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兵變前奏
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現在不僅是中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而且還是行政院院長——相當於總理的職位。
我在上文1已經介紹過，東北軍原來是被派到五、六個省份裡去打紅軍的僱傭兵，後來卻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為一支受到它的敵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號的感染，相信繼續打內戰沒有意義，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軍隊。只有一個主張能打動他們，他們也只效忠於一箇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們趕出老家東北，凌辱和殺害他們的家人，他們就要從日本人那裡收復東北。這些想法同南京當時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東北軍對抗日的紅軍越來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個月的旅行期間，發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這種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反寧，他們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對南京政府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為基礎的。在經過幾星期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以後，終於達成妥協，但這個事件對全國抗日運動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內地有幾個地方的憤怒群眾打死了三、四個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硬抗議，要求道歉、賠款、新的政治讓步。看來很有可能再次發生一場中日「事變」，繼之以日本侵略。
與此同時，在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的抗日運動，儘管政府採取了嚴峻的鎮壓措施，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南京間接地受到很大的群眾壓力，要它採取強硬態度。十月間日本反指使蒙偽軍在日本控制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進犯綏遠北部（內蒙），這樣的壓力就開始倍增。儘管群眾普遍要求把這看作是「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訊號，但並沒有得到重視。沒有釋出動員令。南京一成不變的答覆仍是：先「安內」——即消滅共產黨。許多愛國人士開始要求南京接受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在「志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民族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這一共同的敵人。但提倡這種主張的人馬上作為「賣國賊」逮捕起來。
全國情緒之激烈以西北為最。當時很少人認識到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同停止剿共戰爭的決心有多麼密切聯絡。對中國大通商口岸的外國人來說，西安固然是個遙遠的地方，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聞記者去那裡採訪。近幾個月來沒有一個外國記者到過西安，對於那裡即要發生的事件，誰都沒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她在十月間到了西安，訪問了少帥。韋爾斯女士確切地報道了西北越來越加速的脈搏：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於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萬人，如今只剩十三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階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裡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他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公開熱情的領導之下，他在這方面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2
韋爾斯女士回顧她訪問少帥的意義時說：
事實上，從這個背景來看，這次談話可能被認為是企圖影響蔣介石積極領導抗戰……包含著（在他的發言中）一種威脅：「只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最有意義的是，這位副總司令（僅次於蔣介石）說，「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
真是謀反的話！但是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十月間他派他的最精銳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紅軍，他到西安府，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第六次圍剿的初步計劃。西安和蘭州已作好準備容納一百多架轟炸機。成噸的炸彈已經運到。據報道還準備使用毒氣。蔣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噓說，他「在兩星期內，至多一個月內即可消滅赤匪殘部。3」這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蔣介石在十月間到西安一行以後，有一點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戰爭中，東北軍已越來越派不上用場。總司令在與東北軍將領的談話中可以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新攻勢毫無興趣。張學良的一個幕僚後來告訴我說，這次少帥正式向總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蔣介石回答說，「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此事。」只有到那時候才可以同俄國合作。
