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下午四點鐘，我們說天氣不好，勸他不要走，但他說開得快一點兒，能趕在雨下起來之前回到北京。」

然後陳白露的面色霎時變得慘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暈倒，衝到病床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額的碎髮立刻被虛汗浸溼了。

「你別胡思亂想，哪裡有電話打不通就往壞處想的？」我勸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楊寬四處打電話，給交通局、給公安局、給武警大隊，動用我們認識的所有人尋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時間推算，雨下起來的時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鋪天蓋地的新聞都顯示著，這條高速嚴重積水，

汽車像火柴盒一樣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著一個車頂，有的漂到了遠處的田地上，遠看如同汪洋大海。人們手拉手站在大巴車的車頂。

我們沒敢把這恐怖的圖片拿給陳白露看。

而這時我和楊寬才發現，我們自恃了二十幾年的所謂權勢，在危難關頭根本沒有用。一條高速路有幾百公里長，被積水沒過車頂的汽車有成千上萬輛，除非動用衛星—只怕衛星也無能為力！

我和楊寬把兩個手機打到沒電，癱坐在椅子上。

陳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上的白熾燈，然後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找陳言。」

「誰？」我和楊寬都嚇了一跳。

「陳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過我？」

我的眼淚湧出來。

我摸著她蓬亂的頭髮、她高燒消退後冰涼的額頭：「現在連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氣了。」

她神經質地一笑：「連我都找得到，還能找不到別人？」

我不知該說什麼。

筋疲力竭的楊寬握住她因為打點滴而高高腫起的手。「白露，現在只能等。」

「等？」她抬起頭，像是聽不懂這個字似的。

「聽天命。」楊寬說。

這是多麼可怕的三個字啊。雨在後半夜停了，我們的恐懼卻沒有減少一分。房間裡悶熱得嚇人，我把窗子開啟一條縫，外面劫後餘生的新鮮空氣一股腦兒湧進來，帶著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