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末維特根斯坦回到了霍赫海特。他的計劃是在那兒度過夏天的前一段時間,然後於8月末動身,攜品生特度假兩週,最後到英格蘭探望老朋友(如埃克爾斯),再於秋天返回挪威,住進他的新房子寫完他的書。
整個7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暗殺引起的危機在惡化,歐洲列強在為戰爭做準備,維特根斯坦則同品生特信來信往,討論他倆計議中的度假。他們是照原計劃去西班牙呢,還是去某個更偏僻的地方?最後他們同意8月24日在特拉法加廣場的格蘭德飯店碰頭,到時再決定去哪裡。6月28日(正是暗殺那天)埃克爾斯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談到自己的新房子和寶寶——「小陌生人」——他的妻子預計在8月生產;在維特根斯坦的回信裡,我們看到他信心滿滿地保證,無論他和品生特決定去哪裡,事後他將於9月10日左右到曼徹斯特看埃克爾斯。「我希望小陌生人順順當當,」維特根斯坦回答,「而且我希望是個男孩。」
埃克爾斯曾寫信就一套臥室傢俱徵詢維特根斯坦的意見——包括衣櫃、醫藥箱和梳妝檯——那是埃克爾斯自己設計、打算付諸製作的。他非常信任維特根斯坦在這種事情上的判斷;他的新客廳仿照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屋子:藍地毯,黑油漆,黃色的牆。「效果,」他告訴維特根斯坦,「每個人都大加讚賞。」
埃克爾斯在信裡勾勒了自己對於好設計的標準:最大的效用、最容易的製作方式;他說絕對的簡單是他考慮的唯一事情。這是維特根斯坦樂意贊同的標準。「極棒」是他給埃克爾斯設計的判詞;只是出於純粹功能性的考慮,他建議對衣櫃作一點改動。「我看不到床的圖樣」,他又說:
……或者你想要傢俱製造商提供的床?若是這樣,一定堅持要他們割掉一切小氣的奇幻床腳。為什麼床要立在滾輪上?你不會在房子裡乘著床旅行的吧?!千萬要照你的設計製造其他東西。
雖然維特根斯坦和埃克爾斯同樣偏愛祛除了一切種類裝飾的功能性設計,但我認為,可以設想這件事在維特根斯坦那裡具有某種在埃克爾斯那裡不具有的文化的、甚至倫理的重要性。在「青年維也納」的知識分子那裡,對不必要裝飾的憎恨位於一種更一般的反感——對他們眼裡的空洞姿態的反感——的核心處,這種空洞姿態是哈布斯堡帝國正在腐爛的文化的標誌。卡爾·克勞斯向報紙副刊[85]開戰,阿道夫·魯斯在米西勒廣場建造那棟出了名不加裝飾的建築,不過是同一鬥爭的兩個方面。維特根斯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認同此鬥爭;這一點是明顯的,因為他讚賞這一斗爭的兩位主角的工作。
在挪威時維特根斯坦就請人寄來克勞斯的《火炬》,他曾看過克勞斯寫路德維希·馮·費克爾的一篇文章;費克爾是克勞斯的一位仰慕者,自己編輯一本在因斯布魯克出版的克勞斯式刊物,名為derbrenner(「火爐」)。7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給費克爾,說自己願轉給他十萬克朗,條件是把這筆錢分配給「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我在這事情上求助於你,」他解釋道,「因為我料想你認識不少我們最有天賦的人,知道他們當中誰最需要扶持。」
相當自然地,這封信令費克爾目瞪口呆。他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維特根斯坦;他覺得需要核實這個讓自己處置這麼一大筆錢(十萬克朗在1914年等於四千英鎊,因此約相當於今日的四萬至五萬英鎊)的提議。他回信問,自己是否真能認為這提議完全嚴肅,而不是玩笑。「為了使你相信我的提議是真誠的」,維特根斯坦回答,「也許做什麼都不如把這筆錢實際轉給你更好;我下次去維也納時將那樣做。」他解釋說,父親去世後自己有了一大筆財富,「在這種情況下為慈善捐一筆錢是慣例。」他選擇了費克爾,「因為克勞斯在《火炬》上寫你和你的刊物的文章,也因為你寫克勞斯的文章」。[86]