總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陽的大本營，監督這次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師兵力。到十一月底，陝西古老的關隘潼關附近已經集中了十多個滿員師。一列車、一列車的彈藥和供應品運進了西安。坦克、裝甲車、摩托運輸隊也準備隨之而來。
但是對於這一切準備在大規模基礎上加強內戰的計劃，公眾都還矇在鼓裡，只有西北是例外。關於西北的情況，報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說法是，紅軍已被正式「剿滅」。少數「殘部」也在被驅散之中。與此同時，綏遠（內蒙古）的防務交給了地方軍隊，他們倒打了一場硬仗。對於每天轟炸中國軍隊戰線的日本飛機，南京飛機沒有一架起飛迎戰。但是他們卻進行了頻繁的宣傳，造成一種假象，好象南京軍隊有領導防禦；同時東京和南京卻相互保證，綏遠的「區域性衝突」決不允許擴大。少數中央政府軍——至多兩個師——開入了綏遠，但在部署上卻使得地方部隊不能把「抵抗」這件事搞得太認真了。當時擔心地方部隊可能真的進攻日本在察哈爾和熱河所佔據的領土。有些南京軍隊也部署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因為蔣介石認為紅軍很可能從陝西開入綏遠，企圖帶頭真的進攻日本軍隊。
這時全國民族情緒激昂，日本要求鎮壓救國會，認為抗日宣傳是它鼓動起來的。南京遵命辦事。救國會的七位最著名領導人被捕。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銀行家，一名律師，還有教育家和作家。與此同時，政府一下子封閉了十四家暢銷全國的雜誌。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因為抗議日本侵略綏遠等原因而舉行的罷工，遭到日本人在國民黨合作下的暴力鎮壓。青島發生其他愛國罷工時，日本人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逮捕罷工工人，佔領了全市。在蔣介石實際上同意取締將來青島日商紗廠一切罷工後，海軍陸戰隊才撤退。
所有這一切事情都進一步在西北產生了反響。十一月間，張學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壓力下，發出了他著名的呼籲，要求派往綏遠前線。呼籲最後說，「為了要控制我們的軍隊。」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裡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十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這封信4口氣懇切，要求報仇雪恥之心，希望恢復東北軍聲譽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這個要求。他仍要東北軍打共產黨。
1見本書第一篇《漢代青銅》。2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為《紐約太陽報》寫。3見蔣介石日記。4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軍事委員會在西安府公佈。
一
兵變前奏（下）
少帥並不氣餒，他不久之後又坐飛機到洛陽去親自提出這個要求。同時他也為被捕的救國會領袖說項。後來，在扣留了總司令之後，張學良記述那次談話如下：
「最近總司令逮捕監禁了上海救國會七領袖。我請他釋放這些領袖。這些救國會領袖與我非親非友，他們多數人我連認識也不認識。但我對他們被捕一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信奉的原則與我相同。我要求把他們釋放，但遭到拒絕。我於是向蔣說：‘你對待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與袁世凱、張宗昌並無二致。’
蔣總司令回答說：‘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
‘同胞們，你們相信這話吧？’
全場數千人齊聲怒喊作答。」1
但是張學良在這個時候飛去洛陽有一個積極結果。總司令同意，他下次來西安時，他要向東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詳細說明他的計劃和戰略。少帥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級的第二次駕到。但是在蔣介石來到以前，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簽訂德日反共協定和義大利的非正式參加。義大利本來已經預設日本霸佔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義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亞。義大利與滿洲國建交激怒了少帥，他一度與齊亞諾伯爵頗為友善。他接到這個訊息以後就怒斥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毀義大利在中國的影響。他在向軍校學生髮表講話時說，「這肯定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現在東北軍的不滿又增加了一項。德意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軍隊和他的空軍去轟炸中共。他們是不是也在把他們所能弄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本呢？難道德日條約事先沒有通知蔣介石並徵得他的同意嗎？有謠言說他是同意的。
接著，也是在十一月裡，傳來了胡宗南著名第一軍失利的訊息，該軍二十一日在紅軍手中吃了大敗仗。胡宗南將軍是南京方面最能幹的戰術家，好幾個星期以來就一直幾乎毫無阻礙地向甘肅北部挺進。紅軍慢慢後撤，除了小規模遭遇戰外，避免交鋒。但是他們通過不同方式向南京軍隊宣傳「統一戰線」，設法說明他們停止進攻，發表宣言聲稱紅軍不打抗日的軍隊，要求敵軍參加他們共同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種宣傳後來證明極為有效。
但是胡將軍認為紅軍已經完蛋了——軟弱、害怕、沒有鬥志。他輕率地繼續推進。紅軍繼續後撤，幾乎撤到了河連灣。這時他們決定不再後撤；需要給敵軍一個教訓。需要給他們看到統一戰線也是有牙齒的。他們突然掉轉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將軍的軍隊誘入一個黃土山谷，到黃昏時，空襲停止，他們就加以包圍，入夜後發動正面奇襲，左右兩翼並有刺刀衝鋒。氣溫低達零度，紅軍沒有帶手套的手指都凍僵了，拔不掉手榴彈的雷管。他們許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彈當作棍棒揮舞攻入敵軍陣線。一軍團帶頭進行猛攻，結果全殲敵軍二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團，繳獲大批步槍機槍，政府軍有一整團投誠參加紅軍。胡宗南將軍慌忙後撤，在幾天之內就把過幾個星期中「收復」的地方全部丟失了。他坐下來等待總司令的增援。
