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訊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裡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佈之前——鑑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裡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箇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1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2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3《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4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下）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訊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贊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宣告，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1
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面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
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瞭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幹出些什麼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藉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
但是在這裡，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裡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麼協議上籤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只是中國，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
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採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面就有了較大的進展。
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階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制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只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
擁護八點綱領的人認為八點綱領的實質內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二）執行武裝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決策；（三）南京撤換某些「親日派」官員，採取積極外交，與英、美、蘇俄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如果可能結成聯盟）；（四）在與南京軍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等的基礎上改編東北軍和西北軍；（五）擴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政體。
蔣介石和張學良離開西安以前所達成的協議主要之點似乎就是這些。蔣介石並親自保證不再打內戰。蔣介石說他沒有籤任何檔案，這說的肯定是實話，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簽了什麼檔案這種說法。但是雖然南京方面和總司令保全了他們的「面子」，後來的事件卻證明，張少帥也沒有完全白丟他的面子。
蔣夫人二十二日的抵達，無疑地加速了會談的結束。而且（象她生動地敘述她在西安三天經過所充分說明的一樣），她自己對張學良的規勸和申斥，也加速了蔣介石的獲釋。她的丈夫自喻為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蔣夫人也認為自己在扮演《聖經》中的一個角色，她引述說：「耶和華現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蔣夫人還在納悶「聖誕老人是不是繞過西安而去」，這位尼克老人卻以張學良的身份出現，宣佈他已說服了他的軍官們，當天就派飛機送他們回南京。結果確是如此。
最後，還有最後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態。張學良少帥坐著自己的座機同總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請懲處！
1這封電報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從西安府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的，要求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南京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另有一份抄件交給了端納先生，本文引用的出於他的來源。
四
「針鋒相對」（上）
現在最後一幕開始演出，對於初次見到東方的裝模作樣的藝術的人來說，甚至對於有些老資格的觀察家來說，這都是最最令人驚歎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後的三個月裡,西安事變所引起的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大部分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面前，到了最後，局面就完全倒了過來。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象中國舊戲舞臺上兩個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吶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戰敗者頹然倒地，表示陣亡，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了爬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臺，威風凜凜，極其莊嚴。
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卻完全令人眼花繚亂的太極拳。人人都「得勝」了，只有歷史受了騙——給騙掉了一個犧牲品。
「茲汗顏隨鈞座返京，聽候懲處，以昭軍紀，」張學良到南京後就對總司令這麼說。
蔣介石則慨然答道：「由於本人無德無才，教導部下無方，以致發生此史無前例之事變……汝既有悔過之意，自當轉呈中樞，採取適當措施，以挽墮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麼？留心請看一切嚴厲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雙方表示諒解而得到寬免，懲罰和賠禮都做得恰到好處。真不愧是妥協折衷大師的傑作，完全掌握中國人所說「有實無名」和「有名無實」之間的細微差別。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個步驟是什麼？他發表一篇長篇宣告，自認無力防止叛亂，沒有盡到行政院長責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軍撤出陝西——這樣就履行了他停止內戰的諾言——並提出辭職。他要按照慣例連辭三次。實際上，他和南京方面都並沒有把他的辭職真的當一回事，因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開了中執會常會緊急會議，「請求」國民黨這一最高機構做四件大事：把懲處張學良問題交給軍事委員會（他本人是委員長）；把處理西北問題委託給軍事委員會；停止對叛軍的軍事作戰行動；撤銷（何應欽的）「討伐」司令部。他的建議得到了採納。
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學良被軍事法庭（蔣介石本人沒有出席）判處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第二天就獲得赦免。在這期間他一直是蔣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賓！接著，在一月六日撤銷總司令在西安的剿匪總部。兩天以後大家就知道了國民黨政學系重要領袖、曾在日本留學能說日語的外交部長張群要下臺了，他是西北方面攻擊南京「親日派」官員的主要目標。接任的是曾在美國留學的律師王寵惠博士，他是西北軍人集團贊成的國民黨政客中反日的歐美派的一個領袖。
又是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月十五日舉行全會。黨的歷史上召開這樣的會還只是第三次。在過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預測到的，僅僅限於在法律手續上認可統治集團——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獨裁政權——事先已決定的黨政策上的重要改變。現在黨的政策要作什麼重要改變呢？對這個最高機構要提出的決議案成百上千，大多數有關「救國大計」。
