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線——就是兩根柱子。它們面對面地豎在那裡，默默地互相敵視，象徵著兩個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崗亭那樣漆著黑白相間的線條。柱頂上面牢牢地釘著一隻獨頭鷹。這隻嗜食獸屍的惡鳥展開雙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這根漆著線條的界樁；同時，它又伸出貪婪的鉤嘴，不懷好意地瞪著對面的鐵牌。對面六步以外豎著另一根柱子。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圓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裡。柱頂上是一塊鑄著錘子和鐮刀的鐵牌。雖然這兩根界樁都豎在一塊平地上，但是兩個世界之間卻隔著一道萬丈深淵，不冒生命危險就想越過這六步的距離是不可能的。

這裡就是邊界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些無聲的哨兵，頂著鑄有偉大的勞動標誌的鐵牌，排列成屹立不動的散兵線，從黑海起，經過數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極北地區，伸向北冰洋。蘇維埃烏克蘭和地主波蘭的國界，就從這根釘著一隻老鷹的柱子開始。密林深處有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鎮，叫別列茲多夫。小鎮離國境線十公里，過國境線便是波蘭的科列茨鎮。從斯拉武塔鎮到阿納波利鎮是邊防軍某營的防區。

這些界樁跨過積雪覆蓋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峽谷，又爬上山崗，然後伸向河邊，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視著冰天雪地的異國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氈靴下面咯吱咯吱作響。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戴著英武的盔形帽，從那個有錘子和鐮刀的界樁走起，邁著有力的步伐，在他負責的地段內巡邏。這個魁梧的紅軍戰士穿著灰色的軍大衣，戴著綠色領章，腳上穿的是氈靴。大衣外面還披著一件又肥又大的寬領羊皮外套，腦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裡，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長，一直拖到腳跟，即使在嚴寒的暴風雪天也凍不透。

這個紅軍戰士肩膀上揹著一支步槍，在巡邏線上走著，皮外套下襬擦著地上的積雪。他津津有味地抽著自己卷的馬合煙。

在這開闊的平原上，蘇維埃邊境線上的兩個哨兵之間的距離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見，而在波蘭那邊是一公里到兩公里。

一個波蘭哨兵正沿著他自己的巡邏線向紅軍戰士迎面走來。他穿著質量低劣的高統軍鞋、灰綠色的軍服，外面是一件有兩排亮紐扣的黑大衣，頭上戴著四角軍帽，軍帽上綴著一隻白鷹。呢子肩章上也是鷹，領章上還是鷹，可是這麼多鷹並沒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凜冽的寒氣一直鑽到了他骨頭裡面。他搓著麻木的耳朵，一邊走，一邊用一隻腳後跟踢著另一隻腳後跟，手上只戴著一雙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凍僵了。

這個波蘭兵一分鐘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關節馬上就會凍僵。他一刻不停地來回走動，有時還要跑幾步。現在，這兩個哨兵隔著邊界相遇了，波蘭兵轉過身來，跟紅軍戰士並排走著。

邊界上是禁止交談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誰知道這兩個人是默默地走著，還是違反了國際法呢？

波蘭人想抽菸，可是火柴忘在兵營裡了。微風故意把馬合煙的誘人香味從蘇維埃那邊吹過來。波蘭人不再搓他那凍壞了的耳朵，他回頭看了看——說不定班長或者中尉老爺會帶領騎兵巡邏隊到邊境線上來，他們會出人意外地從山崗後面鑽出來查崗的。但是現在四周空蕩蕩的。白雪在陽光下閃著耀眼的光芒。空中沒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蘭兵首先開了口，破壞了公法的神聖性，他講的是波蘭話。他把那支插著刺刀的法國連射步槍往背後一甩，用凍僵了的手指從大衣口袋裡吃力地掏出一包廉價菸捲來。

紅軍戰士聽見了波蘭人的請求，但是邊防軍條令禁止戰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談，而且他又沒有完全聽懂那個波蘭兵說的話，因此，他繼續邁著堅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兩隻暖和而柔軟的氈靴踩著積雪，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

