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八章印不出的真理[108]/h2和古往今來的許多戰爭退伍兵一樣,維特根斯坦發覺適應和平環境的困難幾乎無法克服。他已當了五年兵,這一經歷在他個性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記。戰後許多年他仍穿著制服,彷彿制服已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個根本的部分,若不穿就會迷失。制服可能也象徵了他的一種感覺——一種伴隨他終生的感覺——他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這是一支不再存在的軍隊的制服。奧匈帝國不再存在了,而且,那個他1919年夏天回到的國家自身也正經受著痛苦的調整。維也納曾是一個王朝的皇權中心,那個王朝曾控制著五千萬各民族臣民的生活;如今,維也納是一個微小、窮困和無足輕重的阿爾卑斯山區共和國的首都,居民人口六百萬多一點,多數是日耳曼人。
維特根斯坦曾身處其中、為保衛自己當時的祖國而戰的那些帝國區域,如今已成了外國。倫貝格和克拉科夫現在屬於新的波蘭;義大利獲得了特倫蒂諾山區一帶的地方;奧匈文化的最後前哨地奧爾姆茨現在屬於捷克斯洛伐克——這國家本身是一個「民族自決」的混種產物——保爾·伊格爾曼不情願地當了其公民。(申請捷克斯洛伐克護照時伊格爾曼遇到了點問題,因此好幾個月無法到維也納看維特根斯坦。)對許多奧地利人來說,奧地利之為獨立一體的存在根據整個被摧毀了;1919年多數人投票贊成與德國合併。他們覺得,如果他們不過是一個日耳曼國家,那麼當然最好是祖國的一部分。協約國否決了他們的選擇;而且,由於凡爾賽條約和聖日爾曼條約要求的戰爭賠償,協約國註定要令這兩個日耳曼國家的日耳曼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裡處於貧窮、憤恨和一心復仇的狀態中。
維特根斯坦參戰時希望戰爭能改變自己,戰爭確實改變了他。經受了四年的戰時服役和一年的監禁;面臨過死亡,經歷了宗教覺醒,為別人的生命擔負過責任,忍受過長期的封閉監禁——獄友是一些他從前不會與之共坐一個火車車廂的人。這一切令他成了一個不同的人——給了他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在某種意義上1919年他沒有返回任何地方:一切都改變了,他再也不能悄悄回到自己1914年放下的生活,正如不能回去做那個約勒斯認識的柏林的「小維特根斯坦」。他面臨的事情是重新打造自己——為過去五年的經驗造就的這個人找到新的角色。
看到他身上的變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受訓當小學教師。伯特蘭·羅素本人不是已經認可他的哲學天才了嗎?不是說哲學裡的下一大步將由他跨出嗎?為什麼現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費在無知的窮人身上?他姐姐赫爾米勒說,這就像用精密儀器開板條箱。對此維特根斯坦回答:
你令我想起了一幅景象:有人從關著的窗戶看出去,不能解釋一個過路人的奇怪運動。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種風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穩。
人們當然會想,維特根斯坦比喻裡的那人的最自然做法是進屋避開風暴。但維特根斯坦不能這樣做。他在戰爭中經受的艱難對他來說不是某種避之不及的東西,而恰是給予他的生命以意義的東西。若躲進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適和安全裡避開風暴,將犧牲掉他與苦難作鬥爭時的一切收穫。那將是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棄攀登山峰。
維特根斯坦覺得這是必須的:他不僅不應利用自己繼承到的財富特權,而且還得想利用也利用不了。戰後回到家時他是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要歸功於父親在財務上的機敏——戰前把家庭財富轉換成美國債券。但回家後的一個月之內他已遣散了自己的全部財產。出於對家人的考慮,他堅持把他全部的繼承財產轉讓給姐姐海倫娜和赫爾米勒,以及哥哥保爾(他認定,格蕾特已經太富有了,不必列入);他家的會計師為這事大吃一驚。家庭的其他成員——如他叔叔保爾·維特根斯坦——不能理解他們怎麼可能接受這錢。他們會不會起碼偷偷存一部分,以備他以後反悔?赫爾米勒寫道,那些人不會了解,他操心的恰是這種可能性:
成千上百次地,他要確保不可能有任何錢以任何形態和方式仍然屬於他。他一次又一次回到這一點,把實施轉讓的公證人搞得很絕望。
最終維特根斯坦說服公證人不折不扣地照他的意願執行。「那麼,」公證人嘆氣,「你想在金錢上自殺!」
1919年9月,剝奪了自己的財產,註冊了庫爾曼街的師範學校後,維特根斯坦進一步從自己的特權背景裡獨立出來;他搬出了新森林犁地人街的家門,在維也納第三區的下維亞杜克特街租了個寓所,這裡走路去學校很近[109]。
那是維特根斯坦極為痛苦的時期之一,在這幾個月裡,他不止一次地盤算著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筋疲力盡,失去了方向。「我仍未完全正常」,回家不久後他寫信對羅素說;對伊格爾曼他則說:「我不太好(就我的精神狀態而言)。」他請羅素和伊格爾曼一有可能就來看他,但兩人都無法成行。伊格爾曼在申請捷克斯洛伐克護照時碰到了麻煩;羅素正在倫敦經濟學校開一門課(開課的材料構成了《心的分析》的基礎),因為這門課,直到聖誕節假期他都得呆在英格蘭。此外羅素確實可能得不到出國的批准——「你大概知道,」他寫信給維特根斯坦,「我跟政府鬧翻了。」不過他建議,他們可以爭取聖誕節時到海牙見面:「我能騰出一個星期,如果政府讓我去的話。」
不能和伊格爾曼或羅素重聚,這一挫折無疑加強了維特根斯坦正遭受的情緒緊張。他有一種感覺:自己失去了所有老朋友,也不能結交任何新朋友。過去五年裡他最盼望的會面,已經因「親愛的大衛」(在給品生特夫人的信裡他這樣寫)的死而遭否決;他渴盼的其他會面要麼受挫,要麼結果是糟糕的失望。他拜訪了阿道夫·魯斯,但告訴伊格爾曼他感到「驚恐和噁心」:
他感染上了最惡性的偽智性主義!他給了我一本小冊子,談的是他提議的「美術局」[110],他談到一種反對聖靈的罪。這絕對超出了底線!我去看魯斯的時候已經有點沮喪,但最後的救命稻草竟是那樣!
在教師培訓學校裡他和十幾歲的少年一起上課;他——一個三十歲的戰爭退伍兵——也不想在他們當中交什麼朋友。「我再也不能像語法學校的男孩那樣行事了,」他寫信對伊格爾曼說,「而且——跟聽起來一樣好笑——我是這麼丟臉,我經常覺得自己幾乎受不了了!」他向羅素抱怨的事是相似的:
板凳上滿是十七八歲的男孩,而我快三十了。那引起了一些非常好笑的狀況——許多狀況也是非常不愉快的。我經常感到可悲!
雖然正著手新的職業和新的生活,而且在許多方面正故意切斷把他束縛在家庭背景上的紐帶,但他需要在戰前的那個自己和他已變成的這個自己之間建立某種連續性。在去師範學校聽課前他花了約十天時間住在霍赫海特;他的目的——照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是「要再次找到一點自我,如果能的話」。
他對羅素提到的不愉快狀況中的一次,是他的家庭關係和他對家人的矛盾情緒引起的。他的老師問他是不是那個維特根斯坦家——富有的維特根斯坦家——的親戚。他回答是。是很近的親戚嗎?老師繼續問。對此維特根斯坦覺得必須得撒謊:「不很近。」
祖國的戰敗和窮困,最心愛朋友的死,不能重溫舊友情的挫折,把整個生活置於一個新立足點時的緊張——這些就足以解釋1919年秋天維特根斯坦的自殺傾向。但他消沉的最重要原因也許是找不到《邏輯哲學論》的出版商——甚至連一個理解它的人也找不到。
他認為,自己寫就的這本書為哲學問題提供了決定性的、牢不可破的正確解決。他又怎能料到找一個願意出版它的人這麼難?即便在遭雅霍達拒絕後,卡西諾戰俘營的維特根斯坦還能自信地寫道:「我的書等我一回到家就會出版。」
回來沒幾天他就帶著書到奧托·魏寧格《性與性格》的出版商威廉·布勞穆勒的維也納辦公室。他告訴羅素,布勞穆勒「自然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對哲學毫無理解,[因而]需要某些專家的判斷,以確保這書的確值得付印」。
為此,他想向這兒他信賴的一個人(可能是一個哲學教授)徵詢意見。於是我告訴他這兒沒人能對這書作出判斷;但你或許會足夠好心,願意給他寫一個對此書價值的簡要評估,如果這評估剛好是讚許的,就足以令他出版此書。出版商的地址是:維也納第十一區塞維騰大街5號,威廉·布勞穆勒。現在請給他寫幾句話——就你的良心允許的程度。