在一月間和二月初，蔣介石請了「病假」。他帶著張學良隱居到家鄉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辭呈遭拒，他又提一次。與此同時，表面上他卸了官職，實際上卻完全掌握西北問題的解決大權，完全控制當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將領進行的談判。受到「貶黜」的張學良隨侍在側，實際上是他的階下囚。在南京，蔣介石的部下忙著蒐集情況以供他估計西安事變所造成的擁護他和反對他的力量的新對比，重新估計他的擁護者的實力，把忠於他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機分子區別開來。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說，「因禍得福」。而且不止在一個方面。
四
「針鋒相對」（下）
二月十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執會三次全會發了一個歷史性的電報1，向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件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它向中執會全會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項重大修改：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制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復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
如果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這些建議得到採納，共產黨為了「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嘗試，採納下列政策：（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軍事委員會指揮；（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行「完全民主的」政體；（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國——即抗日——的任務上。
但是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開時沒有正式理會這封匪電。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蔣介石在他第一次發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感情激動。他有聲有色地敘述他拒絕書面保證履行叛軍要求。他也談到叛軍怎麼轉變過來同意他的觀點，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記中愛國感情的流露而感動得下淚。在說了這一切以後，他最後才十分不經意和輕蔑地把叛軍的八點要求向全會提出。全會重申對總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絕了他的第三次辭呈，譴責了張學良，也同樣不經意和輕蔑地拒絕了這八點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志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復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通過決議要先收復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通過汪精衛——宣佈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
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後，好象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面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麼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兇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
這些建議是什麼？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解」談判的基礎。請注意，這些條件仍把共產黨的小小自治國、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黨、他們的將來「最高綱領」留在共產黨的手裡。或者說，至少共產黨可以這樣希望。而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希望的。因為在三月十五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要求與南京方面重開談判。
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手腕，為了什麼目的？顯然，這麼巧妙地搞這一套手法是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對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講話，全會的決議，按其正確的順序來讀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滿足了所有各反對派別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剛好使他們不致於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他，但又不足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反叛。內戰停止了，很明顯，南京終於承擔起武裝抗日的任務。他答應了擴大政治自由，併為實現「民主」定了一個具體日期。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國共可以據此武裝休戰共處，如果還談不上「合作」的話。同時，政府在名義上拒絕了叛軍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議。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們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和解措施是蔣介石在南京面臨很大敵對意見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的，而且當時他個人剛剛經歷了一場鉅變，險遭不測，換了一個不如他有遠見的人，很可能懷恨在心，失去理智，輕率採取報復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憤憤不平的部下就是這樣要求的。但是蔣介石比他們精明。他安危脫險時受到人民極大的歡迎，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擁護，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有力表示。對此，蔣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對西北方面採取任何懲戒行動都會在一夜之間喪失民心。
更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暴露了他自己權力結構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這種裂痕很容易擴大為致命的破裂，使整個結構四分五裂。他現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盡。他沒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諾言，他沒有對扣留他的人馬上進行公開的報復，他軟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脅，又作了必要的讓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這樣，他終於分裂了西北集團（這是他第一個目標），把東北軍安然無事地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整編後劃歸中央指揮。二月間，南京軍隊就能夠安然無事地未遭任何抵抗佔領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開始同共產黨談判。
1見蘇維埃刊物《新中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
五
《友誼地久天長》1？（上）
蔣介石的友好姿態、他的撤銷剿匪總部、取消新圍剿計劃以及上述各種其他命令和決議，共產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戰鬥都已停止。國共兩軍實際上共同和平佔領著好幾個邊界地區。蔣介石本人表示願意容忍（至少暫時）紅軍的存在，只要他們遵守三月十日電報中提出的諾言。
在西安事變期間，紅軍佔領了大批新擴充套件的地方。在陝西省，它現在佔了一半以上的面積，包括渭河以北的幾乎所有地方。在他們五十來個縣份裡——面積在六萬到七萬平方英里之間，大體上等於奧地利面積的兩倍——共產黨所控制的領域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塊地方。但在經濟上這個地方很窮，發展前途極為有限，人口稀少，大約不到二百萬。
