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這一年也許是他一生最不快樂的一年,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和索格倫家一起度過的日子是相對愉快的。「正常人對我是一劑草藥,」他寫信給伊格爾曼,「同時也是一種折磨。」特別是,他和第二個兒子阿爾費德產生了親密的友誼;在阿爾費德眼裡他確實有幾分父親的樣子。阿爾費德·索格倫是一個壯碩、笨拙和粗魯的男孩——後來被稱作「熊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繼續在道德上徵詢維特根斯坦的指引。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他拋棄了對大學的一切念想,而去接受技工訓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許是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弟子,20世紀30—40年代劍橋的光彩而年輕的本科生的先驅者——那些人同樣地選擇了某種誠實的行業,而不是從事其教育和特權背景為之備好的職業。

11月維特根斯坦和羅素一直在通訊,談論他倆12月份到海牙會面的計劃;他們要安排日程,繞過官僚障礙,而且,至少維特根斯坦需要為此行籌錢。「想到你得謀生,我感覺很糟糕,」羅素聽說他放棄了所有錢後寫信給他,「但我不吃驚你這樣做。我也比以前窮多了。他們說荷蘭的消費很貴,但我想我們能熬一個禮拜而不致破產。」為了支付維特根斯坦的費用,羅素把維特根斯坦去挪威前留在一個劍橋交易商那兒的一些傢俱和書買了下來。其中包括維特根斯坦1912年秋天煞費苦心挑選的傢俱。羅素付了一百英鎊;他在自傳裡說,這是他做過的最好買賣。

12月10日,羅素的新情人(後來的妻子)多拉·布萊克陪他到了海牙。他們住進了雙城旅館。「你到了海牙就儘快來這兒,」羅素寫信給維特根斯坦;「我急切地想見你——我們會找到辦法出版你的書——有必要的話去英格蘭出版。」幾天後維特根斯坦到了,阿爾費德·索格倫(多拉·羅素這樣回憶阿爾費德:「一個茫然的、影子般的人,很少說話,甚至吃飯時也是」)陪著他。這一週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深入地討論維特根斯坦的書。12月12日羅素寫信給柯萊特,說維特根斯坦「滿心是邏輯,我幾乎無法跟他談點個人的事」。維特根斯坦一刻也不想浪費他倆在一起的時間。他早起,捶打羅素的門直到弄醒他,然後連續不停地討論邏輯幾小時。他們一行一行地讀這書。討論是富有成效的:羅素對這書的評價比以前更高了,維特根斯坦則欣喜地感到終於有人理解了它。

羅素並非完全贊同這書。特別是他拒絕接受維特根斯坦的這個觀點:任何對世界整體的斷言都是無意義的。對羅素來說,命題「世界裡至少有三個東西」既有意義也為真。討論這一點時羅素拿了張白紙,在上面弄了三個墨水斑點:「我求他承認,既然這兒有這三個斑點,那世界裡至少有三個東西;但他堅決拒絕。」

他願承認紙上有三個斑點,因為那是個有限的斷言,但他絕不肯承認,可以對世界之為整體有所說。

「他的學說的這個部分,」羅素堅持,「我覺得肯定是錯的。」

與此相關,羅素也拒絕接受維特根斯坦先前對他說過的這書的「主要內容」:「不能由命題說出的東西能被顯示」的學說。對羅素來說,這仍是一個沒意思的神秘觀念。他寫信對奧特琳說,自己吃驚地發現維特根斯坦成了一個徹底的神秘主義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覺的神秘之維,但我認為(雖然他不會贊同),他在神秘主義裡最喜歡的東西是那種能讓他停止思考的力量。」

不過書裡的邏輯理論足以打動羅素,他答應在海牙討論的基礎上寫一篇導言,嘗試解釋書裡最困難的部分。有了羅素——現在是個暢銷作家——的導言,書的出版幾乎板上釘釘了。維特根斯坦喜氣洋洋地回到維也納。「我非常享受我們在一起的時光」,1920年1月8日他寫信給羅素,「我有這種感覺(你有沒有?):我們在那個星期做了一大堆真正的工作。」他寫給費克爾:「現在這書對出版商的風險小得多了,也許甚至全無風險,因為羅素非常有名,確保這書有一群特定讀者。」