得到羅素的斷詞之後布勞穆勒同意出版,條件是維特根斯坦自己承擔印刷和紙的費用。獲得這一承諾時他沒有付這種費用的錢,但即便有錢他仍會拒絕。「我認為,」他說,「把一部作品這樣強加於世界是不得體的——這位出版商亦屬於這世界。寫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須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
等待布勞穆勒的決定時他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這是一封遲來的回信,既是回覆維特根斯坦在卡西諾寫的最後一封信,也是回覆他回維也納後寫的另一封信。弗雷格仍然很不滿意維特根斯坦用的sachverhalt(基本事實)一詞的清晰性:
你現在寫:「與一個基本命題對應的東西,若為真,是一個sachverhalt的存在。」這兒你沒有解釋「sachverhalt」,而是解釋了「一個sachverhalt的存在」這整個短語。
維特根斯坦就此書意圖說的話也使他感到不解。「也許只有自己已然有了書中表述的思想的人才會理解此書,」維特根斯坦在前言裡寫道(他一定也給弗雷格寫了類似的話),「所以這不是一本教科書。如果一個讀懂它的人得到了樂趣,那麼它的目的就達到了。」弗雷格覺得這很奇怪:
因此,讀你的書的樂趣,不再是由於其已被知曉的內容,而只是由於作者給予它的獨特形式。於是這書的成就是藝術上的,而非科學上的;和說的方式相比,書中說的東西是第二位的。
不過,維特根斯坦信裡的一個句子讓他有話要說。弗雷格曾說,「世界是所有實際情況」和「世界是事實的總和」這兩句話有相同的意義;維特根斯坦回應道:「兩個句子的意思是同一個,但寫下它們時,我係於其上的觀念[111]則不一樣。」這兒弗雷格到了(或認為自己到了)自家領地,全心全意地贊同維特根斯坦的思路,尤其因為這裡觸及了他此時珍視的一個思想。他論證道,維特根斯坦的思路要可行,就必須區分命題和命題的意義,從而就有這種可能性:兩個命題可能有相同的意義,繫於其上的觀念卻不同。「一個命題的實際意義,」他對維特根斯坦寫道,「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但一個人繫於命題上的觀念只屬於他自己……沒人能有別人的觀念。」
這個論題是弗雷格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處理的,寫給維特根斯坦的信裡附了這篇文章。文章題為「dergedanke」(「思想」),發表於《德國觀念主義哲學學報》(ijournal/iibeiträgen/iizur/iiphilosophie/iides/iideutschen/iiidealismus/i)。儘管弗雷格澄清此書意義的吃力嘗試令維特根斯坦頗不耐煩(「我的工作他一個詞也不理解,」收到弗雷格的信後他寫信對羅素說,「為了給出純粹直白的解釋我徹底耗盡了力氣」),他還是抓住機會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另一個有可能抱有同情的出版商那裡。在拒絕布勞穆勒提出的自費出版後,他請弗雷格幫忙探問,看看有沒有可能把自己的書發表在那本發表弗雷格文章的刊物上。
弗雷格的回覆不很使人振奮。他告訴維特根斯坦,他可以寫信給刊物的編輯,並說:「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一個應當被十分認真對待的思想者」。但「我不能對文章本身給出評判,不是因為我不贊同其內容,而是因為其內容對我而言還不清晰」。他可以問問編輯是否想看一看維特根斯坦的書,但「我認為這不太可能有什麼結果。」這書印出來要佔用五十頁,幾乎是整期刊物了,而「我覺得編輯應該不會把整期刊物全都交給一個作者,一個尚無名氣的作者。」
不過,如果維特根斯坦願意把書分成幾段,那麼在期刊上發表就更可行(而且弗雷格本人大概也會更支援):
你在前言裡寫,此書呈現的思想之為真,在你看來是無懈可擊的和決定性的。那麼有沒有可能,這些思想中的一個——其中包含了對某一哲學問題的解決——自身當一篇論文的主題,這樣,整本書處理了多少哲學問題,它就分為多少部分?
弗雷格論證說,這樣有一個優點:不至因為書的長度而嚇跑讀者。還有:「如果打下基礎的第一篇論文贏得了讚賞,那麼論著的其餘部分就更容易在期刊上得到一席之地。」
他認為,這樣還有助於把維特根斯坦的工作弄得更清晰。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讀者讀過前言後,並不真的知道第一個命題講的是什麼。讀者期待的是,看到一個問題,看到作者描畫出一個問題的概貌——這本書將研究這個問題。結果呢,讀者劈頭見到一個乾巴巴的斷言,其根據卻未給出。若說清楚這書要為哪些問題提供決定性的解答,不更好嗎?