“布林什維克同志，借個火點菸，請扔盒火柴過來。”波蘭哨兵這一次說的是俄語。

紅軍戰士仔細地看了看身旁的這個人，心裡想：“看來這位‘先生’連五臟六腑都凍透了。雖說是給資產階級當兵，他的生活也真夠慘的。這麼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給趕出來放哨，看他凍得像兔子一樣蹦蹦跳跳，不抽口煙可真不行了。”於是，紅軍戰士連頭也沒有扭，扔過去一盒火柴。

波蘭兵接住飛過來的火柴，劃了一根又一根，最後總算把煙點著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樣的方法飛過了邊界，這時，紅軍戰士無意中也破壞了公法：“你留著用吧，我還有。”

從邊界那邊傳來了回話：“不，謝謝，為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兩年監獄。”

紅軍戰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著一架飛機。飛機頭上不是螺旋槳，而是一隻強有力的拳頭，盒上還寫著：“最後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這個東西給他可真不行。”

波蘭士兵繼續和紅軍戰士朝一個方向走著。在這空曠無人的原野上，他一個人感到太寂寞了。

馬鞍有節奏地咯吱咯吱響著，馬的腳步又輕快又平穩。黑公馬的鼻孔周圍掛上了一層白霜。馬撥出的白霧消失在空氣裡。營長騎的那匹花騍馬神氣地邁著步子，不時把纖細的脖子彎成弧形，玩著轡頭。兩個騎馬的人都穿著灰色軍大衣，扎著武裝帶，袖子上都有三個方形的紅色軍銜標誌。只是營長加夫裡洛夫的領章是綠色的，而另一個人的領章是紅色的。加夫裡洛夫是邊防軍人。他是這裡的“當家人”，他的一營人就在這七十公里的防區內站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從別列茲多夫來的客人——普及軍訓營政委柯察金。

夜裡下過雪。鬆軟的雪地上，沒有蹄印，也沒有人跡。這兩個騎馬的人走出一片小樹林，在原野上策馬小跑。側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對界樁。

“籲！——”

加夫裡洛夫勒緊了馬韁繩。保爾也撥轉馬頭，看營長為什麼停馬不前。加夫裡洛夫從馬鞍上俯下身子，仔細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跡印，好像有人用帶齒的輪子在上面滾過似的。這是一隻狡猾的小獸留下的，它走的時候後腳踏在前腳的腳印上，還故意繞了許多圈子來弄亂來去的蹤跡。這隻小獸從什麼地方走來的，很難弄明白，但是營長勒住馬要察看的並不是野獸的腳印。離這些獸跡兩步遠的地方，另有一些腳印，已經薄薄地蓋上了一層雪。這裡有人走過。這個人沒有故佈疑陣，他是徑直朝樹林裡走去的，腳印清楚地說明他是從波蘭過來的。營長又策馬前進，循著腳印走到了哨兵巡邏線。在波蘭境內十步遠的地方，還可以看見這些腳印。

“夜裡有人越境了。”營長嘴裡咕噥著。“這回又是穿過三排的防區，可是他們早晨的報告什麼也沒講。他媽的！”加夫裡洛夫的小鬍子本來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氣凝成的白霜，現在像鍍了銀一樣，威嚴地掛在嘴唇上。

有兩個人正朝騎馬的人走來。一個身材矮小，穿著黑色衣服，那把法國刺刀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另一個身材高大，穿著黃|色的羊皮外套。花騍馬感到主人兩腿用力夾它，就跑了起來，很快到了那個人跟前。紅軍戰士整了整肩上的槍帶，把菸頭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這兒有什麼情況嗎？”營長一邊問，一邊把手伸給紅軍戰士。因為這個戰士個子很高，營長在馬上幾乎用不著彎腰。大個子戰士急忙從手上扯下手套。營長和哨兵握手問好。

波蘭哨兵在一旁註視著。兩個紅軍軍官（在布林什維克的軍隊裡袖章上三個小方塊可就是少校軍銜）同一個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親密的朋友一樣。剎那間，他彷彿覺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爾熱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這種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頭看了一下。

“我剛剛接班，營長同志。”紅軍戰士報告說。

“那邊的腳印您看見了嗎？”

“沒有，還沒看見。”

“夜裡兩點到六點是誰值班？”

“蘇羅堅科，營長同志。”

“好吧，要特別留神。”