我這麼說的意思自然不是它因此就能落到恰當的人手裡;但無論如何,有利的形勢不是那麼不可能了。

兩個多星期費克爾都沒回信;顯然他仍不相信,除了是個財務包袱,這書還能有什麼別的意義。「不管有沒有羅素,」1月16日他寫道,「在目前的形勢下,出版你的論著都是今日奧地利任何出版商都沒能力冒的風險。」他建議維特根斯坦先用英語出版此書,然後——如果有了機會——再出德語版的。

維特根斯坦預見到在費克爾那兒沒戲,已經接觸了另一個出版商。通過伊格爾曼,某個赫勒博士把他推薦給了萊比錫的雷克拉姆出版社;聽說羅素導言的事後,雷克拉姆簡直太願意考慮這本書了。

維特根斯坦馬上從費克爾那兒要回了手稿,寄給了雷克拉姆;2月和3月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羅素的導言。導言寄來後他立刻就失望了。「裡面有那麼多我不贊同的話,」他告訴羅素,「既在你批評我的地方,也在你只想闡明我的觀點的地方。」不過他還是找人把它譯成了德語,為印刷做準備,但這只是使事情更糟。「你的英語風格的所有雅緻,」他寫信給羅素,「在譯文裡明顯喪失了,剩下的是膚淺和誤解。」他把導言寄給雷克拉姆,但說自己不想出版它;導言只是幫助出版商對這書作出自己的判斷。結果,如維特根斯坦預料到的,雷克拉姆拒絕了這書。他用下面這個理由安慰自己,他告訴羅素,這理由「在我看來是無可反駁的」:

要麼我的東西是一項最上等的工作,要麼它不是一項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後一種情況(也是更可能的情況),我自己都寧願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種情況,那麼它早點晚點付印,二十年後還是一百年後,都無所謂。畢竟,誰會問(比如)《純粹理性批判》是寫於17xx年還是17yy年。

此時羅素正隨一個勞動黨代表團訪問蘇聯,直到6月份回國後才看到維特根斯坦的信。他的反應非常大度。「我一點兒也不關心那篇導言,但若你的書沒有付印,我真的感到遺憾。要是那樣的話,我是否該試試在英格蘭出版它?」是的,維特根斯坦回答,「你可以對它做你想做的」。他自己已經放棄了努力:「但若你想印出它,那任由你處置。」

雖然有那個先前寫給羅素的安慰的理由,但在遭雷克拉姆拒絕後維特根斯坦還是陷入了深深的沮喪。5月末他寫信給伊格爾曼:「我許多次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想法仍不時纏繞著我。我已沉到了最低谷。願你永不會到那地步!我還能讓自己再撐起來嗎?唔,看吧。」

這時他又自己住了。4月初他搬出了索格倫家,再次搬進了公寓;這次是在拉祖莫夫斯基路,和前一所公寓一樣也位於維也納的第三區。「這次搬家時發生的事情,我永遠都會帶著一種沉陷的感覺回憶。」他告訴伊格爾曼。事實是,索格倫夫人明顯愛上了他,然後他逃離了那座房子。[113]

這一時期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信,特別是寫給伊格爾曼的信,表明他的沮喪令他絕望、想自殺。而其中包含的自我譴責之嚴厲,即便對於一向苛求自己的維特根斯坦也是極端的。他把自己的悲慘歸咎於自己的「低等和腐爛」,他說擔心「有一天魔鬼把我收走」。[114]

對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來說,宗教是和意識到自己的失敗分不開的。事實上,對伊格爾曼來說這種意識是宗教態度的核心之點:

如果我不快樂,而且知道我的不快樂反映了自己和實際生活間的嚴重分歧,我就什麼也沒解決;我將在錯誤的軌道上,永遠找不到擺脫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亂的出路,只要我沒有達到那至高的和關鍵的洞見:那種分歧不是實際生活的錯,而是我這個人自己的錯……

