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羅素認為維特根斯坦到挪威獨自生活兩年的計劃是瘋狂和錯亂的。他提出了各種反對意見,想打消維特根斯坦的念頭,但全都被置之不理:

我說那兒黑,他說他恨日光。我說那兒孤獨,他說跟聰明人說話是濫用他的心智。我說他瘋了,他說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上帝一定會的。)

維特根斯坦再度動身去卑爾根前,他和羅素都覺得重要的一件事是弄一份他的工作的文字記錄: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是因為確信自己只有幾年(甚至幾個月)可活了;對羅素來說,是因為希望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系列演講裡用上維特根斯坦的想法——還因為也覺得機不可失(他很擔心維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孤獨旅居期間徹底瘋掉並/或自殺)。

困難在於,由於其「藝術良心」(照羅素的說法),維特根斯坦極不願意用不完美的形式寫出自己的思想,因而——既然他尚未找到完美的表述——憎恨任何寫作。他只想向羅素口頭解釋他的想法。羅素覺得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比邏輯領域已做過的任何工作差」,盡其所能地跟上維特根斯坦的解說,但最後發現這些想法太微妙了,自己一直記

不住,於是請求維特根斯坦把它們寫出來:

哼哼了好一陣子後,他說他做不到。我嚴厲地罵了他,我們大吵了一架。然後他說,他將說出和寫出一切我認為值得說出和寫出的他的論述;於是我們這麼做了,效果很不錯。但我們倆都搞得筋疲力盡,而且進展緩慢。

他沒有放棄,只因為他下定決心要「把w.的思想用鉗子拽出來,無論他疼得如何尖叫」。

最終他搞到了維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些文字記錄,他請(到羅素屋子裡借一本書的)菲利普·喬丹的秘書在維特根斯坦講話和自己發問時作速記。這些筆記之外,還增補了維特根斯坦幾天後到伯明翰向品生特道別時口述的一份打字稿。記錄稿和打字稿一起構成了《邏輯學筆記》——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哲學作品。

可把這一作品視作他此前在夏天對羅素所作論述的擴充套件,當時他說:型別論「一定有一種適當的符號理論使之成為多餘」;型別論是提出此種理論的一種預備性嘗試。就這一作品的細節及其對羅素的批評而言,它確實很微妙。但它的基本思想之簡單則十分令人錯愕。那就是:「‘a’和‘a’是同一個字母」(這說法引得速記員加了個短注,「唔,這反正是對的」)。這個看上去平凡的真理引向位於《邏輯哲學論》核心處的顯示和說出的分別。想法是——在這兒還只是其雛形——型別論說的東西不能被說出,必須由一種符號體系顯示(我們看出,「a」和「a」是同一個字母,「a」和「b」是同一型別的字母,「a」與「x」、「y」和「z」是不同型別的字母)。

除了這個符號理論的雛形,《邏輯學筆記》還包含了一系列對哲學的論述,毫不含糊地表述了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觀念;這觀念終其一生——至少在多數方面——沒有改變:

哲學中沒有推導:它是純粹描述性的。

哲學不給出現實的影像。

哲學既不和科學研究一致,也不反駁科學研究。

哲學由邏輯和形而上學組成:邏輯是其基礎。

認識論是心理學的哲學。

不信任語法,是做哲學的第一個必備條件。

辭別品生特後,維特根斯坦於10月8日離開了伯明翰。「跟他分別是傷感的」,品生特寫道:

……但明年夏天他可能來英格蘭稍停(在那之前住在挪威,隨後再回到挪威),那時我將再見到他。我們的相處已亂了套,但我仍心存感激:我肯定他也一樣。

第二年夏天戰爭的爆發意味著這是他倆最後一次見面。

1913年維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覺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獨。他找到了理想的地點:卑爾根北邊、松恩峽灣旁的一個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當地郵政官漢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幾乎碰不到人,」他寫信給羅素,「我的挪威語進步極慢。」這兩個陳述都不全對。事實上他和許多村民交朋友。柯林斯伯格一家;還有哈瓦德·德拉格尼,一家當地木箱廠廠主;安娜·勒伯尼,一個農民;阿爾納·伯斯塔德,當時是個十三歲的男學生。他的挪威語進步神速,一年之內就能與這些朋友用其母語通訊。誠然,這些信裡的語言並不過於複雜或老練。但這更多源於友誼的性質,而非受限於他的挪威語水平。實際上那是他最喜歡的那種簡單、直接和扼要的信件:「親愛的路德維希,你好嗎?我們常常想到你」也許是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並未完全脫離跟人的接觸。但他——也許這是最重要的——離開了社會,拋開了布林喬亞生活強加給人的義務和期待——無論是劍橋的布林喬亞生活還是維也納的布林喬亞生活。他對布林喬亞生活的恐懼,部分源於這種生活強加給人的人際關係的膚淺本性,但也部分源於這個事實:面對布林喬亞生活時,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種幾乎無法忍受的衝突強加給他——必須抵抗那種生活和必須順從那種生活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在舒登他能免於那種衝突;他能做自己,不用緊張可能搞煩或觸怒別人。這是一種巨大的解脫。他能夠完全專注於自己,或不如說完全專注於他的邏輯;他覺得他的邏輯和他自己實際是一回事。這一點,還有鄉村的美——對於他需要的既是放鬆也是沉思的漫長孤獨的散步而言,這鄉村的美是完美的——在他內心生出了某種歡快。這一切合起來為他的思考創造了理想的環境。也許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毫不懷疑自己呆在正確的地方,做著正確的事;他在舒登度過的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多產的一年。多年後他常回顧這段時間,將其視作一個他產生過一點完全屬於自己的思想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他甚至「孕育了思考的新樂章」。「那時我的心智正火著!」他常說。

