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說說看，假如有人恰恰在部隊被敵人包圍的時候，出來挑唆年輕的紅軍戰士，叫他們去反對他們的指揮員、政委、司令部，我們管這些人叫什麼呢？
“又比方說，我今天當鉗工，在托洛茨基看來，我還可以算是個‘好人’，要是我明天當上了黨委書記，那我就是‘官僚’，成了‘機關老爺’了。這叫什麼邏輯！
“你們是不是明白，托洛茨基派進行這種誹謗，會落個什麼下場？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
“我們的各級黨委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我們的司令部。我們把最優秀的布林什維克派到那裡去工作，並且決不允許任何人損害他們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氣，抬手擦去前額上的汗珠。
“反對派要求結派的自由，也就是說，他們要在黨內不受拘束地結幫結夥，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他們要把我們的黨變成爭論不休的俱樂部。這意味著，今天黨作出一項決議，明天某一個團伙便可以要求廢除這項決議。爭論又隨之而至。到那時候，我們全都成了一群糊塗蟲。
“我們黨是一個行動的黨。既然作出了決議，所有黨員都應該貫徹執行。只能如此。否則，我們不可能成為一支不可動搖的力量。布林什維克是不會同意結派自由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反對派攏絡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大部分是高校的青年。托洛茨基稱他們是晴雨表，是黨的基石。
可是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小孩都知道，黨的基石是老一輩革命近衛軍，是機床旁邊的工人。
“反對派裡有圖夫塔、茨韋塔耶夫，還有阿法納西耶夫這樣一些人。圖夫塔是因為官僚主義不久前被撤職的，茨韋塔耶夫那套‘民主’在索洛緬卡區是出了名的，阿法納西耶夫則因為在波多拉區搞強迫命令和壓制民主三次被省委撤銷職務。反對派一方面起勁地叫喊爭取民主，一方面又網羅這樣一批人，同志們，這豈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對派裡也有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可事實畢竟是：那些因為工作方法問題受過黨批評處分的人，都糾合在一起向党進行鬥爭了。這是一幅什麼情景呢？杜巴瓦、舒姆斯基帶領被他們矇蔽的工人打頭陣，他們的側翼則是昨天還是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今天卻在猛烈攻擊官僚主義的圖夫塔之流。誰能相信他們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對派的旗幟。我們聽到他們千萬次地重複：‘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領袖’，‘他是打敗了反革命勢力的勝利者’，‘他是黨的最早的領袖’等等。
“他們逼得我們非談這個問題不可，那我們就一勞永逸地把托洛茨基在我國革命中的作用徹底弄清楚。反對派講到十月起義的時候，很少提到列寧同志的名字，這不是偶然的。他們也不提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的布林什維克，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士兵更不在話下。他們只有一個人——托洛茨基。
“反對派企圖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領袖列寧，取代我們的黨，而托洛茨基是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多數派的。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幹？目的仍然沒有變：為了派別鬥爭的利益，為了矇蔽不瞭解我黨歷史的人，把這些人拉到他們一邊去。只要能達到目的，手段在所不惜。
“對反對派來說，在國內戰爭中，無論是列寧，還是黨，還是為蘇維埃政權英勇戰鬥的千百萬戰士，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個人——托洛茨基。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是親身參加了鬥爭的見證人，我們知道誰是勝利的領袖。是黨和黨的領袖列寧，是我們光榮的布林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領導無產階級戰勝了敵人，是我們紅軍戰鬥員和指揮員戰勝了敵人。這偉大的勝利是用勞動人民的兒女的鮮血換來的，而不是某個人取得的。”潘克拉托夫的話聲調高昂，鏗鏘有力，他講到這裡，暫停了一下。
全場對他的這些話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這掌聲是奔騰的洪流，洶湧澎湃，來勢迅猛，彷彿正在吞沒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聽到這洪流的咆哮。這些日子他參加支部會和區代表會議，總是被這洪流席捲而去。他領教過它的威力。過去，當他和大家並肩前進的時候，他的心、他的身子曾經是這不可阻擋的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黨卻逆潮流而動，過去引起他內心共鳴的東西，如今向他猛撲過來，把他扔到了淺灘上。潘克拉托夫講的話，每個字都在他心裡引起病態的反響。他真恨不得這樣講話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這個從第聶伯河畔來的碼頭工人。瞧他那麼結實，表裡都是一塊整料，不是他杜巴瓦那種裂成兩半的、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的貨色。潘克拉托夫又在接著說下去：“至於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林什維主義是什麼東西，還是讓老布林什維克們來介紹吧。年輕人對此知之不多。現在既然用他的名字同黨對抗，那我們就必須瞭解托洛茨基反對布林什維克的全部歷史，瞭解他是怎樣反覆無常，經常從一個營壘跳到另一個營壘的。黨應該瞭解，是誰把各個少數派糾集在一起，組織八月聯盟來反對列寧和布林什維克的。這些事都要寫成書印出來。托洛茨基既然成為分裂的組織者，我們就要摘下他的桂冠，還他以昨日的和今日的本來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鬥爭表現不錯，所以黨委他以重任。黨為他樹立了威望，對他高度信任。如果說這個人曾經是個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們步伐一致的時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林什維克，革命之後他搖搖擺擺地總是走曲線，無論是佈列斯特和約談判，還是有關職工會的爭論，或者這次向黨發動空前規模的進攻，都是如此。
“同反對派的鬥爭，使我們的隊伍更加團結，使青年們在思想上更加堅強了。布林什維克黨和共青團在反對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潮的鬥爭中得到了鍛鍊。反對派裡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們預言，明天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定要破產。我們的未來會證明這種預言究竟有多大價值。
