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尼采的觀點,這種對現實的憎恨,以及此種憎恨引出的「需通過上帝的愛得到拯救」的觀念,其來由如下:「對痛苦和刺激有極度的感受力,根本不想再‘碰’它們,因為對每一次觸碰都感受得太深切……對疼痛——即便是無限小的疼痛——的恐懼不能終止,除非在愛的宗教裡。」

雖然尼采對基督教的敵意「強烈觸動」了維特根斯坦,雖然感到不得不承認尼采的分析裡有一點真理,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確實是通往快樂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但如果有人蔑視這種快樂呢?在和外部世界無望的鬥爭中不快樂地毀滅,會不會更好?但那種生活沒有意義。但為什麼不過一種沒意義的生活呢?那是不值得的嗎?

甚至在這裡也能看出,儘管維特根斯坦有自己的信念,但他是多麼接近於接受尼采的觀點。他滿足於用尼采的心理詞彙討論這問題;在他看來,問題不在於「基督教是否為真」,而在於基督教是否提供了一點幫助:幫助我們對付一種原本不可承受、無意義的存在。用威廉·詹姆士的話說,問題在於它是否有助於醫治「患病的靈魂」。這兒的「它」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踐行、一種生活方式。這一點尼采講得很透:

想在一種「信仰」裡、或說在靠上帝得救的信仰裡看到基督教的獨有特性,這錯到了荒謬的地步:只有基督教的踐行,只有死於十字架前的人過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甚至在今天這樣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對特定的人甚至是必須的:純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在一切時代都是可能的……不是信而是做,最重要的是不做許多事,一種不同的存在……意識狀態、任何種類的信仰(例如堅持某些事為真)——每個心理學家都知道——這些東西跟本能的價值相比只是無關緊要的和等而下之的……把「是一個基督徒」(即基督徒性)簡化為堅持某些事為真、簡化為單純的意識現象,意味著否定基督徒性(christianness)。

我們能感覺到,這肯定是使維特根斯坦相信尼采著作中有一點真理的一個《反基督》裡的段落。宗教的本質在於情感(或照尼采的說法,本能)和踐行,而非信仰,這個觀念在維特根斯坦此後對這問題的思考中一直是個恆常的主題。對(這個時候的)他來說,基督教是「通往快樂的唯一可靠的途徑」——不是因為它應允了一種死後的生活,而是因為,在基督的言談和形象裡,給出了可供效仿的、使苦難可承受的一個範例、一種態度。

1914年至1915年冬天的幾個月,我們在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沒讀到更多關乎他信仰的話。不再呼喚上帝給自己力量,不再有結束於「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日記。看上去,承受工場裡的生活無需神的協助。除了只有很少做哲學的自己時間,生活幾乎是愉快的,起碼跟前四個月相比是這樣。

無論如何這種生活比維也納的生活更合意。聖誕節沒有探親假,但他一點兒也不為這事煩惱。聖誕夜那天他晉升為militärbeamter(「軍官」);聖誕節他受邀到軍官食堂用餐;節禮日晚上,他同結識且喜歡的一個在倫貝格上大學的年輕人去了家咖啡館。他的聖誕季就這麼過去了——平靜地,顯然毫不渴望回家和家人共度。他從軍事郵局收到了一些聖誕節問候,有約勒斯的(當然,含一個巧克力包裹),有挪威的柯林斯伯格家的,還有弗雷格的(「讓我們祝願」,弗雷格寫道,「我們的勇士獲勝、未來持久和平。」)

但在新年夜,維特根斯坦突然得知自己要陪上司古爾特中尉去一趟維也納,古爾特在那兒有點公務要辦。這一齣乎意料之行自然使維特根斯坦的母親欣喜。從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可以推測,他本人抱持著一份冷漠的疏離。對於家人團聚,他只是說,因為元旦整天都跟他們在一起,他什麼工作也沒法做。他冷淡地加上(明顯是另起話題):「我希望指出我現在的道德等級比以前(比如復活節時)低得多。」他在維也納住了十天,其中兩天是和此時上了年紀的作曲家拉博一起過的,餘下大部分時間則和古爾特在一起。回克拉科夫後他對此行的唯一評論是「和古爾特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時光」。

