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談馬

八月二十九日我騎馬到紅城子去，那是在韋州縣的一個風景幽美的小鎮，以盛產梨、蘋果、葡萄的美麗果園著稱，這些果園都是用灌溉渠裡的晶瑩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師一部分駐紮在這裡。不遠有一個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條臨時的戰線，沒有戰壕，卻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機槍陣地和圓圓的山頂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禦工事——紅軍就在這裡同敵人對壘，後者一般都已後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裡去了。這條戰線好幾個星期沒有發生戰事了，紅軍趁此機會進行了休整，和「鞏固」新區。

回到預旺縣以後，我發現部隊在吃西瓜慶祝甘肅南部傳來的無線電訊息，馬鴻逵將軍的國軍有一整師向朱德的四方面軍投誠。國民黨的該師師長李宗義原來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其中有秘密共產黨員——舉行起義，帶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個騎兵營，在隴西附近參加了紅軍。這對蔣介石總司令在南線的防禦是個很大打擊，加速了南方兩支大軍的北上。

兩天以後，徐海東十五軍團的三個師中有兩個師準備轉移，一支南下，為朱德開道，一支向西到黃河流域。大清早三點鐘軍號就吹響了，到六點鐘部隊已經出發。我本人於那天早上同兩個紅軍軍官回預旺堡，他們是去向彭德懷彙報的，我與徐海東及其參謀部人員從南門離城，跟在那大隊人馬的末尾，這隊人馬象一條灰色的長龍，蜿蜒經過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看過去沒有一個盡頭。

大軍離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軍號，悄然無聲，給人一個指揮若定的印象。他們告訴我，進軍計劃好幾天以前就準備好了，路上一切情況都已經過研究，紅軍自己繪製的地圖上仔細地標出了敵軍集中的地方，警衛人員攔住了越過戰線的一切過往旅客（為了鼓勵貿易，紅軍平時是允許越境的，但在戰時或行軍時除外），現在他們在國民黨軍隊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向前挺進，後來奇襲敵軍崗哨，證明此點不假。

我在這支軍隊中沒有看到隨營的人，除了三十幾頭甘肅獵狗，它們緊緊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竄後跳，追逐偶然在遠處出現的羚羊或野豬。它們高興地狂吠著，東嗅西聞，蹦蹦跳跳，顯然很樂意到戰場上去。許多戰士帶著他們餵養的動物一起走。有的繩子上拴著小猴子，有一個戰士肩上停著一隻藍灰色的鴿子；有的帶著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帶著兔子。這是一支軍隊嗎？從戰士的年輕和長長的隊伍中傳來的歌聲來看，這倒更象是中學生的假期遠足。

出城沒有幾里路，突然下達了一個防空演習的命令。一班班的戰士離開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叢中去，戴上了他們用草做的偽裝帽，草披肩。在大路邊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機槍（他們沒有高射炮），準備瞄準低飛的目標。幾分鐘之內，整條長龍就在草原上消聲匿跡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還是無數的草叢。路上只有騾子、駱駝、馬匹仍看得見，飛行員很可能把它們當作是普通的商隊的牲口。不過騎兵（當時在打先鋒，我看不到）得首當其衝，因為他們唯一的預防措施是就地尋找掩護，找不到就只好儘可能分散開來，但是不能下馬。空襲中無人駕馭，這些蒙古馬就無法控制，全團人馬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在聽到飛機嗡嗡聲時給騎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馬！」

演習令人滿意，我們繼續前進。

李長林說的不錯。紅軍的好馬都在前線。他們的騎兵師是全軍的驕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騎兵師去。他們騎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寧夏馬上，從體格上來說是全軍最優秀的。這些快騎比華北的蒙古馬高大強壯，毛滑膘肥。大多數是從馬鴻逵和馬鴻賓那裡俘獲來的，但是有三足營的馬是將近一年前與國民黨騎兵第一軍司令何柱國將軍作戰時奪取過來的，其中一營的馬全白，一營全黑。這是紅軍第一騎兵師的核心。

