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館的音樂廳門口站著兩個人。其中一個大個子，戴副夾鼻眼鏡，胳臂上佩著寫有“糾察隊長”字樣的紅袖章。

“烏克蘭代表團是在這兒開會嗎？”麗達問。

大個子打著官腔回答說：“是的！有什麼事嗎？”

“請讓我進去。”

大個子堵住半邊門，打量了一下麗達，問：“您的證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進去。”

麗達從提包裡拿出燙金的代表證。大個子看見上面印著“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字樣，怠慢的態度馬上不見了，他變得彬彬有禮，像對“自家人”一樣親熱地說：“請吧，請進，左邊有空位子。”

麗達從一排排椅子中間穿過去，看見一個空座位，坐了下來。代表會議就要結束了。麗達注意地聽著主席的講話。這個人的聲音她聽起來很耳熟。

“同志們，出席全俄代表大會各代表團首席代表會議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團會議的代表，已經選舉完畢。現在離開會還有兩個小時。請允許我再次核對一下已經報到的代表名單。”

麗達認出這個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著代表名單。

每叫一個名字，就有一隻手拿著紅色或者白色代表證舉起來。

麗達聚精會神地聽著。

一個熟悉的名字傳進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麗達回頭朝舉手的地方看去，那裡坐著一排排代表，卻看不到碼頭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單念得很快，她又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奧庫涅夫，接著又是一個——扎爾基。

麗達看見了扎爾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對面。那不就是他的側影嗎，已經不大能認出來了……是他，是伊萬。

麗達已經好幾年沒有見到他了。

名單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聽到一個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遠的地方舉起一隻手。隨後又放下了。說來奇怪，麗達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個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轉睛地盯著剛才舉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頭看上去全都一樣。

麗達站起來，順著靠牆的通道向前排走去。這時候，阿基姆已經唸完了名單，馬上響起一陣挪動椅子的聲音，代表們大聲說起話來，青年人發出爽朗的笑聲，於是阿基姆竭力蓋過大廳裡的嘈雜聲，喊道：“大家不要遲到！……大劇院，七點！……”

大廳門口很擁擠。

麗達明白，她不可能在擁擠的人流中找到剛才名單中唸到的熟人。唯一的辦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過他找到其他人。

她讓最後一批代表從身邊走過，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聽到身後有人說：“怎麼樣，柯察金，咱們也走吧，老弟。”

接著，一個那麼熟悉、那麼難忘的聲音回答說：“走吧。”

麗達急忙回過頭來，只見面前站著一個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著草綠色軍便服和藍色馬褲，腰上系一條高加索窄皮帶。

麗達睜圓了眼睛看著他，直到一雙手熱情地抱住她，顫抖的聲音輕輕地叫了一聲“麗達”，她才明白，這真是保爾·柯察金。

“你還活著？”

這句問話說明了一切。原來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訊息是誤傳。

大廳裡的人全走光了。從敞開的窗戶裡傳來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維爾大街的喧鬧聲。時鐘響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倆都覺得見面才幾分鐘。鐘聲催促他們到大劇院去。當他們沿著寬闊的階梯向大門走去的時候，她又仔細看了看保爾。他現在比她高出半個頭，還是從前的模樣，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著了。

“你看，我還沒問你在哪兒工作呢。”

“我現在是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或者像杜巴瓦所說的，當‘機關老爺’了。”說著，保爾微微笑了一下。

“你見過他嗎？”

“見過，不過那次見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們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車鳴著喇叭疾馳而過，喧嚷的行人來來往往。他倆一直走到大劇院，路上幾乎沒有說話，心中想著同一件事情。劇院周圍人山人海，狂熱而固執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劇院石砌的大廈湧過去，一心想衝進紅軍戰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鐵面無私的衛兵只放代表進去。代表們驕傲地舉著證件，從警戒線穿過去。

劇院周圍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團員。他們沒有列席證，但是都千方百計想參加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有些小夥子挺機靈，混在代表群裡朝前擠，手裡也拿著紅紙片，冒充證件。他們有時竟混到了會場門口，個別人甚至鑽進了大門，但是他們馬上被引導來賓和代表進入會場的值班中央委員或糾察隊長抓住，給趕出門來，這使得那些混不進去的“無證代表”大為高興。

想參加開幕式的人很多，劇院連二十分之一也容納不下。

麗達和保爾費了很大的勁，才擠到會場門口。代表們乘坐電車、汽車陸續來到會場。門口擠得水洩不通。紅軍戰士——他們也是共青團員——漸漸招架不住了，他們被擠得緊緊貼在牆上，門前喊聲響成一片：“擠呀！鮑曼學院的小夥子們，擠呀！”

“擠呀，老弟，咱們要勝利了！”