臨走時，他又嚴肅地提醒戰士：“您儘量少跟他們並排走。”

當兩匹馬在邊界和別列茲多夫鎮之間的大路上小跑的時候，營長說：“在邊境上隨時都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要後悔。幹我們這一行不能睡大覺。白天越境不那麼容易，一到夜裡，就要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負責的地段有四個村子是跨界的。這兒的工作更困難。無論你布上多少哨兵，一到誰家辦喜事或者逢年過節，所有的親戚就都越過邊界，聚在一起。這有什麼難的——兩邊的房子才隔二十步遠，那條小河溝連母雞也能蹚過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當然，這都是小事情。也就是一個老太婆偷偷帶過來兩瓶四十度波蘭香露酒這一類的事，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他們的資本和規模是很大的。你知道波蘭人都幹些什麼嗎？他們在靠近邊界的所有村子裡都開設了百貨商店：你要買什麼，應有盡有。

顯然，這些商店決不是給他們那些貧苦農民開的。”

保爾蠻有興趣地聽營長講著。邊防線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間斷的偵察工作。

“加夫裡洛夫同志，事情只限於走私嗎？”

營長悶悶不樂地回答說：“你這可問到點子上了！……”

別列茲多夫是一座小鎮。這個偏僻的角落從前是指定準許猶太人居住的。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亂七八糟地擠在一起。有一個挺大的集市廣場，市場中心是二十來家小店鋪。廣場上到處是汙泥和糞便。小鎮周圍是農民的住宅。在猶太人聚居的地區，有一座古老的猶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場的路旁。

這座破舊的建築物，如今已呈現出一片淒涼景象。每到禮拜六，雖然還不至於冷落到門可羅雀的地步，但是光景畢竟不如從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了。看來一九一七年發生的事情的確非常不妙，因為甚至在這個窮鄉僻壤，青年人對祭司也沒有起碼的尊敬了。不錯，那些老年人還沒有“破戒”，可是有那麼多小孩已經吃起褻瀆神明的豬肉香腸來了！呸，連想一想都怪噁心的！一頭豬正起勁地拱著糞堆找吃的，氣得祭司博魯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腳。還有，別列茲多夫成了區的中心，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興。鬼知道從哪兒跑來這麼多共|產|黨員，他們越鬧越兇，一天比一天讓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見神甫家的大門上又掛出了一塊新牌子：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別列茲多夫區委員會這塊牌子決不是什麼好兆頭。祭司邊走邊想心事，不知不覺到了他的教堂跟前，沒想到教堂門上竟貼出了一張小小的佈告，上面寫著：今日在俱樂部召開勞動青年群眾大會。蘇維埃執委會主席利西岑和區團委代理書記柯察金同志做報告。會後由九年制學校學生演出歌舞。

祭司發瘋似的把佈告從門上撕下來。

“哼，真的幹起來啦！”

神甫家的大花園從兩面合抱著鎮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園裡有一座寬敞的老式房子。空蕩蕩的房間裡散發著黴味，從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這裡，他們像這房子一樣老朽而且空虛，彼此早就嫌棄了。新主人一搬進這所房子，空虛寂寞就一掃而光。那間大客廳，虔誠的主人過去只是在宗教節日裡才用來接待客人，現在卻經常擠得滿滿的。神甫的府第成了別列茲多夫區黨委會的所在地。進前門往右拐有一個小房間，門上寫著幾個粉筆字：“共青團區委會”。保爾每天在這裡花去他的一部分時間，他除了擔任第二軍訓營的政委以外，還兼任剛成立的共青團區委會的代理書記。

自從他們在安娜那裡為奧庫涅夫結婚舉行慶祝晚會以來，到現在已經過去八個月了，但是想起來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爾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來……

房子裡靜悄悄的。夜深了，黨委會的人都走了。區黨委書記特羅菲莫夫剛才也走了，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現在房子裡只剩下保爾一個人。窗戶上滿是寒氣凝成的奇異的霜花。