這種對家人的冷淡,似乎表明他決心不讓他們侵犯他的內部生活,或許也表明,他害怕若是那樣將可能丟掉自己從戰爭經歷裡獲得的自我發現和自我主宰上的進步。但看上去,這也隸屬於一種更一般性的懶散。這一時期他頻繁地談到自己的枯竭,特別在工作方面。例如,1月13日他說自己在工作上沒什麼大的能量:

我的思想累了。我沒精神看透事物,而是呆板地、無生氣地看。彷彿一簇火焰熄滅了,我只能等待,等它再自己燒起來。

他覺得自己依賴外來的激勵:「只有依靠奇蹟,我的工作才能成功。只有等我眼前的面紗從外頭被掀開。我只能完全聽任命運的擺佈。這於我一直是定數,將來也一樣。我在命運的手心裡。」

他再次想起自己的英格蘭朋友。他又給品生特寫信,焦急地等待回信。「何時能聽到大衛的訊息?!」他在1月19日的日記裡乞求道。他收到凱恩斯的一封信,但稱這封信「不是很好」。事實上那是一封非常友好的簡訊,但或許語氣太過輕浮,構不成真正的慰藉。「我希望此刻你已安全地當了俘虜」,凱恩斯寫道:

羅素和我暫時放棄了哲學——我在財政方面供職於政府,他為了和平而遊說。但摩爾和約翰遜一如既往。順便說一句,羅素在快開戰時寫出了一本好書。

十月中旬時品生特還沒加入軍隊,但後來我就沒聽過他的訊息了。

你親愛的朋友貝克什在你們的軍隊裡,你非常親愛的朋友布利斯是我們軍隊裡計程車兵。

參加戰爭一定比在挪威思考命題愉快得多。但我希望你很快停止這種自我放縱。

終於,2月6日維特根斯坦能夠宣佈:「收到大衛可愛的信!」信是1月14日寫的;品生特在信裡說他沒什麼要說的,「除了向上帝祈願我們在戰後再次見面」。跟凱恩斯信裡親熱卻疏離的「機智」相對照,這種對友情的直抒胸臆正是維特根斯坦渴望和需要的。

更合維特根斯坦口味的大概還有舒登的農民寄來的簡訊:哈瓦德·德拉格尼,阿爾納·伯斯塔德和柯林斯伯格一家。「謝謝你的卡片。我們都健康。常提起你」,一張典型的德瑞格尼卡片這樣寫。維特根斯坦的回覆顯然和他收到的一樣簡單和親切。挪威方面的新聞是他的小屋已建成了。「我們都希望,」柯林斯伯格寫道,「你很快回來,回到你的新房子,現在它完工了。」維特根斯坦通過德瑞格尼把錢付給了工人,德瑞格尼很吃驚收到錢;他寫道,他以為維特根斯坦回去之後才付錢。德瑞格尼為價錢致歉:「如果想如你那樣把房子造得那麼棒,」他解釋說,「價錢總是會比最初估計的貴。」

2月初維特根斯坦受命主管工場的鍛造間,新添的責任令他更難專心於哲學。除了得花更多時間在鍛造間,他的管理身份逼得他和同事之間有了更多麻煩。選擇他承擔這一任務大概是因為他有出眾的工程技能,但即便如此他也難以擔任工頭之職。他記錄了許多自己和手下之間的麻煩。有一次幾乎要同一個年輕軍官決鬥:想必那人不喜歡軍銜比自己低的人告訴自己該做什麼。他努力把自己的意志加於一群不妥協的勞動力上——這些人既不尊重他的軍銜,也不打算認可他出眾知識的權威;這種努力耗盡了他的所有精力,他的神經緊張得幾乎要斷了。僅僅幹了一個月後——這個月他幾乎沒做一點哲學——維特根斯坦對自己還能不能再工作感到絕望,他想到了自殺。

