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你認為這種對我自己的考慮是浪費時間——但我怎麼能在是一個人之前是一個邏輯學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跟他的邏輯一樣,這項關乎自身的工作只有在孤獨之中才能做到最好;他儘可能早地回了挪威。「非常難過」,他寫信給羅素,「但我又一次沒有邏輯的新訊息給你」:

原因是過去幾周我過得極糟糕。(我的維也納「假期」的結果。)每天,我輪流受到一種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喪的折磨;即便在間隙中我也筋疲力盡,無法設想做一點工作。這種恐怖超過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磨。直到兩天前我才能在地獄的號叫之上聽到理智的聲音,我又開始工作了。也許我現在好一點了,能做出點體面的東西了。但我永遠不曾知道,感覺自己離瘋狂僅一步之遙意味著什麼。——讓我們盼望最好的結果!

回挪威時他決心畢其功於一役,擺脫自己生活裡的骯髒妥協。而且——雖然這有點像胡亂出氣——他先拿自己和羅素的關係開刀。第一炮足夠溫和——他柔和、隱蔽地責備了羅素本人的妥協傾向:

向你的美國講座致以最好的祝福!也許它起碼能給你一個比通常更有利的機會,向他們說出你的思想,而不僅僅是修剪過的、乾巴巴的結果。對於你的聽眾,那是能夠想像的最大價值——去了解思想的價值,而非修剪過的、乾巴巴的結果的價值。

這很難使羅素為隨後的事情做好準備。照他對奧特琳的說法,自己回信的方式「太尖銳」了。我們不知道他實際說了什麼,不過這樣設想是合理的:他對維特根斯坦就他即將進行的演講作出的刺耳評論顯出了不耐煩;他批評了維特根斯坦的完美主義(如他以前做過的那樣),也為自己情願出版不完美的作品作了辯護。

無論羅素說了什麼,反正他的話足以——以維特根斯坦目前的心態——令維特根斯坦相信和羅素斷絕一切關係的時候到了。他給羅素寫了一封信,明顯打算當成寫給羅素的最後一封信;他解釋道,他對他倆的關係想了很多,已經「得出了結論,我們確實不適合對方」:

這麼說不是想要責怪誰!無論對你或對我。但這是個事實。我們聊起特定話題時經常出現不愉快的談話。這不愉快不是緣於哪一方的壞心情,而是源於我們本性的巨大差異。我最真誠地請求你,不要認為我有任何責怪你的意思,也不要認為我想對你說教。我只想把我們的關係說說清楚,以便作出結論。——我們最近一次的爭吵也肯定不只因為你的敏感或我的不體諒。它源於更深的東西——源於這件事:你一定從我的信裡看出了我們的觀念完全不同,例如,對科學工作的價值的觀念。我在信裡那麼冗長地談那一問題,當然是我愚蠢:我本該告訴自己,那種根本差異是不能用一封信解決的。這只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

他承認,羅素的價值判斷和他自己的價值判斷一樣好、一樣根深蒂固,但——正因如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誼:

我將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全心全意地感激你和忠實於你,但我不會再給你寫信,你也不會再見到我。既然我此刻再次同你和解了,我便想和平地與你分開,這樣我們就不會有一天再惹惱對方,然後也許作為敵人而分開。我對你的一切致以最好的祝願,並且請求你別忘了我,經常帶著友好的感情想起我。再見!

你永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我敢說過一段時間他的情緒會變的,」把這封信拿給奧特琳看了以後羅素對她說,「我發覺自己不是為了他而在意,而只是為了邏輯的緣故而在意。」不過,「看著這封信我真的非常在意。這是我的錯——我對他太尖銳了。」

他設法在回信裡軟化了維特根斯坦永不再寫信的決心。3月3日維特根斯坦寫了信,說羅素的回信「那樣充滿了善意和友誼,我覺得我無權不回覆」。然而,維特根斯坦在核心問題上仍舊堅定:「我們的爭吵並不只是外在的理由引起的,比如神經緊張或太疲勞,而是——至少在我這一方——非常根深蒂固的」:

你說我們自身不是那麼不同,你也許是對的,但我們的理想就不那麼一致了。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未能夠、也永遠無法談論關乎我們的價值判斷的任何事而不致偽善或吵翻。我認為這是無可爭辯的;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這一點了;這一點對我是可怕的,因為它汙染了我們兩人的關係;我們像是並肩站在沼澤裡。