費克爾收到了這封信,商定於7月26—27日到新森林犁地人街見維特根斯坦;然後他盡力從自己的維也納朋友那兒瞭解一點維特根斯坦。從畫家馬克斯·馮·埃斯特勒那兒,他得知維特根斯坦的父親是帝國最富有的猶太富翁之一,也是一位視覺藝術的慷慨贊助人。費克爾確認維特根斯坦的提議是真誠的,到維也納見了他本人,討論錢的分配方案。費克爾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維特根斯坦的房子裡住了兩天。維特根斯坦(費克爾在1954年出版的回憶錄裡說)使他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阿遼沙和《白痴》裡的梅什金那樣的人物:「第一眼瞥去,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
有點出乎費克爾的預料,他們一起度過的這個週末很少提及手頭的事務。實際上直到此行的第二天才談到錢的分配。起初維特根斯坦似乎更渴望對費克爾說說自己。他描述了他的邏輯工作,他的工作與弗雷格和羅素的工作的關係。他也說到他在挪威的小屋子,他現在是怎樣生活在挪威農民中,他打算回挪威繼續工作。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維特根斯坦向費克爾提出這筆資助,動機不只是做慈善,也是想跟奧地利的智性生活建立一些聯絡。畢竟,絕望於劍橋的朋友羅素和摩爾不能理解自己的理想和感受,他已切斷了與之的交流。或許奧地利人能更好地理解他。
在維也納時,費克爾把維特根斯坦引見給阿道夫·魯斯。對維特根斯坦來說,費克爾的引見是他此行的亮點。「能見到他我非常高興」,8月1日他寫信對費克爾說。事實上,他們此時的關切和看法是如此接近,據說魯斯本人見維特根斯坦時驚呼:「你就是我!」
他們終於談起了錢的支出,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條件是一萬克朗就給《火爐》;剩下則由費克爾自行分配。
費克爾已選定了三個主要受益人:賴內·馬利亞·里爾克、格奧爾格·特拉克爾和卡爾·達拉戈。每人得到兩萬克朗。就我們所知,維特根斯坦欣賞的現代詩人只有很少幾個,里爾克是其中之一;維特根斯坦歡迎費克爾的提議。他也樂意認可特拉克爾這個名字。對達拉戈他沒說什麼。達拉戈是個波西米亞式的人物,是當時知名的作家和哲學家。他是《火爐》的固定作者,擁護一種反唯物主義的、反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裡包含了東方神秘主義和一種對人性中情感的、「女性化」一面的稱頌。
剩下的三萬克朗,作家卡爾·豪爾(特拉克爾的一個朋友,從前給《火炬》供稿)和畫家奧斯卡·柯柯什卡各得五千;埃爾瑟·拉斯克爾-許勒(一個詩人,《火爐》的固定作者)四千;阿道夫·魯斯、作家特奧多爾·赫克爾、特奧多爾·多布勒、路德維希·埃裡克·特薩、裡查德·魏斯和弗蘭茨·克哈勒維特各兩千;赫爾曼·華格納、約瑟夫·奧伯科夫勒、卡爾·海因裡希和雨果-諾因格鮑爾各一千。
另一位《火炬》的作者表現主義作家阿爾伯特·埃亨斯泰因像是也受益於費克爾分配的錢。起碼維特根斯坦這麼認為。他告訴保爾·伊格爾曼,「我曾在金錢上幫過他,但其實不是有意為之」。出於感謝,埃亨斯泰因寄去兩本自己的書《圖布茨》(itubutsch/i)和《人在尖叫》(iman/iiscreams/i);維特根斯坦斷定它們「就是垃圾,如果我沒弄錯的話」。
他是否瞭解自己幫助的多數藝術家的作品,是很可懷疑的;更可懷疑的是若瞭解的話他是否欣賞。費克爾把致謝信轉交給他,在他的回信裡對多數藝術家完全沒有讚賞的跡象;甚至他的反應揭示出對整件事情的某種不屑。他收到的第一封這種信是達拉戈的,維特根斯坦徑直寄還給費克爾:「我不知道這信對你是否有一點用,但總之我還給你。」後來費克爾把一批這種信一塊寄到他那裡,他全部寄還了,說自己無需將其存檔;他還說:「這些感謝信——老實說——絕大部分我很討厭。某種低聲下氣的、幾乎是行騙的語氣——等等。」