他們要求把我們的老同志，比如託卡列夫和謝加爾同志，派去看車床，而讓杜巴瓦這樣的把反黨活動當做英雄行為的失靈的晴雨表佔據老同志的崗位。不行，同志們，我們不能這樣做。老布林什維克是要有人接班的，但是，絕不能讓一有風吹草動就向黨的路線猖狂進攻的人來接替他們。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破壞我們偉大的黨的團結。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衛軍永遠不會分裂。他們是一個整體，如同人的肌體一樣。
正是在團結中才體現出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堅定性。同志們，前進，迎著困難，邁向我們的目標！我們在列寧的旗幟下，同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潮進行鬥爭，一定會取得勝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講臺，全場向他熱烈鼓掌。會場上許多人站了起來。自發地唱起了無產階級莊嚴的國際歌。
第二天，圖夫塔那裡聚集了十來個人。杜巴瓦說：“我跟什科連科今天就動身回哈爾科夫去。我們在這兒已經沒什麼事可幹了。你們儘量不要散夥。咱們只有等待時局發生變化了。很明顯，全俄黨代表會議一定會批判咱們，不過，我認為，還不至於馬上採取迫害行動。多數派決定在工作中再考驗考驗咱們。現在，特別是在這次大會之後，再搞公開鬥爭，就會被開除出黨，這可不合咱們的行動計劃。將來會怎麼樣，現在還難以預料。就這樣吧，好像也沒什麼可說的了。”杜巴瓦站起來要走。
細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羅韋羅夫也站了起來，咬著舌頭，結結巴巴地說：“德米特里，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大會的決議咱們不一定服從？”
茨韋塔耶夫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形式上還得服從，要不，你就別想要黨證了。咱們看看刮什麼風再說，現在散會吧。”
圖夫塔在椅子上不安地動了一下。什科連科愁眉不展，臉色蒼白，因為老是失眠，眼圈發黑。他一直靠窗坐著，苦苦地啃著指甲。一聽茨韋塔耶夫最後這幾句話，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場的人轉過身來。
“我反對來這一套。”他生氣地粗聲說。“我個人認為，大會的決議我們必須服從。我們已經申述了自己的觀點，大會的決議我們應該服從。”
斯塔羅韋羅夫用贊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這個意思。”他咬嘴咬舌地說。
杜巴瓦狠狠地盯住什科連科，咬著牙，非常露骨地挖苦他說：“悉聽尊便，根本沒人管你。你還有機會到省黨代會上去‘懺悔’呢。”
什科連科跳了起來。
“你這是什麼話，德米特里，老實說，你這話只能讓人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慮昨天的立場。”
杜巴瓦把手往外一揮，對他說：“你只能走這條路了。快認罪去吧，現在還不晚。”
杜巴瓦同圖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別。
他走後，什科連科和斯塔羅韋羅夫接著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嚴寒中來到了。整個一月份，冰雪覆蓋著祖國大地，天氣異常寒冷，月中又颳起暴風，大雪下個不停。
西南的鐵路線全被大雪封住了。人們和這無情的天災展開了鬥爭。除雪車的螺旋轉子鑽進高大的雪堆，為火車開路。
因為天冷風大，結上冰的電報線斷了不少，十二條線路只有印歐線和另外兩條直通線還暢通無阻。
在舍佩托夫卡火車一站的報務室裡，三架莫爾斯電報機啪嗒啪嗒地響著，只有內行人才能聽懂這不絕於耳的密語。
兩個女報務員都很年輕。從開始工作到現在，經她們手收發的電報紙條，頂多也就兩萬米長，可是，跟她們同事的老報務員卻已經超過二十萬米了。收報的時候，他用不著像她們那樣，看著紙條，皺著眉頭，去拼讀那些難認的詞和句子。他根據電報機的嗒嗒聲，就能把電文譯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紙上。現在他正在收聽並記錄電文：“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
老報務員一邊抄錄，一邊想：“大概又是清除積雪的通知。”外面狂風呼嘯，捲起團團白雪，向玻璃窗上打來。老報務員覺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戶。他轉過頭去，不由得欣賞起玻璃窗上那美麗的霜花來。霜花的圖案有枝有葉，精巧別緻，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來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記了聽機器的響聲。等他回過頭來，已經漏過了一段電文，他托起紙條讀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時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這段電文，然後放下紙條，用手託著頭，繼續往下聽：“在高爾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記下來。一生中他不知收聽過多少訃聞和喜訊，他總是最先知道別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簡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說些什麼，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聽著，手機械地記著，根本不理會它的內容。
不過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報務員已經忘了電文開頭的幾個字：“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機器嗒嗒地響著，他邊聽邊譯：“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他平靜地坐在那裡，已經有點累了。在某個地方死了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人。他現在把這個噩耗抄下來，有人收到後會悲傷地放聲痛哭。可是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過是個旁觀者。機器嗒嗒地拍出幾點，一劃，又是幾點，又是一劃。老報務員聽著這熟悉的聲音，立即譯出第一個字母，在電文紙上寫了一個“r”，接著又寫上第二個字母“w”，然後又工整地寫上“h”，兩豎中間的短橫還特意描了兩次。“h”後面是“x”，最後一個字母一聽就知道是“h”。
收報機接著打出了間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瞥了一眼剛剛抄錄下來的五個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寧”）。
機器還在啪嗒啪嗒地響著。老報務員剛才偶然碰到的那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現在他的腦海裡。他又看了一遍最後那兩個字：“列寧”。怎麼？……列寧？……他把電報紙拿遠一些，看著電報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會兒，於是，他幹這一行三十二年以來，第一次不相信自己親手抄的電文了。
他把電文反覆看了三次，看來看去還是那句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逝世。”老報務員從座上跳了起來，抓起捲曲著的紙條，兩眼緊緊盯著它。他不敢相信的訊息還是被這段兩米長的紙條證實了！他把煞白的臉轉向兩個女同事。她們聽到了他的驚叫：“列寧逝世了！”
這個驚人的噩耗從敞開的房門溜出了報務室，像狂風一樣迅速地傳遍了車站，衝到暴風雪裡，在鐵路線和交叉點上旋繞著，又隨著一股寒冷的氣流鑽進機車庫那扇半開的大鐵門裡。
