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上的邂逅

我從寧夏又南下到甘肅。四、五天後我回到了河連灣，又見到了蔡暢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們一起又吃了一頓法國式烹調的飯，遇見了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她最近從白色世界溜進蘇區，剛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見的丈夫回來。

我在河連灣後勤部呆了三天，後勤部設在原來屬於一個回民糧商的大院子裡。從建築上來說，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亞細亞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頂，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牆上的阿拉伯式窗戶。我牽著馬到那個寬敞的馬廄裡去時，一個高大的白鬍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繫著一條長可及地的皮圍裙，走上前來，舉手敬禮，他戴著一頂紅星軍帽，太陽曬得黧黑的臉，露出了沒有牙的笑容。他把馬鴻逵——我的馬——牽了過去。

我心中納悶，這個老爺爺怎麼闖到我們童子軍的營房裡來了？我於是停了下來問他，從他嘴裡套出一個故事來。他是山西人，在紅軍東征時參了軍。他姓李，六十四歲，自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紅軍「戰士」。他很歉然地解釋，他當時不在前線是「因為楊指揮員認為我在這裡看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來了。」

李在參加紅軍之前在山西省洪洞縣賣肉，他痛斥「模範省主席」閻錫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們的苛捐雜稅。「你在洪洞沒法做買賣，」他說，「他們連你拉的屎也要徵稅。」老李聽說紅軍來了，就決定參加紅軍。他妻子已死，兩個女兒都已出嫁，他沒有兒子，在洪洞縣除了課稅很重的賣肉生意以外一無牽掛；而且反正洪洞縣是個「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氣一些，所以這個冒險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紅軍這邊來了。

「我要求參軍時，他們對我說，‘你年歲大了。紅軍生活很艱苦。’我怎麼說？我說，‘不錯，我這身子已六十四歲，可是我走路象個二十歲的小夥子。我會開槍。別人能幹的我都能幹。他們要的是人，我也能當兵。’因此他們說你就來吧，我同紅軍一起行軍過了山西，同紅軍一起渡了黃河，現在就到了甘肅。」

我微笑著問他，這比賣肉是不是強一些。他喜歡嗎？

「哦！賣肉是龜子乾的事！這裡的工作值得幹。窮人的軍隊在為被壓迫者打仗，你說是不是？我當然喜歡。」那老頭兒在胸口袋裡摸索了一會，掏出來一個髒布包，他小心翼翼地開啟來，裡面是一箇舊筆記本。「你瞧，」他說。「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字。紅軍每天教我認四個。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沒有人教我寫自己的名字。你說紅軍好還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著他寫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帶著汙泥的雞爪子在乾淨的地席上留下的腳印，他還期期艾艾地念著剛寫上去的幾句話。接著，好象戲劇的高潮一樣，他拿出一支鉛筆頭，龍飛鳳舞地給我寫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慮再娶媳婦吧，」我對他開玩笑說。他嚴肅地搖搖頭，說他媽的這些馬一匹接著一匹，他沒有功夫考慮女人問題，說完他就慢慢兒地去照顧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過院子後面的果園的時候，遇見了另外一個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輕二十歲，但一樣使人感到有趣。我聽見一個小鬼在叫，「禮拜堂！禮拜堂！」覺得很奇怪，就四處張望他叫「禮拜堂」的那個人是誰。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見有個理髮師在給一個青年理髮，把他的腦袋剃得象個雞蛋一樣光光的。我詢問之下發現他的真實姓名叫賈河忠，原來在山西平陽一家美國教會醫院的藥房裡工作。小鬼叫他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禱告。

賈河忠拉起他的褲腿，給我看他腿上的一塊傷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給我看肚子上的一個傷口，他說這都是打仗的紀念品，因此他沒有上前線。理髮並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藥劑師，又是紅軍戰士。

賈河忠說，那家基督教醫院裡有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同他一起參加了紅軍。他們臨走以前同醫院裡的中國名字叫李仁的美國醫生討論了他們的打算。李仁醫生是個「好人，他給窮人治病不收錢，從來不壓迫人。」當賈河忠和他的同伴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去吧。我聽說紅軍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別的軍隊，你們能同他們一起打仗，應該很高興。」因此他們就去當了紅色的羅賓漢。

