語詞,因為在奧地利不用這些詞;他又收入了一些奧地利的方言用語。維特根斯坦也用方言解釋(他的經驗表明的)經常被混淆的分別,如das和dass的分別,賓格ihn和與格ihm的分別[130]。

在進一步印刷此書之前,出版商需要確保,它將被推薦給目標學校使用。因此,他們把它呈給下奧地利的省教育委員會報批。委員會的報告是地區學校檢查官愛德華·布克斯鮑姆寫的。在落款日為5月15日的報告裡,布克斯鮑姆贊同維特根斯坦:是需要這樣一本詞典;他甚至說這一需求是「目前最緊迫的問題」。維特根斯坦強調屬於「普通的日常詞彙」的詞,布克斯鮑姆對此也贊同。但他挑剔維特根斯坦的選詞,批評維特根斯坦省略瞭如bibliothek(圖書館)、brücke(橋)、buche(山毛櫸樹)等等這樣普通的詞,他也對維特根斯坦寫的序言提出異議。布克斯鮑姆評論道,要學生聽寫一本詞典是控制學生拼寫的一種奇怪方法。他覺得這樣更好:只在孩子自己用過了之後,才要他們聽寫詞的正確拼法。他還挑剔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德語用法:「寫‘einemehrmonatlichearbeit’,而不是‘einearbeitvonvielemonaten’[‘幾個月的工作’][131],這種錯誤絕不該混進德語,即便混進序言也不行。」

布克斯鮑姆總結道:

我們可以表達這一觀點,在消除了上述缺點之後,對於小學和市民學校(bürgerschulen)的高年級,這本詞典是一種有點用處的教育工具。簽名者的觀點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教育委員會不認為可以推薦這本詞典。

拿掉維特根斯坦的序言並收進布克斯鮑姆提到的詞之後,這本書獲得了所需的官方批准。11月維特根斯坦和出版商擬定了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條款,每賣出一本書,維特根斯坦得到其批發價的10%,他還免費得到十本。此書於1926年出版,獲得了有限的成功。(不過,直到1977年它才得以重印,而那時對之的興趣限於維特根斯坦學。)

如我們所見,到奧特塔爾後維特根斯坦很快就相信,那種——在一個敵對環境下努力教書的——壓力自己承受不了太久了。1925年2月他寫信給伊格爾曼:

從我與之一起生活的人——或者寧可說非人[132]——那裡,我受了很多苦——簡而言之,一切照常!

和過去一樣,維特根斯坦在一小群男孩那裡收穫了熱情的反應,他們成了他最喜歡的學生。這些孩子組成了一個特別小組,放學後留下來接受額外指導,維特根斯坦叫他們的教名。維特根斯坦帶他們去維也納遠足,在鄉間散步,把他們教得遠遠超出這種鄉村小學要求的水準。也和過去一樣,他們對自己教育的投入,以及維特根斯坦對他們的投入,引起了父母們的敵意;維特根斯坦提出應該把他們的孩子送去語法學校繼續學習,父母們拒絕。又一次,女孩對維特根斯坦的方法表現出更多牴觸,她們憎恨被拽頭髮和打耳光——受此待遇的原因只是自己不能或不願滿足維特根斯坦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尤其在數學上。

簡而言之,確實,一切照常。

伊格爾曼也覺得戰後歐洲的生活很艱難。和維特根斯坦相同的是,他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早先的時代;但和維特根斯坦不同的是,他認為那個時代在本質上是猶太的。他在回憶錄裡談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都繼承了的遺產:「奧地利-猶太精神」和「維也納-猶太文化」。如我們將看到的,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不一樣。但是,歐洲的反猶主義風潮變得更惡毒時,他倆對自己的猶太性的意識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增強了。對伊格爾曼來說,他因此成了猶太復國主義者,指望建立以色列作為新的祖國,代替一戰摧毀的那個祖國。雖然猶太復國主義從未吸引過維特根斯坦(他覺得巴勒斯坦的宗教組織需要更多面對的始終是新約,而非舊約),但是,他在伊格爾曼想去聖地定居的願望裡發現了某種振奮人心的東西。「你想去巴勒斯坦,」他寫道,「因為這個訊息,你的信振奮人心,給我希望。」

這也許是正確的做法,也許有一種精神效果。我也許想與你同行。你會帶我一起嗎?[133]