「不能繼續這樣下去」,2月17日他寫道。很清楚,必須作出某種改變:要麼晉升,要麼換到別的崗位。他開始懇求古爾特改變他的境況;但由於低效或疏漏,很長一段時間什麼也沒發生。這段時間他的日記裡除了反覆出現的「nichtgearbeitet」(「未工作」),又新添了一句話:「lageunverändert」(「境況照舊」)。談到維特根斯坦的戰爭經歷時,赫爾米勒寫到他一再努力前往前線,寫到那「源於以下事實的可笑誤解: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軍事機構總以為他想得到一個更輕鬆的崗位,而實際上他想得到一個更危險的崗位」;赫爾米勒寫下這些話時想的一定是這一時期。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與其說他們誤解了維特根斯坦加入步兵的請求,不如說他們沒有理睬;他們覺得,他當主管修理庫的熟練工程師比當普通步兵對軍隊更有用處。整個三月份,儘管他再三向古爾特請求,境況照舊。

哲學方面,1915年的前三個月幾乎完全荒蕪。在其他方面維特根斯坦同樣感到死寂,反應遲鈍。(但令他困惑的是,在對任何別的東西都沒感覺的時候他卻能感覺到性慾、想自慰。)2月份費克爾寄來了特拉克爾死後出版的作品集,他作出的唯一評論驚人地呆滯:「大概很好」。他感謝費克爾的惠贈,解釋說自己正處在一個貧瘠的時期,「沒有吸取外來思想的慾望」。不過,甚至在這種反應遲鈍裡也有可寄予希望的東西:

我這個樣子,只是生產力的一次下滑,而不是徹底終止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現在覺得自己徹底燃盡了。只能保持耐心。

他覺得,他只能等待上帝,等待神靈幫助和啟示自己。

同時,因為無話可說他陷入了沉默。他收到一封阿德樂·約勒斯的信,含蓄地斥責他傳回的戰地訊息太簡略。她告訴他,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做不了好的戰地記者或電報通訊員。他就不能好好寫一次信,讓大家知道他在哪裡、過得怎樣、在做什麼?他怎麼看義大利人?他們是不是一群無賴,就那樣背棄了三國同盟?「如果讓我來寫對他們的看法,」她說,「我的信極可能通不過審查。」她繼續供應麵包、巧克力和水果蛋糕,顯然為她的「小維特根斯坦」在交戰中起到的作用而驕傲。「你志願入伍,」她告訴他,「這一點恆久如新地使我高興。」

她的丈夫則為維特根斯坦終於去了一個可運用其技術知識的崗位而感到驕傲。「無論如何,」他寫道,「你的技能有用武之地,以加利西亞糟糕的路況,必定有極多的車輛要修理!」維特根斯坦顯然回信說,自己寧願到前線當步兵,而不是在後方修車。約勒斯挺吃驚:「難道你不認為在工場裡更能運用自己的技術才能?」他妻子——儘管懷有熾熱的愛國熱情——對此也很擔憂:「但願你前往前線的願望不會實現,」她懷著母親式的焦急寫道,「在那兒你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也不是最強壯的一個,在這兒你能更安全地發揮作用。」

這些關心無疑是他樂見的,也許甚至是必需的,但還不夠。直到收到品生特的一封信後維特根斯坦才能夠掙脫懶散。3月16日他又能在日記裡寫:「收到大衛可愛的信。」「給大衛回了信。很有性慾。」一份回信的草稿儲存了下來。如下:

我親愛的大衛[90],

今天收到你1月27日寫的信。極限到了。此刻我正又肥沃起來。

維特根斯坦曾請品生特帶話給摩爾,說明如何把信寄過來。品生特照做了,說「我希望他寫信給你」。這是一個無望的希望。「如果摩爾的行為不像一個基督徒,那我感到非常遺憾,」四月份品生特寫道,「事實上他從未表示收到了我的信。」

摩爾並不能完全不想維特根斯坦。1915年10月12日他在日記裡記道:「夢見維特根斯坦」:

……他看著我,彷彿在問我還好嗎,我禁不住笑了彷彿我還好,雖然我知道我不太好;然後他在海里游泳;最後他是個正努力逃脫追捕的外國敵人。

4月22日維特根斯坦受命主管整個工場;按照他的記錄,這只是帶給他更多的要應付的不快之事。為了幫他緩解局勢,古爾特允許他穿上工程師制服,並暫時給了他這一軍銜。[91]