「也許李仁醫生只是要把你們打發掉。」我這樣說。

那個理髮師憤然否認。他說他同李仁的關係一直很好，李仁是個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訴這個李仁——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仍活著，過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結束，他就回藥房去做原來的工作。我很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禮拜堂」。他是個好紅軍，好理髮師，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帶說一句，我在紅軍中間遇到過好幾個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是個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國教會學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篤信的基督教徒。紅軍軍醫隊長納爾遜·傅1醫生原來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會醫院的醫生。他雖然志願參加紅軍工作，熱情擁護他們，他仍篤信他的宗教，因此沒有參加共產黨。

在江西蘇區進行了普遍的「反神」宣傳。所有寺廟、教堂、教會產業都被沒收為國家財產，和尚、尼姑、神父、牧師、外國傳教士都被剝奪了公民權利，但是在西北實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實上，做禮拜自由是個基本的保證。所有外國教會的財產受到了保護，外逃傳教士被請回去到他們的教民那裡去工作。共產黨保留了進行自己的反宗教宣傳的權利，認為「反對做禮拜的自由」同做禮拜的自由一樣是一種民主權利。

共產黨這種對教會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國人是一些比利時教士，他們是綏遠的一些大地主。他們有一處的地產有二萬畝，另一處有五千畝左右，在長城上的定邊附近。紅軍佔領定邊以後，比利時人的產業一邊同蘇區相鄰，一邊是白軍。紅軍沒有想沒收比利時人的地產，但是訂了一個條約，他們保證保護教會財產，但教士們必須允許他們在這天主教大莊園裡種田的佃戶中間組織抗日團體。這個奇怪的協定還有一個規定是，比利時人為中國蘇維埃政府拍一份電報給法國的勃魯姆總理，祝賀人民陣線的勝利。

在河連灣附近發生過一系列民團的襲擊，距此很近的一個村莊在我到達前兩天曾遭洗劫。一隊民團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裡，殺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幾個紅軍戰士睡覺的房子外面就縱起了火。紅軍戰士逃出來時，由於煙燻睜不開眼，被民團開槍打死，搶去了槍支。然後這批人就參加了另外一幫四百人左右的民團，從北方下來進行襲擊，燒村劫寨，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國民黨將領高桂滋所武裝的。二十八軍派了一營人去搜尋他們，我離河連灣那天，這些年青的戰士剛追擊成功歸來。

戰鬥是在河連灣不遠幾里路的地方發生的，白匪據說正在準備攻打河連灣。有些農民在山裡發現了民團的巢穴，紅軍據此情報，兵分三路，中路與匪徒下面交鋒。在紅軍左右兩翼包抄合攏時，戰鬥就有了定局。民團死四十個左右，紅軍死十六名，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民團被全部繳了械，兩個匪首被活捉。

我們騎馬回陝西時遇到了該營帶著俘虜回來。各村都準備大事歡迎，農民們在道路兩旁向凱旋的部隊歡呼。農衛隊舉著紅纓槍肅立致敬，少先隊向他們唱紅軍歌曲，姑娘們和婦女們送來了點心，茶水，水果，熱水——這是她們僅有的禮物，但是使疲憊的戰士的臉上現出了笑容。他們都很年輕，比前線正規軍年輕得多，我覺得許多頭纏帶血繃帶的人才只十四、五歲。我看見馬上一個少年，處於半昏迷狀態，兩邊都有一個戰友扶著，他的頭上也纏著繃帶，正中間有一塊圓形的血跡。

這一隊少年帶的步槍幾乎有他們身子一般高。在他們的行中間走著的是兩個匪首。一個是滿臉鬍鬚的中年農民，我不知道，他被這些年輕得可以做他兒子的戰士帶著，是不是感到難為情。但是他毫不畏懼的神態，確是使人感到驚異，我想他很可能同別人一樣也是一個貧農，也許在打仗時自己也有什麼信仰，遺憾的是他就要被槍斃了。我問傅錦魁時，他搖搖頭。