寫了這封給伊格爾曼的信之後不久,維特根斯坦完全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埃克爾斯的信;戰爭以來,他從這位曼徹斯特的朋友那兒沒聽到任何訊息(與品生特、羅素和凱恩斯不同,埃克爾斯不願跟一個敵軍成員友好通訊)。埃克爾斯的信提供了勸維特根斯坦去英格蘭所需的催化劑。3月10日他帶著明顯的重建聯絡的喜悅回信:

親愛的埃克爾斯:

聽到你的訊息我不止是高興而已;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我相信你要麼在戰爭中死了,要麼活著,但你太恨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不會再跟我交往。

……我希望很快能再次見到你,但何時和何地我們能見面,上帝知道。也許我們可以設法在暑假時見面,但我沒有很多時間,也沒有錢去英格蘭,大約6年前我送掉了我所有的錢。去年夏天我原要去英格蘭看劍橋的朋友凱恩斯先生(你也許知道他的名字)。他本會負擔我的費用,但我決定不去了,因為我很擔心,橫在我倆之間的長久歲月和(外部的和內部的)大事件會使我倆理解不了對方。不過現在——或者起碼今天我感到,我似乎還能使我的老朋友理解自己,如果我有了機會,我將——p.[134]去曼徹斯特看你。

埃克爾斯請他到曼徹斯特自己的家裡暫住,他在稍後一封寫於5月7日的信裡接受了埃克爾斯的邀請;他同時強調去年夏天自己沒去成凱恩斯那兒的原因(實際上凱恩斯沒邀請他,但維特根斯坦似乎認為這不相干,並未提及):

1913年以來英格蘭或許沒有改變,但我改變了。不過,我無法向你說明這一改變的確切性質(雖然我完全理解它),因而寫信跟你談論它是沒用的。等我到了那兒你就會自己看到它。我希望8月底左右去。

7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對凱恩斯談自己計劃的英格蘭之行;他說自己尚未下定決心去,暗示最後怎麼決定得看凱恩斯:「我很願意,如果可以的話,在此行中也見到你(約8月中旬)。現在請坦率地讓我知道,你是否有一點點見我的願望。」凱恩斯的回答明顯是鼓勵的,甚至寄給維特根斯坦10鎊盤纏。動身前維特根斯坦寫道:「我極想知道我們會相處得如何。那就像是一場夢。」

8月18日維特根斯坦到了英格蘭,去曼徹斯特看埃克爾斯前,住在凱恩斯位於薩塞克斯郡劉易斯的鄉下家裡。儘管先前向羅素堅稱善比聰明更好,但他覺得這種體驗——陪伴自己的人從鄉下農民換成一些歐洲最精巧的頭腦——是愉快的。他從劉易斯寫信給伊格爾曼:

我知道那種光彩——精神的豐富——不是終極的善,但現在我卻希望自己能死在一個光彩的瞬間裡。

他去曼徹斯特時,埃克爾斯夫婦都驚訝於他的變化之大。他們到火車站接他;他們在戰前認識的那個衣著整潔的年輕人,「女士最青睞的人」,出現時卻是一副衣衫相當不整的模樣,在他們眼裡他穿的像是童子軍制服。除了古怪的外表,維特根斯坦還留給埃克爾斯一個(錯誤的)印象:他自己尚未讀過《邏輯哲學論》的印本。他請埃克爾斯夫人去搞一本;她到曼徹斯特的書店買卻無功而返,然後埃克爾斯到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正是在這個時候,」埃克爾斯在回憶錄裡自信但卻錯誤地說,「他第一次拿到了《邏輯哲學論》的英語版印本。」顯然維特根斯坦非常想讓埃克爾斯看看這本書,但不好意思承認那是他們不懈搜尋的原因。

在英格蘭的日子快結束時,維特根斯坦去了劍橋,在那兒他終於和約翰遜重聚。「告訴維特根斯坦,」8月24日約翰遜寫信給凱恩斯,「我很高興再見到他;但我必須提個條件,我們不談邏輯基礎,因為我不再適合對自己刨根問底。」他還見了拉姆塞,不過他倆似乎吵得很厲害,兩年後才恢復聯絡。