4月30日維特根斯坦記下了又一封「大衛的可愛來信」,其中講到一則可能令人驚訝的訊息。「我在寫一篇哲學論文」,品生特告訴他,「也許是徹底的胡鬧!」他說自己試著解釋「邏輯作為整體是關於什麼的,‘真理’和‘知識’是什麼」。雖然這論文的主題和維特根斯坦的一樣,但其成果(至今尚存)跟《邏輯哲學論》或較早的《邏輯學筆記》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品生特用「一致性」而非「重言式」定義邏輯,其思想的大體要旨更多參照的是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特別是摩爾和羅素)而非維特根斯坦。不過,品生特自己明顯認為他是在研究維特根斯坦關心的問題。「我希望你能在我這裡,和我詳細地討論,」他寫道。信的結尾是:

我祈願上帝終止這一恐怖的悲劇,我渴望再次見到你。

無論是不是由於受到品生特的信的觸動,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拉科夫的最後幾個月——那時他正為了不能換崗位而感到極為不快和強烈受挫——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又能以煥然一新的活力工作了。5月份和6月份他都很多產。後來出版的《戰時筆記:1914—1916》裡的很大一部分(約三分之一)論述是這時寫下的。

這一時期他主要關心的問題是語言如何描畫世界——語言和世界的哪些特徵使得這一描畫之進行成為可能:

我寫的一切都圍繞一個大問題,即:世界裡有一種先驗的(apriori)秩序嗎;如果有,這秩序在於什麼?

他被迫得出結論——幾乎違揹著自己的意願——存在一種這樣的秩序:如他對羅素堅持過的,世界由事實而非事物組成——即世界由處於某種相互關係中的事物(物件)組成。命題中諸符號間的關係反映和描畫了這些事實——存在於物件之間的關係。但若能把語言分析為原子命題(如他先前堅持過的),那麼看來必須存在跟原子命題對應的原子事實。而且,正如原子命題是不能再進一步分析的命題,原子事實是簡單物件(simple)之間的關係,而非複合物件(complexobjects)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給不出原子命題或原子事實的例子,也說不出「簡單物件」是什麼;但他覺得,單單分析之為可能,就要求得有那樣的東西:它們給出語言和世界的結構,從而讓語言的結構能反映世界的結構。

我們至今不能把命題分析到可以指名道姓地談元素的程度,這一點並不違反我們的感覺:不,我們感到世界必須由元素組成。而看上去這似乎等價於這一命題:世界必須是其所是,世界必須是確定的。

我們可以是不確定的和靠不住的,但世界一定不行:「世界有一個固定的結構。」這一點使得語言之有明確的意義成為可能:「要求有簡單的東西,就是要求意義之確定。」

在這一哲學多產時期,維特根斯坦收到過一封羅素的信;信是5月10日用德語寫的。羅素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看過了維特根斯坦在挪威向摩爾口述的筆記,但發覺很難理解它們。「我衷心希望,」他寫道,「戰後你當面把一切講給我聽。」「開戰後,」他又說,「我已不可能考慮哲學。」

「你不能理解摩爾的筆記,我極為遺憾」,維特根斯坦回信說:

我感到,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是很難理解它們的,但我認為它們本質上是明確的。現在我擔心我近來寫的東西還更不好懂,如果我不能活著看到這場戰爭結束,我一定得為我的所有工作付諸東流作好準備——假如是那樣,你一定要刊印我的手稿,無論有沒有人理解它。