他對自己資助的「窮困」藝術家的這種疏離,至少有一個受益人有所感覺,即特奧多爾·赫克爾;赫克爾把克爾凱郭爾譯成德語發表在《火炬》上,對激起一戰前奧地利知識分子對這位丹麥哲學家的興趣起了很大作用。赫克爾起初想拒絕這筆錢。維特根斯坦向費克爾開出的條件是錢要給窮困的藝術家,赫克爾的論點是自己不滿足這個條件。若是一個富人喜歡他翻譯的克爾凱郭爾,希望給予報答,那就不同了:「但這是一項饋贈,出資者明確將其跟接受者的窮困繫結,我不能也不願接受」。費克爾回信力勸,說這筆捐助中要有一份贈予赫克爾,是合適的,也符合捐助者的意願。赫克爾打消了疑慮,接受了這筆錢;不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幫助赫克爾比幫助埃亨斯泰因更令維特根斯坦引以為傲。
只對三個受益人才能稍微確定地說維特根斯坦瞭解也讚賞其工作:魯斯、里爾克和特拉克爾。甚至這兒我們還得附上一句:雖然讚賞特拉克爾作品的調子,但他坦言自己讀不懂;後來他不喜歡里爾克的後期詩作;戰後他斥責魯斯是個混子。
儘管如此,他稱里爾克的致謝信是「友善的」和「高貴的」:
[它]感動了我,也令我深感喜悅。在我生活的搖擺的平衡中,任何高貴之人的友愛都是一種支援。我完全配不上這份出色的禮物;我把它存在心中,當作這友愛的痕跡和記憶。如果你能,請向里爾克轉達我對他最深的謝意和可靠的忠誠。
至於特拉克爾的詩,在費克爾寄來一個選集之前他大概一無所知。他回信:「我讀不懂,但喜歡它們的調子。這調子屬於真正的天才。」
維特根斯坦和費克爾討論把錢分配給奧匈帝國的藝術家的那個週末,也正是帝國的命運成了定局的那個週末。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最後通牒,接受條款的最後期限是7月25日星期六下午6點。他們未收到條款獲得接受的訊息,於是7月28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
即便在這麼晚的階段——一週之內整個歐洲將開戰——人們普遍仍未認識到這事將影響到奧匈帝國和英國的關係。英國的輿論——就其對此事的關注而言——同情哈布斯堡、反對塞爾維亞人。英國報紙幾乎和奧地利報紙一樣激昂地譴責對大公的刺殺。
那麼,我們在一封落款日為7月29日的寫給維特根斯坦的信裡讀到品生特蠻有把握地核實了他倆的安排(8月24日在格蘭德飯店碰頭)時,也許就不必驚訝了。他提出的唯一疑問是他們的目的地。是安道爾還是法羅群島?或許別的什麼地方?「我猜馬德拉島[87]不適合你,」他樂觀地設想著。「當然,」他寫道,沒顯出一點兒熱衷,「在英國的島嶼上是有不為人知的好地方。」但:「我認為我們最好別去愛爾蘭,那兒幾乎肯定就要有叛亂和內戰之類的事!」蘇格蘭或許可以(這明顯是維特根斯坦提議的)——比如奧克尼或設得蘭,或赫布里底。確實,從某方面來講這可能是比在大陸上度假好。因為:
也許考慮到歐洲戰爭的這檔子事,我們最好別去安道爾——可能不容易回來。
依照a.j.p.泰勒稱為「按時刻表進行的戰爭」[88]的荒誕邏輯,維特根斯坦收到這封信沒幾天,「歐洲戰爭的這檔子事」已然令他和品生特的國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方。
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反應似乎是設法離開奧地利,也許去英格蘭或挪威。他沒走成,而且得知自己不能離開;隨後他作為志願兵加入了奧地利軍隊——去年得的疝氣已免去了他服兵役的義務。「我認為他入伍的行為是高尚的,」品生特在日記裡寫道,「但又是極度悲哀和不幸的。」
雖然維特根斯坦是個愛國者,但他入伍的動機不只想保衛祖國這麼簡單。他姐姐赫爾米勒認為,此舉關乎的是「一種強烈的願望:讓自己經受一點困難的事,做一點跟純粹的智力工作不同的事」。入伍關乎他一月份以來強烈感受到的一種願望:「轉變為一個不同的人」。