儘管與拉姆塞有爭論,但維特根斯坦此行是成功的。和老朋友重建聯絡這個有用的目標達成了——如果奧特塔爾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這是很可能的),他打算利用這種聯絡。照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若需要的話我有可能去英格蘭」。9月份新學期開學時,在寫給伊格爾曼和埃克爾斯的信裡他都說到再試一次他的「老工作」,彷彿下一年就是他在鄉村學校教書的最後努力。「不過,」他告訴埃克爾斯,「我現在不覺得有那麼慘了,因為我已經決定,如果事情每況愈下——無疑遲早要發生——就去你那兒。」10月份他用類似的口吻寫信給凱恩斯,說自己會繼續當教師,「只要我還覺得,那樣做陷入的麻煩對自己尚有一點好處」:

如果你牙疼,把熱水瓶貼在臉上有好處,但只有瓶的熱量給你一點疼痛,那才有效。一旦我發現它不再給我那種特定的疼痛,那種有助於我的人格的疼痛,我就會丟掉瓶子。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兒的人沒在那之前把我掃地出門。

「假如我不教書,」他又說,「我可能去英格蘭,到那兒找個工作,因為我相信在這個國家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樣的話我需要你的幫助。」

結果事情的確每況愈下,甚至,維特根斯坦不得不丟掉熱水瓶,比他預想的也許還更早。1926年4月他非常突然地離開了奧特塔爾,徹底放棄了教書。當時人們議論紛紛令他驟然行動的那件事;奧特塔爾和周圍地區的村民稱之為「dervorfallhaidbauer」(「海德鮑爾事件」)。

11歲的約瑟夫·海德鮑爾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父親去世了,母親在名叫皮裡鮑爾的當地農民那裡做住家女傭。海德鮑爾是個蒼白多病的孩子,後來在14歲時死於白血病。他不是那種不聽話的孩子,但可能在課上回答問題時相當遲鈍和寡言。一天維特根斯坦的不耐煩失控了,在海德鮑爾的頭上揍了兩三下,這男孩就昏倒了。維特根斯坦打這男孩時是否用力過猛?——他是否虐待了這孩子?——一個名叫奧古斯特·裡格勒的同學(用可疑的邏輯)評論道:

不能說維特根斯坦虐待了那孩子。如果海德鮑爾得到的懲罰算是虐待,那麼八成維特根斯坦的懲罰都是虐待。

見男孩昏倒維特根斯坦大為恐慌。他讓班裡的學生回家,把男孩送到校長室,等當地醫生來看(醫生駐在鄰近的科希貝格),然後匆忙離開了學校。

出門時他倒霉地撞上了皮裡鮑爾先生,皮裡鮑爾大概是被某個孩子叫來的。在村民的記憶裡,皮裡鮑爾是一個愛吵架的人,對維特根斯坦懷有根深蒂固的忌恨。他自己的女兒赫爾米勒常常受到維特根斯坦脾氣之累,有一次被打得耳朵後面流血。皮裡鮑爾回憶,在走廊上撞見維特根斯坦時他的怒火猛地躥起:「我對他把天底下的難聽話都罵遍了。我告訴他,他不是個教師,他是個馴獸師!我要馬上叫警察來!」皮裡鮑爾趕往警察局要求逮捕維特根斯坦,但洩氣地發現警察局裡唯一的警官不在。第二天他又試了一次,但校長告訴他維特根斯坦夜裡不見了。

1926年4月28日,維特根斯坦把辭職信交給了地區學校檢察官威廉·昆特。昆特自己已聽說了「海德鮑爾事件」,但向維特根斯坦保證不會有嚴重的後果。昆特認為維特根斯坦的教學能力很有價值,不想失去他。他建議維特根斯坦休個假,放鬆一下神經,然後再決定自己是否真的希望放棄教書。但維特根斯坦很堅決。什麼也不能說服他留下。在隨後的聽證會上,正如昆特所料,對他行為不端的指控未獲成立。但那時他已絕望了,不再指望自己在奧地利鄉村當教師還能做成任何事。

當然,海德鮑爾事件不是這絕望的原因,而只是它之不可避免的高潮——維特根斯坦的辭職——的最後導火索。絕望本身有著更深的根源。這一事件前不久,維特根斯坦見過奧特塔爾校長崗位的一個申請者奧古斯特·沃爾夫,維特根斯坦告訴他:

我只能給你一個建議,撤銷你的申請。這兒的人眼光如此狹隘,在這兒什麼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