如果他倆竟還要維續一種關係,那隻能建立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之上:在那種關係中「兩人都能徹底坦誠而不會傷害對方」。他們的理想根本上不可調和,所以就沒有那種可能性。要避免偽善或爭鬥,他們只能「讓我們的關係只限於就能夠客觀確立的事實作交流,也許還可提一提我們對彼此的友好感情」:

現在你也許會說,「迄今為止,事情多少還過得去。為什麼不照樣繼續下去呢?」但對於這恆常的骯髒妥協,我實在厭煩了。我的人生到今天一直是汙穢的一團糟——但真要無限期地那樣下去嗎?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方案,他覺得這一方案能讓他倆的關係在一種「更真實的基礎」上維續:

讓我們寫信給對方,談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健康等等,但讓我們在通訊中迴避任何種類的價值判斷。

在以後和羅素的通訊中他都按此計劃行事。他繼續署名為「你忠實的朋友」;他寫到自己的工作,描述自己的健康。但從前的那種使他倆能談論「音樂、道德和一堆邏輯以外的事」的親密感消失了。在這一破裂中倖免的智性上的同情也將徹底消失,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倆都帶來了變化——加重和加深了他們本性差異的變化。

正如維特根斯坦在信裡一再強調的,他和羅素的差異已使他們的友誼有一年多都處於緊張狀態中——儘管羅素誤以為麻煩的起因是他們的相似。甚至,遠在維特根斯坦去挪威之前他們的哲學討論也已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質。事實上,在劍橋的最後一年他根本沒有真正和羅素討論過他的想法;他只是把想法報告給羅素——彷彿是向羅素髮布邏輯通報。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寫信催摩爾來挪威討論他的工作時,他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和劍橋的人討論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劍橋沒有一個「尚未變得陳腐而且對這一學科真感興趣的人」:

甚至羅素——就其年齡而言他當然是最格外有生氣的——也不再適宜此事。

維特根斯坦和羅素的關係先是切斷了,隨後到了一個不再那麼親密的境地;而他向摩爾作出的表示甚至變得更決絕。摩爾對計議中的挪威之行有點拖拉,可能正在後悔自己竟然答應了。但維特根斯坦的要求不容拒絕:「你必須學期一結束就過來」,他在2月18日寫道:

我盼望你的到來,這盼望無法訴諸言語!「邏輯」[83]和其他事把我煩死了。但我希望自己在你到來之前不會死掉,那樣的話我們就不能談很多了。

「邏輯」大概指維特根斯坦那時在寫的一份稿子,他打算拿給摩爾看,想憑之申請學士學位。三月份他寫道:「現在我認為,《邏輯》肯定很接近完成了,如果不是已經完成了的話。」雖然摩爾此時有了一個新藉口——要留在劍橋寫一篇論文——但維特根斯坦不接受:

究竟為什麼你不能在這兒寫你的論文?你會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看得到壯麗風景的起居室,我會讓你愛自個呆多久就自個呆多久(事實上呆一整天也行,若必要的話)。另一方面,只要我們都想我們就能隨時見到對方。我們甚至能談談你的工作(那也許會是有趣的)。或者你真需要有那麼多書?你看——我有大量的事要做,所以一點不會妨礙到你。一定搭那趟17號從紐卡斯爾啟程19號到卑爾根的船,到這兒來做你的工作(由於我會阻撓你過多地重複自己,我甚至可能對你的工作有好的影響)。

摩爾最終克服了不情願——他不情願面對旅途的艱苦,也不情願面對更加使他畏縮的和維特根斯坦獨處的前景——答應前往。他於3月24日動身去卑爾根,兩天後維特根斯坦在卑爾根接到了他。他的來訪持續了兩星期,每天晚上都進行「討論」,其形式是維特根斯坦說、他聽(「他討論」,摩爾在日記裡抱怨)。

4月1日維特根斯坦開始向摩爾口述一系列邏輯論述。無論這些論述構成了此前提到的「邏輯」的全部、抑或只是其選集,我們至少可以假定它們涵蓋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們的中心觀點是斷然地堅持說出和顯示的區分;在前一年向羅素口述的筆記裡,這種區分只是暗含著的。摩爾筆記的開頭是:

邏輯的所謂命題顯示語言的邏輯性質,因而顯示宇宙的邏輯性質,但什麼都不說出。

這筆記勾勒出,這一區分如何做到了他先前告訴羅素必須做到的事:表明型別論之多餘的一種符號理論。存在不同型別的東西(物件、事實、關係等等),但這一點不能被說出,而是由存在著不同型別的符號顯示出,而符號型別之不同則能被即刻看出。

