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對這個問題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機與俄國內部和共產國際內部所發生的危機正好發生巧合，後者表現為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爭奪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論控制權和實際控制權的鬥爭。要是斯大林沒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是這個問題在這以前就有了定論而且他又能夠支配共產國際，那就很有可能，對中國的「干涉」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再進行這樣的推測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斯大林在進行他的鬥爭時，在中國的路線早已決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對中國國民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文化上給予積極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諾維也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當時是共產國際主席，並且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響。在這以前，斯大林派還沒有徹底擊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開始，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負責，他從此加緊了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這一點是沒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接著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災難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和「指示」的時候，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幾個月裡，當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災禍象強勁的颱風一樣襲來的時候，斯大林的路線遭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所領導的反對派的不斷攻擊。季諾維也夫在當共產國際主席時，充分支援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但是現在他卻激烈反對斯大林執行同一路線。特別是在蔣介石第一次「叛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進行一次未遂政變後，季諾維也夫預言必然會發生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出賣群眾。
在蔣介石第二次政變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諾維也夫就開始要求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現在認為國民黨不能完成革命的兩項主要目標，即反帝——推翻外國在中國的統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紳在中國農村的統治。托洛茨基也這樣早就開始鼓吹成立蘇維埃和一支獨立的中國紅軍。總的來說，反對派預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線繼續下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在這一階段的希望頂多就是這個——就會失敗。當然，這個預言是說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對派的反對意見作為在中國及早採取激進政策的基礎，後來發生的悲劇可能會更加嚴重。托洛茨基在理論上的批評，一如既往，頗為精闢，他的意見同實際情況的特點也不無聯絡。但是象經常的那樣，聯絡卻並不很多。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發言都收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這本書肯定是本立論鬆懈的著作，盡是漫不經心地不顧當時實際情況的客觀限制的地方。這清楚地說明，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災禍，他所能夠提出的辦法也只會更早得多造成一個更加全面的災禍。
斯大林在大失敗以後為自己辯護時，嘲笑托洛茨基認為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是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這一論點，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加米涅夫同志說，共產國際的政策是造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說我們「在中國孕育了卡芬雅克們」……怎麼能夠說一個政黨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呢？對於那些忘掉革命時期階級力量對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個政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我們能說什麼呢？對於這種人只能說一句話——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1。
事實上，凡是研究這一整個時期情況的公正的人，很難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托洛茨基派過於誇大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又低估了客觀形勢的極其不利因素。他們對於利用共產國際的錯誤來作為攻擊斯大林的新炮彈，顯然比對中國的當前命運更感到有興趣。反正，他們的攻擊並沒有成功。整個來說，黨仍不信斯大林是無能的。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的遭到摧毀，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希望遭到普遍破滅，黨已對在國外進行冒險發生厭倦，傾向於轉而進行國內建設。斯大林勝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們竟然相信莫斯科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的話，幹起破壞鐵路的事來。
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通過了五年計劃，對拖拉機產生了狂熱，共產國際在這以後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暫時擱置了積極促進當前世界革命的計劃，蘇聯的革命熱情集中用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攻勢上。共產國際不再成為支配力量，而是變成了蘇聯的一個機關，逐漸變成了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凡單調勞動進行美化宣傳的廣告社。它的主要任務已從用暴力，或者用積極干涉來製造革命，改變為用榜樣來促進革命。由於「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需要和平，共產國際便成了在全世界進行和平宣傳的有力機構。