他當時常用來描述自己情緒的比喻,同樣適用於描述1914年夏天在歐洲瀰漫的感受——永恆的沸騰感,希望「來一次一勞永逸的噴發」。因此,每個交戰國都出現了為宣戰而歡喜慶祝的場面。彷彿整個世界都分享著維特根斯坦1914年的瘋狂。羅素在自傳裡描述,穿過特拉法加廣場歡呼的人群時,他吃驚地發覺「普通的男人女人因為要打仗而歡喜」。甚至某些他最好的朋友——如喬治·特里維謙和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也陷入了狂熱,變得「野人般好戰」。
我們不應想像這樣的畫面:維特根斯坦帶著擺脫枷鎖的喜悅迎接向俄國開戰的訊息,或他陷身於那時掌控了歐洲民族的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緒。然而,他在某種意義上歡迎戰爭似乎不容置疑,即便主要原因是個人的、而非民族主義的。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其中包括——舉例來說——他在劍橋的某些同輩,如魯伯特·布魯克、弗蘭克·布利斯和弗倫克·貝克什),維特根斯坦覺得直面死亡的經驗將以某種方式改進自己。可以說,他走向戰場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他自己。
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經驗種種》裡談到過英勇直面死亡的精神價值——照維特根斯坦在1912年對羅素的說法,他覺得這本書也許令他在一條道路上改進了自己:正是在那條道路上,他想要非常多地改進。「無論一個人在其他方面如何脆弱」,詹姆士寫道:
如果他願意冒死亡的風險,更進一步,如果他在自己選擇的事業上英勇地經受了死亡的風險,這一事實將永遠祭奉他。
在維特根斯坦的戰時日記裡(其中的私人部分是用很簡單的密碼寫的),有跡象表明他正是祈望這種祭奉。「現在我有機會做一個得體的人了,」第一次撞見敵人的時候他寫道,「因為我站在這兒,盯著死亡的眼睛。」開戰兩年後他才真正前往火線,他立刻想到的是這件事的精神價值。「也許,」他寫道,「接近死亡將把光帶進生命。上帝照耀我。」那麼,維特根斯坦在戰爭裡要求的,就是他全部個性的轉變,是將不可逆轉地改變他生活的「某種宗教經驗」。在這意義上戰爭對他來得正是時候:戰爭到來的那一刻,他的「轉變為一個不同的人」的願望甚至比解決邏輯根本問題的願望更強烈。
他於8月7日——奧地利向俄國宣戰的第二天——入伍;被編入正在東線克拉科夫效命的一個炮兵團。他立刻就因為維也納軍事機構的友好態度而鼓舞。「每天有千百人向他們徵詢意見,但他們卻友好地、詳細地作答,」他評論道。這是個好跡象,令他想起英國人做事的方式。8月9日他到了克拉科夫,興奮地期待著:「我現在就可以工作了嗎?!我急切想知道前頭是什麼。」
維特根斯坦的團編入了奧地利第一軍,因此參與了戰爭頭幾個月最荒謬的低能戰役中的一場。俄國和奧地利的司令部都在執行基於錯覺的戰略:俄國人認為奧地利的大部隊將在倫貝格(現在的利沃夫)集結;奧地利人期待在再北一點的盧布林周圍找到大批俄國軍隊。因此,奧地利軍隊在俄屬波蘭不費力地推進,俄國人則向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的最大城市倫貝格進軍,兩軍都吃驚於自己面對的抵抗之少。等到奧地利司令官康拉德弄明白髮生了什麼,倫貝格已經陷落,他的第一軍面臨被南面的俄軍切斷供給線的嚴重威脅。因此他被迫下令撤退。原本是深入俄國領土的一次大膽進攻,結果是可恥地退縮到奧匈帝國境內140英里處的防線。然而,若不撤退,奧地利軍隊可能要被人數更多的俄軍殲滅。事實上,在混亂無果的加利西亞戰役中,康拉德指揮的90萬人中有35萬陣亡。