紅區外面的人在紅軍進入甘肅和寧夏的時候曾經預言，回民騎兵會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結果卻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陝西辦了一所騎兵學校，由德國顧問李德訓練紅軍騎兵的核心，李德是個馳騁能手，曾在俄國紅軍騎兵中服過役。不象不會騎馬的多數南方人，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許多都是生來就學會騎馬的，因此從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訓練出一支精銳的騎兵。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上戰場，西北就出現了新式的騎兵戰。

回民是馳騁能手，但不善在馬上開槍或揮刀，漢民騎兵也是如此。他們的戰術是與步兵配合，疾馳前進，兩翼包抄，如果這樣還不能擊潰敵軍，就下鞍蹲地射擊，這樣就失去了機動性。李德訓練紅軍騎兵使用馬刀，這是紅軍兵工廠土製的，質地粗劣，不過足以應付需要。紅軍騎兵揮刀衝鋒，很快就聲譽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內，打了幾場勝仗，俘獲了不少新軍馬。

我在甘肅隨紅軍騎兵騎了幾天馬，或者精確地說，隨紅軍騎兵走了幾天路。他們借給我一匹好馬，配有俘獲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軍結束時，我覺得不是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馬。這是因為我們的營長不想讓他四條腿的寶貝過累了，要我們兩條腿的每騎一里路就要下馬牽著走三、四里路。他對待馬好象對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1一樣，我的結論是，任何人要當這個人的騎兵得首先是個護士，而不是馬伕，甚至最好是個步行的，不是騎馬的。我對他愛護牲口表示應有的敬意——這在中國不是常見的現象——但是我很高興終於能夠脫身出來，恢復自由行動，這樣反而有的時候真的騎上了一匹馬。

我對徐海東有點抱怨這件事，我懷疑他後來要對我開一開玩笑。我要回預旺堡時，他借給我一匹寧夏好馬，壯得象頭公牛，我一生騎馬就數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個大碉堡附近同十五軍團分手。我向徐海東和他的參謀人員告別。不久之後我就上了借來的坐騎，一上去之後，就如脫韁一般，看我們倆誰能活著到達預旺堡了。

這條道路五十多里，經過平原，一路平坦。這中間我們只下來走過一次，最後五里是不停地快步賓士的，到達終點時飛跑過預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遠遠的後面。在彭德懷的司令部門前我縱身下馬，檢查了一下我的坐騎，以為它一定要力竭暈倒了。可是它只輕輕喘著氣，身上只有幾滴汗珠，但除此以外，這畜牲紋絲不動，若無其事。

問題出在中國式的木鞍上，這種木鞍很窄，我無法坐下，只能雙腳夾著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鐵鐙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塊木頭。我只想歇下來睡覺，卻沒有達到目的。

1當時加拿大一婦女一胎生了四個嬰孩，轟動了全世界。——譯註。

二

「紅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預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從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進行著許多不同的、卻又單調和熟悉的工作。這彷彿把這個城市的蓋子揭開了一樣。城牆有一大段正在拆毀，這是紅軍乾的唯一破壞行動。對紅軍那樣的游擊戰士來說，城牆是一種障礙物，他們儘量在開闊的地方同敵人交鋒，如果打敗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為在那裡有被封鎖或殲滅的危險，而要馬上撤退，讓敵人去處於這種境地。一旦他們有充分強大的兵力可以奪回那個城池時，城牆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了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採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度。他穿著網球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面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光的明亮眼睛，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軟了下來，就象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是位老紅軍了。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四年前在南方參加了紅軍。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參加紅軍時準是才十一歲囉？你還參加了長征？」

「不錯，」他得意揚揚有點滑稽地回答說。「我已經當了四年紅軍了。」

「你為什麼參加紅軍？」我問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時上山砍柴，冬天就採集樹皮。我常常聽村裡的人講起紅軍。他們說紅軍幫助窮人，這叫我喜歡。我們的家很窮。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個哥哥，我們沒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來交租，所以我們老是不夠吃。冬天，我們燒樹皮湯喝，把糧食省下來作來春的種子。我總是捱餓。