這裡毋庸進一步贅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論爭。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未來活動。一九二七年以後，有一段時期，這種活動幾乎等於零。俄國在中國的機構封閉了，俄國共產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出中國。俄國來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陷於停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大混亂，有一個時期，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但是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卻在純粹中國人自己的領導下自發開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得到俄國的什麼贊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才給予出生後的認可。
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了。不錯，有些機構偷偷地恢復了；還派了代表到少數幾個大城市中去找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學生繼續在俄國留學，然後秘密回來搞革命工作；而且還有一點點錢送進來。但是俄國完全沒有辦法同中國紅色區域發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聯絡，因為中國紅色區域沒有海口，完全受到敵軍的重重包圍。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只剩下兩、三個，常常幾乎與整個社會隔絕，很少有能冒險逗留幾個月以上的。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援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已不能動用「世界革命根據地」的龐大資源，只能象一個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為稍有不當，就很可能給正式取消繼承權。
在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實際財政援助，看來是少得驚人。當牛蘭夫婦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後在南京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時，警方的完整證據表明，對整個東方（不僅僅中國）的總支出最多不超過每月一萬五千美元。這與大量流入中國進行基督教宣傳（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宣傳），或者進行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款項相比，可謂微乎其微。這同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給予南京的五千萬美元小麥貸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憐。據外國軍事武官的報告，後一筆貸款的收入對蔣介石反共內戰有決定性的價值。
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賣了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彈藥給南京，以便摧毀中國蘇區，當然沒有賣任何東西給共產黨。美國軍隊出借許多軍官為中國訓練空軍，結果炸燬了紅色中國的許多城鎮，義大利和德國軍事教官實際上親自領導了幾次破壞性最大的轟炸，象他們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納粹德國派最能幹的將領馮·西克特將軍去援助蔣介石，並派一大批普魯士軍官改進南京的圍剿技術。鑑於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再說什麼俄國撐中共，我覺得完全是胡說八道了。相反，很明顯，蔣介石在近十年內卻得到了外國給他而不肯給共產黨的重要援助的支撐。
也許可以斷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軍事情報專家都無法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打仗時所得到的外國物質援助比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支軍隊都要少。
1參閱斯大林著《論反動派》第518-519頁（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註
五（斯諾先生在本書再版的時候曾表示該節內容有誤並主動刪除，我保留下來，希望大家在閱讀的時候有自己的判斷。）
那個外國智囊
在中國紅軍創立後的頭五年裡，並沒有一個外國顧問在那裡，而就在這幾年裡，紅軍建立了蘇區，開創了一個有紀律的革命運動，渙散了敵人鬥志和解除了敵人武裝，由此增強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事實。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與中國紅軍在一起作過戰的外國人德國顧問李德才在蘇區出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佔據高位。
李德躲在一條內河小船的草蓆下，經過六天六夜的驚險旅行，才從廣州偷渡到紅軍前線，到了江西蘇區首都瑞金。在他到達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唯一聯絡是通過無線電交通。在上海有個顧問委員會受共產國際的指導，這對共產黨獲知敵人方面的重要政治軍事動向有很大價值。它的活動顯然比蔣介石所能在蘇區建立的任何間諜組織效率高得多。
但是對於江西紅色共和國末期所犯的兩個大錯誤，這個顧問委員會，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認為有責任的。第一個錯誤，據毛澤東指出，是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義反寧時，紅軍沒有同他們聯合起來。由蔡廷鍇、蔣光鼐指揮的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衛上海抵抗日本進攻，毫無疑義地表現出它強烈的抗日革命性質。它被調到福建後，由於蔣介石和何應欽同日本談判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開始反寧抗日，展開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國和摧毀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運動。它不僅向紅軍提出休戰（十九路軍在南京破壞它抗日後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戰線的基礎上結盟。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大多數領導人也十分贊成這些建議。他們準備把主力調入福建，從側翼猛攻南京部隊，同福建叛軍組成聯合政府，對十九路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給予充分的支援。但是共產國際不知為什麼緣故，通過它設在上海的顧問委員會反對這一主張。當時俄國正開始恢復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剛剛才承認國民黨政權，托洛茨基派的論點是，共產國際採取這一路線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對擴大大規模內戰，仍希望紅軍和南京聯合抗日，不希望擔上在這個時候煽動叛亂的罪名，特別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一種局面，那就是萬一紅軍控制了福建的一個海港就必然會指望俄國提供物資。但是這樣的看法卻缺少根據。
反正不管怎樣，後來發生的事實是，紅軍不但沒有與十九路軍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蔣介石無後顧之憂。於是總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撲鄰省福建，迅速鎮壓判軍，紅軍就此失掉了最強大的潛在盟友。毫無疑問，擁護革命的十九路軍的殲滅，大大便利了摧毀南方蘇區的任務，蔣介石就立即滿懷信心地來從事這項任務。
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在以前幾次圍剿中，紅軍依靠他們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以及他們能迅速集中強大兵力和進行奇襲、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主動權的能力。在他們的作戰中，陣地戰和正規戰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戰役中，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游擊戰術降為從屬的任務，儘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通過了他的計劃。