東北軍一定在竊竊暗笑。這不是象他們所說的那樣嗎？紅軍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這次新圍剿旗開失利不是說明圍剿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年，兩年，三年，他們在哪裡？仍在打紅軍。那麼日本呢？佔領更多更大塊的中國領土。但是頑固的總司令因為最精銳的部隊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將軍，只有更加堅決地要摧毀他的十年宿敵。
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飛機場從座機上下來時，所踏上的就是這樣一個時局舞臺。
與此同時，在這個舞臺上的左右兩側都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東北軍將領已經商量好要聯合提出停止內戰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的將領也參與其事。楊將軍的軍隊大約四萬人，對繼續打紅軍，比東北軍更沒有勁。他們認為這是南京的戰爭，他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紅軍，紅軍許多人跟自己一樣是陝西人。在他們看來，這場戰爭也很丟人，因為這時日本正在侵略鄰省綏遠。楊將軍的部隊叫西北軍。幾個月前已與東北軍結成緊密的聯盟，秘密參加了同紅軍休戰的協議。
這一切情況，行政院長兼總司令肯定已經知道一二。他在西安雖沒有正規軍，但在幾個月以前憲兵三團——即藍衣社的所謂特務團——的一千五百名人員在他的侄子蔣孝先將軍的指揮下開到了西安，後者曾經誘捕、監禁、殺害激進分子成百上千。他們在全省設立了特務網，開始逮捕、綁架所謂共產黨學生、政工人員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於少帥和楊虎城在城裡只有隨身警衛人員，沒有駐防軍隊，總司令在那裡實際控制大局。
這種情況也促成了另外一個事件。蔣介石到達後兩天，十二月九日，好幾千學生舉行抗日示威，遊行隊伍向臨潼進發，去向總司令遞請願書。邵主席下令驅散隊伍。警察在蔣介石的一些憲兵協助下毆打了學生，一度還開了槍。兩個學生受傷，正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次槍擊事件就鬧大了。張學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毆打，勸說學生回城裡去，答應把他們的請願書交給總司令。蔣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張學良「不忠」，企圖「腳踏兩頭船」。蔣介石後來認為，他們兩人之間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近因。
總司令的整個參謀部和他的個人警衛這時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蔣介石拒絕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一起會見的要求，只是分別接見了他們，用各種辦法誘使他們分裂。他的這個企圖歸於失敗。他們都承認他是總司令，但一個個都表示對新圍剿不滿，都要求派他們到綏遠抗日前線去。但是蔣介石對他們全體只有一個命令：「摧毀紅軍」。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裡寫道，「我告訴他們，剿匪已到只需最後五分鐘就可實現最後勝利的階段。」
這樣，總司令不顧一切反對和警告，在十日召開了大本營會議，正式通過了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準備對已在甘肅和陝西的西北軍、東北軍、南京軍隊以及在潼關待命的南京軍隊頒發總動員令。當時宣佈在十二日公佈動員令。並且公開聲言，如果張少帥拒絕服從命令，他的部隊將由南京軍隊予以繳械，本人將予撤職2。同時張、楊又接到訊息，說明藍衣社同警察一起已準備好一份他們部隊中同情共產黨分子的「黑名單」，一俟總動員令頒發就立即加以逮捕。
這樣，作為這一連串複雜的歷史性事件的高潮，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召開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席會議。前一天已經秘密發出命令，調一師東北軍和一團楊虎城的軍隊到西安府近郊。現在作出了決定，要用這些部隊「逮捕」總司令和他的僚屬。十七萬軍隊的兵變已成事實。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報》所載的一篇講話。2蔣鼎文將軍已被任命接替張學良任剿匪總部司令。
二
總司令被逮（上）
對於西安演出的這場驚險好戲的動機或政治背景，我們怎麼說都行，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它所選擇的時機和執行的經過，可謂高明之極。它比蔣介石在南京或上海發動的政變，或者共產黨佔據廣州的情況，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計劃事先一點也沒有洩露給敵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點鐘，整個事件就已經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制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
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二十六歲的孫銘九上尉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鐘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裡等到五點鐘，第一輛卡車載著十五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
東北軍這批先遣人員的增援部隊馬上開到，孫上尉率部進攻總司令住處。警衛人員猝不及防，沒有久戰，不過有足夠時間讓吃驚的總司令逃跑。孫上尉到蔣介石的寢室時，他已經逃跑了。孫率部搜尋，爬上賓館後面的白雪掩蓋、岩石嶙峋的小山。他們馬上就發現了總司令的貼身僕人，接著不久就找到了總司令本人。他只穿著睡衣睡褲，外面披著一件長袍，赤裸的手腳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時給劃破了，嘴裡也沒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著，躲在一塊大岩石旁的小洞裡——這塊大岩石是長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寢所在地的標誌。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國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揹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1
就這樣，總司令雖然流了一點血，卻毫不屈服，到了城裡，成了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少帥的階下囚。