「有一年，紅軍來到漳州附近。我翻過山頭，去請他們幫助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很窮。他們待我很好。他們暫時把我送到學校去讀書，我吃得很飽。幾個月以後，紅軍佔領了漳州，來到我們村子上。地主、放債的和做官的都給趕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著再繳稅繳租了。家裡的人很高興，都稱讚我。我的兩個哥哥參加了紅軍。」

「他們現在在哪裡？」

「現在？我不知道。我離開江西時，他們在福建的紅軍裡；他們和方誌敏在一起。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農民喜歡紅軍嗎？」

「喜歡紅軍？他們當然喜歡。紅軍分地給他們，趕走了地主、收稅的和剝削者。」（這些「紅小鬼」都有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詞彙！）

「但是說實在的，你怎麼知道他們喜歡紅軍呢？」

「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婦女給我們做軍服，男子偵察敵人。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不用問他是不是喜歡他的同志；十三歲的孩子是不會跟著他所痛恨的軍隊走上六千英里的。

紅軍裡有許多象他一樣的少年。少年先鋒隊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據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馮文彬說，在西北蘇區一共有少年先鋒隊員約四萬名。單單在紅軍裡諒必有好幾百名：在每一個紅軍駐地都有一個少年先鋒隊「模範連」。他們都是十二歲至十七歲（照外國演算法實際是十一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少年，他們來自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象這個小號手一樣，熬過了從南方出發的長征的艱苦。有許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間加入了紅軍。

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裡當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察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伕、護士、秘書甚至教員！有一次，我看見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張大地圖前，向一班新兵講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見到的兩個最優美的兒童舞蹈家，是一軍團劇社的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從江西長征過來的。

你可能會想，他們怎樣能經受這樣的生活。已經死掉或者被殺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汙穢的監獄裡，關著二百多名這樣的少年，他們是在做偵察或宣傳工作時被捕的，或者是行軍時趕不上隊伍而被抓的。但是他們的剛毅堅忍精神令人歎服，他們對紅軍的忠貞不貳、堅定如一，只有很年輕的人才能做到。

他們大多數人穿的軍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幾乎拖到地面。他們說，他們每天洗手、洗臉三次，可是他們總是髒，經常流著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揩，露著牙齒笑。雖然這樣，但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當頭頭的甚至有手槍，他們有紅領章，戴著大一號甚至大兩號的帽子，帽簷軟垂，但上面綴著紅星。他們的來歷往往弄不清楚：許多人記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誰，許多人是逃出來的學徒，有些曾經做過奴婢，大多數是從人口多、生活困難的人家來的，他們全都是自己做主參加紅軍的。有時，有成群的少年逃去當紅軍。

他們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他們並沒有得到或者要求作為小孩照顧，許多人實際參加了作戰。據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以後，許許多多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成年游擊隊員並肩作戰，並且甚至跟敵人拚刺刀——因此白軍士兵笑著說，他們能夠抓住他們的刺刀，把他們拖下壕溝，他實在太小太輕了。在蔣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裡，許多被俘的「紅軍」是十歲至十五歲的少年。

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大概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吃住都象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參加；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當中有誰捱過打或受欺侮。他們做通訊員和勤務員當然「受到剝削」（許多命令從上而下最後傳到一些少先隊員，這是使人驚奇的事情），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活動自由，有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學會了體育運動，他們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們對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有了一種信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口號對他們來說只是意味著幫助他們開槍打地主和師傅。顯然，這比在師傅的工作臺旁邊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侍候師傅吃飯，倒他「媽的」夜壺要好。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的這樣一個逃跑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娃娃。他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鎮上的一家店鋪，紅軍到來時，他同另外三個學徒偷偷爬過城牆，參加了紅軍。他是怎樣認為自己屬於紅軍一邊的，我可不知道，但顯而易見，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他的長輩的一切警告，已產生了同他們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只有十二歲，但已經很能照顧自己，這在他越過晉陝邊境進入甘肅的行軍中得到了證明。我問他為什麼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甚麼不要當紅軍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裡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他的家在興國，那是紅軍在江西的模範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那裡的游擊隊裡，他的姊姊是護士。他不曉得他家裡的人怎麼樣了。是的，他們都喜歡紅軍。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自己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裡留下甚麼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過兩倍於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