機車庫裡的一號修車地溝上停著一臺機車，小修隊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親自下到地溝裡，鑽到自己這臺機車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給鉗工們看。勃魯扎克和阿爾焦姆正在把壓彎了的爐條錘平。勃魯扎克鉗住爐箅子，放在砧子上，阿爾焦姆一錘一錘地錘打著。
勃魯扎克這幾年老多了。他經歷過的一切在他額上刻下了很深的皺紋，兩鬢白了，背也駝了，一雙眼睛深深凹陷進去，流露出一副憂傷的神情。
機車庫的門半開著，射進一線光亮，一個人從外面跑了進來，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這個人是誰。鐵錘敲打的聲音淹沒了他的第一聲叫喊。但是，當他跑到在機車旁邊幹活的人們跟前時，阿爾焦姆舉起的錘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們，列寧逝世了！”
錘子慢慢地從阿爾焦姆肩上滑下來，他輕輕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說什麼？”阿爾焦姆聽到來人報告的這個驚人訊息，手像鉗子一樣緊緊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個人滿身是雪，大口喘著氣，用低沉而又悲痛的聲音重複了一遍：“真的，同志們，列寧去世了……”
因為這回他沒有叫喊，阿爾焦姆才聽明白這個可怕的訊息，同時也看清了那個人的臉，原來是黨組織的書記。
工人們從地溝裡爬出來，默默地聽著這個名聞世界的人逝世的訊息。
大門旁邊，有一臺機車吼叫起來，大家都打了一個寒戰。
接著，車站盡頭的一臺機車也吼叫起來，隨後又是一臺……
發電廠的汽笛也應和著機車那強有力的、充滿不安的吼聲，像炮彈飛嘯一樣發出了尖叫。一列客車正準備開往基輔，它那快速、漂亮的c型機車敲響了銅鐘，清脆響亮的鐘聲蓋過了其他聲音。
在舍佩托夫卡——華沙直達快車的波蘭機車上，司機弄清了鳴笛的原因，又細聽了一會兒，然後，也緩緩地舉起手，抓住小鏈子，拉開了汽笛的閥門。這倒把國家政治保安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嚇了一跳。波蘭司機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拉汽笛，以後他再也不能開車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沒有鬆開鏈子。機車的吼叫聲，嚇得包廂裡的波蘭信使和外交官們慌張地從柔軟的沙發上跳了起來。
機車庫裡的人越聚越多。人們從各個門裡走進來。當機車庫已經擠滿了人的時候，在哀痛而肅靜的氣氛中，有人開始講話了。
講話的是舍佩托夫卡專區黨委書記、老布林什維克沙拉布林。
“同志們！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逝世了。我們黨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損失——那位締造了布林什維克黨並教育她同敵人進行毫不妥協鬥爭的人跟我們永別了……黨和階級的領袖的逝世應該是一種召喚，召喚無產階級的優秀兒女加入我們的隊伍……”
奏起了哀樂。幾百個人都脫下了帽子。十五年來沒有掉過眼淚的阿爾焦姆突然感到喉嚨哽住了，寬厚有力的肩膀也顫抖起來。
鐵路俱樂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參加會議的人群擠倒了。外面是刺骨的嚴寒，門旁的兩棵雲杉覆蓋著冰雪，大廳裡卻又悶又熱，荷蘭式爐子燒得呼呼直響，六百個人聚集在這裡，參加黨組織召開的追悼大會。
大廳裡沒有往常的嘈雜聲、說笑聲。巨大的悲痛使人們的嗓子喑啞了。談話的聲音都很低。幾百雙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這裡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領航員的水手，他們那位久經考驗的領航員被狂風巨浪捲走了。
黨委會的委員們也默默地在主席臺上坐下來。矮壯的西羅堅科小心地拿起鈴，輕輕搖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這已經夠了。大廳裡漸漸靜下來，靜得使人感到壓抑。
報告完了以後，黨委書記西羅堅科立刻從桌子後邊站了起來，他宣佈了一件事，這種事在追悼會上宣佈是很少見的，但是並沒有任何人感到驚奇。他說：“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寫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大會予以討論。”接著，他宣讀了這份申請書：西南鐵路舍佩托夫卡站布林什維克共|產|黨組織：領袖的逝世號召我們加入布林什維克的行列，我們請求在今天的大會上審查我們，並接受我們加入列寧的黨。
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下面是兩排簽名。
西羅堅科挨個往下念，每念一個就停幾秒鐘，好讓到會的人記住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濟格蒙多維奇，火車司機，三十六年工齡。”
大廳裡發出一片贊同聲。
“柯察金，阿爾焦姆·安德列耶維奇，鉗工，十七年工齡。”
“勃魯扎克，扎哈爾·瓦西里耶維奇，火車司機，二十一年工齡。”
大廳裡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產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臺的時候，大廳裡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歷，怎麼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都清楚。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麼參加戰鬥。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裡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林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幹什麼也乾脆。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寧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麼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著布林什維克走，絕不含糊。”
老司機那白髮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隻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著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眾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髮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臺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著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裡放，就老是擺弄手裡那頂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著，露出裡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著兩顆銅鈕釦，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著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著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歷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裡講起才好。