在兵變那天，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名通電中央政府，各省首腦，全國人民。這封簡短的電報說明「為了要促使他覺悟」，已要求總司令「暫留西安府」。同時保證他個人安全。提交給總司令的「救國要求」向全國作了廣播，但是到處都遭到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沒有在報上發表。這著名的八點要求是：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立即停止內戰，採取武裝抗日政策。
（三）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保障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這一綱領，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擁護。2幾天後，張學良派自己的座機去保安，接了三個共產黨代表到西安：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東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面代表開了聯席會議，成了公開的盟友。十四日宣佈成立抗日聯軍，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和大約九萬紅軍。
張學良當選為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城為副主席。于學忠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十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對在那裡的中央政府官員和軍隊也舉行了兵變，把那裡的南京駐軍繳了械。在甘肅的其他地方，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圍了該省約五萬名南京軍隊，因此叛軍在陝甘兩省全境操縱了實際控制權。
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西北軍奉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立即開到陝晉和陝豫邊界。紅軍也奉委員會之命南進。一週之內，紅軍就幾乎佔領了渭河以北的陝西北部全境。紅軍先遣部隊在彭德懷率領下就駐在離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紅軍一萬人在徐海東率領下繞過西安府開到陝豫邊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並肩守在陝西邊界上。一方面進行這些防禦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軍都發表明確的宣告，反對發生新內戰，重申他們純政治目標，否認有進攻之意。
為了執行八點要求，立刻採取了種種步驟，對此，紅軍在其新佔地區一絲不苟地加以執行，停止實行土地革命綱領。一切反共的作戰命令都予撤銷。西安府釋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聞檢查，取消了對一切愛國（抗日）團體的取締。成百上千名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活動，在各階層中組織統一戰線團體。他們也到農村去，開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和武裝農民。在部隊裡，政工人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傳。幾乎每天都舉行群眾大會。有一次參加者有十萬多人。在所有大會上，口號都是團結抗日、停止內戰。——後者對農民有現實的號召力，因為他們的糧食和牛羊已因未來的剿共戰事而被徵用了。
但是這些情況的訊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壓。甚至頗受尊重的《大公報》也指出，凡是膽敢刊載西安傳出來的訊息的編輯無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險。與此同時，南京的宣傳機器又丟擲了一個煙幕彈，使已經弄得稀里胡塗的公眾更是莫名其妙。原來南京政府聞到兵變訊息後頓時目瞪口呆，先是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常委會會議，立即宣佈張學良為叛逆，撤銷他一切職務，要求釋放總司令，否則將開始討伐。人們聽到這轟動一時的新聞，反應不一，有的因蔣介石被逮高興萬分，有的大驚失色。到處出現了分崩離析的跡象。蔣介石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程度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必須尋找新的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劑。
1摘自代我在西安府為倫敦《每日先驅報》採訪的詹姆斯·貝特蘭訪問孫銘九的報道。2上述八點要求中有七點是完全符合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發出的通電中所提的「救國」綱領的。因此，張學良和共產黨至少早在那個時候已經同意了這個綱領，儘管共產黨沒有預料到張學良會採取這樣令人吃驚的步驟來使南京對此加以考慮。
二
總司令被逮（下）
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聯社以外，該社斷然宣稱，張學良已在電臺上報告過他如何把蔣介石殺死，以及殺死他的理由。沒有人知道叛軍究竟打算幹什麼，很少人充分了解他們的立場的政治意義；甚至一些同情他們的人也因為錯誤的報道而譴責他們。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宣告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臺進行震耳的干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嘗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字也不準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裡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竭力扣壓真正的訊息和事實，另一方面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象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訊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佔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共妻」。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1日本是張學良的後臺。莫斯科是他的後臺。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他是個土匪。