達到而且堅守此洞見的人,一次次努力照此洞見生活的人,是有宗教性的人。

照這種觀點,不快樂就是挑出自己的錯:人的悲慘只能是自己的「低等和腐爛」的結果;有宗教性,就是認識到自己的不配,並且擔負起改正的責任。

這是一個在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的談話和通訊裡佔據首要地位的話題,例如1月份伊格爾曼寄給維特根斯坦一組對宗教的議論:

基督之前,人之體驗神(或諸神),是將其當作外在於他們的東西。

基督以來,人(不是所有人、而是學會通過基督去看的人)把神看作他們之內的東西。於是可以說,通過基督,神被帶進了人類……

……通過基督,神成為了人。

魔鬼想成為神而不得。

基督不想成為神而成為了神。

所以邪惡之事是,不配愉悅卻想要愉悅。

但若一個人不想愉悅而行事正確,喜悅就自己到來。

在對這議論置評時,維特根斯坦提出異議的不是其真假與否,而只是其表述是否恰當。「它們還是不夠清楚,」他寫道,「我相信,一定有可能把這一切說得更恰當。(或者,甚至更可能的是,什麼也不說)。」就算它們最完美的表述是沉默,它們還是真的。

維特根斯坦認為伊格爾曼是「一個理解人類的人」。由雷克拉姆出版《邏輯哲學論》的嘗試無果而終,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覺得消沉時,他急切地想跟伊格爾曼談談。5月末到了「最低谷」,老想自殺時,他向伊格爾曼尋求支援。他獲得了支援;伊格爾曼寫了封長信談自己的經驗。伊格爾曼寫道,他近來為自己工作的動機而焦慮——它們是否是得體和誠實的動機。他已花了點時間在鄉間獨處,考慮這事。頭幾天不甚滿意。

但接著我做了點事;我能告訴你,因為你很瞭解我,不會把那看做蠢行。即,我寫下了某種「懺悔」,我試著回憶我生活裡的一系列事件,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儘可能詳細地回憶。對每一個事件,我試著自己弄清楚我本該如何作為。通過這種一般性的綜觀[übersicht][115],混亂的畫面簡明多了。

第二天,在這新的洞見的基礎上,我修改了自己對未來的計劃和意圖。

「我完全不知道,」他寫道,「類似的舉動是否對現在的你是好的或必要的;但也許我告訴你這個,會幫現在的你找到點什麼。」

「對於你談到的自殺念頭,」伊格爾曼又說,「我是這麼想的」:

在這種念頭背後,就像在別的念頭背後一樣,可能是有一點高貴的動機。但這動機以這個方式呈現,即它採取的形式是盤算自殺,這一定是錯的。自殺一定是個錯誤。只要活著,一個人永遠不會完全迷失。但驅使人自殺的是對自己完全迷失的恐懼。根據已談到的觀點,這種恐懼沒有根據。在這種恐懼裡,一個人做了他能做的最壞的事,他剝奪了自己的時間,在那時間中他本可能逃離迷失。

「你無疑比我更知道這一切,」伊格爾曼寫道,為自己貌似在教維特根斯坦什麼而找臺階下,「但有時人會忘了自己知道的東西。」

後來,維特根斯坦自己多次用籌備一次懺悔的方法釐清自己的生活。不過這一次幫到他的不是這個建議,而就是聽伊格爾曼講自己的努力。「多謝你友好的信,」6月21日他寫道,「那給了我很多喜悅,因此大概幫到了我一點,雖然就我的情況的特點而言,外部的幫助是幫不了我的。」

事實上我處於一種我覺得很可怕的心境裡。過去我曾幾次經歷過它:這種狀態是,不能克服一個具體的事實。我知道這是一種可憐的狀態。但我只能看到一種救治,那當然就是和那一事實達成妥協。但這就像不會游泳的人掉進了水裡,手腳亂撲亂打,覺得自己不能把頭挺在水面之上。那就是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知道自殺總是一樁骯髒的行為。一個人當然不能意欲自己的毀滅;隨便誰,只要他想像自殺行為實際牽涉的東西,就知道自殺總是一股為自己辯護的急切衝動。但沒有比不由自主地突然奪走自己的生命更糟的了。

當然這全可歸結為這件事:我沒有信仰!