今天來看就很明顯，李德大大地過高估計了蘇區的資源、紅軍在非機動作戰中的戰鬥力、敵軍計程車氣渙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諒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改進了的進攻力量，嚴重地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中的重要因素，他以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共產黨會比實際情況有利得多。
但問題是，李德這個孤零零的一個外國人，怎麼會有足夠的影響，可以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整個軍事委員會、政府和黨的判斷之上呢？這委實是件十分獨斷獨行的事。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世界大戰中，他在德國軍隊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任俄國紅軍的師長，曾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作為一個德國人，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西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林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髮長徵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林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以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決不會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況就談到這裡為止。在以後的兩年中，紅軍幾乎與自己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黨員都完全斷絕了聯絡，共產國際的活動主要只限於在《國際通訊》中刊登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驚的報道。一天到了幾期《國際通訊》時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黨中央委員會那位美國留學的書記洛甫來不及開啟來看。他隨口提到他幾乎有三年沒有讀到《國際通訊》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還在紅軍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詳盡報道最後才傳到中國的紅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舉行的。就是這些報道第一次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得到充分發揮的論述，在以後幾個月令人興奮的時間裡，西北即將發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個東方，就是這種策略對他們的政策將起指導的作用。共產國際就要再一次在中國的事務中發揮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響革命的發展。
不過我又得在北平從側面來觀察這一事件。
六
別了，紅色中國
在我離開保安之前發生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肅來的無線電訊息告訴我們，四方面軍先遣部隊在會寧同一軍團的陳賡領導的第一師勝利會師。幾天以後，陳賡和一方面軍所有重要的將領都在甘肅同二、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賀龍、張國燾、蕭克等許多其他人，高興地碰了頭。甘肅的東北部分全部落入紅軍之手，四方面軍有一個縱隊渡過黃河到了甘肅西北的狹長地帶，政府軍的反抗已暫時被壓下去了。
紅二五二六二七師會師永平
現在所有正規紅軍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訊聯絡。冬服的訂單如雪片一樣飛來保安和吳起鎮的被服廠。三支大軍據說總共有八九萬久經沙場、裝備良好的戰士。保安和整個蘇區都舉行了慶祝。甘肅南部作戰期間的長期懸慮不安的氣氛已經結束。現在人人都對將來充滿了新的信心。中國最優秀的紅軍現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塊新的地區裡，旁邊還有同情他們的十萬東北軍可以充當盟友，共產黨現在認為，南京方面會比較有興趣來聽他們的統一戰線的建議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離開以前對毛澤東進行的一次訪問，他第一次表示共產黨歡迎同國民黨講和與進行合作抗日的具體條件。這些條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產黨在八月間發表的宣言中公佈。我在訪問時請毛澤東解釋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開始說，「日本侵略的嚴重：日本日益加緊侵略，它的威脅已經嚴重到中國一切力量都必須團結起來的程度。除了共產黨以外，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和力量，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沒有國民黨的合作，我們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戰爭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大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結果就會對抗日運動不利。
「其次，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產黨就發宣言，呼籲中國各黨派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全國人民熱烈響應這個綱領，儘管國民黨繼續進攻我們。
「第三點是，甚至在國民黨裡的許多愛國分子現在也贊成同共產黨聯合，甚至在南京政府裡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軍隊，今天都為了我國民族存亡而準備聯合起來。
「這就是中國目前形勢的主要特點，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詳細考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實現這種合作的具體方案。我們堅持的團結的基本原則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則。為了要實現這一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必須是抵抗外國侵略者，給予人民群眾公民權利，加強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擁護議會形式的代議制政府，抗日救國政府，保護和支援一切人民愛國團體的政府。如果成立了這樣一個共和國，中國的各蘇區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將在自己的地區內採取措施建立議會形式的民主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問道，「這樣一個[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會在蘇區實施？」
毛澤東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樣一個政府應該恢復並再次實現孫逸仙的遺囑，和他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聯合蘇聯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中國共產黨；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