「那末你喜歡甘肅嗎？它比江西好還是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肅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甚麼，睡在哪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裡想，這個年輕人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裡把答話學得很好。第二天，在紅軍士兵的一個大規模集會上，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他是主要講話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個「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裡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這次大會上，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紅軍要停止內戰並同一切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簡單而又充分的說明。

我遇見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曾經是上海一家機器廠的學徒，他同三位同伴歷盡各種危險，到了西北。我見到他時，他是保安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我問他是否惦記上海，可是他說不惦記，他在上海沒有什麼牽掛，而他在那裡有過的唯一樂趣是望著商店櫥窗裡的美味食品——這他當然買不起。

但我最喜歡的是保安一個當外交部交通處處長李克農通訊員的「小鬼」。他是一個約十三、四歲的山西少年，我不曉得他是怎樣參加紅軍的。他是少年先鋒隊中的「花花公子」，對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態度極其認真。他不知從哪裡弄到一條軍官皮帶，穿著一套整潔合身的小軍服，帽簷什麼時候發軟了，總是襯上新的硬板紙。在他的洗得很乾淨的上衣領口裡面，總是襯著一條白布，露出一點。他無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齊計程車兵。毛澤東在他旁邊也顯得象一個江湖流浪漢。

由於他父母缺少考慮，這個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譯音）。這個名字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季邦」聽起來十分象「雞巴」，因此別人就老是叫他「雞巴」，這給他帶來無盡的恥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間來。帶著他一貫的莊重神色，喀嚓一聲立正，向我行了一個我在紅區所看到的最普魯士式的敬禮，稱我為「斯諾同志」。接著，他吐露了他小小心靈裡的一些不安來。他是要向我說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邦」，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張紙上細心地寫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驚奇之下極其嚴肅地回答他，說我只叫他「季邦」，從來沒有叫過他別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別的名字。我以為他要我選擇軍刀還是手槍來進行決鬥呢。

但是他謝了我，莊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個十分可笑的敬禮。「我希望得到保證，」他說，「你替外國報紙寫到我時，可不能寫錯我的名字。要是外國同志以為有一個紅軍士兵名叫‘雞巴’，那是會給他們留下一個壞印象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根本沒有想把季邦寫進這部不平常的書裡來的，但經他這樣一說，我在這件事情上別無選擇，他就走了進來同蔣總司令並排站立在一起了，儘管有失歷史的尊嚴。

在蘇區，少年先鋒隊員的任務之一，是在後方檢查過路旅客，看他們有沒有路條。他們十分堅決地執行這項任務，把沒有路條的旅客帶到當地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被幾個少年隊員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條，否則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懷，」他說。「這些路條都是我開的。」

「你是朱總司令我們也不管，」小鬼們不信說。「你得有個路條。」他們叫人來增援，於是有幾個孩子從田裡跑來。

彭德懷只好寫了路條，簽了字，交給他們，才能夠繼續上路。

總的說來，紅色中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難找出有什麼不對的，那就是「小鬼」。他們精神極好。我覺得，大人看到了他們，就往往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鬥，就會感到鼓舞。他們總是愉快而樂觀，不管整天行軍的疲乏，一碰到人問他們好不好就回答「好！」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託著中國的將來。只要這些少年能夠得到解放，得到發展，得到啟發，在建設新世界中得到起應有的作用的機會。我這樣說聽起來大概好象是在說教，但是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沒有人能不感到中國的人並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發展前途。

三

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在寧夏、甘肅前線的時候，彭德懷部下的軍隊開始一邊向黃河西移，一邊向西安蘭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隊建立聯絡，這一行動後來在十月底出色完成，會師後的兩支大軍佔領了西安蘭州公路以北的甘肅北部幾乎全部地方。

但是紅軍現在既然為了「迫使」國民黨抗日，決心要同國民黨覓求妥協辦法，因此日益變成了一支政治宣傳隊，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了。黨發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隊在今後行動中遵守「統一戰線策略」。什麼是「統一戰線策略」？也許在這個期間軍隊活動的逐日的記載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包頭水（譯音）九月一日。離一方面軍司令部預旺堡，步行約四十里，指揮員彭德懷一邊與騾夫說笑話，一邊和大家鬧著玩。所到之處頗多山。彭德懷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個回民老鄉家中過夜。