“把恰普林和薩沙·科薩列夫［恰普林（1902—1938）和科薩列夫（1903—1939）當時先後擔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譯者］叫來，他們會放我們進去的！”

“加——油——啊！”

一個戴青年共產國際徽章的小夥子，靈活得像條泥鰍，隨著保爾和麗達擠進了大門。他躲過糾察隊長，飛速跑進休息室，一轉眼就鑽進代表群中不見了。

“咱們就坐在這兒吧。”他們走進正廳後，麗達指著後排的位子說。

他們在角落裡坐了下來。麗達看了看手錶。

“離開會還有四十分鐘，你給我講講杜巴瓦和安娜的情況吧。”麗達說。保爾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有點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參加全烏克蘭代表會議，順便去看望了他們。跟安娜見了幾次面，跟杜巴瓦只見了一次，這一次還不如不見的好。”

“為什麼？”

保爾不做聲。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顫動了一下。麗達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動作，這是他激動的訊號。

“你說說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麗達，我本不想現在說這件事，可你非要我說，我只好服從了。他們的關係是當著我的面徹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別無選擇。他們積累了那麼多矛盾，一刀兩斷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們在黨內問題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終是個反對派。我在哈爾科夫聽人說起他在基輔的發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輔的。”

“什麼，難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經是，現在離開了他們。我跟扎爾基找他談了很久。現在他已經站到咱們這邊來了。而對杜巴瓦，這話卻無論如何不能說。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們還是回過頭來先講安娜吧。她把什麼都告訴我了。杜巴瓦搞反黨活動是一頭扎進去就出不來。安娜沒少受他的氣，比方說，他奚落她：‘你是黨的一匹小灰馬，主人指東你走東，主人指西你走西。’還有比這更難聽的。幾次衝突過後，他們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顯然不願意失去她，他保證，今後他們之間不會再有磨擦，請她不要離開他，要幫助他渡過難關。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時間她似乎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她沒有再聽到他惡語傷人，她給他講道理，他也不做聲，不再反駁。安娜相信，他在認真檢討過去的立場。

“她從扎爾基那裡聽說，杜巴瓦在共產主義大學也不再搗亂，跟扎爾基的個人關係也能做到和睦相處。不久前安娜在單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懷孕），回家休息，關上門後，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間，兩個房間有門相通，不過兩人講好把門釘死了。

“不一會兒杜巴瓦帶了一大幫同志到家裡來，結果安娜無意中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託派小組會議的見證人。她聽到的那一大堆東西，連做夢都夢不到。而且，為了迎接全烏克蘭共青團代表會議，他們還印刷了一份宣言之類的東西，準備藏在衣襟下，偷偷散發給代表們。安娜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來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後，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間，要求他解釋剛才發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達哈爾科夫，參加代表會議，在中央委員會遇見了基輔的代表。

“塔莉亞給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決定午飯前去看望她，因為在她工作的黨中央婦女部我們沒能找到她，她在那裡擔任指導員的職務。

“塔莉亞和其他幾位同志也答應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時候，正好趕上這坎兒了。”

保爾苦笑了一下。

麗達聽著，微微皺起眉頭，兩隻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鵝絨把手上。保爾不再出聲。他望著麗達，回想她以前在基輔時的模樣，又同眼前的她比較，再次意識到她已長成了一個體態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終年不變的軍便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簡樸但縫製得很精緻的藍色連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輕輕拽了一下，要他繼續說下去。

“我聽著呢，保爾。”

保爾接著往下說，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鬆開。

“安娜見到我，掩飾不住心裡的喜悅。杜巴瓦則是冷冰冰的。原來他已經知道我同反對派作鬥爭的情況。

“這次見面有點不倫不類。我似乎要充當一個法官之類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講，杜巴瓦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支接著一支抽菸，顯然，他又煩躁，又生氣。

“‘你瞧，保夫魯沙，他不單欺騙我，還欺騙黨。他組織什麼地下小組，還在那兒煽風點火，當著我的面卻說洗手不幹了。他在共產主義大學公開承認代表會議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自稱是個“正派人”，可同時又在瞞天過海，耍－陰－謀。今天的事，我要寫信報告省監察委員會。’安娜氣憤地說。

“杜巴瓦很不滿意，嘟嘟噥噥說：“‘有什麼了不起？走吧，去彙報吧。這種黨，連老婆都當特務，偷聽丈夫的談話，你以為我很樂意當這個黨的黨員！’“這種話對安娜來說當然太過分了。她喊了起來，叫杜巴瓦走開。他出去以後，我對安娜說，讓我找他談一談。安娜說這是白費勁。不過我還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經是好朋友，他還不是不可救藥。

