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戰士反對統一戰線綱領的這個傾向，今晚由彭德懷和政治部加以討論。他們覺得「必須進行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條訊息：在馬良湖（音譯），有一批敵軍越過戰線到紅軍這邊來參加群眾抗日大會。他們沒有帶槍，應紅軍之邀由團長帶領前來聽講話。該團長說，「至於日本人，我們是準備打的。問題是怎麼打。」他告訴紅軍說，他的團裡和馬鴻逵部下的每一個團裡，不論是漢民團還是回民團，都至少有三個法西斯（藍衣社）特務，因此要進行合作必須保密。

徐海東騎了他的大騾子來和彭德懷、左權（一軍團司令）開會。會後他講了一個十五軍團「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線的通訊員。他奉令去送信，路上得繞過敵軍佔領的一個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敵軍碉堡槍口的大路。白軍一見到他就派一隊騎兵來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馬，又不用鞍子，把他們甩得遠遠的掉在後面。徐海東抱怨道，「他總是這樣，但是他是前線最好的通訊員。」

彭德懷開了一隻大西瓜慶祝今天的好訊息。這裡的西瓜又便宜又好吃。

碉堡子九月四——五日。（政治部的）劉曉現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發回一份那裡最近情況的報告。馬鴻逵部有一個團要求紅軍回民團派個回民去同他們談話。馬鴻逵的團長不願見紅軍代表，但同意他同他的部下談話。

王（紅軍回民代表）回來後報告說，他在部隊營房裡到處看到共產黨的傳單。他說他同他們談了幾小時後，他們越發有興趣了，最後團長也來聽，但是又怕了起來，想把他捉起來。戰士們提出了抗議，這才派人把他送回紅軍方面來。該團寫了一封信，答覆王從劉曉那裡帶去的信。他們說，他們不會後撤，因為他們奉命守衛這個地方，因此必須守住；他們願意合作抗日，但紅軍必須同他們師長談判；如果紅軍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打紅軍；又說紅軍送去的信和小冊子都在戰士中間散發了。

今天有兩架飛機轟炸了這裡附近的一隊紅軍騎兵。人畜無傷，但有一顆炸彈炸掉了村中清真寺一角，死了三個照顧寺院的老回民。這不會增加本地人對南京的愛戴。

碉堡子九月六日。今天休整。一軍團的指揮員們全在彭德懷司令部吃西瓜，戰士們休息，自己打球吃西瓜。彭德懷開了連以上指揮員會議，這是一堂政治報告。他們讓我參加。彭德懷講話摘要如下：

「我們調到這些地方的原因，首先是擴大和發展我們的蘇區；第二是配合二、四方面軍（在甘南）的調動和前進；第三是消除馬鴻逵和馬鴻賓在這些地方的影響，同他們的部隊直接形成統一戰線。

「我們必須擴大這裡的統一戰線基礎。我們必須對現在表示同情的白軍指揮員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堅決地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現在同他們許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聯絡；我們必須繼續工作，通過寫信，通過報紙，通過派代表，通過秘密會社，等等。

「我們必須儘快解放這裡的回民群眾，把他們組織起來後馬上就武裝他們，讓他們組織自己的代議制政府，這樣及早組成一支回民抗日軍。

「我們必須加強自己部隊的教育工作。最近有好幾個例子說明我們的人違反統一戰線政策，對我們允許撤退的軍隊開火。還有一些例子是我們的戰士不願交還繳獲的步槍，說了幾次才交出來。這不是違反紀律問題，而是不信任指揮員的命令，說明這些戰士不充分了解這樣做的原因，有些戰士甚至攻擊他們的領導發出‘反革命命令’。有個連長收到白軍指揮員一封信，看也不看就撕掉了，還說什麼‘這些白軍都一樣’。這說明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地教育戰士。我們第一次講話沒有把我們的立場向他們說清楚。我們要請他們提意見，在經過徹底討論和解釋後根據他們認為必要的那樣改正我們的政策。我們必須使他們感到，統一戰線政策不是騙白軍的詭計，而是一種根本方針，符合黨的決定。

「在江西，蔣介石對我們和我們的政策散佈了許多惡毒的謠言，由於他的封鎖，使我們不能對我們蘇區以外的中國人民進行駁斥。現在他的法西斯黨徒在這裡對我們散佈謠言，把中日資源作一對比，這樣來攻擊我們的抗日政策。蔣介石扣壓真實情況，他也不提中國的反帝運動不是孤立的，有蘇聯和日本本國的無產階級這樣的朋友。我們必須讓敵軍明白瞭解抗日運動的基礎，拆穿法西斯分子的這些謊言。

「在東征[山西]以後，我們有許多同志到甘肅寧夏這裡來，他們感到失望，因為對比之下，我們在那裡受到很大歡迎。他們感到灰心，因為這裡農村很窮，人民政治熱情很低。別灰心喪氣！努力工作！這些人民也是兄弟，會象別人一樣有反應的。我們一個機會也不能錯過，要說服白軍和回族農民。我們工作還不夠努力。