不幸的是,不可能知道他此處談到的是哪個事實。毫無疑問,那是有關他自己的什麼事,而他覺得對這事的唯一救治是宗教信仰。沒有這種信仰他的生活是無法忍受的。他所處的位置是:希望自己死掉,但無法自殺。照他對羅素的說法:「也許對我最好的事,是能在某個晚上躺下,不再醒來。」

「但也許尚有某種對我更好的事」,他在括號裡補充。信寫於7月7日,他收到教師證書的那天:這暗示他也許能在教學裡找到值得為之活下去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圓滿地完成了師範學校的課程,但並非沒有疑慮。他告訴伊格爾曼,這事最好的一面是能在教學時給孩子讀童話故事:「這使他們高興,而且減輕我的緊張。」它是「眼下我生活裡的一件好事」。

他得到了戰俘營朋友路德維希·亨澤爾的幫助和鼓勵;亨澤爾自己是個教師,是維也納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他至少有一次考慮放棄課程,因為(他告訴亨澤爾)他和同伴的關係糟糕。亨澤爾敏銳地把這歸咎於維特根斯坦一貫的敏感。「你和你的同伴之間沒有牆,」亨澤爾寫道,「我有一個更厚的外殼包著我。」

在師範學校,維特根斯坦該受到按「學校改革運動」的原則進行的訓練;這一運動由教育部長奧托·格洛克爾領導,試圖重塑戰後新奧地利共和國的教育。運動是用世俗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滋養的,引起了大量著名奧地利知識分子的好感甚至參與。但維特根斯坦自己並不欣然認同這一運動。觸發他去當教師的並非是「使學生適應民主國家的生活」的觀念;這樣的社會和政治動機,與他和伊格爾曼共有的根本上的宗教道德,是陌異的。

亨澤爾也是一個有宗教性的人,也正是為此,他與「學校改革運動」相牴牾。他將成為一個名叫「新大陸聯盟」的保守天主教組織的領袖人物;這一組織尋求的是改革教育,同時保持、其實是增加天主教會的影響。但維特根斯坦對這一運動和格洛克爾的綱領同樣不認同。主導戰後奧地利公共生活的是牧師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維特根斯坦在此間的立場是搖擺的。他和社會主義者一樣討厭天主教體制和一般的平均主義,又堅定地拒絕社會主義者的世俗主義及其對社會和政治改革的信念。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政治動盪和日益兩極化的世界裡,這種搖擺和超脫總是容易遭到誤解:對於保守的牧師,他之輕視傳統足以把他斷為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主義者,他的個人主義和根本上的宗教態度說明他是個牧師反動派。

於是,維特根斯坦在格洛克爾的綱領下受訓,但疏離於它的某些目標。他對自己在學校裡的形象很沒把握,問亨澤爾有沒有聽到那兒的教員說他什麼。亨澤爾報告說,全體教員一致讚揚他,認為他是一個嚴肅的、勝任的受訓教師,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所有課程——教育理論、自然史、書法和音樂——的教師全都滿意他的工作。「心理學教授很自得地說,他非常滿意高貴的維特根斯坦閣下。」

接受教師訓練的那一年,維特根斯坦一直定期看望亨澤爾,有時和戰俘營的同僚米夏埃爾·德羅比爾結伴前往。他和亨澤爾不只討論教育事務,也討論哲學。亨澤爾是個博學的參事長[116],對哲學保持著熱烈的興趣,一生髮表了約二十篇主題為哲學(多數是倫理學)的文章。在5月23日的一封信裡,我們發現他寫給維特根斯坦一個摘要,概述了「批判現實主義者」奧斯瓦爾德·庫爾佩在其著作《實現》(idie/iirealisierung/i)裡區分的三類物件(實際的、理想的和真正的)。維特根斯坦對此的興趣究竟如何,可能將一直是個謎,因為庫爾佩沒在別處被提到過。但另有一個證據說明,維特根斯坦此時在關注觀念論和實在論這兩種互相競爭的形而上學,即弗雷格寫來的一封信——我們知道的弗雷格寫給維特根斯坦的最後一封信——落款日為4月3日。

