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小將們理解，他也有他的難處，但事情總是要解決，哪有讓毛主席的客人餓肚子的道理。是不是靈活一點，只要有學生證就行，你們幾位中哪怕有一個人帶了學生證也行呀，對不對老王？」

她說著回頭看看審理者，被稱作老王的審理者便也乘機下臺，連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張學生證也好。」

正站立在馮菲身後的沈琳一聽，高興地叫道：

「你怎麼不早說呢？」

她說著便從衣袋裡取出學生證遞給那個姓王的審理者。他隨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筆便在那張單據上唰唰地簽了字，錢糧如數借給。

七個年輕人在街上歡騰跳躍，特別是對兩位女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是她們解決了大家的民生問題，應當計大功。

接受初戰的經驗教訓，他們在漢口街上用剛從接待站借來的錢刻了一枚戰鬥隊的公章。

有了這兩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學生證，他們便一路暢通到了北京。

他們來晚了，毛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都已過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的天下，到處一片混亂。在一片混亂中從萬里之遙來到首都的七個青年逐漸分化了。首先是兩個男青年離隊伍而去，不知所之。接著又有兩個男青年離隊出走，聲稱要自己去大海中學會游泳，不再受陳一弘的「家長式統治」。

陳一弘也無可奈何，須知在那種氣候下，全國除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是再沒有權威的了，何況他陳一弘算老幾？天要下雨孃要嫁人，要去就由他們去吧。

只有兩位女性鐵了心跟著陳一弘，在她們的心目中陳一弘的精神「領袖」地位和形象始終未變。再說兩個單身女子出門，也總得有一個男性作伴呀，她們選中了陳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時間裡，他們三人住在西城區的一個接待站裡，早出晚歸，形影不離。他們可乾和能幹的事屈指可數：一是到北大、清華等幾個權威大學看大字報、抄大字報，二是到天安門廣場抄各派動向和中央文革首長們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來，晚上則由二位女將整理裝訂成冊。

為什麼要抄還加裝訂，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吧。吃了糧借了錢總是要付出一定勞動的，不如此於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冊了，吃起每天三頓皇糧，花起借來的人民幣，像職工每月領工資一樣，心安理得了。

本來他們也可以學習各省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將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抄及時寄回自己的什麼司令部、指揮部去，一來是交了差沒有白來首都，二來是為自己的組織提供資訊，增強其戰鬥力。然而，他們三人無法照搬，他們在自己的那個省城裡和學校裡無所歸屬是光桿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們也進了故宮，登了長城，遊了頤和園。在這些場合，他們沒有以紅衛兵的身份做什麼造反動作，而純粹以參觀旅遊者的身份出現，觀賞所能觀賞到的文物古蹟，體察一下我們這個古老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產。那時這些公園裡一切說明、介紹等文字材料都已作為四舊掃除了。幸好陳一弘是他們三人之中博學多才的一個，他根據自己所積累的知識盡情地向兩位女伴作了解釋，使她們得到了在課堂裡得不到的知識和享受。

可以說在那段難忘的時間裡，他們三人在過著兩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紅衛兵、造反者、天兵天將；另一方面則是普通意識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慾的青年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或者用當時紅衛兵的流行語來說便是「親密的戰友情誼」。直到回校「復課鬧革命」之後，他們依然來往不斷。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那難忘的一個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對她們的精神領袖由好感、崇敬進而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來了卻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無。「三角」戀愛嗎？從來沒有世俗的那種爭風吃醋的表現。作為矛盾一方的陳一弘更難看出其傾向，似乎對兩位女友都保持著「等距離」的外交。

其實等距離是表象只體現在行為上。內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顯地偏向沈琳一邊的。這種偏向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兩個女性中馮菲潑辣、坦率，處事麻利、果斷。無論對事業型或政治型的男人來說，都會成為理想的好內助；沈琳則相反，女性十足，內向溫存，一個男人在挑選女伴時，一般的取向大概無視對他的事業是否有助；而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女人」。陳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陳一弘本來就比兩位女生高兩個年級，「復課鬧革命」後緊接著又是工人階級進駐。鬧騰了將近一年，他便終於分配了。

層層往下分配的結果，他最後來到了他的家鄉三江市所屬的尚文縣田壩區當了區委的宣傳幹事。他心甘情願，過起了與大城市隔絕的半隱居生活。他是個孤兒，無親無威，但和馮菲、沈琳依然時有書信往來。卻都是一般性的聯絡，他從筆跡上可以識別，有時是馮菲撰文，沈琳簽名；有時又反過來成了沈琳執筆馮菲簽名。他自己則依舊執行「等距離外交」，一信兩名按年齡大小排名，馮菲在先沈琳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