「問題正變得愈來愈質樸和一般,」他告訴羅素,「而方法變化得很厲害。」隨後兩年他的書將經歷一種厲害得多的變化;夠奇怪的是,在品生特論文的進展裡竟預示了其變化的方式。在一封4月6日的信裡(維特根斯坦可能是五月份收到的),品生特說自己的哲學論文已經從邏輯拓展至「倫理學和一般哲學」。下一年,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將有類似的趨向。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工作重獲新生的同時,軸心國的東線局勢也取得了戲劇性的改善。3月份奧匈軍隊的處境看上去毫無希望。俄國人逼迫他們更深地退入喀爾巴阡山脈,鋒芒直指匈牙利本土。3月22日普熱梅西爾要塞陷落;很顯然,若要避免災難,奧地利人需要德國盟友給予強力和高效的援助。於是,整個四月德國和奧地利都在為加利西亞地區的一次聯合攻擊作準備;5月1日發起了攻擊,指揮官是德國將軍馮·馬肯森。發動進攻的地點選在了哥利斯和塔羅夫的中間地帶。連計劃的制定者都驚訝於攻擊之成功,他們取得了一次決定性突破。1915年的夏季月份,德國和奧地利軍隊異常輕易地掃清了俄國的抵抗,最後陣地推進了300英里。他們收復了普熱梅西爾和倫貝格,奪取了華沙和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就算維特根斯坦為哥利斯-塔羅夫的突破而高興過,他的日記也未曾提到。進軍期間他始終留在克拉科夫的工場裡,而且日益憤恨這一現實。但他有一個總是準時為軍事成功而歡呼的通訊者——約勒斯。3月25日約勒斯寫信悲嘆普熱梅西爾的陷落(「在勇敢的抵抗之後」),希望春季時能從俄國人手裡解救可憐的加利西亞。戰役期間,約勒斯的信始終就像東線訊息的愛國解說詞。「看樣子俄國在喀爾巴阡山脈的進攻已陷於停頓,」他於4月16日寫道;「也許加利西亞的淪陷區現在能成功解放了!」5月4日他寫道,聽說有望把馬肯森的勝利打成一場大勝仗,「願很快就從俄國人手裡救出可憐的加利西亞!」

鑑於馬肯森取得了突破,5月17日他寫信說自己太能理解維特根斯坦前往前線的迫切心情了。他妻子則更關心維特根斯坦的安全以及食物是否充足。「我很少寫信,」4月8日她解釋道,「因為你自己寫得很少,一成不變,總是寫同樣的幾個字——使人覺得你對自己要寫的東西幾乎沒有興趣。」「你不去前線,留在原地」,她又說,「我為這事而高興。」她在每封信裡都問,食物短缺嗎?維特根斯坦需要什麼嗎?維特根斯坦在回信裡含糊地提到自己必須面對的「不愉快」。「哪一種不愉快?」阿德樂·約勒斯問,「聽到你要對付這麼多事情,我們很遺憾;但你如此無畏地承受了下來,這很棒,為此我感到最真摯的喜悅。」

7月份他收到一封費克爾的信,此時費克爾自己也在奧地利軍隊裡,服役於一個駐紮在布里克森的阿爾卑斯團。費克爾抱怨自己的生活條件極糟:一個房間36個人,白天晚上都毫無獨處的機會——而且這狀況很可能要持續到9月份。他抱怨失眠和精神枯竭;他太疲憊了,幾乎不能讀或寫。「有時候,親愛的朋友,彷彿我的整個存在都耗盡了……這環境已如此徹底地破壞了我的抵抗力。」

這語氣似曾相識。在回信裡,維特根斯坦根據自己相似的絕望經驗給出了一條建議。「我十分理解你報告的糟糕訊息」,他寫道:

你彷彿活在黑暗中,聽不見得救的諾言。而如果我——我本質上和你非常不同——竟想給你一點建議,那可能令我像一頭蠢驢。不過總之我斗膽一試。你熟悉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嗎?這本書當時真正救了我的命。你願買這書並且讀嗎?!如果你不熟悉它,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對人產生什麼影響。

也許出乎意料,這建議被熱情地採納了。「上帝保佑你!」費克爾回答。是的,維特根斯坦是對的,他是活在黑暗裡:「因為沒人給我諾言」。而維特根斯坦不只給了他諾言,其給予的做法也是他永遠忘不了的:「上帝保佑你!」

給費克爾的信是維特根斯坦在醫院寫的。由於工場的一次爆炸,他的神經遭到了衝擊,身上也受了幾處輕傷。在醫院裡住了約一星期後他前往維也納休假三週,這是他很需要的。「三週的假期,」阿德樂·約勒斯嘖嘖讚歎,「在一年多的服役之後,在受傷和病痛之後,實在很短。」不過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三週可能太多了。