沒幾周他就能寫信向羅素通報重要的新想法,新想法看似驚人的結果是:「整個邏輯只從一個p.p.[79][原始命題]中匯出!!」

同時,羅素正竭盡全力消化《邏輯學筆記》,以便為他的哈佛演講做好準備。他在演講出版稿的前言裡說明:

在純邏輯中——這題目只在這些演講中很簡要地論及——我受惠於我的朋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極為重要、尚未出版的發現。

但他仍弄不清楚某些要點;他寄給維特根斯坦一系列問題,希望得到解釋。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簡潔的,大部分有幫助。但他腦子裡塞滿了新想法,實在不覺得在老地方打轉是愜意的事:「對一般不可定義項[80]作一說明?哦主啊!那太無聊了!!!改天吧!」

真的——有一天我會寫信對你談談它,如果到那時你還沒把它全搞清。(因為手稿裡完全寫清楚了,我覺得。)但眼下同一性[81]把我搞得這麼煩,我實在寫不出長一點的閒話。所有各種新的邏輯的東西像是從我心裡長出來,但我尚不能談。

身處這智性創造頂峰的興奮中時,他發覺解釋自己認為已搞清楚而且已妥為論證的要點是特別可厭的。在11月的一封信裡他試圖解釋,為什麼他認為整個邏輯得從某個單一的原始命題中匯出。但羅素仍然弄不明白時他的耐心耗光了:

我請求你自己思考這些事情;我無法忍受重寫甚至第一遍時我也是懷著極度厭惡寫出的文字解釋。

儘管如此,他還是努力澄清這一要點。關鍵在於他的這個信念:若給出列出命題真值可能性的正確方法,就能表明一個邏輯命題是真是假,而無須知道構成這命題的各部分的真假。因此:「要麼在下雨要麼沒在下雨」是真的,無論「在下雨」是真還是假。類似地,我們無須知道天氣如何,就知道「既在下雨又沒在下雨」這個陳述肯定是假的。這樣的陳述是邏輯命題:第一個是重言式(總是為真),第二個是矛盾式(總是為假)。現在,如果我們有一種確定任一給定命題是重言式、還是矛盾式、或兩者皆不是的方法,那麼我們就有了一條判定所有邏輯命題的單一規則。如果在一個命題裡表述這條規則,那麼就已經表明,整個邏輯是從某個單一的(原始)命題中匯出的。

只有我們承認所有邏輯命題都是重言式,這個論證才成立。這就是為什麼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信起首是如下神諭似的宣告:

所有邏輯命題都是重言式的一般式,所有重言式的一般式都是邏輯命題。沒有別的邏輯命題。(我認為必定如此。)

他告訴羅素,「現在的大問題」是:「為了能以同一種方式辨認出每一個重言式,必須如何建構一種記號系統?這是邏輯的根本問題!」

後來他用所謂真值表方法(今日每一個邏輯本科學生都熟悉這方法)處理這問題。但此刻,漸強樂段的頂峰過去了。隨著聖誕節臨近,歡樂讓位給陰鬱,維特根斯坦重拾他的病態信念: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有生之年什麼也發表不了。「我死之後,」他羅素,「你必須看著我的記錄冊子付印,全部素材都要在裡面。」

信的結尾是:「我常覺得自己正在變瘋。」這精神錯亂具有兩面性:從前幾個月的癲狂,轉為聖誕節臨近時的沮喪。因為聖誕節時:「我不幸必須去維也納。」沒辦法逃掉:

事實是,我母親非常想我去,非常想;如果我不去她會很傷心;她對去年的此時有很壞的記憶,我不忍心賴在外面。

還有:「回家的想法嚇壞了我」。幸好此行是短暫的,很快就會回到舒登:「在這兒獨居對我有無止境的好處,我覺得我現在不能忍受人群裡的生活。」

動身前一週他寫道:「我的一天在邏輯、吹口哨、散步和沮喪中度過」。

我對上帝發願,願我更聰明些,願我最終搞清楚一切——否則我不必再活多久!

徹底清晰,或者死——沒有中間道路。如果不能解決「全部邏輯的根本問題[82]」,他無權——至少沒有慾望——活著。不妥協。

維特根斯坦答應聖誕節回家是在妥協——跟他自己的衝動相牴觸——為了履行他感到的對母親的責任。一旦到了家,進一步的妥協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成功地注入他的邏輯的能量再一次不得不在人際關係的緊張裡散失。為了母親和其他家人扮演盡責兒子的角色時,他真正關注的事情就得被逐入地下。最糟的是,他沒有力量、也沒有清晰的意圖不這樣做:他不能允許自己做任何可能使母親很傷心的事。這種感受把他拋進致人癱瘓的迷茫之中。他被迫意識到,無論自己在邏輯領域裡怎樣接近徹底的、不妥協的清晰,在個人生活裡——在他自身之中——他還差得很遠。他在反抗和順從間徘徊,在騷動和無動於衷間徘徊。「可是」,他告訴羅素:

……我內心深處有一汪永恆的熱流,就像溫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來一次一勞永逸的噴發,於是我就能變成一個不同的人。

在這種狀態下他當然什麼邏輯工作也做不了。但是,經受這種折磨時,難道他不是正在對著一組同樣重要、甚至關乎邏輯的問題佈下戰陣?「邏輯和倫理,」魏寧格曾寫道,「根本上是一回事,它們無非是對自己的責任。」維特根斯坦在寫給羅素的信裡應和了這一觀點;而維特根斯坦——依據他倆在劍橋時的談話——知道羅素不太可能用同樣的眼光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