「不要把這些評論往壞處想,」弗雷格最後說,「它們是出於好意。」
弗雷格的提議對維特根斯坦不會有任何意義。在他看來,照建議的方式分割書是「把它從頭到尾都破壞了,總之是用它搞出了另一個東西」。如弗雷格先前議論過的,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表述方式對這一著作的本性而言是根本的。收到弗雷格的信後,他放棄了把書發表在《德國觀念主義哲學學報》上的企圖。
維特根斯坦下一步想到的是馮·費克爾和《火爐》;他也許是這麼想的,若這書對哲學刊物太文學化了,也許倒可以試試文學刊物。他打算見魯斯要費克爾地址的那天,一封費克爾的信碰巧寄到了,費克爾告訴他《火爐》要繼續發行,問要不要寄一本給他。維特根斯坦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費克爾,說明自己這書的歷史。「大約一年前,」他寫道,「我做完了一項做了七年的哲學工作」:
它在完全嚴格的意義上呈現了一個系統。而這呈現是極度簡練的,因為我只在其中保留了我確實有的思想——以及那思想在我那兒的模樣。
他繼續說,一做完這項工作自己就想找一個出版商,「而那有很大的困難」:
作品很短,只有約六十頁長。誰會寫一本六十頁的哲學小冊子呢?……[只有]某種完全無望的無聊文人——既無偉大的心靈,也無教授的博學,卻想不惜代價印出一些東西。因此這種產品通常是私人印行的。但我真的不能讓我的生命之作——事實就是如此——混同於那些文字。
然後他告訴費克爾,迄今為止克勞斯、魏寧格和弗雷格的出版商給他的反饋都不令人滿意。最後他說到了重點:「我想到,你會不會願意把這可憐的東西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如果費克爾覺得有可能把它發表在《火炬》上,維特根斯坦將把手稿寄給他。「在那之前,我只想這麼說它」:
這項工作是嚴格的哲學工作,同時也是文學的,這麼說並非胡言亂語。
費克爾的回應混雜著鼓勵和謹慎。「為什麼你沒有立刻想到我?」他問,「因為你很可以想像,與心裡只有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相比,我對你的工作的興趣——即一種更深刻的興趣——是完全不同的。」奇怪的是,他的信裡接著大段談論的卻是他需要考慮他的商業利益。他說,他以前發行《火炬》是為了愛而非為了錢。但這不能持續;世道艱難,他要贍養妻兒,可印刷費用高得令人望而卻步。在戰後籠罩著奧地利的艱難財政氣候之下,出版是一種冒險的生意,他必須保證自己不冒不必要的風險。不過,在說了「嚴格的科學工作並不真的是我們的領域」之後(他也意識到,因為1914年的捐助,他還欠維特根斯坦一點什麼),他請求看一看維特根斯坦的手稿:「放心,親愛的維特根斯坦先生,我會盡力滿足你的願望。」
這給了維特根斯坦足夠的鼓勵,他把手稿寄給了費克爾。「我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他在一起寄去的信裡寫道;這封信也談了他希望這書該被如何理解,這是我們所知的他對此的最直接說法之一。他需要對這書說點什麼,他告訴費克爾:「因為你不會——我確實相信——讀出多少來。因為你不會理解它;你會覺得它的內容是陌異的。」
其實它對你不是陌異的,因為書的要點是倫理的。我曾想在前言裡寫幾句話,但實際上沒寫;但我現在要把這些話寫給你,因為那將是你的一把鑰匙:我曾想寫,我的論著包含兩部分:寫下的這個部分,和我未寫的一切。恰恰第二個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可以說,我的書從內部為倫理劃界;我相信,嚴格地說只能以這種方式為之劃界。簡而言之,我認為:許多人今日對之胡言不休的一切東西,我在我的書裡都對之保持沉默,從而確定了它們。因此,除非我完全錯了,這書說了你自己也想說的許多東西,但也許你不會注意到書裡面說了。我暫且推薦你讀前言和結論,它們最直接地表述了要點。
如果這番話是想向費克爾證明,不管《邏輯哲學論》給人的表面印象如何,它的要義和《火爐》的目標是合拍的,那麼維特根斯坦就打錯了算盤。維特根斯坦要費克爾承認,費克爾想在倫理上說的話最好通過保持沉默來說出——還隱含地要費克爾承認,《火爐》上發表的許多東西只是「胡言不休」。他的信也幾乎沒打算打消費克爾在財政上的擔心。對於一個關心自己償付能力的出版商而言,不能指望一本未寫出其最重要部分的書是一項有吸引力的提案。