這一戰役的大部分時間,維特根斯坦呆在維斯瓦河上的一艘船裡——此船名為哥普拉納,是最初推進時從俄國人手裡繳獲的。即便在這頭幾個月裡看到過任何真正的戰鬥,他的日記也未記錄。我們讀到的,則是他聽說卻沒看到的戰鬥,還有「俄國人在後面追我們」的謠傳。他實在太輕易地相信了俄國人佔領倫貝格的傳聞,卻很快就不相信德國人佔領巴黎的謠言:或許這是維特根斯坦悲觀傾向的典型作風(這次是對了)。他從這兩個傳聞當中得出了同一個結論:「現在我知道我們戰敗了!」10月25日,有關巴黎的謠傳還特別引得他悲觀地思索起軸心國的局勢:
這種不可信的訊息總是一個壞兆頭。如果真有我們的好事情發生,那會被通報,人們則不會熱衷於此種謬論。因為這個,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感覺到我們的——日耳曼種族的——局勢的悲慘。英格蘭——世上最好的種族——不可能失敗。但我們能失敗,而且將要失敗,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我們的種族將被擊敗,想到這個我極其沮喪,因為我是個徹頭徹尾的日耳曼人。
他傾向於從種族的角度看待這場戰爭,這一點也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發覺自己跟多數戰友很難相處。歐洲的所有軍隊裡,奧匈帝國的軍隊是種族最多樣的。雖然多數軍官是日耳曼人或馬扎爾人,但大批普通士兵來自於帝國統轄的各斯拉夫民族。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的長官們「友好、有時非常好」;但是一見到同伍士兵,就斷言他們是「一夥罪犯」:「對任何事都沒有熱情、難以置信地粗魯、愚蠢和惡毒。」他幾乎不能把他們當作人類:
聽到中國人說話時,我們往往以為他的話是不清不楚的咯咯聲。懂漢語的人能從聽到的聲音裡分辨出語言。類似地,我常常不能在一個人身上分辨出人性。
陌異的存在圍繞著他——在他們眼裡他也一樣陌異——維特根斯坦發覺這很像自己在林茨學校的境況。8月10日,領到制服的第二天,他忽然看出了這種相似性;結果某種壓抑著的焦慮突然浮出了水面:「今天醒來時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處那種夢境裡:出乎意料地、荒謬地發現自己回到了學校。」而在哥普拉納上,遭到船員的戲弄後他寫道:「糟透了。如果我還搞清了什麼,那就是這件事:全部船員中沒有一個得體的人」:
前方是極艱難的一段日子,因為現在我被出賣和背叛,就像很久以前在林茨學校裡一樣。
這孤立的感覺圓滿了:他明白,去林茨讀書以來曾在生活裡幫助他克服孤獨感的人——羅素、凱恩斯、品生特——「屬於敵對的一方」。「過去幾天我經常想到羅素,」10月5日他寫道,「他仍想著我嗎?」他收到一封凱恩斯的信,但是封純事務性的信,詢問戰後該如何處理他安排給約翰遜的錢。[89]「從一個過去信任的人那裡收到一封事務性的信件,令人傷心,尤其在這種時候。」但他想念的主要是品生特:「沒有大衛的訊息。我被徹底遺棄了。我想到自殺。」
維特根斯坦向自己為數不多的德國和奧地利朋友寄去了問候的軍用明信片,收到了鼓勵和支援的回信。特別是柏林的約勒斯一家跟他頻繁熱情地通訊。他們上了年紀、愛國,讀到前線的「小維特根斯坦」的訊息時,產生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愉快;整個戰爭期間,他們纏著要他更詳細地說明自己的功績。「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經常地、心中滿是喜悅地想起你,」斯坦尼斯洛斯·約勒斯於10月25日寫道,「願經常聽到你的訊息,而且要儘快。」他們「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定期寄給他巧克力、麵包和香菸包裹。
他也從弗雷格那兒收到了含著愛國熱情的最好祝願。「你作為志願兵入伍」,10月11日弗雷格寫道:
我得知了這件事,特別滿意,我吃驚地聽說你仍能投入科學工作。願我能有福,看到你健康地從戰場回來,再次和你討論問題。毫無疑問,那時我們將終於能更親近、更好地理解對方。