“我到了他房間。他躺在床上，馬上堵我的嘴，說：“‘你別來說服教育，我對這一套膩煩透了。’“可我還是得說。

“我想起了過去的事，說：“‘從我們以前犯的錯誤中。你什麼教訓也沒有吸取？杜巴瓦，你記不記得，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怎麼把我們推上反對黨的道路的？’“你猜他怎麼回答我？他說：“‘那個時候，保爾，我和你都是工人，沒什麼顧慮，心裡想什麼，嘴上說什麼，而我們想的東西並沒有什麼錯。實行新經濟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現在呢，是一種半資產階級革命。發新經濟政策財的人個個腦滿腸肥，綾羅綢緞身上掛，可國內的失業人員多得不可勝數。我們政府和黨的上層人士也在靠新經濟政策發跡。還跟那些女資本家勾搭上了，整個政策的目標都是發展資本主義。講到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羞羞答答，對農民則採取自由主義態度，培植富農，用不多久，富農就會在農村當家作主。你等著瞧吧，再過五六年，蘇維埃政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國熱月政變之後的情形一樣。新經濟政策的暴發戶們將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部長，而你我這樣的人，要是還敢囉嗦，連腦袋也會給他們揪下來。一句話，這麼走下去，死路一條。’“看到了吧，麗達，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鮮貨色，還是托洛茨基派的陳詞濫調。我跟他談了很久。

“最後我明白了，跟他爭辯無異對牛彈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來了。為了跟他談話，我開會都遲到了。

“臨別的時候，他大概是要‘抬舉’我一下，說：“‘保爾，我知道你還沒有僵化，沒有成為因為怕丟官才投贊成票的官僚。不過，你是那種眼睛裡除了紅旗之外什麼也看不見的人。’“晚上，基輔的代表都到安娜家來聚會。其中有扎爾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經去過省監察委員會，我們都認為她做得對。我在哈爾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員會見過幾次面。她搬了家。我聽塔莉亞說，安娜打算流產。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來已無可挽回。塔莉亞在哈爾科夫又留了幾天，幫她辦這件事。

“我們動身去莫斯科那天，扎爾基聽人說，黨的三人小組給了杜巴瓦嚴厲申斥加警告的處分。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委也同意這個決定。離最高處分只差一步，這樣，杜巴瓦總算沒被清除出黨。”

會場裡漸漸擁擠起來，人群還在不斷往裡湧，周圍是一片談話聲、笑聲。巨大的劇場正在接待這世所罕見的、充滿活力的人流，這些年輕的布林什維克是如此熱情奔放，如此樂觀，如此勇往直前，猶如從山上奔騰而下的急流。

嘈雜聲越來越大了。保爾似乎覺得，麗達並不在聽他說話。他剛一住嘴，麗達隨即說：“杜巴瓦的事，我想咱們今天就說這些吧。幹嗎把餘下的時間都花費在這上面呢！這兒這麼明亮，生活氣息這麼濃……”

麗達朝他身邊挪了挪身子，他們捱得更近了，說起話來都不大方便。為了聲音小些，她朝他探過身去。

“有一個問題，我想要你回答我。”麗達說。“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但是我想你會告訴我的：當初你為什麼要中斷咱們的學習和咱們的友誼呢？”

雖然保爾剛一跟她見面，就預料到她會提這個問題，現在他還是感到很尷尬。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保爾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麗達，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這是三年前的事了，現在我只能責備當時的保爾。總的說來，保爾一生中犯過不少大大小小的錯誤，你現在問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麗達微微一笑。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但是我想聽到的是答案。”

保爾低聲說下去：“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義也有責任。有一些書塑造了革命者的鮮明形象，他們英勇無畏，剛毅堅強，徹底獻身於革命事業，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產生了做這樣的人的願望。對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處理的。這樣做，我現在感到很可笑，不過更多的是遺憾。”

“這麼說。現在你對‘牛虻’的評價改變了？”

“不，麗達，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否定的只是毫無必要地以苦行考驗意志的悲劇成分。至於‘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贊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贊成他這種型別的人，能夠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贊成這種革命者的典型，對他來說，個人的一切同集體事業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

“保爾，這番話三年以前就應該說，可是直到現在才說，只有使人感到遺憾了。”麗達面帶笑容，若有所思地說。

“麗達，你說使人遺憾，是不是因為我永遠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爾，你本來是可以成為更近的人的。”

“那麼還來得及補救。”

“有點晚了，牛虻同志。”

麗達微笑著說了這句笑話，接著她解釋說：“我現在已經有了個小女孩。她有個父親，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三個生活得很和美，現在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輕輕觸了一下保爾的手，表示對他的關切。但是她馬上就明白了，這個動作是多餘的。是的，這三年來，他不只是在體格方面成長了。麗達知道他現在很難過——這從他的眼睛裡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誠摯地說：“不管怎麼樣，我得到的東西還是要多得多，剛才失去的東西是沒法同它相比的。”

保爾和麗達站了起來。應該坐到離臺近一些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