桌上擺著一盞煤油燈，爐子燒得很旺。保爾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間，鐵路工廠團委委派他為團組織的負責人，隨同搶修列車到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去。直到深秋，這一百五十人的搶修隊從一個車站到另一個車站，醫治戰爭造成的創傷，清除毀壞的車輛。他們還經過錫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這一段路線。這一帶從前是馬赫諾匪幫猖獗的地方，到處都有破壞和劫掠的痕跡。在古利亞伊——波列，他們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修復了石頭築成的水塔，用鐵皮修補好炸壞的貯水箱。保爾是個電工，並不懂鉗工技術，也沒有幹過這種活，但是他親手用扳手擰緊的鏽螺絲帽就不止上千個。

秋末冬初，列車把他們送回了工廠，大家歡迎這一百五十人返回車間……

在安娜房間裡又常常可以看到保爾了。他額上的那條皺紋舒展開了，還時常可以聽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聲。

滿身油汙的弟兄們又可以在小組會上聽到他講過去的鬥爭故事了。他講敢於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襤褸的俄羅斯農民怎樣試圖沙皇的寶座，講斯捷潘·拉辛［拉辛（1671年卒），1667—1671年俄國農民起義領袖。——譯者］和布加喬夫［布加喬夫（約1742—1775），1773—1775年俄國最大一次農民起義領袖。——譯者］的起義。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裡又聚集了許多年輕人，保爾出人意外地戒掉了一種多年養成的不良嗜好。他幾乎從小就抽菸，那天他卻斬釘截鐵地宣佈：“我決不再抽菸了。”

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開頭有人說，習慣比人厲害，養成了就改不掉，抽菸就是個例子。這話引起了爭論。保爾並沒有參加爭論，可是塔莉亞硬把他捲進來，要他談談自己的看法。他怎麼想的，就怎麼說了：“人應該支配習慣，而決不能讓習慣支配人。不然的話，豈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結論嗎？”

茨韋塔耶夫在角落裡喊了起來：“話倒說得挺漂亮。柯察金就愛唱高調。要是戳穿他的牛皮，會怎麼樣呢？他本人抽不抽菸？抽。他知不知道抽菸沒什麼好處？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沒那麼大能耐。前不久他還在小組會上‘宣傳文明’呢。”說到這裡，茨韋塔耶夫改變了腔調，冷嘲熱諷地問：“讓他回答大家，他還罵不罵人？

凡是認識柯察金的人都會說：罵是罵得少了，可是罵起來實在厲害。真是傳教容易當聖徒難哪。”

接著是一陣沉默。茨韋塔耶夫這種挖苦人的腔調使大家很不愉快。保爾沒有馬上回答。他從嘴上慢慢拿下菸捲，揉碎了，然後輕聲說：“我決不再抽菸了。”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這主要是為我自己，也多少是為了茨韋塔耶夫。要是一個人不能改掉壞習慣，那他就毫無價值。我還有個罵人的壞毛病。同志們，這個可恥的毛病我還沒有完全克服掉，不過就連茨韋塔耶夫也承認很少聽見我罵人了。話是容易脫口就說出來的，比不得抽菸，所以現在我還不能說這個毛病不會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罵人的缺點也徹底克服掉。”

入冬以前流放下來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裡。秋水氾濫，有些木排被衝散了，順著河水往下漂去，眼看這些木頭就要損失掉。於是索洛緬卡區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團員去搶救這批珍貴的木材。

保爾當時正患重感冒，他不願意落在大家後面，竭力瞞著同志們去參加勞動。一個星期以後，當碼頭兩岸的木頭已經堆積如山的時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溼誘發了潛伏在他血液裡的敵人——他發高燒了。一連兩個星期，急性風溼病折磨著他的身體，他從醫院回到工廠以後，只能“趴”在工作臺上幹活了。工長見了直搖頭。過了幾天，一個毫無偏見的委員會認定他已經喪失了勞動能力，於是讓他退職，並給了他領取撫卹金的權利，但是他生氣地拒絕領撫卹金。

保爾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心愛的工廠。他拄著手杖，忍著劇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動著腳步。母親曾經多次來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現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別時說的話：“總要等你們生病了，受傷了，我才能見到你們。”

他到省委會領來兩份組織關係證明書，一份是共青團的，一份是黨的，卷在一起。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幾乎沒有同任何人告別，就動身到母親那裡去了。一連兩個星期，母親又用草藥燻，又按摩，醫治他那兩條腫腿。一個月以後，他走路已經不用手杖了。他內心充滿了喜悅，黃昏又變為黎明。