他銷假時修理部已搬離了克拉科夫。哥利斯-塔羅夫突破後修理部遷往倫貝格北邊的索卡爾,安置在當地火車站的一列炮兵工場火車裡。

索卡爾的這段時期未留下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但有理由認為這是他的一個相對快樂的時期。他至少有一個相當親密的朋友:馬克斯·比勒爾醫生;此人主管停在工場火車邊上的一列紅十字醫院火車。比勒爾受邀和工場的軍官共同進餐,那時他第一次見到維特根斯坦。他回憶:

第一頓飯時,我就在全是軍官的在席者中間注意到一個削瘦敏捷的人,他沒有軍銜、約二十五歲。他吃得很少,喝得很少,不抽菸,同桌的其他人狼吞虎嚥非常聒噪。我向鄰座詢問,得知他的名字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我很高興在很年輕的、沒頭腦的職業軍官中間發現一個有大學文化的人,還是一個如此稱心的人。我有一種印象:他不屬於這一氛圍;他不得已才在那兒。我覺得稱心是相互的,因為飯後他邀請我去他在火車上的隔間。於是我們的友誼開始了,持續了好幾個月(幾乎一年);我們每天成小時地交談,既不喝威士忌也不抽菸。幾天後他提出我稱他「你」[92]。

1915年秋天及隨後的整個冬天,幾乎每樣東西的供應都短缺,前線條件極端艱苦,比勒爾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對兩人都是巨大的慰藉。他們就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問題進行長而活潑的交談,雖然——也許不意外——談話中兩人的地位並不對等。維特根斯坦曾說,比勒爾會是個好信徒,但不是先知。「我能說他的是,」比勒爾寫道,「他具有先知的一切特徵,但沒有信徒的一點兒特徵。」

軍事上這是個平靜的時期,俄國人在上個夏天的災難後需要重新集結,軸心國則專注於西線,滿足於維持東線的局勢。顯然對修理部而言這也是個平靜的時期。維特根斯坦滿意自己近來的邏輯工作成果,現在能初步試著寫一本書。這是《邏輯哲學論》的第一個版本,但不幸未保留下來。只是從一封寫給羅素的落款日為1915年10月22日的信裡我們才知道它的存在;他在信裡告訴羅素,自己正在把工作成果寫成文章。「無論發生什麼,」他告訴羅素,「你沒有看過之前我什麼也不會出版。」而這事當然只在戰後才可能發生:

但誰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時候?如果我沒活下來,我就讓我的人把我的手稿寄給你;你會在裡面看到用鉛筆寫在散頁上的最後概要。要全部理解它,你或許有一點麻煩,但請你不要因此而卻步。

羅素回信的落款日是11月25日。「我甚是歡喜,」他寫道,「你正在寫一篇打算出版的文章。」他急切地想看,並告訴維特根斯坦,沒啥必要等戰爭結束。維特根斯坦可以把文章寄到美國,寄給哈佛的拉爾夫·佩裡;通過羅素,佩裡已知曉了維特根斯坦較早的邏輯理論。然後佩裡會把文章寄給羅素,而羅素會出版它。「我們終於再次見到對方,那將多麼棒啊!」羅素最後寫道。

弗雷格也聽說了維特根斯坦的文章。11月28日他寫了信,口氣與羅素相仿:「你仍有餘下的時間和精力做科學工作,我很高興。」若是維特根斯坦聽從羅素的建議,那麼這本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將在許多方面跟我們現在所知的《邏輯哲學論》相似。也就是說,這本著作將包含:意義的影像論、「邏輯原子主義」的形而上學、用「重言式」和「矛盾」這對概念作出的邏輯分析、在說出和顯示之間的區分(以便使型別論成為多餘)和真值表方法(用以表明邏輯命題要麼是重言式要麼是矛盾式)。換句話說,這本著作將包含《邏輯哲學論》現在包含的幾乎所有內容——除了結尾處對倫理、美、靈魂和生活意義的論述。