「至於群眾，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帶頭參加一切革命行動。我們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讓人民知道，他們有權那樣做，我們要保護他們那樣做的群眾團體。這是他們的革命權利，這是他們的勞動果實，理應歸他們所有。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提高群眾政治覺悟。要記住，他們至今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沒有別的政治覺悟。我們必須喚起他們的愛國心。我們必須加強在哥老會和其他秘密會社中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積極盟友，不只是消極盟友。我們必須加強同阿訇的良好關係，鼓勵他們在抗日運動中起領導作用。我們必須把每個回民青年都組織起來，加強革命政權的基礎。」

彭德懷發言以後，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個政委作了長篇的批評發言。他們兩人都檢查了在「統一戰線教育工作」方面的情況，提出了改進意見。所有的指揮員都做了大量筆記，後來又舉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爭論一直到吃晚飯時候。彭德懷最後建議兩個軍團各擴充五百新兵，這得到附議後，一致通過。

晚飯後一軍團劇社演出新戲，以上星期經驗為素材。它用發噱的方式表現了指戰員們在執行新政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有一場戲是一個指揮員和一個戰士發生了爭論；另一場戲是兩個指揮員之間的爭論；還有一場是一個連指揮員把白軍的信撕掉了。

第二幕戲中，大多數錯誤都改正過來，紅軍和抗日回民軍隊並肩前進，一同歌唱，一同對日本人和國民黨作戰。文娛部門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

有一個訊息傳來說，[國民黨軍隊駐守的]李旺堡遭到南京飛機的猛轟。顯然飛行員以為他們的軍隊已經撤走，因為四周到處是紅軍。轟炸時回民戰士逃出來躲在山上的窯洞裡，但紅軍沒有對他們開槍。彭德懷說，在江西也常常發生這種現象，有時整個市鎮，整批民團或南京軍隊被蔣介石自己的飛機炸光，飛行員還以為是在炸紅軍。

先鋒部隊還沒有到海原，但在繼續挺進之前已清除了幾個敵軍陣地。這些陣地在李旺堡和馬良湖。整個固原山谷和固原以西先要蘇維埃化。現在紅軍進入一個完全是回民的區域，要到靖遠的黃河流域後才再進入漢民聚居的區域。

明天我要回保安了。

在後來的一個月中，中國每個共產黨員的注意力都要焦急地集中到一系列的軍事調動上面，這是蘇區歷史上的第一次，紅軍全部主力最後終於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中會師和集中起來。我們在這裡就有必要介紹一下這次從南方來的第二次大行軍的領導——介紹一下「中華全國」紅軍總司令朱德，他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中度過了一個嚴冬以後，現在終於率領二、四方面軍傾師進入西北，其氣勢之猛和成功之大是大家所意想不到的。

四

關於朱德（上）

不象莎士比亞，孔夫子認為名字具有頭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這個名字上是這樣。這個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英文裡應拼作judeh，因為發音是如此。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這個名字由於在文字上的奇異巧合，在中文中的兩個字正好是「紅色的品德」的意思，雖然當他在邊遠的四川省儀隴縣誕生後他的慈親給他起這個名字時，是無法預見這個名字日後具有的政治意義的。無法預見這樣的事，否則他們早就會嚇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裡，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中，他面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術的獨創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游擊戰中的不可輕侮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的條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傑出領導相比的情況，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犛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於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象蔣介石、白崇禧、寧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捲土重來，發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築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難怪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面八方能夠看到百里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面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不是無數的槍炮彈藥都沒有能打死他嗎？也有人說他有死而復活的能力，國民黨不是一再宣佈他已死亡，還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況嗎？在中國，許許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這就看每個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論對誰來說，這是這十年曆史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象鐵打的一樣。他已年過半百，也許已有五十三、四歲，究竟多大，誰也不知道——但是李長林笑著告訴我，就他所記得而言，他每次總說五十六了。這好象是他愛說的一個小小的笑話。李長林認為，他同現在這位夫人結婚後就不再記年齡了。這位夫人是個骨骼粗壯的農村姑娘，槍法高明，騎術高超，自己領導過一支游擊隊，把受傷戰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象個男人，身體壯實，作戰勇敢。

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後，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飢，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犛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裡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裡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志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認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當別人請他的妻子康克清談一談她認為她的丈夫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性格時，她說道：「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負責。第三，他喜歡跟一般戰鬥員生活打成一片，經常和他們談話。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樸實，他們都能聽得懂。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莊稼。他常常從山下挑糧食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麼東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沒有什麼特別愛吃的東西，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點鐘不睡，早晨總是五、六點鐘起床。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喜歡讀書。他仔細訂出讀書計劃，熟讀政治、經濟的書籍。他也喜歡跟朋友們談天，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並不象毛澤東那樣幽默。他一般沒有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鬥中卻要發怒。打仗時朱德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