「我們不殺俘虜的民團。我們教育他們，給他們悔過的機會，他們許多人後來成了很好的紅軍戰士。」

紅軍清除了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為這為我們回保安掃清了道路我們從甘肅邊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雖然一路上見聞不少，卻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我回去時沒有帶什麼戰利品，只有路上買的幾隻甜瓜和西瓜。

1即傅連璋。——譯註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後，我又在外交部安頓下來，從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夠的傳記材料可以編寫一本《紅色中國名人錄》，每天早上都有一個新的指揮員或蘇維埃官員來供我訪問。但是我對如何離開問題越來越感到不安：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因為蔣介石已作了一切準備要從南方和西方發動一次新的圍剿。除非我馬上出去，否則就可能走不了：封鎖線上的最後一道隙縫可能給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著他們給我做好動身的安排。

在這段時間裡，保安的生活仍過得很平靜，你不會感到這些人是覺察到他們就要被「剿滅」的。在我住處不遠的地方駐有一個新兵教導團。他們一天到晚在操練開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還演戲，每天晚上整個城裡都歌聲嘹亮，住在營房或窯洞裡的各個部隊的戰士都朝著山腳下大聲高唱。在紅軍大學，學員們一天學習十個小時，異常努力。城裡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群眾教育運動，甚至外交部裡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課、政治課、地理課。

至於我自己，我過著假日生活，騎馬，游泳，打網球。一共有兩個球場，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的一個草地上，綿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個在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長的博古家隔壁，是個硬地球場。我在這裡每天早晨太陽剛在山上升起就同紅軍大學三個教員打網球：德國人李德、政委蔡樹藩和政委伍修權。球場裡盡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險的，但是球還是打得很激烈。蔡樹藩和伍修權同講不了幾句中文的李德講俄文，我同李德講英文，同蔡伍兩人講中文，所以這又是一場三國語言比賽。

我對當地的人的一個更加腐化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帶了一副撲克牌，到了以後沒有用過，有一天我拿出來教蔡樹藩打「勒美」1。蔡樹藩在戰鬥中失掉一臂，但不論打球或打牌對他都沒有什麼妨礙。他學會打「勒美」後，很容易地就用一隻手打敗了我。有一陣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婦女們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賭博俱樂部來。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晚上你環顧四周燭光下的臉孔，就可以看到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夫人。這就引起了旁人說閒話。

但是，對蘇區道德的真正威脅是在保安學會了打撲克以後才出現的。我們打網球的四個人先開始，每天晚上輪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惡淵藪打。我們把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面人士都拖進了這個罪惡的泥淖。賭注越來越大。最後獨臂將軍蔡樹藩一個晚上就從博古主席那裡贏去了十二萬元，看來博古的唯一齣路是盜用公款了。這個問題我們用仲裁辦法來解決，規定博古可以從國庫中提出十二萬元錢來交給蔡樹藩，但是蔡樹藩必須把錢用來為還不存在的蘇維埃空軍購買飛機。反正籌碼都是火柴梗，而且，遺憾的是，蔡樹藩買的飛機也是火柴梗。

獨臂將軍蔡樹藩是個很有趣、很可愛、很英俊的青年，頭腦機靈，容易衝動，善於辭令，妙趣橫生。他當共產黨已有十年，在湖南當鐵路工人時就參加了，後來到莫斯科去學習了兩三年，還騰出時間來愛上一個俄國同志，同她結了婚。有時候他很不高興地看著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條胳膊時會不會同他離婚。「別擔心這樣的小事，」伍修權教授這樣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國留學生。「你再見到她時沒有讓你的傳宗接代的東西給打掉算你的運氣。」但是，蔡樹藩還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後給他寄一條假臂。

我接到不少這樣辦不到的要求，要我寄東西進去，這不過是其中之一。陸定一要我把出售共產黨照片所得的收入為他們購買一隊飛機，外加武器裝備和人員配備。徐海東要一對假牙補上他的缺牙：因為他陷入了情網。人人的牙齒都有毛病，他們都多年沒有看過牙醫了。但是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令人欽佩；你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訴過苦，儘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某種疾病，很多人患胃潰瘍和其他腸胃病，這是多年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造成的。