但這個地區戰略上極為重要。共產黨可以從這裡出發封鎖中亞的貿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聯絡。假如與日開戰，這個邊境線的有機價值是很明顯的。這是日本無法封鎖的僅有的兩條中國邊境線之一，也是供應來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積約五十五萬平方英里，已在一個同情中共、半獨立於南京、半從屬於蘇聯的半社會主義政體的統治下。在它東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國，另一個面積達九十萬平方英里的前中國附屬國——中國對它的宗主權至今仍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使俄國也是承認的——現在則肯定是在紅旗的統治下，這是一九三六年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共同防禦條約）的結果。
在現在仍可稱為「大中華」的這個地方，共產黨控制下的這三個地區加起來大約佔前中華帝國三分之一的面積。把它們三者相互隔開來而沒有實際接觸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態度曖昧的緩衝地區，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關係脆弱的邊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倒是日益現實的。這些地區後來很可能被納入「抗日統一戰線」的圈子，在蘇聯的影響之下。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未來的龐大共產黨根據地，從中亞和蒙古延伸到中國的西北腹地。但是這一片地方都很落後，有些部分是貧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東方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同蘇聯或華中，或者兩者的先進工業軍事基地結成緊密的同盟。
中共的當前收穫限於這幾個方面：停止了內戰，南京的對內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對日態度趨於強硬，蘇區不完全地脫離了長期孤立狀態。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衝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四、五、六月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區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復了交通聯絡。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象徵性地交叉掛在一起。
郵件和電報開放了一部分。共產黨在西安買了一批美國卡車，在自己區內的各主要地主之間開辦了長途汽車。各種各樣必需的技術材料開始運了進來。對共產黨來說最珍貴的是書籍。延安新開了一家魯迅紀念圖書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同志都寄了成噸成砘的新書來。成百上千的中國年輕的共產黨人從大城市來到陝北紅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間，已有二千名學員進了紅軍大學（改名為「抗日大學」），五百名進了黨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臺灣人，苗族，彝族。還有好幾十人在一些技術訓練班學習。
除了黨的久經考驗的工作者以外，還有熱情的年輕激進分子從全國各地前來，有的長途中跋涉，步行而來。到七月間，儘管學習生活很艱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飽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許多人申請入學，容納不下。許多人只好請他們回去等下一屆，共產黨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許多有訓練的技術人員也來了，或者當教員，或者從事現已開始的「建設計劃」。這，也許是和平所帶來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個可以自由地為革命和抗戰訓練、裝備、培養新幹部的根據地。
1用名詩人彭斯的詩句譜寫的蘇格蘭著名民歌，一譯《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別或舊友重逢時歌唱，此處喻國共重新合作。——譯註
五
《友誼地久天長》？（下）
當然，國民黨仍繼續嚴密監視共產黨同外界的聯絡。現在對共產黨的行動已不是那麼有限制了，但是還沒有公開承認這個事實。許多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團體也到紅色中國來考察那裡的情況，許多人來了以後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間，國民黨自己也秘密派了一個半官方的代表團，以邵華為首，參觀了紅色首都。他們遊歷了蘇區，在盛大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相當紅色的抗日演說。他們歡迎國共恢復反帝統一戰線。不過，國民黨報紙是不準刊登這些情況的。
對列寧的擁護者來說，國民黨地區的情況也改善了。共產黨在名義上仍屬非法，但可以擴大影響，擴大組織，因為壓迫已有所減弱。監牢裡不斷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別憲兵（藍衣社）仍繼續偵查共產黨，但是不再綁架和拷打了。還傳出訊息說，今後藍衣社的活動主要集中對付「親日漢奸」。後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幾個領日本津貼的中國特務第一次真的已被處決。
到五月間，作為讓步的交換，蘇區準備改名為「邊區政府」，紅軍已申請作為國民革命軍編入國防部隊。黨和紅軍的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和六月分別召開了。會上作出了決定，要採取實現同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在這些大會上，列寧、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同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畫像掛在一起。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道，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復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上）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1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象」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義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佈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宣告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裡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物件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只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義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2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3「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制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4
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援助。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佔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裡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國計程車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採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裡，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註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1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2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3《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4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
六
紅色的天際（中）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1，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2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志這裡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援」，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干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臺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