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說過：三天可以出一個暴發戶，三年出不了一個貴族。富的地方——也只是相對富裕的地方就真的沒有問題了，河南的土氣難道別的地方就沒有？先富起來的人應該做的絕對不是用歧視的眼光去看待尚不發達的河南，與剛剛進了一趟城，看見「革命黨搶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和「殺革命黨」的場面就對小d趾高氣揚的阿q相比實在沒什麼區別，這種對於貧窮的歧視和地域文化的歧視，難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在西方的電影界，很少有人將攝影機對準東方。但如果需要表現一位處於社會下層、從事低階勞動或做違法之事的貪婪而報瑣的角色時，中國人通常是主要的選擇。因為在不少西方人的眼裡，中國是落後的，中國人是愚昧的——也就跟中國人說的「土氣」一樣。近年來也時而聽到在國外的華僑或華人出於民族自尊前去電影公司抗議的事情，某些外國人無視中國的發展，醜化中國人的做法應該受到義正詞嚴的譴責，但在中國國內，有人以種種言行進行地域文化歧視、醜化河南人，難道河南人就沒有權利對其提出抗議與批評嗎？

第一章荒誕世界——被醜化了的河南人

二、醜化河南人的過程

歷史是一面鏡子，會給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留下各異的影像。如果讓人們描繪一下鏡子裡河南人的形象，相信民國時期可能是飽受戰亂、水旱的「流民圖」，五六十年代也許是(奇*書*網-整*理*提*供)捧著麥穗的公社社員、修建紅旗渠的勞模、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有《朝陽溝》裡的栓保和銀環。但到了今天，在社會發展的同時，歷史這面鏡子隨著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的「異化」而變成了哈哈鏡。而河南人中首先進入這面哈哈鏡中的就是民工，繼而是商人，再後來就是在新經濟背景下顯得傻里傻氣、愚昧落後的河南農民。

河南民工，準確地說，是農民工——帶著濃厚河南農民習性而到城裡扒食的口音獨特、衣衫骯髒、蓬頭垢面的建築工人、收廢品的、賣蔬菜水果的，因為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大規模登上全國性舞臺接受全社會審視與評判的河南人。

民工潮是中國城市化程式中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千百萬各地的農民脫離了土地的束縛南下北上，東遷西移，帶著各種各樣的夢想到城市尋找新的生路。對於素有頭腦靈活，善抓機遇和有著經商素質的沿海一帶的農民來說，外出打工、經商也許不是太難的事情，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江浙一帶的人數百年前就有不少已開始漂洋過海。但就千百年來受傳統重農輕商思想影響的河南農民來說，的確是經歷了一番心靈與現實的搏鬥。

《黃河人》一書的作者在分析黃河流域農民對於外出謀生的心態時認為：「在傳統黃河人眼中，為掙錢而捨棄老婆孩子熱炕頭，在舉目無親中風塵僕僕地操持末業，去冒叵測的風險，經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無疑近乎流放。」

的確，在河南，「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是農民們亙古的理想生活，「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窮窩」是他們難以改變的信條。在古代，人們崇尚耕讀持家，貧困的農民省吃儉用好幾代，就是為了圓一個「有田夢」，在這裡，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個人或一戶人貧富和社會地位的標準。即使在外邊，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時刻想的是積攢錢財在鄉下置地，以備有朝一日回鄉重拾耕讀生活；而在外邊開了店鋪以經商為主業的人，也總是忘不了隨時將自己的錢財拿到老家換成田地。

河南人對於土地的眷戀在全體中國人中都是有代表性的，在萬不得已時的背井離鄉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災難。歷史上黃河多少次氾濫決口和改道，一次次將他們的莊田和夢想摧毀，而他們卻一次次把重建家園的希望栽植在黃河水淤成的鹽鹼地上，故家難捨，故土難離，是他們永遠解不開的心結。河南作家李卓的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即反映了這種精神。因此當浙江溫州人在河南人的家門口經營起他們的小商品店和髮廊的時候，這裡的人們依據自己的想法甚至還給予這些外來謀生的人以無限的同情：「看看，這娃兒多可憐！」因為他們的邏輯是：人如果在家鄉活得下，誰會四處流浪謀生？

第一個走出中原打工的農民應該是一個英雄，他從鄉間邁向城鎮的一小步，卻是河南發展歷史上的一大步。

改革開放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激發了千萬生產於斯的農民致富發家的慾望，看到江浙的民工緻了富，看到十萬大軍出大山，他們有了躍躍欲試的衝動，終於接二連三地從原野、山間和盆地走了出來。