維特根斯坦將此成果視作自己先前向羅素口述的筆記的一個可觀進展,這也是——至少暫時是——他對這一題目的最終論述。他寫信催促羅素讀摩爾的筆記。「我現在再次陷入枯竭的狀態,既不能做任何工作,也不能解釋自己以前做過的工作」:

不過,摩爾在我這裡時我對他詳細解釋過了,他作了各種記錄。所以你最好從他那裡盡力發掘。裡面的許多東西是新的——完全理解它的最好辦法是你自己讀摩爾的記錄。可能得過一段時間我才能做出進一步的東西。

回到劍橋後,摩爾——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指示——去詢問《邏輯》可否當學士論文。他就此事徵詢了弗萊徹(維特根斯坦在三一學院的輔導員)的意見;他得知,根據管理此類論文的規章,維特根斯坦的工作照現在這副樣子不符合條件。論文需要包含一篇序言,一些註釋:說明其資料的來源,指明作者自認為論文的哪些部分是原創性的,哪些部分參照了他人的成果。

摩爾隨之寫信向維特根斯坦說明情況。維特根斯坦勃然大怒。他的工作——「哲學的下一大步」——沒有資格獲授一個學士學位!?只是因為沒有裹上本科生學業的慣常行頭!這超出了底線。必須明珠暗投已經夠糟了,被駁回則是不可容忍的。5月7日,他在一封寫給摩爾的猛烈譏諷的信裡發洩了自己的情緒;這封信暫時把他同摩爾的友誼和獲得劍橋學位的希望都葬送了:

親愛的摩爾,

你的信惹惱了我。我寫《邏輯》時沒有查閱規章,因此我認為,如果你不過多查閱規章便給我學位,那不過是公平起見!至於序言和註釋,我認為我的審查人很容易看出我從鮑桑葵[84]那裡抄襲了多少——如果我不值得你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細節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獄;如果我值得,你卻不去做那麼——憑著上帝之手——你會去那兒。

整個事情太愚蠢了,太禽獸了,寫不下去了所以——

對摩爾的攻擊是沒道理的:制定規章的不是他,執行規章也不是他的職責——他只是告知維特根斯坦規章和其論文間的形勢。此外他不習慣聽到這種風格的語言,這封信的口氣令他深感不安。他為這種不公甚感震驚,其猛烈的程度竟使他的身體感到不適。他的5月11日到15日的日記說明,收到信數天後他仍舊為了這一擊昏眩著。他沒回信。

大約兩個月之後的6月3日,摩爾收到了一封較為友好、幾乎是悔罪的信,那是維特根斯坦從挪威到維也納過夏天后寫的,但他也沒有回信。

親愛的摩爾,

離開舒登前整理檔案時,我瞥見了你的那封曾令我那般狂野的信。再次細讀之下,我發覺自己可能沒有充分的理由寫那樣的信給你。(但不是說現在我有點喜歡你的信了。)但至少我的怒火已冷卻了,我還是情願再和你做朋友。我認為我現在這樣做已夠費勁的了,因為我不會給許多人寫這種話;如果你不回這封信,我不會再給你寫信。

「我覺得不會回信,」摩爾在日記裡寫,「因為我確實不想再見到他。」隨後的數年裡他的決心有幾回幾乎動搖了。和羅素或德斯蒙德·麥卡錫談話時維特根斯坦的名字會被提到;每一次他都懷疑自己不回信是否正確。但即便維特根斯坦(間接地通過品生特)懇求他再聯絡,他也沒有那樣做;直到維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劍橋,和他碰巧在火車上碰面,他倆的絕交才得以修復。但這些年裡有關維特根斯坦的念頭一直纏繞著摩爾,他竟考慮寫一部專門的日記:「我對維特根斯坦的感受」。

如我們所見,摩爾來過後維特根斯坦再次陷入了枯竭。因為暫時不能做進一步的邏輯工作,他轉而專心建造一所小房子,地點在松恩峽灣邊上,離他的村子約一英里遠。他打算把這所房子當一處有點兒永久性的住所——至少是他最終解決所有邏輯根本問題之前的住處。但7月份他為了避開挪威的旅遊季回維也納時房子還沒完工。他打算只離開一個夏天,這段時間裡先去奧地利的家人那兒,再和品生特去度假。但直到1921年夏天他才回到挪威,那時邏輯的根本問題已經——至少暫時地——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