許多最最荒誕不經的謠言也起源於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報紙，甚至日本高階官員。關於西安「赤色威脅」的「目擊者」的異想天開的報道，日本人特別多產——儘管他們同別人一樣同那個城市一無聯絡。日本人還發現事變後面有蘇俄陰謀。但是他們在莫斯科報紙上遇到了他們宣傳上的敵手。《訊息報》和《真理報》正式否認責任、譴責張學良、讚美蔣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個訊息來證明，西安事變是前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共同炮製的，這種謠言同事實如此大相徑庭，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也不敢想出這一招，因為怕人嘲笑。「撒謊是可以的，先生們，」列寧曾經說過，「但是要有限度！」
謠言攻勢連續幾天。但是蔣介石被俘一週後，南京光是捏造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的背景新聞已不夠了。訊息走漏了出來，漏洞越來越大，後來出現了大缺口。秘密報紙普遍刊登了八點綱領，在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中間爭取到了擁護者，因為這實在是個資產階級的自由進步綱領。公眾開始認識到西北方面並不是要打內戰，而是要制止內戰。一般的情緒已逐步開始從為一個軍閥的個人安危擔心轉變為為國家存亡擔心，現在打內戰不僅不能救蔣介石一命，反而會毀滅中國。
在蔣介石被俘的訊息傳來後，南京就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陰謀活動。野心勃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國民黨內親日派政學系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掌南京大權，八點綱領主要就是發給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張「討伐」。在這一點上何應欽得到親法西斯的黃埔系、藍衣社、在野的汪精衛系、西山會議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顧問的充分支援（「煽動」也許是個更確切的詞，因為何應欽將軍天生是個易受「煽動」的人）。他們都認為這是奪取全部軍權的良機，可以把國民黨內的開明派、親美派、親英派、親俄派、統一戰線派統統壓下去，在政治上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何應欽將軍馬上動員了南京二十師軍隊，開到豫陝邊界。他派了一隊隊飛機在西安府上空飛翔，派步兵向叛軍陣線作試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飛機（為了抗日送給蔣介石總司令的「五十壽禮」）在陝西境內的渭南和華縣試驗性地投了幾顆炸彈，據報道炸死了一些工廠工人。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他聽到轟炸的訊息，「很是高興」。
但是蔣夫人顯然並不高興，她當時對局勢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對這種為「在屍體上開宴會」（南京的人當時認為總司令不可能活著出西安）的準備極感憤怒和震驚，於是去見了何應欽，要他解釋。如果他開了戰，他還能停下來嗎？他能救她丈夫嗎？她寫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國家的繼續生存是不可分的」。他要殺死她丈夫嗎？這位將軍膽怯心虛了。她堅持要他停止戰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設法爭取蔣先生獲釋上。她要他活著回來。她的論點佔了上風——至少是蔣介石自己的使者到達南京之前。
同時情況也很顯然，如果大規模開戰，西北不是沒有盟友的！廣西、廣東、雲南、湖南、四川、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寧夏的軍政領袖都作壁上觀，如果何應欽開戰，他們幾乎肯定沒有一個人會舉一個小指頭出力協助。他們無論哪一個人，或者甚至他們全體都會靠向叛軍一邊。在最好的情況下，所有這些省份裡的當權政治派系也會要求南京出高價才肯保持中立，他們每個人都想在這場衝突中設法增強自己的勢力。這一點到二十三日就很明顯了，當時有勢力的宋哲元和韓復榘將軍（河北和山東的統治者）發出通電，要求和平解決，明確告誡不要開戰，清楚地表明對何應欽將軍的計劃毫不贊成。
現在問題是：蔣介石在西安身繫囹圄，是否還能夠在南京糾集到足夠的力量防止爆發消耗力量的內戰，這場內戰很有可能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說不是實際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妻舅、中央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他的連襟、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介石夫人，把他的親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設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動的分子以「反共討伐」的名義發動進攻。
同時，在西安也發生了迅速的回心轉意。總司令在被俘以後不久就開始認識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許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慮到這個情況，蔣介石想必作了決定，他不作殉難者，白白讓何應欽將軍或者任何別人踏著他的屍體爬上獨裁者的寶座。他於是不惜屈尊從天上下來，立即開始以十分精明和現實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殺大權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
1蔣介石夫人對這些謠言表示遺憾，她寫道，「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出過錢的問題或加官進爵的問題。」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上）
蔣總司令在西安蒙難的經過，已由總司令本人這樣一個權威人士在他嫵媚的夫人蔣宋美齡的得力合作下寫了出來。1凡是沒有讀到過他們這本敘述中國歷史轉折點的這一插曲的引人入勝的書的，筆者竭誠奉勸一讀。我不知道近代還有什麼別的檔案比它更加扣人心絃，更加富有戲劇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麼檔案，能夠為對中國有所瞭解的讀者，把中國的統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這麼分明、這麼生動的焦距上。