只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後的一步，這一步將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這個高個子、鷹鉤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父親什麼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我們跟著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麼多張嘴，可真不容易。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只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只管飯，白乾三年，不給工錢……老闆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願意要，後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我給他幹了三年，他什麼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幹雜活，給他打酒。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闆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因為老闆常喝醉酒，老闆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裡，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一樣。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有一回，他指著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裡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著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後來老闆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幹。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後來我轉到這兒來幹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著別人發問。他緊皺著濃眉。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林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麼呢？說老吧，我還早著呢。我只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我有什麼可隱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後來戰爭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我們就轉回來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鑽到家務事裡去了。現在，我們的列寧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號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麼。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致動員起來，接替列寧，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我們都應該成為布林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麼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裡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乾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瞭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表決吧，西羅堅科！”
後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於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麼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產階級意識。”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夥子說：“講簡單點，別跑到這兒來賣弄……”
阿爾焦姆打斷他說：“沒關係，同志，這小夥子說得對，我是叫土地纏住了。
這是實在的，不過我並沒有因為這個把工人階級的良心扔掉。
從今天起就一刀兩斷。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廠附近來，住在這兒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塊地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阿爾焦姆看見會場上舉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渾身輕鬆，挺胸闊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後傳來了西羅堅科的聲音：“一致通過！”
第三個走上主席臺的是勃魯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當上司機了。他介紹了自己勞苦的一生，快結束的時候，講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事業。他們犧牲了，可並不是為了讓我躲在房後去哭。我還沒有補上他們犧牲的損失。這回領袖的逝世開啟了我的眼界。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問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現在起重新開始。”
勃魯扎克回憶起往事，心緒很亂，憂傷地皺著眉頭。會上沒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銳的問題，就一致舉手通過他入黨了。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光彩。斑白的頭也抬了起來。
討論接收新黨員的大會一直開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經過生活考驗的、最優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黨。
列寧的逝世促使幾十萬工人加入了布林什維克黨，領袖的去世沒有造成黨的隊伍渙散。一棵大樹，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紮在土壤裡，只削去它的頂端，它是不會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