列車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後，組織部給他開了一份介紹信到省軍務部，由軍務部分配他去擔任地方武裝的政治工作。

又過了一星期，他來到了這個冰天雪地的小鎮，擔任第二軍訓營的政委。共青團專區委員會又交給他一項任務，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在這個新區建立團組織。瞧，生活就是這樣不斷變化的。

外面很熱。一支櫻桃樹枝從敞開的窗戶外窺視著執委會主席的辦公室。執委會對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蘭天主教教堂，太陽照得鐘樓上的鍍金十字架閃閃發亮。窗前小花園裡，執委會看門人的妻子飼養的一群小鵝正在活潑地找尋食物，它們跟周圍的小草一樣，蔥綠色，毛茸茸的，十分可愛。

執委會主席讀完剛接到的緊急電報。他的臉上掠過一道－陰－影。他把骨節粗大的手指插進蓬鬆的鬈髮裡，停住不動了。

別列茲多夫執委會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歲，這一點，黨內外同志都不知道。他魁梧，有力，為人嚴肅，有時候甚至很嚴厲，看上去足有三十五歲。他的身體結實，粗壯的脖子上長著一個大腦袋，深棕色的眼睛銳利而嚴峻，下頜的線條清晰有力。他穿著藍馬褲、“見過世面的”灰軍裝，左胸口袋上戴著一枚紅旗勳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圖拉兵工廠“指揮”旋床。他的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幾乎都是從童年時代起，就在這個工廠裡切鐵、削鐵。

可是有一年的一個秋夜，利西岑這個一直只管製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從此就投身到大風暴中來了。

革命和黨不斷地把他投入一場又一場火熱的鬥爭。這個圖拉的軍械匠走過了光榮的戰鬥道路，從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成長為團的指揮員和政委。

戰火和炮聲已經成為過去。現在，利西岑調到這個邊境地區工作，生活過得很安寧。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關農作物收穫情況的綜合報告，而現在這份急電使他一瞬間彷彿又回到了戰場。電文很簡略，是這樣的：絕密。別列茲多夫執委會主席利西岑。

近發現波蘭頻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擬騷擾邊境地區。

希採取防範措施。財務科現款及貴重物品宜轉移至專區，勿滯留稅款。

從辦公室的窗戶裡，利西岑可以看見每一個走進區執委會的人。他看見保爾走上了臺階。不一會兒，傳來了敲門聲。

“坐下吧，咱們談談。”利西岑握著保爾的手說。

整整一小時，執委會主席沒有接見別的人。

保爾走出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從花園裡跑了出來。保爾管她叫小阿妞。這個小姑娘平時總是羞答答的，嚴肅得跟她的年齡完全不相稱，但是一遇見保爾，就親切地微笑著。這一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爾握了握手，一面把一綹短髮從前額上甩開。

“我哥哥那兒沒人了吧？我嫂子等他回去吃午飯，等了好一會兒了。”妞拉說。

“小阿妞，去找他吧，屋裡就他一個人。”

第二天，離天亮還早，三輛大車套著肥壯的馬匹，到了執委會門前。車上的人低聲地交談著。從財務科搬出來幾隻封口的麻袋，裝上了車。幾分鐘後，公路上響起了車輪滾動的聲音。保爾帶領一隊人在大車周圍護衛。他們安全地到達了離小鎮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森林）的專區中心，把貴重物品轉移到了專區財務處的保險櫃裡。幾天以後，有一個騎兵從邊界向別列茲多夫疾馳而來。鎮上那些好看熱鬧的人都困惑不解地盯著這個騎兵和他那匹跑得滿身是汗的馬。

到了執委會門口，騎兵撲通一聲跳下馬來，他一隻手扶著軍刀，踏著笨重的馬靴，咚咚地跑上了臺階。利西岑皺著眉頭，接過他送來的公文，拆開來，在封袋上籤了字。那個邊防軍人沒容馬緩口氣，又躍上馬鞍，立即沿原路跑回去了。

