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決不是說「文化」「軟力量」沒有重要性。「軟力量」確實很重要。拿我自己來說，我原來是學「硬力量」的，現在乾的卻是「軟力量」的工作，這就已經說明了「軟力量」的重要性。回顧當年，我在本科學的東西是與高階技術、國防工業相關的，我的那些沒改行的同學，不少至今仍在這些領域工作。我為什麼要改行呢？因為我當年已經認識到：國家發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學的那幾年裡掉頭了，我們的前途將大打折扣了。要把這個方向搬過來，需要的是披上「文藝腔」外衣的「軟力量」（雖然當年還沒有這個詞彙），所以我棄理從文，頗有魯迅先生當年棄醫從文的那種想法。記得有一次在烏有之鄉開會，曉軍說了一段話，大意是思想領域的爭論不重要，重要的是國防工業。當時，楊帆不同意，他說：如果思想領域打不贏，國防工業就不可能拿到錢去發展。這時站起來一位聽眾，自稱是屬於國防工業的，說楊帆這個觀點太對了。還拿計算機打比方，「文藝腔」是友好的介面，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友好的介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友好的介面後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而，首先，「軟力量」雖然有幫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還是得有「硬力量」為基礎。這些日子熱映《梅蘭芳》，又有文人出來寫部落格感嘆了，說是京劇在西方根本沒有任何市場，所謂「梅蘭芳上個世紀30年代在美國的風靡」也是被誇大了的，於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裡自怨自艾了起來，但有一個跟帖發表了話糙理不糙的意見，它說：「想讓京劇佔領美國市場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中國軍隊在美國設立軍事基地，懂不？」我在這裡引用這句話當然不是鼓吹咱們現在就想辦法去美國設立軍事基地，而是說，它確實簡單透徹地擺明了「軟力量」與「硬力量」之間的關係。說實話，如果不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中國人有幾個會去喜歡西方的歌劇？即使今天，我也從根本上懷疑那些花重金去聽西方歌劇的小資是真的喜歡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歡，但他們不敢像西方人評論中國的京劇那樣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他們必須裝作十分喜歡，不然他們就會被周圍的人認為「不文明」。

其次，在當今中國，「軟力量」應該用來為提升「硬力量」服務，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而不是像現在的那些「文藝腔」所做的那樣，自己擴張自己，搞自肥。這裡的關係可以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來類比：金融市場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結果它卻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自我膨脹起來，最後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嚴重牽連了實體經濟。

我們今天就算搞的是「軟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藝腔」，其背後的思維應該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應該是為「硬力量」服務的。只有當我們的力量大到無與倫比，可以高枕無憂地享受時，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們才可以為軟力量而軟力量，純搞「文藝腔」。當然我並不是完全排除純娛樂，純娛樂也是需要的，否則他們那頂「法西斯」的帽子馬上扣過來了。但今天的問題是我們讓「文藝腔」佔據了幾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間，主導了中國的大方向，這就不行了。

「文藝腔」確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但我們已經玩不起這種奢侈的傳統了。中國古代就特別重視詩詞歌賦，而不太注重邏輯思維。其實，在先秦的時候，中國人還是相當「理工科」思維的。雖然中國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發展出較明確的形式邏輯，但當時理性、務實的精神還是相當普遍的。我們看看當時秦國的標準化生產、各諸侯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實都不太「文藝腔」。「文藝腔」的開始應該是在漢代，從那時起，中國人就過於偏重華麗的辭藻了。但古人對「文藝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寧變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舉中的詩賦考試，使得考試能夠選拔出更為實用的人才。我們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詩賦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認識到了「文藝腔」的危害，因此想採取行動予以糾正。可惜的是他失敗了。

為什麼「文藝腔」有不小的危害，卻在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歷史中佔據了不應有的重要位置，有識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這恐怕也可以用我經常使用的「選擇壓」的概念來解釋：到了漢代，中國最激烈的戰爭打完了，按東方朔的話說就是「天下平均，合為一家」。沒有壓力了，太舒服了，當然可以玩「文藝腔」了。然而，秦漢留下的老本我們已經吃了兩千多年，吃沒了。到了近代，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捱打和捱餓兩大問題，實際上是玩不起「文藝腔」這一傳統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的慣性是相當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藝腔」還在阻擋我們現代化的腳步。