然而,把他從自殺的念頭裡拯救出來的不是約勒斯和弗雷格送來的鼓勵,而就是他到戰場上尋求的那種個人的轉變和宗教的皈依。可以說,拯救他的是《聖經》。在加利西亞的頭一個月他進了一家書店,在這家店裡他只找出一本書: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這本書迷住了他。它像是成了他的護身符:無論去哪兒都帶著,反覆地讀,整段整段記熟了。他在同伴中成了有名的「帶著福音書的人」。他一度——戰前羅素曾深感他比自己「更不待見基督徒」——不只成了一個信徒,還成了一個福音傳教士,向每一個痛苦著的人推薦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如果你不熟悉它,」後來他告訴費克爾,「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產生什麼效果。」
他的邏輯和他對自身的思考是「對自己的責任」的兩個方面;這一熱忱的信念必定要對他的工作發生影響。最終它發生了影響——使他的工作從弗雷格和羅素一脈的邏輯符號系統分析,轉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奇特混血:把邏輯理論和宗教神秘主義如此這般地結合在一起。
但這一影響幾年之後才明顯起來。戰爭的頭幾個月裡,閱讀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獲得的精神營養「養活了他」;這話的意思是——照他的說法——使他看起來快樂些了,「於是我的內部存在不受打擾了」。
也就是說,由於這一閱讀,他把兩年(或三年)前觀看《畫十字的人》(idie/iikreuzelscheiber/i)時觸動他的想法付諸實踐了,即無論「外部」發生什麼,什麼事都不能加諸於他之上、加諸於他最內部的存在之上。於是我們在他的日記裡看到,他再三懇求上帝幫助他別「失去自己」。這一點對他比活下去重要得多。加諸於他身體上的事情是——或他覺得應該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我現在就要活到頭了」,11月13日(謠傳俄國人正向他們進擊的那段日子裡的一天)他寫道,「願我好好地死,做我自己。願我永不失去自己。」
對維特根斯坦而言身體只屬於「外部世界」——他此時生活於其間的那幫「粗魯、愚蠢和惡毒」的罪犯也屬於這個世界。然而,他的靈魂必定棲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裡。11月份他告訴自己:
不要依賴於外部世界,這樣你就不恐懼那裡發生的事……獨立於事物要比獨立於人容易無數倍。但必須同樣能夠做到。
他在船上的職責是夜裡操控探照燈。由於執行這任務的孤獨,做到獨立於人容易得多;他覺得,為了忍受船上的條件這是必須做到的。「通過它」,他寫道,「我成功地避開了同伴的邪惡。」或許,由於和外部環境隔開的強烈願望,他也更容易再撿起邏輯工作。8月21日他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再次工作:
我的工作中的所有概念對我已變得「陌異」。我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
但隨後的兩星期他寫了許多——這期間他晚上幹著探照燈的活,也正是在此期間他第一次捧起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並從中找到了慰藉。這兩星期快過完時他說:「我正在通向一個偉大發現的路上。但我會觸到它嗎?」
可身體和精神的分離並不徹底。怎麼可能呢?能把自己跟環境隔開,甚至跟同伴隔開,但他不能分離自己和自己的身體。事實上,一種新續了元氣的肉慾伴隨著他做邏輯工作的新續了的能力。上面引用的那段幾近歡呼的話的下文是:「我感覺比以前更有肉慾。今天我又自慰了。」兩天前他記錄,自己三週來第一次自慰,期間幾乎完全沒感覺有性慾。他記下自己的自慰之事——雖然明顯不引以為傲——並無自誡之意;只是相當事務性地記錄下來,就像記錄健康狀況一樣。他的日記似乎揭示出,自慰的慾望和工作的能力是互補的跡象:他在完整的意義上活著。幾乎可以說,肉慾和哲學思想在他身上難分難解——激情勃發在身體方面和精神方面上的顯現。