除了剛讀過公文的執委會主席，誰也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是鎮上的小市民嗅覺挺靈敏。當地的小商販，三個人裡面一定有兩個是要搞點走私活動的，常幹這種行當，使他們憑著本能就能預測到危險的臨近。

人行道上有兩個人急急忙忙向軍訓營營部走去。其中一個是保爾。當地居民全認識他：他總是帶著槍。另外一個是區黨委書記特羅菲莫夫，今天連他也紮起了武裝帶，別上了轉輪手|槍——這可就不妙了。

過了幾分鐘，營部裡跑出來十五個人，手裡端著上好刺刀的步槍，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餘的黨團員也在黨委會裡武裝起來。執委會主席戴著哥薩克羊皮帽，腰間照例掛著他的毛瑟槍，騎馬跑了過去。顯然是出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無論是廣場，還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全都變得死一般的寂靜——一個人也看不見了。轉眼間，小鋪的門都掛上了中世紀的大鎖，護窗板也都關上了。只有那些無所畏懼的母雞和熱得懶洋洋的豬，還在垃圾堆上起勁地找東西吃。

在鎮邊的幾個園子裡設下了埋伏。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筆直，可以看出去很遠。

利西岑收到的情報很簡短：昨夜騎匪一股約百餘人，攜輕機槍兩挺，經交鋒後，于波杜布齊地區竄入蘇維埃國境。希即採取措施。匪徒於斯拉武塔林區消失。本日將有百名哥薩克紅騎兵經別列茲多夫追擊匪徒，特預先告知，切勿誤會。

邊防軍獨立營營長加夫裡洛夫一小時以後，在通往別列茲多夫鎮的大路上出現了一個騎馬的人，在他身後一公里是一隊騎兵。保爾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前方。騎馬的人小心地走近了，但是並沒有發現園子裡有埋伏。這是紅軍哥薩克第七團的一名青年戰士，做偵察工作還是個新手。園子裡的人一下跳到路上，把他包圍起來。他看見他們軍便服上都佩戴著青年共產國際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經過簡短交談，他又撥轉馬頭，迎著行進中的騎兵隊伍跑去。崗哨把紅軍哥薩克騎兵隊放過去，又重新在那幾個園子裡埋伏下來。

幾個動盪不安的日子過去了。利西岑接到通報說，匪徒企圖進行破壞活動，未能得逞，在紅軍騎兵的追擊下，已被迫倉皇逃出國境線。

這裡的布林什維克組織人數很少，全區才十九個人，他們正加緊進行蘇維埃的建設工作。剛剛組建成的新區，一切都得從頭做起。這一帶是邊境地區，他們時刻都得保持高度警惕。

改選蘇維埃、剿匪、開展文化活動、緝私、加強部隊裡的黨團工作——所有這些，使利西岑、特羅菲莫夫、保爾和團結在他們周圍的為數不多的積極分子，常常從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爾一跳下馬，就走向辦公桌；離開辦公桌，就到訓練新兵的廣場上去；又要去俱樂部，又要去學校，還得參加兩三個會議。夜裡，他又騎上馬，挎上毛瑟槍，厲聲喝問：“站住！什麼人？”還監聽越境走私的馬車的轆轆聲——第二軍訓營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數夜晚就是這樣度過的。

別列茲多夫共青團區委會由三個人組成：保爾、莉達·波列維赫和任卡·拉茲瓦利欣。莉達是婦女部長，小眼睛，出生在伏爾加河附近。拉茲瓦利欣是個挺漂亮的高個子青年，不久前還是中學生，他“年輕而早熟”，喜歡驚心動魄的冒險小說，熟悉歇洛克·福爾摩斯［英國作家柯南道爾（1859—1930）的偵探小說中的主人公。——譯者］的偵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納［路易·布斯納（1847—1910），法國作家，寫過許多冒險小說和歷史小說。——譯者］的作品。他原來在一個區黨委做行政幹事，大約四個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團，可是他在其他團員面前卻總愛擺出“老布林什維克”的架子。因為沒有別的人可以派，專區黨委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才把他派到別列茲多夫來負責政治教育工作。

太陽昇到了頂空。連最隱蔽的角落也被暑氣佔領了，所有的動物都躲到－陰－涼的地方，狗也趴到糧倉的牆根底下，熱得懶洋洋地直打盹。所有的動物似乎都離開了這個村莊，只有一頭豬躺在井邊的水窪中，把身子埋在汙泥裡，怡然自得地哼哼著。