「如果國民黨裡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他繼續說，「我們準備同它合作並且支援它，組成反帝統一戰線，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拯救我國的唯一齣路。」
「提出新建議有沒有當前的原因？」我問道。「這肯定地必須認為是你們黨近十年曆史中最重要的決定。」
「當前的原因，」毛澤東解釋道，「是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新要求，屈服於這種要求必然會大大妨礙將來的抵抗，同時人民對日本侵略的日益嚴重威脅的反響採取了偉大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形式。這兩個條件反過來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態度的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就可以希望實現我們所建議的這種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時候，用這形式提出來，不論是全國還是國民黨就不會有思想準備。
「日前正在進行談判。雖然共產黨對於勸說南京抗日並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還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產黨就願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蔣介石要想繼續打內戰，紅軍也奉陪到底。」
事實上這是毛澤東正式宣佈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和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制，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能夠進行合作。毛澤東在這時也表示——雖然不是作為正式談話——共產黨願意在名稱方面也作一些改變，以利於「合作」，但在根本上並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願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在這以後的幾個興奮緊張的星期中，毛澤東的這一談話對時局發生重要的影響1。在這個談話刊出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幾個宣言都遭到封鎖，南京方面少數幾個看到這些宣言的領導人對之也抱深為懷疑的態度。但在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共產黨領袖本人的談話普遍發表以後，有些有影響的集團就會更加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了。又有不少人開始擁護兩黨「復婚」的要求，因為要求停止代價浩大的內戰和實現和平團結來抵抗日本徵服的威脅這一建議，對不論什麼階級都是有號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紅軍中間呆了將近四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可不容易，張學良的東北友軍幾乎已從所有戰線上撤出，由南京的軍隊或其他敵意的部隊換防。當時只有一個出口，那是由東北軍一個師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車路程。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來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象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只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做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向我握手，我嘴裡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蹚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裡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五天後，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裡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裡，吃黑豆和野豬肉。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裡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樹叢中間盡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靜，紅軍在這裡只駐了一營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馬，進了洛川，那裡有一輛卡車在等待著我。一天以後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樓時我就從司機座旁下了車，請一名紅軍戰士（他穿著東北軍制服）把我的包扔給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接著又找了半天，這時我疑懼交加。果然沒有疑問。我的包不在那裡。在那個包裡，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捲——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檔案。必須把它找到！
在鼓樓下面激動了半天，交通警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看著我們。於是進行了輕聲的商量。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怎麼回事。那輛卡車用麻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我的那個包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樣一個麻袋裡，一起卸在我們旅程後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司機懊喪地瞪著卡車。「他媽的，」他只好這樣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機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識中感到明天早晨太遲了。我堅持我的意見，終於說服了他。卡車轉過頭來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個朋友家裡整宵沒有閤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到無價之寶的那個包。要是那個包在咸陽打了開來，不僅我的一切東西都永遠丟失了，而且那輛「東北軍」卡車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陽駐有南京的憲兵。
幸而，你從本書的照片可以看出，那隻包找到了。可是我急著要把它找回來的直覺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佈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乾脆拆除，不致使人覺得難看。原來是蔣介石總司令突然光臨西安府。那時我們的卡車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為這條道路經過重兵把守的機場。
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面——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並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採取的全部保護總司令生命的措施後來也證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衛他的軍隊中間，他的敵人也太多了。
1訪問記全文刊《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