因此，這裡所提供的事實，淺意只是作為這位行政院長兼總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補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個暴行，有損於他們感情極其激動的口口聲聲要實現的個人使命，因此給我們提供了這部關於他們經歷的主觀記述。但是由於這些事件嚴重地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們極其謹慎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們大概會第一個承認，由於政治的原因，由於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民族，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中國歷史上當然充滿了類似的事件，特別是在描寫封建鬥爭的舊小說中，這是中國將領幾乎每個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把當時的中國大總統曹錕逮捕幽禁，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馮玉祥在公眾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蔣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漢民，後者是他的「把兄」，國民黨中的長輩和勁敵。另一個例子是綁架李濟琛將軍。蔣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勢力搞垮為止。
其次，必須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復到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只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公認的一種手段。把感情暫且撇在一邊不說，可以認為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採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損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錯，這是一種封建的方法，但是張少帥要對付的人物是一個憑直覺就能瞭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樞紐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動是根據極端現實主義來考慮的，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歷史效果是進步的。
但是蔣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過嚴重危險呢？
看來是如此。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計程車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造成把總司令幹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
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政策始終沒有明確地解釋過。許多人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得意洋洋要求把他處死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勾結，大大地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大決鬥。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這麼做，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甚至蔣介石夫人也寫道，「同外辦看法恰巧相反，他們[共產黨]並不想扣留總司令。」但是為什麼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經常提到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些口號是絕對誠實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口號符合一切客觀條件迫使共產黨採取的戰略的內在因素。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總之，在一切方面，他們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個代議制的、多方面參加的民主政體，來實現他們當前的目標。他們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民主政體，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結構，可以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他們充分相信，必須先有這一斗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他們通過切身經驗瞭解到，在勢必要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威脅面前，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不但會進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戰力量，而且也會隨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潛在力量。
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地。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國遭到敵人的征服，我們就喪失一切。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2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儘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訊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援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3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制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4不難想象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