保爾解開韁繩，忍住膝蓋的疼痛，咬著嘴唇跨上了馬。女教員站在學校的臺階上，手搭涼棚，微笑著說：“再見，政委同志。”

馬不耐煩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繃緊了韁繩。

“再見，拉基京娜同志。就這麼決定了：明天您給上第一課。”

馬感覺到韁繩鬆了，立刻小跑起來。就在這個時候，保爾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淒厲的號叫。只有村子裡失火的時候，婦女們才會這樣慘叫。保爾使勁一拉韁繩，馬立刻轉過身來。這時他看見一個年輕的農婦氣急敗壞地從村外跑來。拉基京娜走到路當中，攔住了她。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門口來，大多是老頭和老太婆。年輕力壯的都下地了。

“哎呀！鄉親們哪，那邊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爾驅馬走到這些人跟前的時候，又有一些人從四面八方跑來。大家圍著這個婦女，扯著她那白襯衫的袖子，驚慌地提出一大堆問題，但是她前言不搭後語，根本沒法聽懂。她只顧不住聲地喊：“打死人啦！拿刀拼命啦！”這時，有個鬍子亂蓬蓬的老頭，一隻手提著粗布褲子，笨拙地跳著跑過來，逼住那年輕女人：“別亂叫了！像個瘋子似的！哪兒打起來了？為的是啥呀？

別吱哇亂叫啦！呸，真見鬼！”

“咱們村跟波杜布齊的人打起來了……為了地界呀！他們把咱們的人往死裡打呀！”

大家這才明白是災難臨頭了。街上立即響起了婦女們的尖叫聲，老頭們也都憤怒地喊起來。這訊息像警鐘似的，一下子傳遍了整個村莊，傳到了每個院子裡：“波杜布齊的人強佔地界，拿鐮刀砍咱們的人哪！”凡是走得動的人都從家裡衝出來，操起叉子、斧頭，或者乾脆從柵欄上拔根木樁，朝村外正在血戰的田地裡跑去。兩村為了爭地界，年年都發生械鬥。

保爾狠狠地踢了一下馬，馬立刻飛跑起來。黑馬被他的喊聲催促著，趕過了奔跑的人群，飛也似的向前衝去。它把耳朵緊貼在頭上，四腳騰空，越跑越快。高岡上有一座風車，向四面張開它的翅膀，好像是伸出手來要擋住他的去路。風車右方，高岡下面的河旁，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無際的、隨著山坡起伏的麥田。風從成熟的黑麥上面掠過，他用手撫摩它一樣。路旁的罌粟開著鮮豔的紅花。這裡靜悄悄的，熱得難以忍受。只是從遠處，從高岡下面，從那條好像在陽光下取暖的銀蛇似的小河那裡，傳來了喊叫聲。

馬朝高岡下面的草地瘋狂地飛奔過去。“馬腳只要絆一下，我和它準得完蛋。”保爾腦子裡閃過了這麼一個念頭。但是馬已經勒不住了，他只好緊貼著馬脖子，聽任風在耳邊呼呼響。

馬發瘋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人正在這裡像沒有理性的野獸一樣兇猛地廝殺。好幾個人已經倒在地上，滿身是血。

馬的胸脯撞倒了一個大鬍子。他正舉著一截芟刀把，追趕一個滿臉是血的小夥子。旁邊一個曬得黝黑的、結實的農民把對手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於死地。

保爾策馬闖進正在廝殺的人群，把他們衝開。沒容他們弄清是怎麼回事，他就瘋狂地催著馬，橫衝直撞，朝野獸一般的人們衝過去；他覺得要驅散這夥打紅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樣野蠻而可怕的辦法。他狂怒地大喊：“散開，你們這些野獸！我把你們統統槍斃，你們這些強盜！”

接著，他從皮套子裡拔出槍，在一個滿臉殺氣的人的頭頂上揮了一下，縱馬一撲，開了一槍。有些人扔下鐮刀，轉身逃走了。保爾就這樣一面狂怒地驅馬在草地上賓士，一面不斷地開槍，他終於達到了目的。人們離開草地四散逃跑了，一來是為了逃避責任，二來也是為了躲開這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惡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連連射擊的“瘟槍”。