即使偉大如毛澤東，我看也有過分「文藝腔」的問題。從建國開始，就折騰《武訓傳》《清宮秘史》《紅樓夢》等，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海瑞罷官》入手的。其實，所謂「文化大革命」這個字面本身，就說明了毛澤東過分重視「文藝腔」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毛澤東不整天折騰這些「文藝腔」的事情，不把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堅持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和國防建設上面，中國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場合提到對日本國民素質的觀察。要論最優秀大學的理工科畢業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國一流大學裡這麼多的天才，所以當時我認為中國可以很快趕上去。我當時還有一個後來被證明是不正確的「理論」，即科學技術用不著考慮人均素質，一個天才發明出來的東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後來我回到國內，進入了社會，才知道我原來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國雖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自然科學、數學、邏輯的素養遠遠比不上日本大學生。也就是說，在甲午戰敗100多年之後，與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中國的知識分子，科技素質仍舊差得很遠，仍舊過分「文藝腔」。然而，一個國家的進步不能只靠少數理工科天才，一個國家的進步是要講人均素質的。如果一個社會里，甚至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科技素養都這麼低，那麼，正確的意見就會被埋沒，少數優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會被這個社會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會可以利用的財富。如同我前面所說的王小波的例子，一個半吊子自稱的「理科生」，隨隨便便就可以矇住這麼多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在這些人心目中成為具有「理工科思維」的神，中國的進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有賴於中國知識分子科技素養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必須擯棄「文藝腔」，中華民族才能夠完成現代化，並進而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十、「文藝腔」之後可能就是兒童腔與娘娘腔

「文藝腔」當然不是指《詩刊》《小說選刊》《新劇本》上的文藝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藝腔」。咱們聊的是文藝領域之外的「文藝腔」，尤其是社會認識和政治動員中的「文藝腔」。首先得承認，即便在這些領域，「文藝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識分子，儒、法、道、墨、陰陽家在啟發王侯、建言獻策的時候，沒有哪家不帶文藝腔的。駱賓王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文因為文藝得好，據說武則天讀了都受用；毛澤東「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也是「文藝腔」，他同時還特別提防別人用「文藝腔」來「反黨」。記得我們上中學第一次下鄉勞動，揹著背包奔東北旺苗圃，路遠人小背包大，走得嘀裡噹啷的。所以一齣西直門，一位叫孫強的老師就開始站在路邊打快板：同學們，朝前看，前面就是東北旺，下定決心排萬難，勝利就在咱眼前！我們又走了倆鐘頭還聽他在路邊呱唧呱唧「前面就是東北旺」。於是同學也說了起來：紅紅太陽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孫比人小三輩兒，姓兒也比姓孫強！這樣一「文藝腔」，還真不覺得累了。那位孫老師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個好老師啊。

「文藝腔」當然是指文藝化的表達，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大，也可以說不大是個問題，無非誇張猛點、比喻多點而已。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裡說：美利堅銀行不是給人人開過「人人平等」的支票麼？今天我們黑人把支票帶來了，美利堅銀行您要是沒倒閉，就請給我們兌換現金吧。如果馬丁?路德?金當年沒用那些生動有力的比喻，沒用一浪高過一浪的排比句，而是來一篇《試論黑人族群賦權之路徑依賴》的「主題發言」，我估摸著他到這會兒沒準還活著呢（他姐好像還活著），人家滅他幹嘛呀！「文藝腔」的問題不在（起碼主要不在）表達上，主要在對於社會問題的文藝化認識上。如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社會政治過程的認識不講科學，不講邏輯，不重事實，不重證據，跟梨花姐姐她們那樣沒頭沒腦、神出鬼沒的，那問題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對社會歷史的認識的確挺「文藝腔」的。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大廈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無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個比較簡單的事，沒那麼多學問，社會統計、迴歸分析、結構功能什麼的非要用當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