牆上馬上掛起地圖，電臺開始工作。電報來了。彭德懷休息的時候，請回民老鄉進來，向他們解釋紅軍的政策。一個老太太坐著同他幾乎聊了兩個小時，數說自己的苦處。這時紅軍的一支收穫隊走過，去收割逃亡地主的莊稼，由於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當作「漢奸」的沒收充公。另一隊人給派去守護和打掃本地的清真寺。同農民的關係似乎很好。本縣在共產黨統治下已有好幾個月，不用繳稅，一星期前本縣農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向彭德懷送來了六大車的糧食和輜重，對免稅表示感謝。昨天有幾個農民送了彭德懷一張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興。他把它轉送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溝（譯音）九月二日。清晨四時上路。彭德懷早已起身。遇到十個農民，他們是隨軍從預旺堡來幫助抬傷兵回醫院的。他們自告奮勇這樣做，是為了要打馬鴻逵，他們痛恨他，因為他強徵他們兒子去當兵。一架南京轟炸機在頭上飛過，偵見我們，我們四散找掩護，全軍都躲了起來。飛機繞了兩圈，扔了一個炸彈——照紅軍說是「扔了一個鐵彈」，或者「掉了一些鳥糞」——然後掃射馬匹，又飛到前面去轟炸先鋒部隊了。有個戰士找掩護慢了，大腿受了傷——一處輕傷——經包紮後繼續上路，不用攙扶。

我們要在這個小村過夜，從這裡望去，什麼都看不見。有一團敵軍守在附近一個堡壘裡，十五軍團派了部隊去攻打。

從預旺堡發來的無線電訊息說，今晨有敵機空襲該城，扔了十顆炸彈，死傷農民若干，戰士無傷。

碉堡子（譯音）九月三日。離李周溝，一路上許多農民出來，給戰士送來白茶——即熱水，這是這一帶最愛喝的飲料。伊斯蘭教老師來向彭德懷告別，感謝他保護學校。走近碉堡子（現在已到預旺堡以西一百里的地方）的時候，馬鴻逵的一些騎兵從一個孤立的陣地撤出來，衝進我們的後方，距離只有幾百碼。聶參謀長派司令部的一隊騎兵去追逐，他們急馳而去，揚起一陣塵土。紅軍一隊馱獸遭到襲擊，又派一隊人去奪回騾子和物資。運輸隊完整無損在回來了。

今天晚上佈告牌上貼了一些有趣的訊息。李旺堡已被圍，在那裡附近的一個碉堡，一顆迫擊炮彈落了下來，幾乎命中徐海東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隊員，傷了三名戰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軍排長在偵察紅軍陣地時被突擊隊活捉。他受了輕傷，被送到司令部來。彭德懷在無線電裡大發脾氣，因為讓他受了傷。「不是統一戰線的策略，」他說。「一個口號抵得上十顆子彈。」他向參謀人員講了一通統一戰線和如何付諸實踐的道理。

農民們在路上賣水果和西瓜，紅軍買東西都付錢。一個年輕戰士同一個農民討價還價半天，最後把一隻心愛的兔子換了三隻西瓜。吃了西瓜以後，他很不高興，要把兔子還給他！

電話傳來一個報告說，有一團敵軍已被（一軍團）二師包圍。向敵軍致了高喊歡迎的友好口號和吹軍號的「敬禮」。因為他們沒有吃的，紅軍送去了二百頭羊，附去一信解釋紅軍的政策。白軍答應下午答覆。紅軍在信中提出了統一戰線綱領，雙方講和，如果對方後撤就不開槍追擊。兩點鐘時這一團兵（他們是馬鴻逵的部下）後撤了。彭德懷高興地說，「這是統一戰線鬥爭中的勝利一步。」但還是有一些紅軍對他們開了槍，不過這似乎是極少數的「個人主義者」。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眼看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丟了。他們為此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又給他們上了幾課，講統一戰線的道理。有些戰士不懂這個道理，要想俘虜白軍，但是不許他們這樣做。這次紅軍本來還可以俘獲一隊騎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