不久，區法院的人來到了波杜布齊。人民審判員調查了好長時間，傳訊了見證人，但是始終沒有查出禍首來。這場械鬥沒有出人命，受傷的也都復原了。審判員以布林什維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臉的農民說明，他們這場械鬥是野蠻的和違法的。

“審判員同志，全怪地界，我們的地界給搞亂了！每年都為這個打架。”

但是有幾個人還是受到了懲罰。

一星期之後，丈量隊走遍了刈草場，在雙方有爭議的地方釘上了木樁。一個上了年紀的丈量員，因為天熱，又走了許多路，弄得汗流浹背，他一邊卷著軟尺，一邊對保爾說：“丈量土地，我幹了三十年了，到處都為地界鬧糾紛。您看看這些草地的分界線，像個什麼樣子！拐來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說那些耕地，一塊地也就三步寬，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簡直會把你氣瘋了。就是這麼小塊的地，還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兒子跟父親一分家——一小塊地又分成兩半。我向您擔保，再過二十年，這些地就全都會變成地界，再也沒地方下種了。現在就已經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爾笑著說：“再過二十年，咱們就連一條地界也沒有了，丈量員同志。”

老頭溫厚地看了看對方。

“您說的是共產主義吧？不過，您知道，那個社會還遠著呢。”

“您聽說過布達諾夫卡集體農莊嗎？”

“啊，您指的是這個呀！”

“是啊。”

“布達諾夫卡我去過……那只是個別情況，柯察金同志。”

丈量隊在繼續丈量土地。兩個小夥子釘木樁。原先的地界還勉強可以看得出來，不過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幾根爛木頭了。刈草場兩邊站著許多農民，他們瞪眼監視著，一定要把木樁釘在原先的那個地界上。

趕車的是個嘴閒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轅馬，轉過身來對坐在車上的人說：“誰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這兒也搞起共青團來了。早先可沒這玩意兒。這些事看樣子都是那個老師興起來的，她姓拉基京娜，說不定，你們認識她吧？她還挺年輕，可真是個害人精。她把村裡的娘們全都鼓動起來了，把她們召集到一塊，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氣頭上給老婆一個耳刮子，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們只好揉揉臉，不敢吭聲。現在你還沒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說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輕一點的，還會跟你鬧離婚，給你背法律條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來說吧，她本來是個不愛吱聲的女人，現在也當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孃們的頭頭吧。

全村都來找她。開頭，我真想拿馬韁繩抽她一頓，後來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讓她們見鬼去吧！讓她們瞎吵吵去吧！要說管家務什麼的，我那口子倒是個好樣的。”

趕車的搔了搔從麻布襯衫領口露出來的毛茸茸的胸脯，又習慣地在轅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車上坐的是拉茲瓦利欣和莉達。他們到波杜布齊去，各有各的事：莉達要開婦女代表會，拉茲瓦利欣是去安排團支部的工作。

“怎麼，難道您不喜歡共青團員嗎？”莉達開玩笑地問那個趕車的。

趕車的摸摸鬍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兒的話呢……年輕的時候可以玩玩，演個戲呀什麼的。滑稽戲，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歡看。我們起先以為孩子們準是胡鬧，可是正好相反。聽人說，像喝酒、耍流氓這些事他們都管得挺嚴。他們多半是學習。就是老反對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樂部。這可辦不到，老年人為了這個都斜著眼睛看這些團員，對他們挺不滿意。別的還有啥呢？有一件事他們辦得不怎麼樣：光要那些啥也沒有的窮棒子，要那些當長工的，再不就是一點家業也沒有的人。有錢人家的孩子一個也不要。”

馬車下了山坡，到了學校跟前。

看門的女工把兩個客人安頓在她屋裡，自己到乾草棚裡去睡了。莉達和拉茲瓦利欣開會開晚了，剛剛回來。屋子裡黑糊糊的。莉達脫下皮鞋，爬到床上，立刻睡著了。但是拉茲瓦利欣的手粗魯而又不懷好意地觸到她身上，把她驚醒了。

“你想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