記得有位史學家說過，古老的中國猶如一個重負而破舊的大車，要使他車輪轉動起來很難，但一旦開始前行，巨大的慣性將使其滾滾前駛，很難有力量使他停滯下來。對於河南的民工潮來說也是同樣的規律，一波又一波的農民走向了東西南北，見到了全新的東西，學習到了新的觀念和技術，也為家鄉寄回了一張張靠勞動掙得的匯款單。

據媒體報道，2000年，河南全省對外輸出勞務680萬人，創匯達279億多元，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湧動著的民工潮自然伴生了諸多社會問題，比如交通、市容、治安、管理等問題。「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少數河南民工在外出後表現出的低下的素質也使河南在形象問題上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成為今天許多人醜化河南人的口實和由頭。

應當說，走出河南的民工是吃小麥、喝黃河水長大的，他們身上流淌的仍是河南人的血，難以擺脫的仍是河南人特有的品質和缺點。面對著外邊精彩的世界，每個人心中應該說都有著憧憬和希望，多數的人在城市裡靠自己的力氣吃飯，並攢下了餘錢。由於文化水平有限，河南人在外打工主要從事建築。修理、保安、賣菜和收廢品等行業。河南民工在許多城市幾乎包攬了大中城市市民的吃喝拉撒，同時大多數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良好的成績，許多人成為所在城市的榮譽市民。第三屆北京十佳外來青年中就有兩個河南人：一是家住長垣縣、現任河南省新蒲建築安裝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經理馮明亮，一是家住鄭州、現任北京鑫丹妮科技發展中心的總經理吳作仁。

儘管大家都說「沒有卑賤的職業，只有卑賤的人」，但不容否認的是，以世俗的眼光來看，河南民工所從事的本身就是一個個先天性遭人歧視的行業，是民工中的邊緣人，更是都市裡的另類和邊緣人。由於職業的侷限和本身經濟能力的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穿著不乾不淨的服裝，陌生而膽怯地行走於像麥田一樣寬闊的馬路上，走在像繁星一樣燦爛的霓虹燈下，無論是服飾和神態都難與外在的環境協調。在北京擁擠的地鐵和公共汽車上，常能聽到北京人那清高的聲音：都是這些民工把北京交通搞得這樣亂。在上海的南京路，不也是時常有穿著時髦的女士掩著鼻子衝著過往的民工說：阿拉上海讓鄉下人搞得臭氣熏天。

民工身份在都市裡的尷尬地位加上少數民工表現出的種種不良甚至不法行為終於使整個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這些民工中，造假行騙的有之，偷盜欺詐的有之，殺人越貨的有之。儘管他們是河南民工中的極少數，但影響是極其惡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佈的外來人口犯罪情況與各種河南民工違法犯罪的突出報道與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內的口舌文學的興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體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在外地人的眼中成了造假、欺騙、刁滑、無賴、土氣而骯髒的一群，眾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處於人類社會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人的出現時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們不過是農民中剛剛分離出來的帶著「土氣」的「雜貨鋪的老闆」，既無現代經濟的專門知識和營作理念，又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誠信，因此成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氣的典型代表。

實際上，中國早期歷史上最著名的兩位商人均出自河南，一位是春秋時期的越國大夫範蠢，他在幫助越王勾踐復國戰敗吳國夫差後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良臣亡」的道理，與西施泛舟於西湖後走上經商之路，成為中國傳統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陽仍被稱為「範蠢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於河南淮陽的呂不韋，此人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才情與商情同樣富有的傑出人士。他用自己經商賺得的富可敵國的財產參與政治，為秦國最終在戰國七雄中脫穎而出、一統華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主持寫作了流傳至今的重要典籍《呂氏春秋》。

當然，這兩位都是中國鹽鐵經濟時代的寵兒，在目前市場經濟下河南商人實力相對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問題是否就是人們純粹的「品性」與「誠信」問題呢？對於他們今天的落後是否就應該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評價河南的商人應該是從客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

河南近些年的確出了一些「造假」和「詐騙」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經濟起步時的情況一樣，一些人由於在與河南商人做生意時吃過虧，有這種情結可以理解，但這並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團糟」。

我在全國各地與一些商人的接觸中也發現，大部分人對河南商人的評價還是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