九月的後半個月,即奧地利撤退的這段時間,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里沒有加密札記。不過,正是在這期間他作出了自己曾感到就在眼前的大發現。其中包括現在所稱的「語言影像論」——即「命題是其描述的現實的影像」這個想法。維特根斯坦後來對朋友馮·賴特講了一個此後許多人都傳過的故事:那想法是怎樣閃現在他頭腦裡的。故事是這樣的:在東線服役時維特根斯坦讀到雜誌上的一樁訴訟報道,這樁訴訟發生在巴黎,涉及一場汽車事故,法庭展示了一個事故模型。他忽然想到,模型之所以能表示事故,是因為模型各部分(微縮的房子、汽車、人)與真實事物(房子、汽車、人)之間的對應。他進而想到,照這個比喻,可以說,憑藉其各部分和世界之間的類似對應,一個命題起到一個事態模型或影像的作用。命題各部分結合的方式——命題的結構——描畫了現實中各元素的一種可能的結合、一種可能的事態。
我們可以從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推斷,影像論初創的日期是9月29日前後。那一天他寫道:
在命題中,像是實驗性地拼出了一個世界。(如同在巴黎的法庭上用玩偶等東西表示一場機動車事故。)
整個10月維特根斯坦都在發展這一想法的推論,他稱之為「邏輯描畫理論」。他想到,正如一幅圖畫或繪畫以影像的方式描畫,一個命題邏輯地描畫。也就是說,在一個命題(「草地是綠的」)和一個事態(草地是綠的)之間,有——且必須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正是這結構之共同使語言能描述現實:
我們能立刻用「這命題表示如此這般的情形」這話替代「這命題有如此這般的意思」這話。命題邏輯地描畫之。
只有這樣,這命題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有是一種事態的一幅影像,這命題才能與現實一致或不一致。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想法是一個重大突破。可以說,若要征服邏輯,它就是一個必須奪取的重要堡壘。「工作了一整天」,10月31日他寫道:
猛攻這問題,徒勞地!但我寧願在這堡壘前拋灑熱血,而非兩手空空地走掉。最大的困難在於確保已攻克的諸堡壘的安全。只要整個城市還未陷落,就不能在它的某一工事裡感到徹底安全。
不過,他自己發起攻勢時,奧地利軍隊正混亂無序地撤退。哥普拉納掉頭向克拉科夫駛去,那裡已深入奧地利領土,軍隊將在此駐紮過冬。抵達克拉科夫前維特根斯坦收到詩人格奧爾格·特拉克爾的一封短箋,當時,特拉克爾是克拉科夫軍隊醫院裡的一個精神病人。此前費克爾曾對維特根斯坦說過特拉克爾的狀況;費克爾去克拉科夫探望過特拉克爾,從那兒寫信請維特根斯坦來看看這位詩人。費克爾寫道,特拉克爾感到極度孤獨,在克拉科夫不認識會去看自己的人。「我將非常感激,」特拉克爾自己寫道,「如果有幸得到你的探望……再過幾天我也許能出院返回戰場。在有定論之前,我很願意同你說說話。」維特根斯坦很高興受到邀請,尤其是自己正置身於那樣一幫同伴中間:「要結識他是多麼愉快!等到了克拉科夫我希望和他見面!他可能是對我的一大激勵。」哥普拉納終於抵達克拉科夫的那一天(11月5日),他「懷著見到特拉克爾的期盼和希望而興奮得發抖」:
我非常懷念有人和我交流的日子……那將大大鼓舞我……在克拉科夫。今天才去看特拉克爾已太晚了。
最後一句話裡含有最可怕的、不知情的嘲弄。維特根斯坦第二天早晨趕到醫院時確實已太晚了:特拉克爾已於1914年11月3日——就在維特根斯坦到達前兩天——服用過量可卡因自殺。維特根斯坦大受震動:「wietraurig,wietraurig!!!」(「多麼悲慘,多麼悲慘!!!」)是他對此能說的一切。