因此,在一個意義上,它將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

此書經歷其最終——也是最重要——轉變的幾年,是維特根斯坦和羅素沒有聯絡的那幾年。1915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後羅素再沒聽到過維特根斯坦的訊息——直到義大利人俘虜維特根斯坦之後的1919年2月。羅素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寫了《數理邏輯導論》(由於被控危害英國和美國的關係,當時他正在監獄裡服刑);他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定義「重言式」;他添進了如下腳註:

我過去的學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對定義數學的重要性,當時他正研究這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否解決了這問題,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戰爭的最後兩年,和品生特的通訊也中止了。1915年9月2日品生特寫信說,自己已「放棄了該死的法律學業」,正為政府工作。1916年,品生特設法寄來了三封信——都是用德語寫的——其中第一封強調「戰爭不能改變我們的個人關係,戰爭與之毫不相干」。品生特在這些信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現在接受了一點機械方面的訓練,受聘當了工程師。維特根斯坦收到的品生特的最後一封信,落款日為1916年9月14日。

那麼,此書在觀念上的變化——以及同時出現的維特根斯坦自身的轉變——是在他和他的英格蘭朋友相互隔絕之時發生的。因此也就不奇怪,戰後他會懷疑他的英格蘭朋友是否能理解自己。對於催生出他之變化的環境,他們瞭解多少?——他們又能瞭解多少?

從他在索卡爾和比勒爾的談話裡,或許能看出這一變化的性質的一點預兆——比勒爾說談話「有時令我們完全沉浸其中,忘了時空」:

我記得一件好笑的事。那是1915年的新年夜。當地司令官邀請所有人到軍官餐廳慶祝新年。晚餐結束時快十點了,我們倆回到維特根斯坦的房間繼續討論昨天的話題。大約十一點,火車上的軍官提醒我們,要趕上聚會就該出發了。維特根斯坦對他們說,他們先走好了,我們隨後就到。我們很快忘記了邀請這回事,也忘記了時間,繼續討論問題,直到聽見外面有喧譁聲。凌晨四點我們的同事快活地回來了——我們覺得還沒到午夜呢。第二天我們不得不請求當地司令官原諒,向他致以遲到的新年問候。

這種討論強度意味著維特根斯坦全力投入其中了。可討論的主題卻不是邏輯:維特根斯坦沒像先前對品生特那樣,試著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教給比勒爾。他們談的是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一本書維特根斯坦讀得如此頻繁,竟整段整段地記熟了;特別是佐西瑪長老的言談,對維特根斯坦而言,佐西瑪長老是強有力的基督教徒的一個理想形象,一個能「直接看透別人靈魂」的聖人。

維特根斯坦和比勒爾在一起時,東線處於一個最平靜的時期。這是維特根斯坦相對舒適的一段時間。他不是軍官,但在許多方面被待以軍官之禮。他甚至有了一個傭人——來自附近戰俘營的名叫康斯坦丁的年輕俄國男孩。比勒爾回憶道:「康斯坦丁是個好男孩,很熱心地照顧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待他非常好,沒多久,就把這個消瘦、虛弱、髒兮兮的戰俘改造成了整個駐地最肉乎乎、最乾淨計程車兵。」

1916年5月這一相對寧靜的時期結束了,此時,為了緩解法國的壓力,俄國人在波羅的海一翼發動了進攻。同時,奧地利官方在一年多之後就維特根斯坦的身份問題作出了裁決。裁決是:維特根斯坦不能保留「工程師(ingenieur)」的軍銜或制服,但可以滿足他調到前線當普通士兵的長久願望。比勒爾說,這裁決「對我們兩人都是沉重一擊」。維特根斯坦和他道別時,就像一個不指望活著回來的人:

他只帶上了絕對必需品,其他一切都留下了,請我在部隊裡分送。這時他告訴我,他在挪威的一個海灣邊上建了所房子,以便不時躲起來安靜地工作。現在他要把這棟房子當禮物送給我。我拒絕了,而是收下了一支沃特曼牌的鋼筆。

維特根斯坦打包的少數幾件個人財物裡有一套《卡拉馬佐夫兄弟》。

假使他都覺得自己不會活著從前線回來,那麼他就更確信自己不能毫無改變地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對他來說戰爭在1916年3月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