費克爾的反應是冷淡的。他於11月18日寫道,他不能給出確定的回答,但有可能無法出版維特根斯坦的著作。當時主管雜誌的是他的一
位朋友及同事;他在上一封信裡解釋過,此人要對出版社的財務負責。這位同事的觀點是,這一作品太過專門,不適宜發表在《火爐》上——儘管這未必是他對此事的最後結論。不過費克爾找了里爾克,詢問在哪兒能找到其他出版社。最後,他能不能把書給某個哲學教授看看?他認識因斯布魯克大學的一個人,此人熟悉羅素的著作,也有興趣讀讀維特根斯坦寫的東西。誰知道呢,也許那人還能幫忙為書找一個出版商呢。
這封信使維特根斯坦陷入了沮喪。「你記不記得,」他寫信給羅素,「你總是逼我發表東西?現在我想發表了卻發表不了。愛咋咋地吧!」他給費克爾回信:「很自然地,你的信並不使我高興,雖然你的回答其實不出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什麼地方能接受我的書。我只願自己不在這個齷齪的世界裡!」是的,費克爾想把書拿給某個教授看是可以的,但把一本哲學著作給一個哲學教授看就像對牛彈琴——「反正他一個詞也不會理解」。
而現在我只剩一個請求:給我一個痛快。快告訴我「不行」,而不是慢慢地;我的神經此刻不夠堅強,經受不了這種奧地利式的委婉。
這絕望的聲調嚇到了費克爾,他發了封電報:「別擔心。無論形勢如何論著都將發表。」大受安慰的維特根斯坦回信說,他希望費克爾接受這書是因為覺得它配出版,而不是因為想幫個忙。不過看上去他願意接受這允諾:「我覺得我能說,如果你印了達拉戈、赫克爾等人的東西,那也可以印我的書。」但他收到的下一封信增強了他可能尚存的疑慮。費克爾寫道,他仍希望里爾克尋找出版社的嘗試能有一點結果。但要是沒有,因為維特根斯坦上一封信裡明顯的痛苦和悲傷深深打動了他,他已決定——即便這意味著拿他的一切去冒險——自己出版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他情願如此,而不願辜負維特根斯坦給予他的信任。(他又說,順便問一句,若真出版的話,是否絕對有必要保留數字編號?)
這樣顯然不行。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他:「我不能承擔這種責任:由於出版我的書而令一個人(無論是誰)的生計面臨風險。」費克爾並未背叛他的信任:
……因為我的信任,或不如說僅僅是我的希望,所求的只是你能慧眼看出這文章不是垃圾——除非我在欺騙自己——而不是在你對它沒想法的時候,僅出於對我的、卻不利於你的善意就接受它。
是的,編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唯有它們給了這書透明和清晰,沒有它們這書將是一團不可理解的亂麻」。書必須照其現有的樣子出版,也必須是因為他們覺得它配出版才出版。別的法子都不行。如果里爾克能設法安排他將非常高興,但「如果沒有那種可能,我們就忘了這事吧」。
很難知道里爾克為維特根斯坦費了多少力。在一封寄自伯爾尼、落款日為1919年11月12日的信裡,他問費克爾,他自己的出版商島嶼出版社是否合適,他又提到康特·凱舍林的出版商奧托·海歇爾。兩個提議都無結果,也沒有別的談論此事的通訊保留下來。
這時維特根斯坦對整件事情已厭煩得要命。「是不是有一個克蘭普斯[112]在抖落出邪惡的出版商?」他問費克爾;11月16日他寫信給伊格爾曼:
我在下坡路上走了有多遠,你知道這事就明白了:我已好幾次盤算結束自己的生命。不是因為我為了自己的糟糕而感到絕望,而是純外部的原因。
11月份維特根斯坦離開下維亞杜克特街的寓所,搬進索格倫家位於維也納第十三區聖維特街的屋子,這時他的絕望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索格倫家是維特根斯坦家的終生朋友;父親阿爾費德·索格倫曾是一家屬於維特根斯坦集團的鋼廠的經理,而母親米瑪——此時是個寡婦了——是維特根斯坦的姐姐赫爾米勒的一個特別親密的朋友。米瑪獨自撫養三個兒子有點困難,維特根斯坦家覺得維特根斯坦——作為屋子裡的一個男人——或許能幫助她。如果他拒絕享用跟自己家人一起生活的好處,也許能勸他分擔照顧另一個家的責任。他們覺得這樣或許能在他身上產生安撫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