弗雷格明顯在回應維特根斯坦對其文章《思想》作的批評,在那一批評裡維特根斯坦談到觀念論的「深刻基礎」。「當然我不是反對你的直率」,弗雷格起首寫道:

但我想知道,你覺得觀念論的什麼深刻基礎是我沒領會的。我想你自己並不堅持知識論上的觀念論是正確的。所以,我想你明白最終沒有這種觀念論的深刻基礎,那麼它的基礎只能是表面的基礎,而非邏輯的基礎。

這封長信的餘下部分,弗雷格對《邏輯哲學論》的缺乏清晰作了一番分析。這次他完全專注於第一個命題:「世界是所有實際情況」。他論證道,假定這句話裡的「is」是「同一性的是」,並進一步假定它意在傳遞資訊而非只提出一個「世界」的定義,那麼,它要有任何意思,就必須有某種方法確認「世界」和短語「所有實際情況」的意義是同一的,而且這方法要獨立於對這種同一性的陳述。怎樣做到這點呢?「如果你能回答我的問題,從而使我較容易理解你的思考成果,」他寫道,「我會很高興。」

這是儲存下來的兩人的最後一次溝通。四年後弗雷格去世,他的理解大概就到這兒了,他從未理解這本受他自己著作啟發的著名的書裡的哪怕一個詞。維特根斯坦體會的觀念論的「深刻基礎」,無疑關係到《邏輯哲學論》命題5.6—5.641給出的對世界的說明。「世界是我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而我不在我的世界裡:「主體不屬於世界;主體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唯我論——「當其含義被嚴格地推出時」——與純粹的觀念論相合:「唯我論的自我收縮成一個沒有廣延的點,剩下的是與之相協調的現實。」這樣,弗雷格的實在論就被視為與叔本華的觀念論和魏寧格的唯我論相一致。

這個觀點為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採取的宗教個人主義給出了一種哲學支撐。我是我的世界,因此,若世界讓我不快樂,唯一對此有決定意義的做法是改變我自己。「快樂的人的世界和不快樂的人的世界是不同的。」

不過,弗雷格覺得這種觀點的形而上學不可理解,在一個意義上是正確的。照維特根斯坦自己的理論,這種形而上學的語言表述只能導致胡話。可是,雖然無法對弗雷格解釋清楚,無法讓羅素信服它為真,也無法找到一個出版商,把這一表述當一個邏輯符號系統理論的成果而出版,但維特根斯坦堅定地確信它無懈可擊。儘管去年由於「外部」原因——品生特的死、哈布斯堡帝國的失敗、出版他的書的麻煩——經受了諸多痛苦,他只尋求某種「內部」解決。歸根結底,如果他的書一直出版不了又怎麼樣呢?最最重要的是「跟我自己清算」。

於是,完成了教師培訓並把自己的書丟給羅素之後,夏天他專注於自己最緊急的任務:克服自己的不快樂的鬥爭,抗擊把他從「快樂的人的世界」拖出去的「內部的魔鬼」。為此目的,他夏天到毗鄰維也納的克羅斯特新堡修道院當了園藝工。整天的紮實勞作似乎起到了某種治療作用。「傍晚幹完活,」他告訴伊格爾曼,「我累了,那時我不覺得不快樂。」這是一個實際的、動手的活兒,他可以運用自己慣有的能力。一天,修道院院長在他幹活時路過,評論道:「於是我明白了智力對園藝這樣的事也是有用的。」

但這治療只是部分成功。「外部」原因帶來的痛苦繼續把維特根斯坦困在「不快樂的人的世界」裡。「我每天都想到品生特」,8月份他寫信給羅素,「他把我的一半生命帶走了。魔鬼將拿走另外一半。」暑假接近尾聲,小學教師的新生活臨近時,他告訴伊格爾曼他對自己未來的生活有「陰暗的不祥之感」:

除非地獄裡的所有魔鬼換個方向使勁,我的生活一定會變得非常悲慘,如果不是根本活不下去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