我沒有會見朱德的好運氣，因為當他到達陝北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幸運的是朱德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現在竟有機緣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變」以後，就有人到蘇區去訪問，韋爾斯女士是第二個會見中國紅軍領袖的外國人，康克清上面這番話就是對她說的。下面簡述的朱德自傳，是朱德親口對韋爾斯女士說的，這改正了過去許多不確的記載。它裡邊沒有富有戲劇性的敘述，這對於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韋爾斯女士所說，「朱德決不會寫出一部自傳，因為他以為自己個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為他的生涯的真實記載，下面的自傳仍有無限的價值。

朱德這樣敘述他一生的經歷：

「我於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儀隴縣一個叫馬鞍場的村子裡。我家是窮苦的佃農。為著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繳學費，而且待我很壞，好象這是慈善事業似的。我在家裡吃飯睡覺，每天走三里路上學。放學後，我幹各種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這傢俬塾裡讀了三年書。

「後來在地主的壓迫下，我們這個大家庭無法再過下去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過繼給一個伯父，到大灣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很壞，但這個伯父卻受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送我上學唸了六、七年古書。全家只有我一個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讀書，一面又不得不幹各種活。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裡讀六個月書，又在一箇中學裡讀六個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裡讀一年書，後來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裡教體操。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的省會雲南府，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生後才離校。我的志願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革命。我小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和別的走村串寨的手藝工人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於有革命的傾向，一九〇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我隨有名的雲南都督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後，雲南也舉行了起義。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與清朝總督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了趙爾豐，次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為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在校裡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紮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上的敘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第十三混成旅（後改為第七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重大損失，在戰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於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隊作戰。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雲南府，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蔡鍔首先為保衛民國而獨樹反幟。

四

關於朱德（下）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任雲南省警察廳長。唐繼堯捲土重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於帶一連人逃出來。另外一位同志也帶領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拷打致死。我帶領一連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留一下，然後進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後來又到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一起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紅軍後來當然打過他們。但在那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要取我的首級，卻急於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尋找共產黨，為自己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劉湘所以要我為他效勞，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我用來對付反動派軍隊頗具成效的戰術，是我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得來的機動游擊戰術。我跟部隊的逃兵、流竄的匪幫作戰，從這些艱苦經驗中學習到的東西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的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很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不管大小，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要堅持要從一切角度對敵人的陣地有清楚的瞭解。我跟民眾一般也保持很好的關係，這給我不少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術著稱，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以為對指戰員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瞭解。有了這種瞭解，他們才能有堅決地為主義而戰計程車氣。此外就是經驗——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後，就搭長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雲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脫出來前，我買了一些戒菸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菸，在到上海的船上，繼續戒菸。到上海時，差不多已經戒脫了這個惡習，在上海廣慈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絕了煙癮。

「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發生關係，只是決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麼的聯絡。事實上，黨剛在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於共產主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己閱讀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後引起的。對我的其他影響只有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夠找到的關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了。在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衛民國和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戰鬥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象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因此我到北京去繼續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尋找共產黨。然而在北京我運氣也不好，仍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許多學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後，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聰慧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在九月間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張從埃斐爾鐵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志們。我終於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到哥丁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呆在德國。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油印的《政治週報》。後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裡。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憲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在一個大教堂裡要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過只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那是為了參加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時。所以我為革命坐牢的紀錄恐怕並不怎樣驚人——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於由於這些活動而被逐出德國，我遂環遊歐洲，到了蘇聯，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回國後，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裡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楊森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佩孚所任命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把他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度依舊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面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依然跟北方的敵人有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在這時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軍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這兩個職位我一直擔任到南昌八一起義。我參加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後我被選舉為起事中組成的新九軍副軍長，該軍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當時，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等革命同志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後來才見到他。

「我接著率領隊伍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汕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區域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然後到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分弟兄已經犧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還有許多從賀龍、葉挺的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與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根據地，我在這裡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義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後，他派他的兄弟毛澤潭來和我取得聯絡，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澤東的僅有一次的聯絡。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和我把兩部軍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名字，為要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們革命的堡壘。我任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我們在井岡山上呆了六個月，擊退了三次進攻。這時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後，率部到了井岡山。一九二九年，我們留他守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去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鬥爭。從此以後，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分了。

「關於我個人的私生活問題：我在參加共產黨的鬥爭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候，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離他母親的故鄉敘府附近的納溪。我的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天足，有贊助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捉住，砍了頭。現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並不確實。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歷的輝煌紀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於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歷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歷史的新頁上湧現一個人物——少數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經歷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鬥的原因。請容許我再引用韋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於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徵，是同傳統和過去歷史間的聯絡，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歷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後的省份——雲南和四川。當沿海一事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歷是土生土長，紮根於中國的內地，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裡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雲南的山間要塞擔任衛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游擊戰術，這後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分為民主政治而奮鬥，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後完全自發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後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程式，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制，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爭。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釋出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得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產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於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凶神化身。階級戰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於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於「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於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與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作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佔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鬥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