隨後幾天,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寫的滿是自己生活的困難、環境的野蠻,以及想找一個得體的人幫自己挺過去卻屢遭失敗。特拉克爾這樣的一個人被奪走了,於是他轉念想起品生特:「我是多麼頻繁地想起他!他想起我會不會有一半多。」他發現可經由瑞士同英格蘭通訊,便立即寄了一封信給「心愛的大衛」。隨後的幾星期他焦急地等待回信。12月1日品生特的一封信終於寄到,這事帶來了如此大的解脫,他親吻了這封信。
品生特在信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曾想加入英國軍隊,但沒有通過士兵體檢(「我太瘦了」),也沒能被委任為軍官。所以他並不情願地仍在為法律考試而唸書。「這場戰爭結束後,」他寫道,「我們會再度見面。讓我們盼望那很快到來!」「我認為你志願加入軍隊是很棒的事,」他又說,「雖然必須這麼做是極為可悲的。」
維特根斯坦立刻回了信,然後越發焦急地等待回信。如此反覆再三。整個冬天,「keinenachrichtvondavid」(「沒有大衛的訊息」)和「liebenbriefvondavid」(「收到大衛可愛的信」)是他日記裡一再出現的句子。
在克拉科夫過冬,維特根斯坦最煩惱的不是寒冷(雖然他頻頻抱怨此事),而是必須和其他人同宿於營房——他禱告「願上帝免了我這件事」。結果他的禱告靈驗了:他們答應給他一個自己的房間,他因此大為解脫。甚至還更好:12月他們給了他一個新崗位,於是他有機會從此徹底擺脫忍受了四個漫長月份的「那群惡棍」。他曾想加入一個氣球分隊,但他們發現他受過數學訓練,改派他去一個炮兵工場工作。
實際上炮兵工場分派給維特根斯坦的任務是普通的文書工作,無需數學專長,內容是彙編軍營裡全部車輛的清單。有一陣子,他要在日記裡記錄的只是「ganzertagkanzlei」(「整天在辦公室」);這話出現得太頻繁了,他開始把它縮寫成「k.」。但這活兒有其補償,其中並非不重要的一條是,他有了一個自己的像樣房間:「四個月來我第一次獨自呆在一個真正的房間裡!!一種我盡情享受的奢華。」更重要的是他身處他有可能喜歡、尊敬、與之交流的人中間。尤其是,他和頂頭上司古爾特中尉建立了迄今他在軍中經歷過的最接近友誼的關係。
也許因為現在有說話的人了,這段時間他的日記條目變得較短和較程式化。除了「k.」,另一句常常重複的話是:「nichtgearbeitet」(「未工作」)。弔詭的是(但想一想也許不奇怪),較之於在激烈戰鬥時操控探照燈直面死亡、生活在厭惡的人中間,在辦公室合意的同事中間度過漫長的一天後他更難專心於邏輯工作。在工場裡,他既無機會也不想獲得專注於哲學問題所需的徹底孤獨。
不過他設法讀了一點東西。十一月他開始讀愛默生的《隨筆集》。「也許,」他想,「它會對我產生好的影響。」是否的確如此,他沒有說;他的日記裡也沒再提起愛默生。可以肯定的是,在他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任何時期)寫的東西里並無受到愛默生影響的痕跡。
更觸動他的是另一位作家,這位作家的觀點跟維特根斯坦漸已信奉的托爾斯泰式的基督教精神對立到了極點:弗里德里希·尼采。維特根斯坦在克拉科夫買了八卷本的尼采文集,包括那本嚴酷抨擊基督教的《反基督》。尼采在這本書裡責罵基督信仰是一種墮落的、腐爛的宗教,是「與現實不共戴天之敵意的一種形式,尚未有別的形式勝過它」。據他說,基督教起源於人類心理最虛弱和最低劣的方面,根本上無非是懦弱地退縮出敵對的世界:
我們看到一種生理狀況,觸覺的病態敏感令得生物每一次觸碰、每一次抓住一個堅實物體時都驚恐地縮回。將此生理體質轉譯為其終極邏輯,就是——本能地憎恨每一種現實,逃進「不可把握的東西」,逃進「不可想像的東西」,憎惡每一種形式、每一種空間和時間概念,憎惡任何堅實的東西……安逸地呆在一個不為任何種類的現實幹擾的世界裡,一個只是「內部的世界」,一個「真正的」世界,一個「永恆的」世界……「上帝的王國在你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