從我個人來說，吃這種伙食反而長胖了，增加了體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厭，但這並不妨礙我狼吞虎嚥，食量之大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他們對我作了讓步，用保麩麵粉做饅頭給我吃，這種饅頭烤著吃還不錯，有時我也吃到豬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為主——輪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過來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還有辣椒、蔥頭、青豆。我極想咖啡、黃油、白糖、牛奶、雞蛋等等許多東西，可是我只能繼續吃小米。

一天圖書館來了一批《字林西報》，我讀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巧克力蛋糕烘製法。我知道博古家裡還藏著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豬油代替黃油，可以做個那樣的蛋糕。因此我請李克農為我寫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給我二兩可可。經過了幾天的耽擱，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領遭到懷疑和誹謗，許許多多繁複手續和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以後，我們終於從博古手裡逼出了這二兩可可，並且從糧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還沒有把作料摻和起來，我的警衛員就進來了解情況，這個可憐蟲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經過了一番公文手續，我最後又設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開始了偉大的試驗。結果是不用說的。無論那一個有頭腦的主婦都可以預見到發生了什麼。我的臨時湊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沒有發起來，我把它從火上移開時，它的低層是兩英寸厚的焦炭，頂上仍是黏糊糊的。不過外交部好奇的旁觀者還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為裡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費可惜。我大大地丟了面子，從此之後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請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頓「西餐」作為補償。他有時候有辦法弄到大米和雞蛋，而且又是德國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國香腸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門口看到掛著成串的德國香腸。他正在準備過冬的存貨。他也給自己砌了一個爐灶，教給他中國妻子——一個從江西同他一起來的姑娘——怎麼烘烤。他給我看，馬馬虎虎做頓飯，材料倒是齊全的。只是糧食合作社（我們伙食是包在那裡的）不知道怎麼做。紅軍指揮員羅炳輝的夫人（長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腳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師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雞蛋和白糖大概是這樣搞到的。

但是李德當然不僅僅是個好廚子，打撲克的能手。中國蘇區這個神秘人物是何許人？國民黨將領羅卓英讀了在江西發現的李德一些著作後稱他為共產黨的「智囊」，這有沒有誇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蘇俄有什麼關係？俄國對紅色中國的事務事實上究竟起多大影響？

1一種看誰把牌脫手快的遊戲，像「爭上游」。——譯註

三

俄國的影響

考察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或共產國際、或整個蘇聯之間的關係，不屬於本書的主要目的。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這裡沒有足夠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談一談這種有機的聯絡和這種聯絡對中國革命史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本書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人關於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間，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來影響。這在蘇區固然是一個公認不諱、引以為榮的事實，在國民黨地區也幾乎同樣是如此，儘管沒有得到公開承認。在中國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體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都是很明顯，不僅是作為一種哲學，而且是作為宗教的一種代替品。在這種中國青年中間，列寧幾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愛戴的外國領導人，社會主義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未來的社會形式，俄羅斯文學讀者最多——例如，高爾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國作家的作品銷路還要好，只有魯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家。

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為了一個原因。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以及其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派了成千上萬名的政治、文化、經濟或教會工作都到中國去，積極向中國群眾宣傳他們本國的信條。然而多年以來，俄國人在中國卻沒有設立一所學校、教堂、甚至辯論會，可以合法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除了在蘇區之外，他們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的。此外，國民黨到處還積極加以抵制。然而在這十年中到過中國、並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所瞭解的人，很少會否認，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蘇聯的成就對中國人民發生的精神影響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資產階級的影響加起來還要深刻。

