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浩也本想聽聽他馮唐對市委班子的調整和衛亦前的安排有何意見，卻見他吞吞吐吐似難以出口，便也失去了繼續交談的興趣。恰在這時，省委副秘書長薛以明敲門進來了。他手握幾張稿紙，那是趙一浩今天上午在黃土坎金明家裡的講話整理稿，按照趙一浩的指示，當晚要電傳給省報的。他將稿子放在趙一浩身旁的茶几上，說：

「記錄稿整理出來了，請你審查修改後我們馬上發出。」

馮唐見此情況便知趣地站起來，說：

「一浩同志你忙吧，我們抽時間再談，反正這兩天你不走的。」

趙一浩的心事早已放在那講話稿上去了，順口便說：

「好吧，我們改天再談。」

送走了馮唐，他便埋頭審閱那份記錄稿，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又將一些提法作了修改。這是一件大事，明天報紙頭版頭條登出去，其影響可想而知。特別是考察組正在追蹤這件事的時候，豈不將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

他將修改後的稿子交還給薛以明，說：

「你再看看，這樣修改行不行？」

乘薛以明看稿的時機，他嚴肅地思考起來，發還是不發？這是一件大事，決不能等閒視之的。在短短的兩三分鐘之內，他迅速地考慮了好幾個方案。

第一是按原定計劃發出去，不僅登頭版頭條，還要報社配發言論。這樣做自然痛快，旗幟鮮明，針鋒相對。然而似乎太激化矛盾了，至少是不夠策略吧？

第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也就是說這篇報道不發了，以冷對熱，考察組想怎麼跟蹤就讓他們去跟蹤去追尋吧。就個人利害得失來說，這不失為良策，也不失政治家的風度，現在不說將來總有說話的機會。但他覺得這樣做雖然可以保護自己，卻是對工作不利。考察組的動向傳出去，立刻會引起思想混亂。他特別想到了省裡的幾大班子和離退休領導幹部，漏子是從這個層次裡面捅出去的，而且看起來不止一個人，否則就不會引起考察組如此重視了。如果作為省委一把手的他保持沉默，那漏洞將會迅速擴大，特別是使基層幹部無所適從，進而發生渙散，乃至倒退回潮，那會帶來什麼後果啊？這是不可取的方案。

第三是順著考察組的調子作檢查，回頭是岸。他連往深處想都沒想，就將這種方案否定了。這算什麼方案，見風使院，但求保住自己為原則，沒有絲毫責任感和原則性的方案。何況考察組現在也還沒定什麼調子只是跟蹤瞭解哪，你就談虎變色舉雙手投降？

那麼到底怎麼辦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過程中，他終於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他認為這是唯一可取的辦法了，既表明了態度又不致將矛盾過於激化。於是他對早已看完修改稿，見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斷他思路的薛以明說：

「我看這樣，這篇講話稿暫不見報，作為省委辦公廳的內部通報先發到縣、團級，是否登報看一段再說。你注意到沒有？我把它改成重點談農村的家庭承包責任制，順便談到個體、私營經濟。」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滿好的，怎麼又變了主意？但在領導身邊工作過的人有一個特點，善於領會領導意圖，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態，認為書記所提的辦法是妥當的，就這麼辦。

於是趙一浩在講話記錄稿上籤了字：

在辦公廳情況通報上刊登，發至縣、團級

趙一潔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趙一浩剛簽上最後一個浩字，連日、月還沒寫，那部直通省城的「紅機子」便響了起來，薛以明起身接過話筒，裡面傳出了周劍非的聲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連忙將話筒遞給走過來的趙一浩，說了聲「是周部長」，便拿起那份簽了字的記錄稿走了。

聽說是周劍非打來的電話，趙一浩便立刻產生一種預感：那邊又出了什麼事。

果然，周劍非告訴他，在考察組的日程上又進出了一個「學潮事件的處理問題」。為了查清這件事，考察組今天義分別找省長蘇翔、副省長黃人偉、張昌明和他去談過。蘇翔和他商議後，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蹺，讓他周劍非同書記通個電話，也許蘇翔還要給他來電話的。

趙一浩聽了也覺得奇怪，這件事說起來既簡單又複雜。前年冬天省裡的重點綜合大學梅西大學的幾個學生上街同當地居民發生糾紛乃至鬥毆，公安機關抓了肇事的學生，當然，被抓的學生當天下午就經教育放回了。但卻引來了該校數百名學生圍攻公安機關乃至全校罷課。省城其他大學紛紛發表宣告表示支援，這其中便出現了一些與處理具體事情無關的政治口號，調子唱得很高，聲言不立即懲治違法抓人的兇手，便全市罷課，上街遊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長張昌明出面，兩天未獲結果。眼看事態正逐步擴大，省委常委會專門開會討論。他趙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風險親自到梅西大學和學生面對面座談，遭圍攻辱罵也毫不退卻，終於化解了矛盾，和平解決了一場不大不小但來勢兇猛的事件。他一向認為自己對這件事的處理無論方針和方法都是對的，並引以為幸，據他所知別人也是這麼看。怎麼現在突然又成為問題擺在考察組的日程上了？是什麼人在興風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燒，但還是冷靜地和周劍非對話：

「你知不知道是誰把這件陳年舊事向考察組提出來的。」

他問。聲音很平靜，聽不出著急或者憤怒的語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