同許多念念不忘共產國際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紅區裡，俄國的影響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響大於直接參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我們必須記住，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和與蘇聯團結一致一向是完全出於自願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由中國人自己從內部加以撤銷。在他們看來，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為一種活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這成了在中國人中間幫助鍛鍊鋼鐵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爐，而在以前許多人都認為中國人是不具備那種性格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億萬工人都在關心地注視著他們，到時候就會仿效他們的榜樣，就象他們自己仿效大俄羅斯同志的榜樣一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說「工人無祖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今天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產階級統治的小小根據地以外，他們還有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祖國。這種保證，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營養的來源。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說，「中華蘇維埃政府，宣佈它願意與國際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革命統一戰線，宣佈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忠實盟友。」中國的蘇區事實上在絕大部分時候不論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完全與世隔絕，上面所引的那句用著重體排印的話，對中國蘇區究竟有多大意義，西方人如果從來不認識一箇中國共產黨人，是很難理解的。

可是我卻是耳聞目睹，而且深有體會。這個背後有這樣一個強大盟友的思想——雖然越來越沒有得到蘇聯表示積極支援的證實——對中共士氣具有頭等重要意義，使他們的鬥爭有了一種宗教事業的普天同歸的性質，他們對此深為珍視。他們高呼的「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是貫徹於他們所有教導的信念中的思想，在這個口號中重申他們對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貞不貳。

我覺得這種思想已經顯示出，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作風。在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排外主義」。他們當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美國的或者歐洲的資本家置身於他們之間可能會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箇中國地主或上海買辦更甚。種族歧視似乎已徹底昇華為不問國界的階級對抗。甚至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不是在種族基礎上反對日本人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中不斷強調，他們只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是他們潛在盟友。的確，他們從這種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勵。這種從民族偏見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地可以溯源於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俄國所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或紅軍學院、或一些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幹部的其他學校，回國以後成了本國人民的導師。

說明他們國際主義精神的一個例子是，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其關心。報上發表的公報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也向前線部隊宣讀。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另外還舉行了群眾大會，進行了示威，鼓勵大家進行討論。有時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象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這不免相當令人驚異。儘管地理上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但是這些鄉下佬由於無線電訊息、牆報和共產黨的報告和宣傳，對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況，現在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農村居民瞭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型別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制，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瞭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於後者的意志，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鬥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系，象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象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麼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嘗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儘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只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於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只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於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1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2。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由於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制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林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彙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當然，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世界裡，模仿和採用西方的過程也正在進行，因為甚至古老的封建遺產中的詩——斯賓格勒3稱之為「偉大歷史的廢料」的東西——也很少有什麼東西，不論對於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能夠應付國家今天千頭萬緒的新需要的現代化社會，有很多價值。在舊中國這個子宮中同時孕育了兩個卵細胞，而且都是從國外受精的。因此，有意義的是，舉個例來說，共產黨在組織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於俄國的固然很多，而蔣介石總司令則不僅利用義大利轟炸機來毀滅他們，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會來組織他的反共的新生活運動。

最後，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領導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之下，如果說不是積極具體指揮之下，而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中實際上已成了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分局。說到最後，這意味著，不論是好是壞，中國共產黨象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他們的政策必須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須從屬於斯大林獨裁統治下蘇俄的廣泛戰略需要。

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於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於共產國際。

1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註

2這裡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3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註

四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關系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蘇聯和國民革命派之間的一個事實上的同盟時期。後者是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同床異夢的合作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革命來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實現中國的獨立，擺脫外國帝國主義。這項振奮人心的事業以右翼國民黨的勝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中俄關系破裂而告終。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孤立於中國和南京完全絕緣於俄國影響時期。這一時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復與南京的外交關係而宣告結束。第三個時期以南京莫斯科溫吞水的修好開始，由於南京不斷同中共進行激烈內戰而弄得很尷尬，後來到一九三七年初戲劇性地結束，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了部分和解，為中俄合作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紅軍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情歌，國民黨仍充耳不聽，這個新的時期以後在恰當場合再談。

上面提到的中俄關系三階段也確切地反映了共產國際近年來性質的變化，以及它從一個國際煽動組織轉變為蘇聯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幾個過渡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這種變化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極為複雜原因的辯證關係，要在本書加以詳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這些變化對中國革命基本發生了什麼影響，又受到中國革命什麼影響，卻很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